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辩证地对待民族器乐发展中的各种关系问题，演奏、创作、教学、科研四位一体，全面促进民族器乐艺术发展，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为指导，探索二胡演奏与教学规律的问题和以科学理论为依据，深化二胡演奏与教学理论的研究几个方面，对宋国生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了这些学术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与个人条件；肯定了它对民族器乐发展所起的指导和影响作用，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民族器乐；辩证唯物主义；四位一体；自然科学
引 言
宋国生教授是我的慈父，同时也是我的严师，从不满六岁我随父学琴，他当时正值改完《二胡演奏艺术》第二稿，近百首练习曲刚集印成册不久，所以其演奏法和教材在学校专业学生和校外业余学生中，我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当时我年龄还小，父亲将书面语言译成小孩话，编成顺口溜，使我能较快领会，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他的“试验田”，很多的理论在我的学习中得到了验证，很多练习曲由我先练，大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父亲也由此尝到了教学相长的甜头。父亲的严格要求虽然有时也使我有一定的压力，抗争称他是“周扒皮”，但当有了一些兴趣和自觉性之后就甘心情愿地把父亲当成了衡量进步的一把“尺子”了。在我上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国音乐学院时，吉桂珍、安如励、刘明源等诸位恩师对我的成才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直到后来随父亲读研（“文化部优秀演员研究生班”，父亲受聘为中国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父亲一直在关心指导着我，所以说父亲是对我成长作用最大的老师，我是父亲最得意的学生，该是公认的事实。
父亲和母亲给了我一个健全聪明的好脑子，引导我走上艺术的道路，父亲给我奠定了科学系统扎实的二胡演奏基本功；启发培养了我灵敏的音乐感知能力；帮养成了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思维方法；帮助我开拓了知识面；也和母亲一道配合学校、社会的教育使我养成了好的品格；反过来讲，我也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对父亲有了更多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善良为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也该说我是对父亲学术思想体系了解最深刻的人。我回中国音乐学院教学之后，和父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同行同道，所以更有必要对父亲宋国生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初步的分析研究，以利于我们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让他的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现就以下几个方面，对父亲宋国生教授学术思想进行一些探讨。
一、辩证地对待民族器乐发展方向中的各种关系问题
自刘天华先生开创民族器乐专业化道路以来的近百年中，二胡等民族器乐的总趋势应该说是蓬勃发展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也几经暂短的坎坷，但发展速度还是突飞猛进的。然而在不同发展时期，由于不同参与者的社会背景不同，对于民族器乐的发展方向上或者说在发展模式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1）继承与发展之间的问题；（2）民族化与借鉴西洋的关系问题；（3）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4）艺术与技术的关系问题等。有的时候，有些人，相对较多地重视继承，重视民族化，重视普及大众化，重视艺术（内容）；有时候，有些人相对较多地重视发展，重视吸收西洋，重视提高，重视技术；当然，也有些人认识较全面，分寸掌握得比较得体。这些在民族音乐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认识和不同做法，应该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利于民族器乐发展的。但如果过分地强调了哪一个方面就会不利于民族器乐的发展，甚至于把民族器乐的发展引向歧路。比如，过分强调传统而一成不变地继承就有碍于创新；如果过分强调创新而盲目地丢掉传统，就会使创新成为无源之水。父亲宋国生教授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上述问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认为“继承与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家的整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他说：“实际上，既没有不继承的发展，也不存在不发展的继承。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最好的继承。”[1]
在民族化与借鉴西洋的问题上，他主张民族器乐首先应该姓“民”，因为它来自民族民间，必须充分保留和体现民族民间特点，但也需要大胆地借鉴西洋乐器的长处。为此他写下了“根植民族沃土，注入现代基因，广泛吸取营养，培育艺术精品。”的至理名言[2]。在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他坚信“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一原则[3]，认为提高不能忘记普及。他主张在民族化、大众化的前提下实现民族器乐的科学化、现代化。在艺术与技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主张“艺术是目的，技术是手段，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通过手段实现。”“不能忽略技术而空谈艺术；也不能忘了艺术一味追求技术。”综合上述问题，他提出了以“追求真挚情感，浓郁风格与高超技术的完美统一”[4]为目标来践行自己的演奏、创作和教学。例如在他的歌曲《老两口学毛选》、《后生再不愁娶妻难》，二胡曲《豫乡行》、《燕赵春潮》和电视剧音乐《杨三姐告状》等代表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父亲上述学术思想的形成 除得益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还受益于认真学习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文艺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一“根本问题，原则问题”[5]；并且通过大量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懂得了群众的情感和群众的语言，知道了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但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标准，仍然是能否深刻表达人民群众的感情，能否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否激励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所以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对于民乐发展方向和在创作、演奏、教学理念上的追求，对于现在和将来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演奏、创作、教学、科研四位一体，全面促进民族器乐艺术发展
演奏、创作、教学、科研是发展民族音乐的四项主要内容或者说四个主要环节。其中教学即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中心环节，用我父亲宋国生教授的话说：“教学是最高境界”；演奏是发展成果的实践环节；创作为教学和实践提供内容并提升艺术品质；科研为演奏、创作、教学提供理论根据，指示发展方向。四项内容、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它们可集一人之身，也可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父亲宋国生教授主要以从事民乐教育为主，得益于有全面实践的机会。故能集四者于一身，并且成为取得了令人瞩目成就的四栖民乐艺术家，形成了其四位一体的学术思想。
演奏、创作、教学、科研四位一体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社会需要，大家知道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除刘文金等个别人外，很少有专业作曲家参与民乐（特别是独奏乐曲）的写作，所以由演奏家、教育家自己作曲来满足演出和教学需要是常事；而且演奏理论的研究也多由教育家来兼做，互相兼职早已成为民乐界的传统。我们的前辈刘天华、阿炳、吕文成便是最好的例子。国外的巴赫、肖邦、伯格尼尼也都是身兼二职以上，他们都是父亲宋国生教授效法的榜样。再就父亲本身而言：他自幼受家乡丰富的民间音乐的熏陶和激励而形成的对发展民族音乐的浓厚兴趣和责任感；较为全面而扎实的文化基础；以及他肯动脑筋，善于琢磨，大胆实践的精神也是四位一体的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分析父亲宋国生教授四位一体学术思想的本质，是他找到了这四项内容或者说四个环节之间的共同规律和相互关系，从而证实了民乐工作者做到一专多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比如，他曾为天津音乐学院民乐系提出了《面向社会需要，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加大改革力度，及时调整学生的知识结构，在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上狠下功夫”，“改革单一型培养模式，让学生成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多面手”[6]的改革思路，使当时处于低谷状态的民乐教学很快兴旺起来。演、创、教、研在很多方面道理是相通的，例如他揭示出的音高、节奏、速度、力度、音色等五种对比统一规律，不但适用于乐曲演奏，同样也适用于乐曲的创作。前面所讲“追求真挚情感，浓郁风格与高超技巧的完美统一”也都适用于演奏、作曲、和教学。他还强调“作为一名艺术家，应该善于用敏锐的眼光发现美，用智慧的心灵创造美；以高超的技艺传播美；进而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美”。[7]
这就要求我们从更高的角度和更大的范围去审视各种艺术活动，寻找各个艺术环节之中的共同规律和内在联系。现在演奏、创作、教学、科研各个环节分工虽然比过去更细化了，更多的专业作曲家和理论家纷纷参与我们民乐的创作与研究工作。但作曲家只有熟悉演奏才能写出得心应手的好作品；教育家只有自己具有演奏经验并充分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才能教好学生演奏；理论家只有熟悉演奏、创作和教学以及听众的审美感受，才能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他人。所以，一样精和多样通是相互促进的，专与兼也还是各有各的优势的。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为指导，探索二胡演奏与教学规律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它既是一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是当今最科学最先进的哲学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毫无疑问它也应该是打开二胡演奏与教学理论奥秘的一把金钥匙。
父亲宋国生教授年轻时受大庆“两论”（矛盾论、实践论）起家的影响和启发，曾认真学习过毛泽东同志这两篇哲学著作，又由于他从事二胡教学工作的需要，便把其中很多重要观点引入了二胡演奏理论与二胡教学理论的研究之中，并于70年代开始陆续将其研究的成果写进了他的专著《二胡演奏艺术》（198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胡琴家族演奏入门》（与宋飞合著,2000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二胡综合教学法》、《论二胡教学中的三个辩证关系》等多篇论文中。其内容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以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揭示二胡演奏技法，艺术表现及教学规律。
毛泽东同志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思想”。父亲宋国生教授不仅将这一根本法则用在前面所说的艺术与技术、继承与发展等民乐发展方向的宏观问题上，而且进一步将其用在如二胡演奏中左手运指时的按、抬、屈、伸，右手运弓时的推、拉、内、外等具体技术动作的微观分析上，通过分析这些不同的微观动作，分别找出每种动作（每对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明确每对矛盾的特殊性，比如他常给低年级学生讲的，在15弦上演奏1212或5656 时，左手食抬指动作起主导作用；演奏2121或6565时左手食指按指动作起主导作用；如拉弓在拍点上或在重音上，拉弓动作起主导作用，如推弓在拍点上或在重音上，推弓动作起主导作用。又如揉弦、换把同样都表现为与弦平行和与弦垂直两种力的矛盾。揉弦时，与弦垂直方向的力起主导作用，换把时，与弦平行的力起主导作用。
在探索艺术表现规律时，父亲宋国教授也是依据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把二胡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归纳为音高、节奏、速度、力度、音色等五种因素的对比统一，并且进一步分析了各种因素之中的一般规律、它们之间的特殊规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他还从更深层次上把音色分为基本音色和各种不同刚柔、不同明暗、不同厚薄、不同浓淡，不同润干、不同深浅，不同虚实，不同圆尖等变化音色，并进一步揭示了各对变化音色之中的变化规律和互相之间的变化组合关系。
在探索二胡教学规律时，父亲宋国生教授除以对立统一观点分析教与学等宏观问题之外，他着重研究了目的与手段、全局与局部、内容与形式等教学中的三个辩证法关系。他根据矛盾的特殊性和抓住主要矛盾的理论观念，能准确抓住教学中不同阶段和不同人存在的不同问题，并及时地加以解决；他还善于运用矛盾转化的原理从问题的现象中找出问题的本质。比如某同学的问题表面看是“音不准”，但原因可能是出在节奏上，节奏时间点不准，用力方向不准或者动作幅度、动作速度不当所至，所以应从节奏解决。
2. 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探索二胡教学规律。
首先，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实践是第一位的，“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证实和发展真理”[8]；其次，认识事物都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感性的多次反复过程。因为“实践证明感知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更深刻的感觉它。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性才能解决本质问题。”[9]
父亲宋国生教授根据这一认识论的原理，他在《面向社会需要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一文中，从整个民乐教学改革的角度，提出了“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让师生充分认识艺术实践的重要性，启发调动学生参加艺术实践的积极性……努力开展学生的艺术实践，让艺术实践成为专业教学的重要环节”，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他深知感性认识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在《论二胡教学中的综合教学法》一文中，用一整节的篇幅论述了“必须把学生音乐感的培养放在首位”的问题，从什么是音乐感，到怎么样培养学生的音乐感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还针对音乐艺术的特殊性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识过程概括为“多听、多看、多想、多练”[10]的八字口诀。让学生易记易学易懂易行。他认为“只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二胡演奏理论和教学理论研究就会不断从一个台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台阶[11]。
3.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诠释传统音乐作品。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用于社会生活的研究，指导我们如何正确看待过去曾经推动历史前进的先进阶级的先进思想，如何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再具体一点，就是如何诠释过去不同历史时期优秀作品的问题。父亲宋国生教授主张“既不完全复古，又不过分现代，而是以现代人的观点重新审视历史，并以现代人用的乐器和现代人所能接受的演奏手法充分揭示出先人为我们后代人所创造的美”[12]从而做到古为今用。
从上述几点我们不难看出，父亲宋国生教授开创了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研究二胡演奏理论的先河，形成了他一项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因此，我说父亲他是艺术家中的“哲学家”实不为过。
四、以科学理论为依据，深化二胡演奏与教学理论的研究
二胡演奏艺术和其他音乐表演艺术一样，是一种以声音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本属社会科学范畴。但它是由“演奏者在美的思维支配下，充分发挥身体有关部位的生理机能，有效地掌握二胡的乐器性能，自如地运用各种技术技巧，使演奏尽可能地获得完美的艺术效果，进而引起听众感情共鸣”[13]
这就是说，完美的艺术效果是通过演奏者的生理机能和二胡的物理性能的充分发挥而获得的，也就必然涉及到生理学、人体运动力学、物理学（声学、力学）、数学等诸多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然而，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父亲开始撰写《二胡演奏艺术》一书之前，大部分二胡演奏法之类的小册子对于演奏技法的阐述，多半还停留在名词解释的层面上，而且对有关演奏动作的部位的称谓和动作状态的描述都不够规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二胡演奏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演奏艺术的科学化、现代化。为此，父亲宋国生教授在《二胡演奏艺术》一书的写作时，把生理学、人体运动力学等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引入二胡演奏技法的研究中，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第一，以生理解剖学和人体运动力学统一专业学术用语，规范人体与二胡演奏技法动作相关的部位名称和它们的各种动作名称。比如对手指各指节和指关节统一由上至下称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和掌指关节（指根）、第一指关节、第二指关节；再如大臂的几个动作统一称为前屈、后伸、内收、外展，旋内、旋外、环转等。
第二，以相关的力学专业术语和力学原理分析解释二胡演奏技法要领和动作原理。例如，他在讲解左右手配合问题时，用了支点、力点等专业名词，提出了“支点放松，力点集中，左右对称，全身贯通”这样的基本要求。在讲解“跳弓”技法时用了力臂这一专业名词来阐述动作要领。要求做到“前面主动，后面稳定，力臂缩短，弧线运动”，在讲解一些复杂演奏动作原理时。他还常用“作用力”、“反作用力”、“对应力”、“垂直力”、“平行力”、“支撑力”、“重力”、“合力”、“分力”、“离心力”、“向心力”、“动能”、“势能”等多种专业术语和力学原理来分析。
第三，引用数学定理讲解二胡演奏技法动作，还结合教学实践，创造了多种演奏技法公式和定理。例如父亲宋国生教授在讲解左右手基本动作时就用了诸如“底边越短，对顶角越小”，“斜边大于直角边”等许多三角几何定理和类似“时间乘以速度等于距离”之类的初等数学公式。他还创立了如“在所奏音乐力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用弓的长短与音符时值成正比，”[14]之类的多种技法定理和公式。
父亲宋国生教授以科学理论为据深化二胡演奏理论研究的学术思想经多年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撰写《论二胡教学中的综合教学法》时他将其作为一个章节进行了专门论述。他首先阐明科学理论的标准，必须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自身规律与艺术规律）；认为二胡演奏与教学只有在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健康发展，才能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进而他把科学理论范畴扩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写进了根据人的思维情感发展逻辑和音乐自身发展逻辑进行乐曲艺术处理的科学理论等内容。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讲述有关二胡演奏的科学理论对于学生，特别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学生有很大启发作用。对学生智力和音乐才能的开发有很大的好处。
结 语
以上我们从辩证的对待民族器乐发展中各种关系问题，从宏观的目标出发，视演奏、创作、教学、科研四位一体，全面促进民族器乐艺术发展，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为指导探索二胡演奏艺术与教学规律，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深化二胡演奏技法研究等四个方面对父亲宋国生教授一系列学术思想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探讨。因为随父学艺多年，深受其影响，所以本人首先是这一学术思想的受益者，自回中国音乐学院从事教学工作10多年来，又步其后尘成为这一学术思想的实践者、传播者和发展者，所以对此有较深的体会。我们父女和父亲其他很多学生的实践都可证明，父亲宋国生教授这一系列学术思想是正确的，可行的，肯定对民族器乐的演奏、教学乃至理论研究都会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前面说过，父亲宋国生教授这些学术思想的形成是由一定的客观背景和他自身条件所决定的。就其他自身条件而言，他起步晚，成名早，且取得了多个方面的成就，原因主要在于他“从小受丰富的民间音乐熏陶，中小学文化课突出，肯动脑筋，善于琢磨”，他说自己“只是中等稍上的才能”没有超人的智慧。因此我以为，从父亲宋国生教授的成功经验中应得到以下三点启示：一要学点哲学，学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和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二、加强文化修养，特别是要学点自然科学知识，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精神；三要加强民族民间音乐修养，广泛学习并深入研究民族民间音乐，增强我们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认知能力和志力于发展民族音乐的决心。
让我们沿着前辈民乐开拓者的道路向着发展民族音乐的更高更远目标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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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中外哲理名言［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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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国生.面向社会需要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A］.靳学东，林聪（编）.宋国生师生民族器乐论文集［G］.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8］［9］毛泽东.实践论［A］.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一卷）［G］.人民出版社，1964.
［10］宋国生.二胡之道 妙绝汇编［A］.靳学东，林聪（编）.宋国生师生民族器乐论文集［G］.人民音乐出版社版，2011.
［11］宋国生.论二合一教学中的三个辨证关系［A］.靳学东，林聪（编）.宋国生师生民族器乐论文集［G］.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12］宋国生.漫谈二胡演奏中的风格表演［A］.靳学东，林聪（编）.宋国生师生民族器乐论文集［G］.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13］宋国生.论二胡教学中的综合教学法［A］.靳学东，林聪（编）.宋国生师生民族器乐论文集［G］.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14］宋国生.二胡之道妙绝汇编［A］.靳学东，林聪（编）.宋国生师生民族器乐论文集［G］.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