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猛烈进攻，长驱直入，打痛了蒋介石，让他感受到日本侵略者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他的统治，他这才被迫接受毛主席的主张，国共合作联手抗日。
但1938年，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战场上吃紧，转而调整策略，一面把主要军事力量用来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一面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手段。
蒋介石感受到来自日军军事压力减弱、变小，立刻腾出手在政治上对付共产党，不断企图瓦解、消灭共产党；在军事上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3个漏洞，让蒋介石找到机会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和叶挺（右）、项英（左）合影
1940年6月，刚刚从苏联治疗受伤手臂的周恩来一回国，毛主席就委派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了大半个中国，蒋介石却仍然执迷于从政治上竭力打压共产党、从军事上残酷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周恩来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蒋介石了。
这一次，周恩来和蒋介石在重庆重启谈判，主要就是解决“国共两党军事
但国民党的答复是：八路军只能编3个军6个师加3个团，月饷为60万元；新四军只能编2个师，月饷为8万元。不论从军队编制还是月饷来说，国民党给出的答复距离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具体要求相差巨大。
紧接着，就国共“划界”问题又进行了谈判。焦点就是中共的“陕甘宁边区”的划界，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防区”。国民党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都属第二战区，所以，两军的防区在黄河以北。八路军本就在黄河以北，而新四军在皖南，则被要求必须渡过黄河北进。
7月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所谓的《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有四条，其中第三条规定，八路军及新四军必须奉命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所规定的地区之内。周恩来认为，此事要报请中共中央研究才能决定，于是，他在7月27日飞回延安。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毛主席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的谈判策略，据此，周恩来提出了“小让大不让”的方案，认为划分作战区之事是大的“小问题”，可以作为一种退让的条件，这一方案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
8月底，周恩来重返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蒋介石这回却变得极为强硬，认为他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不作半点让步，这使得谈判陷入了僵局。原来，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成了香饽饽，英国、日本和苏联都先后要拉拢他，这让他顿时觉得自己身价倍增。这是第一个漏洞：国际形势的漏洞，为蒋介石提供了第一个机会。
抗战中的毛主席
尤其是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态度由冷转热，甚至还表示愿意再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这让蒋介石非常兴奋。斯大林认为，中共太弱了，没有能力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为了消除日本对苏联的威胁，必须搞好和蒋介石的关系，才能让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继续拖住日本。
英国、日本和苏联都争相拉拢蒋介石，让蒋介石迅速膨胀起来，就不再把毛主席为首的中共放在眼里了，也促使他决定对中共下手了：能打击就打击，能祸害就祸害，即使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能重创一下也是很好的，这就是蒋介石当时对中共的心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决定对中共举起屠刀了。事后来看，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对新四军下毒手，是他精心策划和逐步组织实施的结果。10月19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名义给中共朱德和彭德怀等人发来《皓电》。
在这份《皓电》中，何应钦和白崇禧把国民党制造对中共军队的“军事磨擦”的原因全都扣到了中共头上。最后，他们还转达了蒋介石给中共的命令，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必须在收到电报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作战地境内。这是第二个漏洞：国内形势的漏洞，为蒋介石提供了第二个机会。
毛主席的洞察力是极为敏锐的，一收到国民党的《皓电》，他就迅速作出判断，认为蒋介石准备宣布我军为反革命并在为全面反共作准备。毛主席据此提出，我们必须要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
周恩来与蒋介石接触最多，对蒋介石也非常了解，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时机紧迫，只有20天，反共局部战争要开始了。毛主席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和项英的名义通电答复何应钦和白崇禧，并呈报给蒋介石。
于是，毛主席于11月9日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发了一封长电给何应钦和白崇禧，这份电报就是《佳电》。毛主席在电报中逐一驳斥了《皓电》对中共的指控，但又对国民党作出了让步，表示正在劝说在江南的新四军顾全大局，遵令北移，希望蒋介石放宽些限期。
叶挺
新四军原是分散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就是项英。项英工人领袖出身，在党内曾一度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地位高于毛主席。在苏区时，项英曾整过毛主席。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项英奉命留在苏区打游击，多年后，他手下的游击队成为新四军的骨干。
基于这种深厚的根源，新四军与项英之间的这种血肉联系是任何人都不能相比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替代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地位，包括被蒋介石和毛主席都接纳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这就为新四军埋下了重大隐患：叶挺是军长，实权却握在了项英的手里。
叶挺的职务是新四军军长，项英对外的公开身份是副军长，实际上他又是新四军政治委员。1937年11月初，叶挺接受毛主席邀请前往延安，毛主席和叶挺做过长谈，打消了对叶挺的疑虑，此后，毛主席对叶挺完全信任了，叶挺成为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接受的新四军军长。
叶挺虽为新四军军长，但实际上处处都得听命于项英。叶挺不是中共党员，在新四军又毫无根基，自然受到项英的排挤，两人关系很紧张。叶挺既被蒋介石从上往下压，又被项英从下往上顶，逼得叶挺几度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周恩来从中做了大量工作，才终于使叶挺愿意重返岗位。
在新四军成立后的这几年中，项英、袁国平等人对党中央的指示一贯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向北发展和向敌后发展、扩大新四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张，坚持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对新四军内部的情况却很少向中央报告，对中央很不尊重。
让人没想到的是，项英反倒于1940年5月给中央的电报中满是怨气和傲气，认为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不但眼里没有叶挺，连毛主席也没有放在眼里，可想而知，此时的新四军已经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是第三个漏洞：新四军内部的漏洞，为蒋介石提供了第三个机会。
1940年9月，蒋介石命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新四军的命令。蒋介石的密令刚发出，毛主席就已经获悉，从这时起，毛主席数次致电项英作出明确指示，但项英一直找各种理由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项英
直到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再次给项英发出了口气极为强硬的命令，项英这才没敢对毛主席软磨硬顶，于28日召开新四军军部会议，决定马上北移。但一切都已经晚掉了，蒋介石抓住这3个漏洞的机会，迅速调集了7个师、8万多人，对新四军军部即皖南部队9000余人形成合围，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参考书目：
《毛泽东与蒋介石》：叶永烈著，华夏出版社201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