回眸与感恩——我的二胡艺术之路
第六届“华乐论坛”暨“新绎杯”杰出民乐演奏家（弓弦、吹管）评选活动中，要求获奖者提供一个自述。刚好去年我在从艺四十年的纪念活动中写了一个自述，就以这个自述为底本，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四十几年的成长过程和一些思考。
一、1976~1985
1976年，也是我七岁那年，可以看作是我从艺四十年的起点。那年，我参加天津市中小学汇演，首次正式登台演出并获奖。这年是我“乐龄”的起点。我演奏的是父亲宋国生教给我的罗马尼亚民间乐曲《云雀》，登台之前，父亲那句“演奏的时候像飞起来一样的感觉就拉好了”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相伴终生。二胡演奏中，左右手只有达到如两翼般的协调与自由的境界，才会有随心所欲、富有韵味的表达。这种“飞起来”的感觉，其实是二胡演奏达到的一种难得的自由境界。这摆脱技术的负担而能够随心所欲演奏的自由境界，正是起步于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的“飞起来”。
我的胡琴艺术，一是得益于家学，二是得益于诸多名师，三是得益于勤奋。我的父亲宋国生教授，曾任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是演奏家、教育家也是作曲家。他是1963年“上海之春”首届全国二胡比赛获奖者，他当时演奏的《河南小曲》 至今听来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父亲的教育理念追求科学性、体系性、严谨性，我就是父亲二胡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实验田”。那时的训练，经常一个慢弓的训练就是一个下午。父亲的教学，语言表达在感性引导的同时，有相当的理性，若缺乏数理、逻辑、辩证思维，以及将其理性表达转换为感性实践的能力，就难以达到他的高标准、严要求。但这对于从小擅长数学（甚至数学老师希望我改行学数学）的我来讲，反而成为我的学习优势。经过一整套系统、科学而严格的训练，最终达到“技术上没有难点”。我的成长，也得益于我的母亲。我的母亲阎璞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音乐编审。我尚在幼年，母亲就经常带着我在电台录音、做节目、看演出，耳濡目染，长期熏陶，为我打下深厚的音乐基础。在这个阶段，父亲为我专门创作了《牧马少年》并让我首演。记得当时我是十二岁，练了一个星期就能够把这样一部作品推向舞台并获奖。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我最初萌生的原创意识，也是最早在音乐中表达个性和演奏风格的雏形，就像给了我一颗种子埋藏在心里。
1981年，我以优异成绩考进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师从蒋风之的学生、刘天华的再传弟子吉桂珍教授。1982年，我参加全国少年儿童民族器乐独奏比赛，获少年专业组银奖。1985年，我参加北京二胡邀请赛，获二等奖与《听松》最佳演奏奖。我是这两次比赛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北京二胡邀请赛，我演奏的是难度很大的《燕赵春潮》，是父亲为我创作的新作品，里面有双跳、轮弓、双抖弓等创新技法。比赛是拉幕的，评委会要求不要鼓掌。但我演奏完，台下却迸发出热烈的掌声。评委一致认为《听松》演奏得好，但却不敢相信这是一位十六岁女孩儿拉的。在比赛中，之所以能够名列前茅，获得规定曲目最佳演奏奖，应该说除了严谨、严格的训练之外，原创意识和舞台实践以及赛场上的历练，都给一个年龄很小的演奏人才提供一副非常坚强而有韧劲、能够自由飞翔的翅膀。我很感谢吉桂珍老师，除了父亲给我的训练之外，我还受到吉桂珍老师具有蒋派风格的演奏和技术技巧训练，这也使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多元的表演艺术观念。中国二胡艺术网
我的成长，自幼就肩负着二胡界前辈的期望。1981年，蒋风之先生来天津，他在听我演奏了《空山鸟语》和《三门峡畅想曲》后，在家里以及去车站的路上，三次非常郑重地对我父亲说：“你不要把宋飞只当成你个人的女儿看待，你一定要把她当成国家的栋梁之材来培养！”1983 年，刘文金先生听了我演奏的《长城随想》，他激动地嘱咐我的父母，要不遗余力地抓紧时间培养我，说“这个小家伙是个大人才呀！“记得当时刘文金老师对我说：“哎呀，小丫头，听你的演奏我眼睛都湿润了，倒不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是多么成熟的演奏家，而是从你的演奏当中听到了一种气质，这么小的年龄就具有这种气质让我非常震撼。二胡前辈演奏家萧伯镛老师曾在给我的信中说：“你能努力向大师级进军，这愿望不错。从你的才能和努力来讲完全能做到，可是除了才能和努力还有其他的因素。如学习的路子、艺术观、机缘……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并说，“在训练你音乐技术的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这样才有可能奏出不同凡响的音乐来。”因为有他们的鼓励，使得我有一种向往，让我在内心将兴趣转变为志趣。
在这个阶段中，我还有意识地关注西洋乐器的演奏。我觉得，自己的老师不能只是民乐的老师，眼界也不能只关注民乐。在这个阶段，建立多元的音乐观念，使得我在日后接受更深厚的音乐营养，吸收更广博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很好的积累，也是能够不断进步的条件。
二、1986~1995
这十年，是我“以学立业，以琴立身，传承经典，以艺惠民”的十年。1986 年，即将附中毕业，父来同意了我兼学古琴的请求，带我拜老一辈琴家陈重先生学习古琴。父亲希望我通过古琴的研修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人文历史和审美。第二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入学后，我先后师从蒋风之先生的弟子安如砺教授以及同时也是我父亲老师的刘明源教授，学习二胡、板胡、高胡、京胡等乐器，并先后师从李祥霆、张子谦先生继续学习古琴。学校领导因此特意为我首开双专业。当时学校琴房楼，每天早上最先响起的琴声一定是我的。李西安院长对我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说：“宋飞的学习刻苦钻研与别人不一样，为拓宽自己的艺术视野，学习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包括板胡、中胡、京胡、坠胡、琵琶等。由于宋飞学习成绩优秀，系里还为她开了二胡与古琴双主科专业，让她广泛地涉猎中国民族乐器。李西安先生还说，“宋飞演奏的《二泉映月》跟一般人不一样，是认真地对着阿炳先生的原始录音的版本认真地来学习，把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古朴苍劲的风格把握得非常到位。”
1991年，我完成专业深造，并获得李西安院长领发的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后设立的“学院大奖”。问鼎此奖项的，迄今只有我一人。当年，我获准以双专业毕业，并步入中国民族器乐表演的最高平台——中央民族乐团担任独奏演员。在大学本科学习阶段，我就已获得如下的艺术成就与殊荣：
1.1989年第一届“山城杯”全国部分民族器乐电视大奖赛，我演奏《江河水》等，获二等奖。
2.1989年首届“ART”杯中国民族器乐国际比赛，我演奏的《长城随想》第三、四乐章《忠魂祭》与《遥望篇》，获青年专业组一等奖。
3.1990年，天津电视台录制播出我的专题片《青春浪漫才情飞》，展示了我的演奏、演唱乃至歌曲创作才华。毕业前，我已和中央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中央民族乐团等合作录制唱片多张，为电台、电视台多次录音、录像及作专题介绍......
1990年以来，我又跨专业向王范地教授学习琵琶文曲。安如砺老师鼓励我要走向社会，多向名家求教，在胡琴专业上，我又曾得到蓝玉崧、刘文金、陈朝儒、张素英、马光陆的热情指点，开阔了人文、艺术视野，了解不同的胡琴族系乐器。
作为独奏演员，我想在二胡与西洋乐队的“中西合壁”上走出一条新路。我在与郑小瑛、司徒志文带领的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长期合作中，录制演奏了室内乐形式的刘天华二胡曲十首，首演了协奏曲《竹韵》。1994 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红梅随想曲》，“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奏《洪湖主题随想曲》，在二胡与交响乐队“中西合壁”的“双语”交融中，将二胡表演艺术语言推至新的艺术境界。
1995年3月31日，由文化部和中国音协主办，中央民族乐团和北京音乐厅承办，爱乐女空内乐团协办的名为“华风琴韵——宋飞二胡独奏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这也是我的第一场独奏音乐会。在文化部领导以及众多师长、老艺术家的支特下，与郑小瑛指挥率领的爱乐女室内乐团合作，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演奏刘天华、华彦钧、孙文明的经典二胡作品。这场音乐会面对当代文化潮流的多元现象，主动选择并承担了对近代二胡艺术传统的继承乃至民族器乐发展的重任，具有很高的立意和广泛的影响，成为当代民族器乐发展中的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当时的文化部长刘忠德在《为“宋飞二胡独奏音乐会”写的几句话》中讲道：“在当今的世界，宋飞这一代对民族器乐艺术的不移信念和忘我追求，像一颗翠绿的小松正在拔地而起，我想，这就是我们民族器乐乃至民族文化的未来和希望。”
我的首场独奏音乐会，不是以演奏高难度、大情怀的作品来展现自己作为演奏家的风采，而是以中西合壁的演奏形式，向世人集中展示三位二十世纪初中国弓弦艺术大师的传统经典作品。何昌林先生在乐评中称这是开了“一场别人不敢开的音乐会”。
那时，年轻的我，获奖、参加重大演出、出访海内外，身上被越来越多的光环所笼罩，但我并没有自我陶醉，而是想如何将艺术回报人民。从1995年的第一场音乐会开始，我每年都会推出不同类型的音乐会。应该说，面对大量的演奏曲目，包括许多原创作品的演奏，使得我有机会把所学的丰富的音乐语言、技术技巧和音乐的营养、音乐的审美乃至文化诠释，都展现、运用到对音乐的解读、演绎中去。
在我小时候父亲总是跟我说，你要有两只手，一只手要伸向传统和民间，另外的一只手要无限地伸向未来，不要拒绝任何其他的非传统的、跟你所思所想不同的东西。后来我在二胡教学领域提出了“双语”教学的概念。在这期间，除了中国的原创二胡作品，我也演奏了一些外国人创作的二胡作品，像日本、韩国、英国作曲家创作的二胡作品。我还加盟了爱乐女室内乐团，这使得我能够同时在中央民族乐团的民乐舞台和西洋室内乐这样中西合壁的舞台当中去实践。正是有这种多样而丰富的舞台实践，才给我带来了很多的经验和机遇。在这十年中，我还提醒自己不要只关注音乐，还要关注美术、文学、舞蹈等其他艺术，才能使艺术视野和思路更加宽阔。这期间，我也多次走出国门，把经典的中国音乐文化传播到海外去。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多元而自信的艺术观念，同时将其付诸舞台实践。
三、1996~2005
我从艺的第三个十年，是从1996年发起组建“华韵九芳”小民乐团开始，我们进行民族音乐的推广、研究，演出；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华韵九芳”相伴了我约十年左右。这件事，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琵琶大师王范地教授和音乐学家田青教授的支持与指导。“华韵九芳”不是追求流行时尚，而是将中国民族器乐的精品佳作和带有新时代风貌的经典作品，以高水准的演奏、典雅端正的表演风格以及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听众奉献上国乐精华，满足不同听众的音乐需求。对于这个组团及其表演，田青先生曾以《“华韵九芳”与新古典主义》为题撰文，评价这个小型民族乐团的出现和活跃，“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族音乐界的一种潮流和现实，即重新认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美学传统和艺术传统，反思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音乐所有‘改革’的成败”，并将此种表演模式定为“彭修文模式”“新潮音乐模式”之外的第三种模式（即新古典主义），明确背弃“高、大、全”和“新即美”。并认为，“哪一个民族乐队先过了民族室内乐这一关，哪一个乐队便先拿到了通向二十一世纪民族音乐大舞台的门票”。对于当代民乐的发展而言，“华韵九芳”实际上也是后来产生的各种中国民乐新的组合形式的先行者。这一时期，我的演奏水准也受到前辈的充分肯定。朴东生先生在1997年9月19日发表的《宋飞印象》一文中写道：“从宋飞演奏的高难技巧作品来看，她能娴熟地展示其功力，令人感觉游刃有余，顺畅自然，大有随心所欲之感，没有丝毫技术上的负担。”“宋飞演奏的曲目非常宽泛，各演奏流派不同的风格、特征，她不仅把握得较为准确，又能在表现上融入自己的理解和处理。这种处理尽管是一点点的翻新，在艺术上都是难得的突破。宋飞的这种博采众家之长充实自己的学风，十分难能可贵，令人赞赏。”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到朴东生先生细腻的表述准确而到位，尤其是对我的演奏技术技巧和曲目量之大、对各种作品风格把握之准确来说，确实如此。
我在这一时期的演出，足迹遍布海内外几十个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的音乐会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弓弦演奏家的身影。当时我演奏了《空山鸟语》《二泉映月》，听众的反响非常热烈。记得一次在法国演出，返场时我用二胡演奏了《野蜂飞舞》之后，法国指挥家皮理松先生感慨而激动地对我说：“看你用两根弦的二胡把小提琴的东西拉得这么好，我很惭愧。我们西方人什么时候能像你们了解西方音乐那样了解东方的音乐该多好！”而在我的认识中，中国的弓弦乐，可以借鉴他人，但更应该发挥传承自身的优势。学习西方弦乐，是对自身的一种拓展丰富。“华风琴韵”音乐会之后，我又举办了“乡韵”独奏音乐会、“二泉映月——宋飞二胡名曲音乐会”，并录制了大量的唱片、电视节目和视频教材。1998年，我就读文化部民族声乐、器乐的研究生班继续深造。1999年，我回到母校中国音乐学院任教。这是我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的重要选择。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当时出乎所有人意料。实际上，我在1999年回到学校从事教学之前，就已经做了大量的视频教材，从考级的第一级到第十级、协奏曲等不同专题的系列，加起来共有近二百首作品，都是我亲自示范讲解。这些教材，对年轻学子和专业教学影响很大。也是我在教学领域研究及演奏领域实践成果的集中体现。
2002年5月12日，北京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上演了一场“宋飞弦索十三弄独奏音乐会”。这场音乐会，以前所未有的演出形式，由我一人演奏了二胡、高胡、中胡、坠胡、奚琴等民族弓弦乐器及琵琶、古琴共十三种弦索乐器，以这样一场音乐会来展现我对回归民族器乐教学研修的自我思考与实践。次日，包括刘文金、乔建中、杨青、蒋巽风、许讲德、谈龙建等在内的作曲家、演奏家、音乐理论家和媒体记者等，怀着极大的热忱，研讨这场“弦索十三弄音乐会”。与会的专家学者，除了对这场音乐会的创意与表演成果表达由衷的费美，同时将我的音乐会提升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的高度，提升到民族音乐人才培养和民族音乐教学体系建设的高度去认识。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当我站在舞台上提出一种新的表演创意，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文化的创意，我的音乐会屡屡成为发散着民族音乐文化发展意愿和实践的文化舞台，也因此成为关注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的聚焦点和重要事件。当“弦索十三弄音乐会”到中国香港再次举办时，因其名声在外，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
这十年中，我在胡琴的演奏艺术方面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在1996年刘明源先生去世后，我非常怀念也向往他面对音乐时那种鲜活、生动和即兴的表达。我尝试训练自己不固定弓指法演奏，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乐队以及不同的编配即兴而定。比如说，《二泉映月》我演奏过无数版本，配器、形式都不同，根据不同的需要我会调整、变通我的演奏手法和弓指法。后来在研究生学习阶段（1998~2001），我给自己定下了“不练琴”的要求。所谓“不练琴”，不是不练基本功，而是面对乐曲，不固定音乐的处理，甚至不花更多时间去练琴，以即兴的状态去面对乐曲的演奏，由此获得一种演奏的鲜活和生动。在那段时间，可能有的时候我会演奏的像田青老师在文章中说的“让人拍案叫绝，但有的时候也会情绪化，甚至连音准也会出问题”。其实在那个阶段，我是在追求和实现一种自我的突破，以期获得一种新的、超越以往的能力。
就舞台所提供给我的历练空间来说，我特别感谢中央民族乐团给我的很多机会，我也感谢爱乐女室内乐团给我的很多机会。特別是在中央民族乐团的几年，与中、日、韩的不同器乐演奏家、指挥家和作曲家集合在一起，每年都会集训，带来不同音乐会曲目的展演。我会发现，我们同根的、东方的音乐，在不同的地方得到不同方式的发展，这给我带来很多反思。同时，也让我学习了很多日本、韩国的音乐表现语言和他们的思维，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使我学会了动心、动脑、动情，再投身到演奏、教学当中能够有多维度的思考。能够变得更加聪明。可以在音乐的演奏中随时感妥到那种因鲜活、生动、多变所带来的自我释放和突破。
从1999年到2002年，我用新提升的演奏能力录制了一批教材和唱片。特别是在录制刘文金先生创作的无伴奏套曲《如来梦》时，我尝试把这种经修炼得来的成果运用到这部作品的演奏当中。这艰难的三四年，既是以往积累的升华，又是一个新的超越和突破。在这个基础上，我不断推出独奏音乐会、师生教学成果音乐会，首演了《楚魂》《江河云梦》《春野》《祭——1937》《山林之秋》《铡美案》等新作品，展示演奏与教学的能力。也因为教学实践和新作品的演奏，让我的音乐有了新的跨越和提升。
四、2006~2016
我从艺的第四个十年，虽然没有明显的划分节点（并延伸到现在），但是从宏观上看，我在舞台表演和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首演了更多的作品，以胡琴表演艺术家的新姿态，推出了一些具有新的胡琴表演艺术形式的音乐会。在演奏和教学中重视并发挥二度创作中的文化诠释能力，将我的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学生，促推二胡学科课程体系的建设和优秀人才的培养。在担负的教学管理工作中，我开创并设计实施学校每年的艺术实践周，创办了中国弓弦艺术节。
2006年，我首录了《国色天香》《清明上河图》《凌波仙子》等专辑唱片，展现出胡琴艺术的新风貌。2008年，由我主奏、陈佐湟指挥的大型多媒体音乐会——中国音画《清明上河图》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在这部以胡琴为主奏的协奏组曲中，我用二胡、坠胡、高胡、中胡、板胡、二弦、低音二胡七种民族弓弦乐器进行原创作品演奏，用音乐复活千年古画，展现胡琴丰富的表现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弦索十三弄音乐会”的再延伸。作曲家史志有是受“弦索十三弄音乐会”的启发，选择七种胡琴为主奏乐器创作作品。这部作品的问世与演出，得到很高的评价。2015年，我又以中国音画乐舞《清明上河图》情景音乐会的形式，率领中国爱乐民族弓弦乐团和民族舞蹈团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这部作品。以音乐为主体，集音乐、舞蹈、灯光、多媒体等多种剧场表演形式为一体，以独奏、重奏、合奏等形式，融入站奏（站立演奏）与舞台表演，对原作再演绎，进行新的拓展，创造了民族弓弦艺术舞台表演的新形式、新概念，并从实践上回答了二胡表演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2011年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上演的，由刘文金创作、我主奏的《如来梦——二胡情景音乐会》，给二胡表演艺术提供了一个以音乐为主体，结合舞台表演而展现的新型二胡情景音乐会。这部作品的创作，以及对作品哲学意蕴的音乐诠释、情景性的舞台表演形式以及游走其中的站立演奏，被认为是“二胡乃至整个民族器乐发展的一个拐点”。（岳峰：《二胡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二胡行程之拐点》）甚至有评论这部作品是“中国二胡创作和演奏的一个里程碑”。
我一直认为，一个真正的、优秀的演奏家，应超越演奏的技术技巧，在演奏中展现文化诠释力。在这一时期，我撰写了多篇二胡演奏中二度创作与文化诠释的论文，并且还首次开展对二胡演奏类型的研究。我在各音乐院校举办的学术报告和师生音乐会，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与同行分享自己的经验。
我对自己的专业发展一直有一个要求，如每年至少录制一张唱片，首演一部新作品，举办一场有新创意的独奏音乐会，回到学校任教后，增加一场师生音乐会，每年出版一部教材。从首次登台到现在，我总共首演了三十二部、五十五首新作品，梳理这些首演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演奏家的成长、成熟、成就，与不断接触、演奏新作品，不断面对新的原创作品，并对其音乐进行新的诠释有很大的关系。艺术作品的二度创作实践，对于一个表演人才的成长和影响及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提升，乃至对于某一个表演艺术领域的发展，都会有重要的推动力。就这样，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正是有这样一份坚持，人们才会看到我在专业发展上比较丰厚的积累与成果。
出于对中国弓弦艺术乃至民族器乐发展的期望与担责，我创办了中国弓弦艺术节，至今已举办了四届。中国弓弦艺术节并非一般以表演为主的艺术节，而是集创作、演奏、教学、研讨乃至比赛、音像教材的出版为一体，从全方位引领和推动中国弓弦艺术，在创作、表演、教学与人才培养、科研与教材建设等各个方面，都积累有丰富的成果。这样一个理念及其实践，得到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这一时期，我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方式，从演奏、比赛和人才培养等不同方面，强调对二胡传统经典作品的学习。而我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带着学生遍访名家，四处游学。通过向名家的学习，举办名家公开课，让下一代能够传承二胡艺术的传统和菁华。与此同时，我在二胡教学中的“双语”教学，通过课程的拓展、开设，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我的二胡教学，正是通过对家学的传承、转益多师以及多年的舞台演奏和教学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增添内涵，不断有新的体悟。教学相长、理论与实践互促，成就了我在艺术高峰的不断攀登。
直到今天，我在教学和演奏实践中，把自己的积累和所学、所思、所想，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尝试和突破。许多首演的作品，具有不同的体裁、风格、语言和内涵。这些丰富的积累和经验，支撑着我在音乐表现中不断与时俱进，不断塑造音乐的丰富和多样。教学和舞台实践，应该说是互促互补的。面对学生，面对下一代，我的教学不仅传艺，并且更重视教学生如何做人，如何提升文化修养。我要求学生不仅要不断提高演奏能力，更重要的还有做人的善念与处事的谦让，在做事中经受磨炼。
回眸往事，我的身份、角色担当，也从一个学生、职业演奏家成为一名教师，甚至是一个行业协会的带头人和一个单位的行政领导。在这个阶段，我想的更多的是二胡的今天以及未来，想的是这门艺术如何在多元文化的包围中既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又能面向未来，不断呈现新的活力，并将这些所思所想化作探索和实践中的一种自信和大胆尝试。在这十年中，大家不仅看到我能够在与民族管弦乐队甚至西洋交响乐队的对话中，为了更好地表现乐曲而选择站立演奏，甚至看到我站在情景音乐会的舞台上，在舞台的灯光、舞蹈的调动中行走其间，把二胡的角色拓展到成为舞台艺术的中心，让二胡艺术在舞台上能够做更多的表达。在教学中，我还建立了民族弓弦乐团，开设新的舞台站奏和表演的课程，开设声部训练、重奏课程等等，这些拓展都是胡琴表演艺术面向新的发展、面向新型人才培养而做的新探索。作为置身于胡琴表演艺术发展潮流中的一员，不只是我在努力，正是我身边、身后所有人的努力，才使得这个专业能够有今天这样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今天这个特殊时刻，我心怀感恩！一是感恩我们的前辈，他们开拓的二胡艺术天地和留下的宝贵遗产，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驰骋前行。二是感恩我所有的老师，他们都是名师、严师，像标杆一样永远激励着我们。三是感恩跟我合作的作曲家们，正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支持以及创作上的突破、挑战，才成就了演奏家乃至一个专业的辉煌。四是感恩我的朋友们，他们是不同领城具有各种才能的人，他们的建议充满着智慧，给了我很多帮助，去创造和成就新的艺术作品。五是感恩跟我一同为二胡事业而努力奉献的演奏家们，只有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以及坚守初心、执著探索，才能让我们的专业有更好的发展。六是感恩我的学生们。只有在教与学的相互激励中，才使得我能够不断地去努力，去收获师生共同的成果。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以“回眸与感恩”为题发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