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一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是有预兆的（上）》讲到董家遭遇了一场劫难，无独有偶，董家同乡另一户缙绅门第范家此时也遭遇类似的厄运。董范两家的这场劫难被称为“董范之变”，预示着大明王朝整个社会的道德开始沦丧。
董家鼎盛时的房产
范家发迹史与董家大同小异，范家遭遇的厄运也与董家颇有雷同。不同的是，范家家主范应期的发迹却更富有戏剧性，因为他曾“离奇”地高中状元。范应期是湖州乌程县人，虽然家境殷实，但他家此前没人中过科举。到了范应期这一代，家人希望他走科举之路的想法异常强烈。
嘉靖三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52年，范应期第一次参加浙江乡试，名落孙山。倒霉的是，他在岁考中还被督学御史置为劣等。从这些表现来看，范应期实在不是科举的材料。但命运的事情，谁能料想得到呢？如今我们有“高考移民”，范家那时候也给范应期搞了个“科举移民”。
范家把范应期改籍为河北直隶，又给他捐了个国子监贡生。浙江的学渣跑到河北直隶，摇身一变成为学霸，在顺天府乡试中中了第70名举人。紧接着，范应期一鼓作气于公元1565年中了会试第193名。这个成绩对学渣范应期来说，其实已经是他竭尽所能得来的最好成绩了。
按范应期的水平，接下来殿试最多也就只能获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的待遇和地位。但这一次，还就偏偏出了意外，命运跟范应期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只不过，这是个天大的好玩笑：嘉靖皇帝殿试出题“损文而用忠”，范应期紧扣“忠”字大做文章，竟然破天荒地被嘉靖皇帝点为状元！
这个逆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包括范应期自己。天大的幸运为什么会偏偏砸中了范应期呢？只因严嵩父子倒台，已步入晚年的嘉靖皇帝对这个“忠”字可谓刻骨铭心，所以他才会从几百份策论卷子中挑中了范应期，并钦点为状元，整个大明王朝科举史上，可谓仅此一例！
范应期的人生就此冲上巅峰，此后，和他的科举运相比，他的官运却差得一塌糊涂，从39岁中状元，混了将近20年才混了个从四品——在南京做了个国子监祭酒。不久后，范应期还被御史参了一本，万历皇帝甚至下旨要追究范应期的举荐人的责任，多亏申时行出手相助，才没被皇帝治罪。
但，范应期的官也做不成了，落了个提前退休的下场。而范应期的同年中，最有出息的已经做了礼部尚书了，此人在科举时只不过中了三甲第三名。为什么身为状元的范应期官运如此糟糕？其实，也不难理解，首先是范应期和董份一样，自己是科举一代，而这位礼部尚书出身官宦世家。
其次，范应期当初以排位第193名的身份竟然夺了状元，这简直就是对天下读书人的侮辱，他也无疑成为所有科举士子的头号公敌，官场岂能容他？排挤他成为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背景下，他岂能官运亨通？
和董份相比，范应期除了当上状元郎时风光了一把，官场成就比董份逊色得太多，自然导致范家的财运也没法跟董家相比。董份20年间混成了乌程县首富，且家中一门四进士。范家什么都比不过董家，科举也后继无人，范应期的长子范汝讷只好走上了急切敛财的邪路，范家就此灾祸临头。
董份家教极严，科举之路上后继有人；范应期的五个儿子却都成了纨绔子弟，长子范汝讷当家，可惜的是，范家远不如董家家大业大，没什么赚钱的生意，只能聚敛田地，这是科举家族的天然优势所在。范汝讷聚敛田地的手段与董份家奴的手段大同小异，但招数还更阴损、缺德。
自然而然，范家和董家一样，都容易积累民怨。只要有根导火索，就能迅速引爆民怨。公元1593年3月，范汝讷的妻子李氏病死，乡人纷纷传言说李氏是被范家毒死的，有人暗地里撺掇李家去闹事，这就引发了民间对范家的围攻，而这时，董家也正被田地纠纷搞得焦头烂额。
由李氏之死引发的围攻，迅速牵扯出范家与乡民之间的田地纠纷，但当地乡民对范家的怨气比董家更深，因为范家家奴的手段更阴损、更缺德，范家对乡民更加刻薄寡恩。而且，范家也没有像董家那样积极采取退田的办法来应对，这就酿成比董家更为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嘉靖皇帝
群体性事件的第一个高潮就是丘邦卿、俞时行纠集了上百人冲入范家闹事。范家指控这些人为暴民，说他们拆毁范家房屋，砍光了范家祖坟的树木，还在范家杀猪宰羊开席，吃饱喝足之后又骚扰范家女眷，导致范家怀孕的侄媳因惊吓过度而死。但官府却认为，范家的指控完全不合事实。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范应期只能亲自出马应对，在官府不支持范家控诉的情况下，他只能退让，承认了几个案子，但这几个案子并没有范家欺男霸女的情形，属于正常财产转卖。范家身陷被动，最后只好退还到手的财产，退田退钱，这口恶气，范应期怎么咽得下去？
几天后，浙江巡按御史彭应参下乡巡视，范应期就向他控告暴民闹事。公元1594年正月，浙江巡抚王汝训将围攻范宅的主犯抓起来，判处丘邦卿徒徙充军之罪。这种只抓主犯、余者不究的做法，其实也是官府平息民乱的传统做法。按理，事情到这里，也差不多该画句号了。
但有人不服气，范应期仗着自己科举家族的身份竟然反攻倒算？有人挑动丘邦卿的父亲等数百人提出84份诉状，状告范家及范家的家奴。眼看又要爆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2月，官府赶紧把范家为非作歹的几个家奴给抓捕到案，顺带把董家那几个恶奴也抓了起来。
官府的行动很显然有通过打压大户来平息民乱的用意，对闹事的民众丝毫没有采取措施，这就传递了一个信号：鼓励民众的私下行动。闹事的乡民再次向范家提出田产纠纷，范家只好退让，一再退还田产。范家的退让，引来一些流氓地痞跟风行动，干脆以各种名义上范家敲诈勒索。
最后就连乌程县的胥吏也跟风而上，找理由威胁范家，范家只好出钱消灾。范家取代董家，成为民怨爆发的中心，几乎所有人都跑来范家咬一口。就这样，对范家的围攻一直持续到3月底，这是这次群体性事件的第二个高潮。范汝讷被折磨得心力交瘁，在家中服毒自尽。
范汝讷自杀，引发范家更大的危机：范家家奴数人反水，勾结外人闯入范家要账，还辱骂主家，敲诈勒索。这又刺激范家其他家奴有样学样，找各种理由，想尽各种办法来范家敲诈勒索。奇怪的是，这种事情在董家几乎没有发生过，由此也可以看出，范家的确比不上董家。
范家沦落到这个田地，范应期自觉颜面丢尽，长子的死，也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公元1594年5月，67岁的范应期心如死灰，独自在家中自缢身亡，这起群体性事件至此抵达第三个高潮。获胜的乡民和流氓地痞还没来得及欢庆胜利，事情就迅速发生逆转。
范汝讷服毒身亡引发的后果是身为父亲的范应期自缢身亡，而范应期是前状元、朝廷退休官员，最终竟然被乡间暴民逼死，迅速引起轩然大波。在明代，像董份、范应期这样身具功名的缙绅们其实都已达成默契：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范应期之死他们不能不理。
范应期一死，范家第一时间报官，知县、巡按、巡抚等一系列官员都极为震惊。彭应参与王汝训先后向朝廷上奏解释，说是范家没有阻止家奴鱼肉乡里，引发民变。而且，范应期自尽，也是其家奴逼迫所致。但出了这么大的事，身为巡抚，王汝训要负领导责任，他只能引咎辞职。
彭应参的奏疏与王汝训保持高度一致，也把范应期之死的责任推给了范家家奴。刑部会相信，范应期是被自家家奴给逼死的吗？要知道，以范应期退休官员的身份，他只要稍弄点手段，还控制不了几个家奴？怎么可能被家奴给逼死？毫无疑问，背后肯定有更大的势力介入其中。
内阁代表皇帝表态：范应期是致仕大臣，即便有重大罪过，也该奏闻朝廷再定夺。如今闹出人命，其中必有重大隐情，不能将所有罪过都推到家奴身上。内阁要浙江巡抚、巡按进行公正、严格的调查。此事风向陡变，吴江知县祝似华预感到自己处境不妙，干脆官也不做了，不辞而别。
豫剧《七品芝麻官》
董份敏锐察觉到了，这是董范两家摆脱危机、绝地反击的绝佳机会。他迅速亲自前往范家拜祭范应期，并与范妻合计一番，两家开始联手反击。范应期下葬后，范妻与次子跑去京城喊冤了，她喊冤的诉状正是出自董份之手。范应期之死，让万历皇帝坐不住了。
万历皇帝早就对江南屡次出现生员、平民冲击在乡缙绅和官府的事变有所警惕，这次范应期之死，更是让他意识到地方的嚣张气焰已经威胁到了大明的统治基础。而此时，董份也通过在京的老关系掀起了要求严惩某些浙江官员的舆论热潮。
范应期之死，已经威胁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缙绅集团核心利益了：如果官员退休后，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那还混个啥？因此，保护退休官员的利益，也就成了大部分朝野官员的共同诉求。形势到了这个份上，万历皇帝出手了，要刑部查办此案。
最后，根据刑部给出的调查报告，朝廷作出处理：巡抚王汝训被罢官解职，彭应参被革职为民，乌程县知县被发往烟瘴地永远充军。朝廷对董范两家事变的处理，其实也是政治派系争斗的结果。此时，党争还没有激化，但派系斗争的苗头已经初露端倪。
这一场涉及董家和范家的事变，也叫“董范之变”，董范两家与彭应参的故事被编成豫剧，这就是《七品芝麻官》。这场事变平息后没多久，在皇帝的直接干预下，范应期获得朝廷恤典，而这正是董份梦寐以求的身后待遇。至此，范家的劫难算是真正结束了。
就在朝廷对这场事变作出判决后的第二天，董份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朝廷向浙江派出新的官员，新任巡抚查清事情真相后，对确有冤屈的给予伸张，对浑水摸鱼的给予惩处，事变最终被平息下来。而董家的家财至此，只剩下了不到十分之三。
董家的厄运接踵而至：先是董份长孙董嗣成心中仍然气愤难平，因为祸害董家的三名首恶仍然逍遥法外，董嗣成这口恶气一直堵在胸中出不来，没多久，就郁郁而逝，死的时候才35岁。同年，董份另一个也考中进士的孙子董嗣昭也去世了。董家经此剧变，家道败落，一蹶不振。
等到董嗣成四弟董斯张长大成人，董家房屋已经被家奴侵占，他无力讨回，而此时距离董家最鼎盛时期，也不过十年而已。董范两家都有纵容家奴鱼肉乡里的行为，但毕竟他们都没有怂恿家奴作恶。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家奴为自己牟取私利而做的，主家未必清楚。明代中后期，家奴仗势欺人的现象屡见不鲜。
尤其是董家，其实并没有做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事，董家的剧变，其实就是由地方上的一些好事之徒，比如闲散生员、无产流氓等人引发的。这些乡民的贪婪与阴谋最终酿成滔天之势的群体性事件，给董范两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与董家有姻亲关系的沈儆炌在给新任浙江巡抚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种种现象：房屋交割买卖后，原房主还来占住；田产交割清楚后，原地主也来占种。已经发过誓画了押签订的文书，转眼就不认账；现银交易成色交验清楚的，又来扯债务利益。把无耻和下作当作本事和能力的人，处处可见。而这些现象，其实也正预示着一个衰世即将到来。
“董范之变”中，兴风作浪的既有空手套白狼的地痞无赖，也有两头渔利的胥吏，而这正是当时整个社会道德开始沦丧的种种表现。董份的朋友曾感叹，自嘉靖初以前，湖州古风犹在！他口中所谓的“古风”，就是为富且仁，照顾孤弱，为贫也安，勤奋持家。大家都自觉维护着宗族礼法下的城乡秩序。
“董范之变”，映射着代表过去缙绅与官员共治乡间的秩序开始崩塌，属于科举大族、簪缨世家的时代也徐徐落幕。这也正标志着整个江南社会动荡的开始和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开始，此后，由田地、房产引发的尖锐对立事件频发，各个社会阶层都被卷入这种无穷无尽又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