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我们党在干部任用上，向来主张搞“五湖四海”，而不是看主要领导人个人喜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党在完成了经济恢复和土改、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阶段工作任务后，把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为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以及一批工作人员调到北京，并以此为契机，加强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1952年下半年，重要的人事调动出台，时人称为“五马进京”：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西北局的习同志和西南局的邓小平同时被调进北京，都担任了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同志担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已经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此次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和薄一波等十几人）。国家计委当时又有“经济内阁”之称，其地位举足轻重，足见高岗当时是非常受党中央器重的，他的权力和地位都非常显赫。这才会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这次“五马进京”，除了高岗最为位高权重，其次就应该算是饶漱石了，掌舵中组部这么重要的部门。按道理，高岗和饶漱石对党中央这样的安排应该非常满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好好工作，才不辜负党中央的器重和信任。但遗憾的是，他们两人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然不满意，尤其是高岗，对于自己的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感到耿耿于怀，心怀不满。
在这种心态和欲望的驱使下，高岗执着地认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要想更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扳倒刘少奇这个“绊脚石”，于是，进京不久后，他就开始用心搜集刘少奇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并整理成系统材料，私下传播，夸大其词说，这是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他发现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看法不同后，欣喜若狂。
高岗笃定认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根本动摇。于是，他认为这是扳倒刘少奇的天赐良机，立即授意亲信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以此抬高自己，打击刘少奇等人。甚至在文章中把刘少奇阐述过的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观点、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观点以及关于富农党员的处理问题的观点等，作为“党内右倾思想”进行批判。
1953年初，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现象，为此，决定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的一切重要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
同时，中央还对政务院各口的工作，也重新作出分工，分为八大块，除外交工作由周总理负责外，其他七大块分给其他人负责。这本是党中央为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但这一系列的措施却被高岗和饶漱石理解为，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不信任周总理的表现，是削弱周总理对政府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步骤。于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扳倒周总理的天赐良机。
高岗和饶漱石认为，党中央毛主席把他们调进中央，对他们委以重任，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务，于是，两人的野心和欲望都急剧膨胀，表现得越来越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党中央毛主席在作出这一系列改革之后，毛主席为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初步考虑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
相应地，人事安排也要紧跟着作出大幅调整。这时，高岗和饶漱石认为，他们满足自己权力野心的天赐良机说来就来了，他们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于是，开始进行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的阴谋活动集中在1953年下半年。首先是在这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就暴露了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在会上通过批判新税制错误，含沙射影地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刘少奇。
刘少奇
高岗还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高岗为什么对刘少奇有这么大的恨意？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后不久，就曾批评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拒不接受，而且不择手段地进行报复和攻击，甚至对苏联总顾问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苏联总顾问立即报告了斯大林。
高岗随同刘少奇访苏回来后，又到处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人是他高岗。在这次全国财经会议上，高岗把刘少奇说的许多话故意安在薄一波头上进行批判，并且把刘少奇个别的、一时的并且已经改正过来的缺点错误污蔑成是一贯的、系统的，是路线错误。甚至明目张胆宣称，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
毛主席得知高岗和饶漱石的这些阴谋活动后，要高岗直接找刘少奇把问题谈清楚，但高岗没有理会。反倒是刘少奇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当面对高岗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检讨。可高岗却对人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污蔑刘少奇搞宗派，画“圈子”，说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有自己的“圈圈”。高岗不断散布这些谣言，目的就是为他分裂党和篡党夺权造舆论。
事情到了这一步，党内被高岗和饶漱石闹得不得安宁，歪风邪气开始冒出来，党内斗争不可避免了。1953年2月，党中央为了加强集体领导，计划把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进行调整，委托刘少奇找人商量拟定调整方案。刘少奇打算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就此征询高岗的意见，可高岗竟然以为这是刘少奇想要把控书记处的权力，因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3月初，高岗向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转达了毛主席同他谈话的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为此，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名单。这份名单，安子文给高岗看过，也向中组部部长饶漱石谈过。高岗怀疑这份名单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来试探他的，于是，他抓住这件事情在高级干部中大做文章。
高岗造谣说，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无林彪”，就连朱总司令都没有了。还挑拨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工作，等等。这还不够，高岗还活动频繁，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挑拨是非、散布流言，制造党内不和，比如，说毛主席现在不满意某人，又说毛主席说过某人是恶霸，又吹嘘毛主席如何如何器重他。
高岗做得最愚蠢而又最嚣张的一件事情是，散布“军党论”，就是所谓的“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竟然公开反对毛主席一再强调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高岗企图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军队变成他分裂党和篡党夺权的工具。还说，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有“二元论”，他把党的干部分为“红区”“白区”两派，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
在此基础上，高岗煽动说，“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他就是这个主体的代表人物，可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却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所以，现在应当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权。还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党夺权了，他妄想以这些手段欺骗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追随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党中央提出“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认为，这时，他谋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他更加疯狂地活动起来。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首先攻击刘少奇，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了，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去人大常委会，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让他来搞政治局。
但在另外的场合，高岗又表示，不同意由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而应由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意见，只不过遭到陈云的拒绝，陈云怎么可能被他当枪使呢？此后，高岗又南下杭州、广州，一路游说。在杭州时说，毛主席说，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彪、高岗，现在应该是高岗、林彪了。
高岗（前排中，深色衣服）
到了1953年10月，高岗不赞成设立总书记，而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还反对刘少奇当总书记或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定这个问题，他又担心自己当不上副主席，就对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言下之意，副主席应该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他高岗。这话遭到陈云反对后，他倒打一耙，反过来诬陷说是陈云这么说的。
毛主席生病，罗瑞卿告诉高岗，我们都要劝毛主席多注意休息。高岗却幸灾乐祸地告诉他的秘书，你要注意，如果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12月，毛主席要休假，按照惯例，他仍然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刘少奇谦虚地建议，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书记处同志都赞成还是由刘少奇主持。
唯独高岗赞成轮流，他一再坚持，轮流吧，搞轮流好。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降低刘少奇的地位和重要性。综观高岗这段时期的一系列阴谋活动，说到底，就是企图打倒刘少奇和周恩来，改由他来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或第一副主席，同时担任政务院总理。在高岗的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饶漱石都非常紧密地予以配合，他的行动就是“讨安（子文）伐刘（少奇）”。
实际上，饶漱石曾受到刘少奇的器重。但他当上了中组部部长后，就一反常态，跟高岗串通一气，反对刘少奇，野心勃勃。他到了中组部几个月，就大举排挤和打压中组部原有领导干部，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无理斗争。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他不遗余力地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阴谋篡党夺权。饶漱石在中组部内发动对安子文的斗争，安子文把这些情况如实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刘少奇找饶漱石谈话，不同意他的错误做法，还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内部搞斗争。但饶漱石这时已经对刘少奇不以为然了，他根本听不进刘少奇的话，在中组部内继续向安子文开火，还斥责他向刘少奇反映问题是“胆大妄为”。1953年9、10月间，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饶漱石借机大批安子文，并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党中央及时发现了饶漱石的分裂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但他仍然在领导小组会议上诬陷安子文，破坏团结。后来，饶漱石在检讨中承认，他在中组部内斗争安子文，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后来，在揭露高岗篡党夺权的前一天，高岗也表示，要保护饶漱石，可见，高饶结成了“反党联盟”。
在全国财经会议后期，毛主席已经逐步察觉高岗和饶漱石的活动不正常。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毛主席说刘少奇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毛主席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还是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但高岗这时候已经在篡党夺权的邪路上越走越远，他根本听不进毛主席的告诫，他在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还南下游说，大搞破坏团结的阴谋活动。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
随后，毛主席下决心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他把这项重大任务交给了刘少奇。1954年2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报告，指出，有的干部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人都严肃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但高、饶执迷不悟，高岗以自杀（未遂）来抗拒党中央对他的教育和挽救。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又分别召开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相关地方党委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
饶漱石（右二）
在铁的事实面前，高岗继续死不悔改，在绝望和恐惧中，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1955年3月下旬，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