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1953年下半年，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高岗和饶漱石却借着发生的几件事搞起了分裂党中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他们的阴谋活动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尤其是刘少奇更成为他们阴谋进攻的重点对象，使得刘少奇处于风暴的漩涡中心。
高岗在党内可谓显赫一时，建国前就担任了若干重要职务，刚建国时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还兼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52年，党中央决定加强集中领导，把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调到中央工作，比如高岗，就被中央委以重任，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手握重权。
高岗位高权重，当时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对周恩来领导的政府工作重新作了分工，政务院下属的20个部中，就有8个重要部委划归高岗领导，高岗因此得意地把自己领导的国家计委称为“经济内阁”。中央对政府工作作出如此安排，的确表明毛主席对周恩来的工作存在批评和削弱其工作范围的用意，高岗对此解读为周恩来正在失去毛主席的信任。
高岗已经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他仍然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权力和地位，一直想要攫取更高的权力和地位，而他又认为刘少奇和周恩来正是他攫取更高权力和地位的主要障碍，因此，他把主要进攻矛头对准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认为只要把刘少奇和周恩来搞倒了，他就可以取而代之。由此，他就开始暗中收集刘和周的材料，不择手段地散播各种流言蜚语。
刘少奇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经常要对各地工作提出指导和建议，建国前夕和建国初，高岗主持东北工作期间，刘少奇曾直率地对东北工作提出过几次批评意见，这引起了高岗的怨恨。比如，建国初高岗主张农村在土改后要立刻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限制单干、限制雇工，刘少奇指出，东北在发展变工互助这个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
刘少奇对东北工作的批评招致高岗内心十分不满，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面不说，背后却搞了不少小动作。而早在1949年刘少奇受中央委派出访苏联前夕，高岗向时任东北铁路系统总顾问科瓦廖夫造谣，说刘少奇是中国党内“亲美派”首领，科瓦廖夫就写信向斯大林报告了此事。但斯大林并没有相信高岗的话，还把科瓦廖夫的信转交给了后来访苏的毛主席。
高岗见没有得逞，很不甘心，他在跟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四处散布谣言，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借此吹嘘和抬高他自己，说斯大林最赏识的人是他高岗。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都让高岗产生错觉，认为这几件事正是他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天赐良机，第一件事情是建国初期关于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发生的争论。
1950年7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中，鉴于当时中南地区工会工作中出现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没有很好地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问题，提出，在公营企业中，工会不能脱离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29日，邓子恢致电毛主席，报告了此次会议情况和他的报告的要点。
8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批转了邓子恢给毛主席的报告，他认为这个报告很好，希望各地党委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改善工会工作。这个批语经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和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的李立三圈阅后，同邓子恢给毛主席的报告一起下发各地。年底，毛主席在关于工会工作中的批语中指出，各地工会工作存在严重的缺点。
高岗（前排中，深色衣服）
但高岗不同意邓子恢的意见，他在东北开会时公开表示，党政工的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1951年4月，高岗针对邓子恢的报告主持写出一文，明确强调，在公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立场的不同。5月，高岗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批评邓子恢的报告欠妥、混淆思想。
4月22日，高岗把自己主持写的这篇文章送给毛主席审阅，并请示能否在报上发表。29日，时任毛主席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看了高岗的文章及高岗给毛主席的信后，写信给毛主席和刘少奇，认为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岗文章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刘少奇看了高文和胡乔木的信后批示，此文暂不发表，但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刘少奇对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引起浓厚兴趣，在5、6月间写了一份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详细阐述了他对工会工作方针的看法。在这篇并未公开的笔记中，刘少奇赞同邓子恢的基本观点。但10月初，李立三就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问题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他提出，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毛主席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他尖锐批评了李立三及其领导的全总党组，认为在工会工作中存在严重错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在11月份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批准成立由刘少奇、李富春和李立三等人组成的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指导全国总工会的工作。随即，李立三受到批判，其中，推崇邓子恢的文章就是他的错误之一。
理由是邓子恢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邓子恢在12月底的中南局会议上，也就工会立场问题作了检讨，并报告给了毛主席。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虽然还没有真正展开就结束了，但刘少奇受到了牵连，他在1954年2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对李立三的错误是应该负有一定责任的。
第二件事情是1951年4月到9月发生的关于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而引发的争论，刘少奇的意见及经刘少奇修改的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不久后，高岗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呈送给毛主席，他在报告中表示要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方针，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
毛主席很重视高岗的报告，把高岗的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并命人把高岗的报告印成小册子分送中央各部门、各地党委和来京参会的党员。毛主席在转发高岗的报告时写了批语，肯定了高岗报告中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第三件事情是1953年上半年对“新税制”的批评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政府工作的分工调整。
所谓“新税制”，是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1952年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中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规定。新税制公布后，在全国尤其是公有企业中引起了波动。毛主席于1953年1月15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信中对“新税制”提出批评。
毛主席认为此事既未讨论，也未下达通知给各中央局、分局和省市委，匆匆发表，毫无准备，且已在全国引起波动。新税制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规定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此事让毛主席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引发了毛主席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的一系列调整。
饶漱石（右二）
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作出一系列规定，主要有：一是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后才能执行；二是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政务院各委和各部门均直接接受中央领导；三是政务院一切主要和重要的工作应提请中央讨论、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
同时，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作了重新分工，其中，高岗负责国家计划工作，政务院下属的20个部中就有8个重要部委划归高岗领导。高岗捕捉到了这些信息背后的信号，他认为自己进一步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和重用，而周恩来和刘少奇一样，已经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基于此，高岗认为，从政治上搞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天赐良机已经到来。
高岗首先在1953年夏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讨论和批评新税制的机会向刘少奇发难，并在小组会上和会后的私下谈话中鼓动别人对刘少奇发难，还借助批评别人来暗中攻击刘少奇。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收集整理了许多刘少奇的讲话材料，向人散布说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到处游说，贬低和攻击刘少奇、周恩来，抬高他自己。
高岗散布说，党的干部分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红区党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党”的人手里，应当彻底改组。1953年下半年，毛主席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中央还提出过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等问题。
高岗认为这是他谋取更高权力的绝佳机会，因此，他在背地里从事的阴谋活动也达到了高潮。他四处活动，说刘少奇已不被毛主席所重视，他游说陈云，说是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陈云一个、他一个，但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1953年12月，毛主席准备去外地休假，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提出，这次别代理，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的建议。
书记处的其他成员都赞成毛主席的意见，高岗会上不说，会后却说，轮流吧，搞轮流好。后来，他在反省材料中承认，他这么做就是想把刘少奇拉下来，使他自己成为毛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高岗还曾游说邓小平，要邓小平和他一起搞倒刘少奇，但遭到邓小平的坚决拒绝。邓小平和陈云都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高岗在党内搞阴谋活动，主要是得到了饶漱石的呼应，因为饶漱石和他一样，也是野心勃勃且极为沉迷于争权夺利的人。饶漱石在战争年代曾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作过，也受到过刘少奇的器重。1952年，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他看到毛主席批评刘少奇，认为刘少奇已经失势，就迅速同高岗串通一气，互相配合，想要搞倒刘少奇。
面对高岗和饶漱石的攻击和责难，刘少奇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尽管因为某些问题，毛主席批评过刘少奇，但他对刘少奇还是信任的，他发现高岗问题后曾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高岗和饶漱石在背地里搞的种种阴谋活动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和警惕，毛主席在1953年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他们提出严重警告。
而且，毛主席还试图通过要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朱德、陈云等人分别找高、饶二人谈话，教育、引导和挽救他们，等候他们自己觉悟。但遗憾的是，他们虽然被迫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但仍然避重就轻、百般抵赖。高岗更是在2月和8月两度自杀，最终身亡。1955年3月，中央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毛主席
“高饶事件”虽然最终以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彻底暴露和失败而结束，但此事对刘少奇仍然造成了严重影响，给刘少奇埋下了严重隐患：因为高、饶二人借以攻击刘少奇的一些“问题”，有些的确是刘少奇工作中的失误，有些却是当时还没能得到完全澄清的问题。在12年后，刘少奇的这些“问题”再次被翻出来，并被当作他的“罪行”而遭到严重批判，最终导致刘少奇的悲剧命运。
参考书目：
《刘少奇传》：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