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
在前几天的一篇文章《毛主席有多清醒？》中，笔者曾写道：从1940年代到党的八大召开时的1956年，这是毛主席一生之中最辉煌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各项事业都蒸蒸日上，党心民心都奋发顺畅。毛主席的个人威望也如日中天，达到最为鼎盛。这段时期人们对毛主席的崇拜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相信以及热爱，但毛主席始终对这个问题认识清醒，时时防范“搞个人迷信”。
从建国之初，就有人提议按照中外历史的惯例，要用一些开国功臣尤其是领袖的名字来命名一些地名或者搞一些纪念性的建筑。其实，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时期，毛主席对此就早有防范，以中央名义作出决定，包括不许用人名作地名，也不允许祝寿等等。但下边的人却不理会这些，建国初，沈阳就提出在市中心修建一座开国纪念塔，在塔上铸一座毛主席铜像。
沈阳市政府委托中央新闻摄影局代为拍摄毛主席的全身八寸站像，以供他们塑像时用。中央新闻局立即将沈阳市政府的信转呈给毛主席。1950年5月20日，毛主席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在此期间，北京市政府又建议在天安门前铸一座毛泽东大铜像，周总理把这个提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就在1950年12月26日前后，毛主席收到了国内外许多祝贺他57岁生日的电报，其中也包括斯大林发来的电报。1951年1月4日，毛主席在斯大林的电报上给外交部写了一个批示，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1952年，毛主席在他生日前后，再次就此问题重申：有关祝贺他生日的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很显然，毛主席此举就是为了防范“搞个人迷信”。
1950年代，关于反映毛主席个人历史的作品开始多了起来，比如，1950年10月，毛主席当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员罗元鲲托人送了两件文稿给毛主席，一件是罗元鲲本人的自传，另一件则是罗元鲲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毛主席给罗元鲲回信，肯定了罗元鲲本人的自传，但对罗元鲲写他的文章，他认为很多是来自传闻，诸多不实，希望不要发表。
那时候，中央对描写党内领袖的文章和作品还没有作出严格的规定，凡是事先与毛主席沟通的，毛主席一律不让他们发表，最终也就没有发表。可还有很多压根连毛主席都不知情的，等到看到发表的一些关于他的纪实作品中有一些不实描述，往往是夸大传闻和赞扬的描述，他很是在意，可是，中国之大，他在意也管不过来了，有人“搞个人迷信”就是让他头疼不已的第一件事情。
这些所谓的纪实作品，对毛主席多是夸大传闻和赞扬的描述，比如，有的文章宣称毛主席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无神论者。实际上，毛主席从小就跟随母亲对佛非常虔诚，这个说法完全不实。还有文章说，40年代，毛主席曾在一个深夜赶去离延安40里的地方看望一个伤兵，因为这个伤兵说，他在死之前一定要见见毛主席。毛主席说，伤兵是看过的，是白天，而且就在延安。
1956年，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公开无情批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剧烈反响，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的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是，不同意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但认为适当批评也有好处。由苏联和斯大林问题，毛主席联系到国内和自己，他意识到，政治决策过于集中，往往有个缺点，那就是使人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真话。
毛主席对自己在国内和党内地位的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歌颂、少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这是不尊重领袖。即便有批评我们的信件，也是不署名或署假名，不是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毛主席与斯大林
令毛主席头疼不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如何对待斯大林、也就是苏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极有个性。客观而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用是功过参半，毛主席获得共产国际也就是斯大林的认可，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在此之前，他是被共产国际打压和排挤的对象。尤其是在王明“左”倾中央时期，毛主席更是饱受“左”倾中央的打压和排挤。
而“左”倾中央对毛主席打压和排挤的背后，其实就是斯大林的手在起作用。1956年9月，毛主席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中，集中地谈了对斯大林的看法以及自己和斯大林的关系。毛主席认为，斯大林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毛主席不喜欢斯大林的文章，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就连他的文章都是这种气氛。
毛主席说，我见到斯大林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虽然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了不少好事，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斯大林和苏联也做了一些伤害中国的事情。第三国际解散前，中共更多是服从；第三国际解散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不满明显增多了。
斯大林让毛主席不喜欢的原因，一是斯大林不会平等待人，常常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二是斯大林看问题喜欢走极端；三是斯大林喜欢搞个人崇拜，把自己神秘化，民主变成专制。对于斯大林的这三条缺点，毛主席自己在1956年之前，都在有意识地避免重蹈斯大林的覆辙。此外，毛主席和斯大林的个性迥异，斯大林严肃刻板，就连文章的风格也是这样的。
而毛主席和马克思、列宁类似，都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伟人，文章也写得热情动人，所以，毛主席从情感上来说，更喜欢马克思和列宁，而不喜欢斯大林。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毛主席当然不会单纯从情感喜好上来处理同斯大林的关系。他往往都是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局上处理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节制，非常理性。
毛主席对斯大林耿耿于怀的是，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也看不起中国人，毛主席被他看作是“铁托式的人物”。就连斯大林的亲信米高扬也在中国人面前趾高气昂，1949年，米高扬到西柏坡拜访毛主席时，就表现得架子很大，后来来中国几次，还是这样。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访苏，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他就抱怨，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是兄弟党，是父子党、猫鼠党。
第一次让斯大林领教到毛主席的厉害，是毛主席1949年底第一次访苏时。毛主席一到莫斯科，就要求斯大林重订中苏条约，并要收回东北的一条铁路，斯大林觉得毛主席太神气了，对于做惯了中共太上皇的斯大林来说，内心难以接受。所以，他故意冷落毛主席。又故意派莫洛托夫接近毛主席，看看毛主席是个怎样的人。莫洛托夫回来后告诉斯大林，毛主席值得接见，是个聪明人。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和毛主席面对面打交道，虽然他亲口对毛主席说了“胜利者不受责怪”这样的缓和甚至有点儿套近乎的话，但在斯大林内心，还是把毛主席看作只是个成功了的农民领袖而已。他打心眼里认为毛主席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以老大以及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对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始终持怀疑态度。
斯大林死后，接班的赫鲁晓夫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动不动对中国甩脸子，比如，他竟然要求毛主席同意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第二天，毛主席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来，当面向尤金开火。历数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在中共面前摆老子党资格的种种过分举动，把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看成是父子党、猫鼠党的关系。并明确告诉尤金，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
毛主席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从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起，毛主席就认识到自己马上要面对搞经济工作这个新课题，在这方面，毛主席远不如在军事上那样自信，这就是让他头疼不已的第三件事情：“不懂”经济工作。毛主席真的完全不懂经济工作吗？那肯定是胡说八道，但他对这个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自己是吃老资格的饭，凭过去经验吃饭，现在缺乏知识，还没钻进去。
虽然在1956年12月，宣布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主席通过大量调查，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的伟大著作，但这部著作更多的是从大政方针来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这和具体一线的经济运作并不是一回事。后来，毛主席亲自冲到一线，搞“大跃进”，亲自指挥，一心想要干成一项大规模的经济运作，但由于急躁冒进，搞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结果得不偿失，捅了娄子。
毛主席并没有回避自己弄出来的问题，他就在1958年10月底意识到“大跃进”存在问题，这可是他最用力推动的工作。但他还是在11月主持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此期间，毛主席本来想压缩1959年的生产指标，比如，把钢产量从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结果，各地反过来说服他继续保持8月北戴河会议上确定的高指标。
此外，前不久，《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社论，说，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用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北戴河会议形成的决议里，其实还有一句话“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而这句话就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他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他意识到，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他自己在内，所以，他想泼点冷水，但又必须保护好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毛主席对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的态度是，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1959年4月上海会议后，中央决定于7月召开庐山会议。在此期间，毛主席一是想要下决心纠正“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偏差，但让他为难的是，一些领导干部不容易转过这个弯来；二是他虽然想纠偏，但又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因为他向来强调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实际上，毛主席已经准备为自己一手促成的“大跃进”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也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搞经济工作还是不如搞其他工作那么顺畅。在庐山会议前，毛主席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甚至认为自己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么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所以，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遗憾的是，庐山会议一开，全变了。
庐山会议的前半段，被称作是“神仙会”，会议的气氛是很好的，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主席并不忌讳在别人面前谈他的失误。他在小范围谈话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实会引起唯心主义，并说自己也会胡思乱想，有些事情不能全怪下面。甚至彭德怀的万言书出来后，毛主席还在会上表示，自己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
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毛主席回到北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自我检讨说自己是个甚为不足的人，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有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超，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之所以会引发毛主席这么多感慨，是因为“大跃进”的经济失误，让他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把握能力不足的问题。
1961年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讲完以后，他还提出，要与会者把他的自我批评传达到下面去。但他的地位实在太特殊，很多地方都没有传达。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谈及此事：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啊！
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在接见外宾时，毛主席也常常提及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其实，他所说的中国缺乏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起到“把握方向、发挥决策作用”的自己缺乏经验，并懂得很少。他表示，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自己还不懂得，工业、商业就不大懂。对农业，也只是懂一点。他认为自己对制度方面也就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关注较多，至于生产力方面，他的知识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