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但这时对毛泽东来说，面临的形势依然极为严峻，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置日本侵华于不顾，奉行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执意围剿红军，调集重兵对陕甘根据地形成包围态势。
其中，被蒋介石派出打头阵的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红军既要生存，更要发展；既要对付国民党当局的围剿，更要准备对付妄图侵吞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毛泽东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作出争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
毛泽东作出的这个决策是非常英明的，这个决策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对形势的精准把握：他看出来张学良与杨虎城有民族大义，有着相当强烈的抗日愿望，尤其是张学良与日本侵略者有杀父之仇、夺家之恨。
但要团结和争取张杨二人并非易事，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追剿红军的时候，先要打服他们，毛泽东率领红军以强大的战斗力让他们痛楚地认识到，和红军打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人都只会服气强者，这是争取张杨二人的前提条件。
等到毛泽东的红军打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之后，毛泽东再以高姿态主动向他们示好，比如，在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俘虏做好了教育说服工作之后，主动释放他们，再主动对张杨二人晓之以民族大义，给他们指出只有与红军联合抗日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经过毛泽东这一番操作下来，张杨二人自然心甘情愿与红军达成不打内战、联合抗日的一致愿望。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张杨二人对一意孤行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某种程度上，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毛泽东决策的胜利，因为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节点。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局势极为混乱，在红军内部都有极高的要杀蒋的呼声。但毛泽东再次展现了他在混乱复杂局势中把握方向的卓绝能力：他力排众议提出，要举国一致抗战，就不能杀蒋介石，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能把时局往有利于抗日大局的方向引导。
西安事变（舞台剧照）
据时任红1师政委的杨成武回忆，他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红军大学学员提前毕业，回部队准备上前线。在毕业典礼上，毛泽东亲临讲话。毛泽东生动地问学员们，是杀一个蒋介石好，还是形成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好？他甚至还幽默地问，还有没有不同意放蒋的同志，如果有，就请他站起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还提出，希望学员们回到前线后要和张杨二人的部队搞好联合，联合搞得越好，对抗日就越有利。关于抗日的前途，毛泽东清楚地告诉学员们：抗战到底，前途光明！毛泽东铿锵有力的话语给学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大家对抗日的前途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慢慢转变了态度，正在开始慢慢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和犹豫，时时刻刻不忘“攘外必先安内”，甚至还企图再次对红军动用武力，想要通过武力削弱甚至消灭红军。
“七七事变”的爆发，让蒋介石感受到他的统治已经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这才迫使他的抗日意愿又更增强了一些。而此时，毛泽东再次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引领了时局发展的方向：他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们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又必须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
毛泽东对于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有着最为清醒的认识。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力量的异常强大，以及我们党力量的弱小，决定了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尤其是要联合和团结国民党的力量，没有这个联合和团结，要想抗日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从1927年以来，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一切机会消灭我们党和红军的目标，哪怕大敌当前，抗日是首要面对的任务，蒋介石仍然会借机削弱甚至消灭红军的力量。所以，没有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红军随时面临被吃掉的危险。
油画《洛川会议》
对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个问题，当时党内有不少人没有深刻和清醒的认识，所以，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来后，扛着“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招牌，大肆宣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让很多人受了蒙蔽。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就在洛川会议期间，国民党当局终于同意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就在洛川会议闭会当天，宣布了改编命令。八路军下辖3个师，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八路军的确是要开赴前线抗日，但在八路军如何使用以及作战原则的问题上，再次体现了毛泽东明察秋毫和高瞻远瞩的洞察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八路军3个师中的115师和120师先赴山西抗战；129师暂不出动，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之所以这么决定，是因为毛泽东对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蒋介石了如指掌，只要一不小心，蒋介石就会寻找一切机会消灭红军，只有这样才不会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
在抗日的作战原则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保证我们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才能确保红军的安全；只有着重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红军才有足够的、可靠的依托和回旋余地，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
如果不实行毛泽东主张的山地游击战，而以某些人提出的阵地战形式去同几十万优势兵力的日军硬拼，那就无异于把几万红军送上门去给日军消灭，而这个结果正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参加了洛川会议的徐向前对毛泽东在军事上作出的这些决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为这些决策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以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我们从毛泽东提出的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法，如何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关系，以及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作战原则和方针可以看出，毛泽东处理事情和作出决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形势有极为深入精准的把握和分析，作出的决策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最优方案。
能够对形势作出极为深入精准的分析，能够作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最优方案的决策，这就是毛泽东的本事。为什么不管是他的战友、对手还是敌人，都学不来他的本事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缺乏像毛泽东那样对中国国情有着深入精微的把握和认识，也缺乏像毛泽东那样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的卓绝能力。
参考文献：
《毛泽东传》： 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