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刘文金先生去世后，每当提笔准备写这篇悼念文章的时候，内心那深深的、沉重的悲痛总是压得我欲言又止，以至于无法动笔。7月11日在澳门举办的“北京。澳门音乐会”中，最后一个节目上演了刘文金先生改编的民族管弦乐序曲《我的祖国》。当我在侧台聆听刘老师改编的《我的祖国》悠扬乐声时，忽然内心释然，我仿佛在音乐中看到了他那亲切的微笑、听到他那爽朗的话语，那音容笑貌，伴着音乐是那么亲切，那样超然 我想，他就在我们身边- 在音乐中永生。就在那一刻，那每每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伤痛好像一下子释然了。虽然还是含着泪水听完了这首乐曲，但是我内心终于有了一丝微笑。
刘文金先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民族器乐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他创作的数部经典性二胡作品，已经成为认识当代中国二胡乃至弓弦艺术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性成果。他的创作对中国弓弦艺术乃至整个民族器乐创作和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他人无法能比的。从1959年5月至1960年5月的一年内，他相继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这两部二胡与钢琴作品的姊妹篇，作品一问世便获成功。其中《豫北叙事曲》后来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三门峡畅想曲》也被选入国庆50周年“新中国舞台艺术和影视艺术精品”。这两部作品作为继刘天华、华彦钧之后二胡艺术乃至弓弦艺术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一是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后至60年代初，一批主要以鲜明的民族地域风格、编创借鉴手法多样以及演奏技法上的拓展为特色，超越刘天华并有所创新的代表性作品;二是在二胡创作中包括创作手法、曲体结构、篇幅规模、表演形式、叙事题材等方面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中，创立了新的典范，由此成为继刘天华、华彦钧之后，中国二胡艺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视为刘文金二胡创作的第一阶段)，起到引领和启示作用的标志性作品。
时隔二十余年，伴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步伐，刘文金先生于1982年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在“上海之春”首演成功，并于1984年获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一等奖。《长城随想》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为展开宏大叙事的主题，以四个乐章的标题性内容作为宏大叙事和情感抒发的不同对象，最终塑造了一部充满爱国主义情操和蕴含民族精神、风格与情感意蕴的音乐篇，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二胡艺术发展新阶段里程碑式的作品。与此同时，在刘文金先生创作中同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二胡协奏曲《秋韵》是一首可以同《长城》相媲美的作品。《长城》乐风美在“豪放"《秋韵》乐风美在“沉郁”。从某种意义上讲，《长城》与《秋韵》具有刘文金20世纪80至90年代二胡协奏曲创作中两种互为衬托、相得益彰的典型乐风及美学品格。这两部作品，可以视为刘文金二胡艺术创作第二个阶段中起引领和启示作用的标志性作品。刘文金先生的二胡作品创作进入21世纪后，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以无伴奏二胡套曲《如来梦》为代表的，通过音乐对佛教故事作生命哲学的思考。从2000年的无伴奏二胡套曲《如来梦》，到2010年该套曲八首钢琴伴奏谱的全部修订完成，这十年间还创作了套曲《如来梦》中一些以二胡琵琶与乐队、二胡独奏形式创作的乐曲，如《火 彩衣姑娘》《见 璎咯姑娘》、《如来藏袍修罗兰》等。此外，他还采用合唱套曲形式创作了几部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无伴奏套曲《如来梦》在通过一度和二度创作中形成的互动并展开其文化诠释这样一种创作状态中，最终完成对生命存在的哲理性观照，成为刘文金先生二胡音乐创作进入另一个新的阶段、并在一些方面对以往的创作有所超越的标志。也是这个阶段，刘文金在音乐创作及表现的境界上既有新的开拓，又有对其传统乐风的某种延续。刘文金从2006到2007年为纪念长征70周年而完成的二胡协奏曲《雪山魂塑》，就是延续了《长城随想》对民族历史作宏大叙事的创作思路，两者都具有豪放的风格，但前者的豪放重在刻划特定情景中的情怀;后者则重在抒发某种情境中的情怀。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刘文金在二胡艺术创作上第三个发展阶段起引领和启示作用的标志性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到《长城随想》、《秋韵》，再到无伴奏套曲《如来梦》和《雪山魂塑》，刘文金超过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曾经三度推动着我国二胡艺术的发展。无论是对于他的不同创作阶段特点和代表作品的研究，还是将刘文金放在近代以来二胡乃至中国弓弦艺术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来看，如何更准确地评价刘文金的作用和历史贡献，恐怕还需要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觉得，谈刘文金一定要把他放到自刘天华、华彦钧以及孙文明以来的二胡艺术发展轨迹中去看、去评价。这方面，谈刘天华必须要谈到阿炳，阿炳和刘天华是同一时期二胡艺术发展的两条腿，一旦分割开，就会出现问题，一个是对传统的延承、变通并抒发民间意绪，一个是在继承中开拓、创新和呈现时代精神，都取得有非常成功的探索性成果。而刘文金先生的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力求人文至上，力图雅俗共赏。”他表达人民的思想情感，他的作品当中有一种大气，同时又不脱离群众。我们今天来看刘文金，不能只看刘文金，而是要同时看到刘天华和阿炳，一起来看，才能看清未来。看准了，看对了，也就是看清了二胡艺术的未来。
对于我这一代二胡学子而言，可以说都是伴着刘文金老师的音乐、演奏他的作品而成长起来的。由于刘文金老师和我家是世交，从小到大，有幸接受他的教诲、指导和帮助，逐步成长起来。从学习者到合作者，不断成熟、不断进步。所以，他一直是我心目中尊敬的老师。
刘文金老师是我自学琴以后就非常崇拜的一位大作曲家。他写了那么多好的二胡作品。他和我父亲还都是单身汉的时候就既是“铁哥们”，又是在一块儿搞创作的合作者。从小，我的耳朵里就灌满了他的名字，他是我父母嘴边常挂着的一个名人，既觉得很遥远，很崇拜，又觉得很亲切。他和我爸爸很像，长脸，带着一幅黑边眼镜，也常读到他写给爸爸的信。记得他刚当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时候，曾给爸爸写信说，“创作的才能和成就，不一定和当官的能力成正比。又有新考验了!”1983年，他带着中央民族乐团来天津演出，自然会首先到我家来做客。当时我非常兴奋，很想给刘老师演奏他刚刚首演过的《长城随想》。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经把这部大作品全部演奏下来，包括乐队部分，所以对他的到来，有一种期盼。当时他穿着一身西服，很帅气地走进我们家。坐下后，先是我父亲介绍一番，接着我就为他演奏了《长城随想》全曲。演奏完了以后，他非常认真地推了推眼镜，然后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知道吗!刚才你演奏的时候，我的眼睛潮湿了!”他说，“不是说你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完美、优秀的演奏家，而是你演奏当中的气质和气度，令我感动和震撼，我没有想到一个十几岁出头的孩子能够这样一气呵成地把我的《长城随想》全曲，在我面前演奏出来。我都不敢相信!”然后，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诲和鼓励。最后，他还专为我写了四句诗，写在他手抄的《长城随想》二胡主旋律谱上，题赠给我。诗的最后一句是“今日刻苦努力，明日飞越群峰!”这也成为一直鞭策我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攀登的动力。
当中国唱片社要给刘文金老师出版他的第一张二胡作品专辑时，他特地邀请我这个当时还是附中学生的女孩来演奏《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他特地来到天津参加我的录制。在录制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对每一部作品艺术特质的理解和追求。父亲是一位专业演奏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在录音中比较关注细节，追求精致和完美。可是刘老师更为关注的是音乐的语法、结构、情绪以及长线条的歌唱感。他们俩个就在不同的层面上同时为我把关。而且他会鼓励我说，“我觉得可以了，就不要听老宋的了!”在那时候，我就感受到他艺术创作中的大气和对音乐理解的深度。1985年，我在北京参加全国二胡比赛，获得了二等奖和规定曲目最佳演奏奖。他在比赛结束时说:“所有选手中，我最喜欢飞飞演奏的《长城随想》第三乐章的华彩，很好!”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像他这样的大师的鼓励和首肯，无疑是一种不可小视的正能量。作为一位大师，他不吝啬对别人的赞美和鼓励。在我16岁那年，他还曾经给我写过一篇名为《后来居上之势 -评宋飞的二胡演奏》的文章，在《北京晚报》上介绍我。1989年，我参加中国乐器国际比赛，摘得第一名桂冠的时候，也是演奏的《长城随想》。就在他今年生病住院期间，我还专为他录下了我在他的二胡大型作品专场音乐会上演奏的《长城随想》，在病床前放给他听。这首作品，超越了以往的二胡作品。一是在作品的规模上超越了过去的小品，也超越了他的中型作品;二是通过他丰富的音乐语言，把二胡作品中原来擅长表达的个人情感、文人情怀的抒发，个人遭遇的叙事，或者一种场景的描述和表现，拉升到一个民族群体共通情感和民族精神的表达、作一种宏大的叙事，这就是他的《长城随想》为二胡艺术发展以及民族器乐的发展带来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
从刘天华到刘文金，这两位相距近百年的作曲家成功的创作，对二胡的创作和民族器乐的发展带来了不竭的推动力。在当代二胡的专业创作中，刘文金老师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人物。他的《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成功地将民族的音乐语言和西洋的曲式结构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既是一种探索又是一种成功的实践，拓展了二胡的表现力和音乐内涵，也推动了二胡演奏技能技巧的发展。到《长城随想》出来，再次推动了二胡的发展。后来他创作的《秋韵》则是一部人们对其艺术价值的认识还会有进一步提升的作品。在他的作品音乐会上，我演奏了《秋韵》。不少人在音乐会后告诉我说，从《秋韵》的第一个音出来，眼眶就湿了。这首乐曲是一种中国式的内心情感、情怀的表达，非常沉郁、深厚。刘文金老师一向强调雅俗共赏，又不断探索、创新。他既发展了二胡艺术，同时又不违背二胡艺术原本的特点和规律。
2002年，我首录《如来梦》无伴奏套曲。最初和刘老师相约创作是在1997年，时隔五年，才把这部具有人文性的作品推了出来。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刘文金老师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人。二胡艺术在新世纪也需要有第三次更有能量和动力的发展。这种挑战，是要站在《长城随想》已经形成的基础之上再有新的突破。这个突破者的角色，只能是由他来扮演。但是对于一位职业创作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自我，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可以说是一件很难成功的事情。在他创作《如来梦》的时候，因为是采用无伴奏的表演方式，这时，演奏者二度创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作为合作者，我跟刘文金老师有很多的交流、切磋。例如对于采用三种不同的弦式，特别是在八度定弦的使用上，我提出了很大胆的建议。因为在孙文明的作品中，有过两首是使用八度定弦的。我就把孙文明的作品拉给他听，给他一种演奏可能性上的提示。后来，经过五年的酝酿《如来梦》才创作出来。那之前，我经常催他，“啊!孩子都生出来了，你怎么还没有写出来?”他笑着说:“生孩子是肚子里有东西的事，我肚子里还没有东西呢，能生出来吗?等等吧!”最后，等到他拿出来《如来梦》时，我就认定这部作品既是传统的，又是突破创新的，是他在音乐创作上对二胡艺术的第三次突破，也是他对二胡艺术发展的又一次推进。
在《如来梦》的排演中，他一直是以职业作曲家的身份，非常尊重我作为演奏家提出的要求。在音乐上，他使用了非常丰富的音乐语言。特别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加入了许多散板式的、自由的表达空间，这就让我在演奏的时候，可以有更为自由地进行二度创作。在录制《如来梦》的时候，我和刘文金老师也不断有交流甚至磨合。在录音出来之后，他真是眉开眼笑，让我也觉得很幸福。对于《如来梦》的演奏，为了追求自由地表达这样一种表演状态，我不是先上手练琴，而去唱熟这些旋律，感觉其中的意蕴。不是先去固定某种弓法、指法，也不求熟练，甚至不太练琴，避免形成某种程式化、模式化和以往演奏习惯的局限。我是背着刘老师去这样做的，录音时也没告诉他，但等全部音响剪辑出来之后，他很高兴，对我的做法表示了理解和鼓励。回顾这一幕幕的往事，从《豫北叙事》、《三门峡畅想曲》到《长城随想》、《秋韵》，中间我曾首演《夜夜相思》、《洪湖》二胡协奏曲，再到《如来梦》，应该说，我的整个二胡学习、实践道路都离不开刘文金老师的音乐，也一直跟他对我演奏艺术上的影响分不开。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总会象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去教导我。所以，刘文金老师经常这样对我说，“你爸爸不在北京的时候，我就是Number0ne，当你爸爸出现的时候，我才是NumberTwo。”在徐州举办的国际胡琴节上，由他执棒乐队，我来演奏《雪山魂塑》。当时的这种合作，我和他就不只是师生关系，还是舞台上的合作者，他会非常平等地对待我。这时，他对音乐、对作品的要求和对职业演奏家的尊重，以及我们的私人情感是融合在一块儿的，是那么自然、亲切。正因为如此，他对我演奏上有任何要求也从不回避。我们在一起会探讨各种问题，无论在演奏还是在录音上，有时就像一个数学家、科学家甚至哲学家去讨论，寻找到一个最佳的方式，去讨论该如何驾驭音乐。这个过程总是很有乐趣。
在刘老师去世以后，我在微博上看到，他曾说他最满意的作品，是戴亚演奏的《云》和我演奏的《雪山魂塑》。这个评价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的，这段文字让我泪流不止。当然，他也说过他喜欢我拉的《长城随想》第三乐章、《秋韵》等。其实，无论刘文金老师怎么评价，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是的，我们是活在刘文金老师作品中的一代人，刘文金老师的作品也必将在我们、以及一代代二胡学子、民族器乐学子的手中传承下去。他那永恒的音乐就像是灯塔，既让我们清楚自己的定位和方标，也为我们如何面向未来带来思考。刘文金老师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他个人作品的意义，成为中国音乐在二胡艺术领域的重要符号，并且在刘天华百年之后，再一次延续着二胡艺术的传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刘文金老师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不朽”，就是因为他为当代中国音乐的建设、发展及传承做出的贡献。能够在中国音乐中“不朽”，是其音乐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