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
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强硬推行限共政策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对蒋介石国民党颇多怀疑，怀疑其蓄意破坏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毛主席甚至一度怀疑蒋介石对八路军和新四军作出“北移”的命令是与日本侵略者勾结的结果，企图两面夹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因此，毛主席甚至做好了破釜沉舟与蒋介石国民党死拼的准备。
但在与共产国际反复交换意见后，毛主席还是接受了“国民党的剿共只是局部行为”的观点，认为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侵略者妥协，就不会有大举剿共的行为发生。因为蒋介石国民党也很怕爆发国共内战，也很怕国共合作根本破裂，所以，毛主席也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未与日本侵略者妥协，也就自然不会主动破裂国共两党关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突然爆发了“皖南事变”惨剧，可想而知对毛主席的冲击和刺激有多大！所以，皖南事变爆发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首先要作出的一个关键性判断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目的何在？新四军军部南下，事先是得到中共中央批准的，抵达茂林次日，也曾向中共中央通报过具体位置，但随后就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11日，经中原局接通电讯后第二天，国民党军就对新四军军部发起了总攻。当天，中共中央迅速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要他向国民党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国民党军即日撤围，以此证明国民党并非蓄意破裂国共两党关系。与此同时，中原局刘少奇等人也为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感到愤怒，并建议中共中央通过包围沈鸿烈和韩德勤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围攻皖南新四军。
毛主席同意了刘少奇等人的建议，当即作出部署，要求10天内完成包围，待命攻击，趁此机会全部消灭沈鸿烈和韩德勤，彻底解决华中问题。并表示，中共将在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周恩来几度找国民党高层向蒋介石提出严正交涉，但得到的答复都是说，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他们就会予以帮助，而不会为难。
到14日，已获得的消息称，上官云相已解决皖南新四军7000余人，尚有千余人也在坚决解决之中。毛主席心急如焚，再次致电周恩来称，现在的问题是救死的问题，如果不停止攻击，皖南新四军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介石下令停战撤围。当天，毛主席和朱德等人一面部署准备消灭沈鸿烈和韩德勤，一面提出将在政治和军事上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
15日凌晨，周恩来再度找国民党交涉，蒋介石答复说，已经2次电令顾祝同，或许是电报迟延，顾祝同不会不听令的。但此时周恩来已经得知国民党军并没有停战撤围，气愤地电告毛主席称，恐怕蒋介石等人所说的都是鬼话！得知国民党并没有停战撤围的意图，紧接着又得知叶挺被俘，毛主席怒不可遏，致电周恩来称，蒋介石都是鬼话，不可置信！
毛主席表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才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此前的温和态度必须立即终结！很显然，虽然这时看不到蒋介石国民党有全面破裂国共关系、大举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迹象，但看到叶挺被俘、新四军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主席不由得义愤填膺而提出猛烈反攻的主张。
此时，刘少奇和周恩来都表现出了难得的冷静，刘少奇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对蒋介石国民党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猛烈进攻的建议。周恩来则提出军事上不宜打韩德勤和沈鸿烈，而应打李品仙和李仙洲。因为打韩和沈，在政治上就是报复，在军事上属于攻坚，容易打成消耗战，对我们不利，且易引起胡宗南以此为借口在西北进行报复。
“皖南事变”（油画）
而打李品仙和李仙洲，在政治上就是自卫，在军事上是以逸待劳，容易求得速决的运动战，还可获得补充，同时又能使韩和沈更孤单，使顽固派军队更加胆寒，更可教训蒋介石和白崇禧。1月17日，蒋介石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居然公开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这使得毛主席更加坚信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就是蓄意谋划的。
由此，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判断，国民党已经下决心与中共决裂，因此，要求周恩来等在重庆的干部设法分批返回延安，只留几个在重庆敷衍下门面就好了。20日，周恩来向毛主席报告，白崇禧已下令对华中以4个师扫荡，另以2个师扫荡淮南路以东。这就更加剧了毛主席对蒋介石国民党准备与中共大决裂的判断，认为全国破裂已经开始。
毛主席认为，中共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队配合，那我们党就有很大危险，将会遭受损失。而此时，共产国际和苏联对皖南事变后形势的判断与毛主席不同，苏联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做法提出种种批评，并表达了强烈不满。但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国民党采取对抗的措施，还寄希望于国民党联共抗战。
虽然毛主席对苏联的态度不满，但他还是不能不重视苏联的态度。实际上，毛主席对形势作出严重估计后，就考虑过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或及早准备反攻，但他也很清楚中共在军事上遭遇的困难极大，尤其是在装备和武器弹药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要同时对付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两个敌人，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反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就在此时，日本突然集中了几个师团的兵力，趁国民党抽调兵力向华中对付中共军队之机，突然大举进攻河南，这一情况证实了苏联的看法，也动摇了毛主席此前关于中日已告休战、蒋介石即将叛变的形势判断。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认为日蒋尚未公开妥协，国共尚未完全破裂，军事上宜采取守势。
军事上采取守势，那么，政治上就要采取猛烈的攻势。因此，自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等人就以重庆为基地组织了猛烈的宣传攻势，严厉谴责和批判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是恶劣的发动内战的行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等人对中共深表同情，并断言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在国内舆论方面，皖南事变促使各党各派、无党派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更加紧了与中共的合作。在国际舆论上，苏联、美国和英国等纷纷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破坏中国抗战大局。在国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公开发表谈话，狡辩说皖南事变纯粹是为了整饬军纪，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
但无论蒋介石国民党如何狡辩，中共中央都绝不能接受蒋介石国民党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1月20日，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皖南事变善后、挽救时局危机的12条办法。毛主席的用意是，并不指望蒋介石国民党接受这12条，但这12条就是对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一种有利手段。
毛主席在党内强调，我们的这12条可以对付国民党的两种情况，如果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我们就以破裂对付破裂；如果蒋介石国民党没有准备全面破裂，我们就以尖锐的对立求得暂时缓和。毛主席表示，我们不公开反对蒋介石及整个国民党。这其实就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已经开始进行适时调整了。
周恩来
但毛主席也反复强调，除非蒋介石取消1月17日的命令并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1月下旬，日军突然对国民党正面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毛主席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他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2月2日，毛主席指示各地领导人，中共仍明确要求坚持12条，但准备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
不久，国民党即将召开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中共代表参会还是不参会，对国共两党关系影响很大。因为参政会从1938年以来一直都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场所和平台，中共领导人毛主席、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和王明等7人都是参政员。如果这时候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无疑等于向国民党示弱，周恩来不赞成参加此次会议，毛主席复电表示赞成。
毛主席表示，过去估计蒋介石要投降日本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就是错误的，因为会妨碍蒋介石抗日；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会强迫蒋介石抗日，不会妨碍蒋介石抗日。毛主席强调，我们提12条的目的并不指望蒋介石承认它或部分承认它，而在于以我们的攻势打退蒋介石国民党的攻势。
周恩来在与各小党派商量后，决定把中共提出的这12条提到参政会上要求讨论，表面是为了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实际上是要扩大政治攻势，造成蒋介石国民党更大的被动，逼其让步，毛主席复电同意了周恩来的决定。2月19日，周恩来向国民党表示，中共中央所提12条在没有得到政府裁决之前，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
围绕中共所提12条，国共双方展开反复较量和斗争。最后，面对中共中央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明显感到不耐烦了，他甚至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参政会，那就只有根本决裂。小党派看此形势感到紧张，参政会开幕在即的日子，小党派代表接连两天找周恩来等人商谈至半夜，都劝中共设法出席。中共中央为表示仁至义尽，提出临时办法12条替代原12条。
中共最终还是没有出席此次参政会，毛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熬过这一关，形势就可能好转，在半年内如能解决皖南事变的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9月间的二次参政会。据黄炎培说，蒋介石在开幕当天到会讲话都无精打采，国民党参政员也因事先打过招呼而鸦雀无声，任由各小党派代表提议。可以说，此次参政会，中共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
蒋介石在参政会的发言中声称今后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并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而毛主席随后的指示也作了让步，提出的解决善后条件避开了一些敏感问题，这表明，国共两党都在设法缓和关系。4月26日，毛主席更是明确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希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
事实证明，毛主席妥善处理了“皖南事变”的善后工作，在关键时刻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及时调整了策略。要不然，如果一着不慎，以军事进攻还击蒋介石国民党，就有可能导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爆发大规模内战，那就给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但如果不对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政治上的猛烈反击，又会遭到国民党得寸进尺的反共迫害。
在毛主席“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的策略之下，尽管国民党内相当一部分领导人一直心存剿灭中共的想法，但也不得不把自己的行为约束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而中共也顾及到了要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日这个事实，极力限制自己的报复政策和对抗措施的范围。毕竟，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比起民族矛盾来，是次要的，可以妥协的。对“皖南事变”善后工作的妥善处理，表明毛主席的战略能力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参考书目：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杨奎松著，广西师范大学2016年3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