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刘少奇
顺直原本指北平（原名顺天府）和河北（原名直隶省），但实际上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跨度很大，包括了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等广大地区。
这个地区在大革命时期曾在以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之下取得显著成绩：建立了10多个地委和2个特别区委，全区党员发展到3000人，路矿工人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李大钊等20名革命党人于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大革命的失败给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带来了沉重打击，党组织失去领导中枢，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
1927年6月，在中央授意下，成立顺直省委，以彭述之为书记。但彭述之主持顺直省委工作后，一方面坚持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右倾错误，放弃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制专制，搞得内部争执和派别斗争纷起，党员对此极为不满。
八七会议后，中央又成立了以王荷波为书记的北方局，并要北方局全权解决顺直纠纷问题，立即改组省委。于是，在王荷波主持下，于9月撤换了彭述之的省委书记之职，但仍留在省委工作，由朱锦堂接任省委书记。
刚改组不久，北方局和省委对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认识不够，不顾一切组织了京东玉田地区2次暴动，但都遭到失败。紧接着北京、唐山一带的暴动也相继失败，不但导致2名省委常委牺牲，还导致辛辛苦苦保存下来的党的力量再次遭受重创。
更糟糕的是，有人对省委改组不满，蓄意闹事，王荷波在北京召集会议作出解释时，被叛徒告密，导致王荷波与数十名与会者被逮捕杀害，北方局、顺直省委和铁路总工会等机关遭受严重破坏，并导致顺直地区党员从近2000人锐减为1024人。
无奈之下，中央只好撤销北方局，顺直省委由中央直接领导，并于1928年1月底派出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以中央北方巡视员的身份负责指导顺直省委工作。蔡和森批判并纠正了顺直省委过去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推举工人出身但政治水平很低的王藻文为省委书记，将彭述之开除出省委。
但蔡和森此举没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而是以个人意气和派别成见来强硬推动工作，反而进一步导致顺直省委内部的分裂。许多党员以“实行民主化”和“发展党内讨论”为由认为新选出的省委不合法，甚至有人自行组织第二省委与新省委对抗，彭述之也到上海向中央告蔡和森的状。中央只得命蔡和森停止巡视工作，并离开天津回上海。
而中央对蔡和森改组顺直省委的做法先否定、后肯定的矛盾态度，也加剧了顺直党组织内部思想和组织上的混乱，导致顺直省委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工作完全没法开展。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临危受命，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天津，接手处理这个极为复杂又棘手的“顺直问题”。
3月下旬，一到天津开始接手顺直工作以后，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在省委担任负责工作就难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当即向中央和全总致信提出担任省委负责工作的要求，但中央和全总都没有同意。
刘少奇为了彻底弄清楚顺直党组织的历史状况，先从调查研究入手，经过调查研究，刘少奇发现，顺直党内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根源就是彭述之的家长式专制导致内部党员在民主方面产生过度报复性反弹，结果酿成了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不服从上级组织的状况。党员们甚至可以对党的决议和通告随意谩骂，拒不执行。
陈潭秋
党员普遍认为，讲组织讲纪律就是“机会主义”，能骂一顿中央和省委就是“好汉”。省委给党员和干部发出警告信，有的人看都不看就当场撕碎信件。上级发的文件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就可以提出质问，党员可以不经组织许可而四处自由活动，不少地方的党组织生活长期陷于半停顿状态。
顺直党内第二个突出问题就是党员闹经济主义现象非常严重，以前，北方党组织对失业党员和党的干部发给津贴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共产国际的支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锐减，许多地方党组织感到经济困难，工作没有办法。有的党员说省委占了他们的便宜，跑到省委机关闹着要钱。
顺直省委长期在工作上没能采取有效措施打开局面，而内部的纠纷和矛盾长期没能得到解决，越积越多，导致内部分歧越来越大，使得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棘手。这就是刘少奇面对的顺直问题的真实状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烂摊子。
在一次顺直省委常委的会议上，省委书记王藻文挑拨党员对中央的不满，说是中央截留了顺直省委的经费，故意与顺直省委为难。一些人就当面质问刘少奇，甚至破口大骂，嚷嚷着干脆解散顺直省委。刘少奇在会上作了耐心的解释，一是中央没有不要或故意为难顺直省委的倾向，二是我们只要活着一天，就必须竭力维持顺直省委一天，除非大家都死光了。
第二天，王藻文又蓄意煽动党员反对中央，刘少奇派张昆弟找王藻文谈话，并在省委常委会上批评王藻文的错误。1928年5月3日发生了日军在山东济南残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刘少奇指导顺直省委发出通告，主张暴动以抗击日军暴行，但当时根本没有力量发动暴动，这又引起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满，导致顺直党组织的工作更加消极了。蔡和森也认为刘少奇此举有“盲动倾向”。
期间，蔡和森来过一次天津，刘少奇与他作过一次长谈，刘少奇主张立即改组省委，省委只留下3人，其余都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并要蔡和森回上海后向中央报告他改组顺直省委的意见。但蔡和森反对立即改组顺直省委，他认为应该等到党的六大召开后再改组，而且这个改组问题也要交由中央来解决。
中央听取了蔡和森关于顺直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后，决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顺直党的领导。这时，蒋介石率领的蒋阎冯桂4个集团军把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赶出关外，导致北方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引发顺直省委内部在对国民党的问题上又产生严重分歧，有的党员不反对甚至欢迎国民党，还有党员干脆投奔了国民党。
六大召开期间，留守中央的李维汉等人提出北方局势异常动荡正是我们党发动群众的好时机，为了加强顺直党的力量，提议派陈潭秋巡视顺直，李维汉的提议获得中央同意。于是，在1928年6月底，中央指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领导北方党的工作。
于是，7月底，刘少奇和陈潭秋、韩连会一起主持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由韩连会任省委书记，彭真等7人为省委常委，刘少奇和陈潭秋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
9月2日，留守中央向以向忠发、项英和蔡和森等人组成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报告工作，新的中央认为必须尽快解决顺直问题，否则不但北方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还会涣散全党的精神。7日，刘少奇在上海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1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系统报告了顺直省委的工作。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检讨了自己初到顺直时有点盲动主义的倾向，有一段时期也存在群众落后的观点等错误。18日，常委会议继续讨论顺直问题，并听取了蔡和森关于顺直工作的报告。10月12日，中央通过并发出2个文件，对刘少奇在顺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呼吁顺直省委和全体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迅速纠正缺点，补充不足。
周恩来
10月中旬，刘少奇从上海回到天津。在此期间，顺直党内又发生了三个问题：一是部分干部和党员反对省委和中央撤销韩麟符内蒙古特委书记职务并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决定，进而大肆开展反对省委的活动；二是王藻文对中央开除他中央委员、将他调离顺直省委的处分不满，最终勾结敌人叛党；三是京东唐山等地党组织反对7月改组会议，进而推举代表组成“京东护党请愿团”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这3个问题表明，刘少奇等人主持的“7月改组”没有收到明显效果。
按照中央决定，陈潭秋再次到顺直巡视，他与刘少奇商量后决定，一方面报请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顺直一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他们帮助省委先进行整顿工作。没料到的是，他们这样的决定反而导致那些反对省委的人更四处串联党员一起来反对省委，使得顺直省委几乎不能行使职权。
于是，刘少奇、陈潭秋和韩连会联名签发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职权并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同时致信“京东护党请愿团”主要负责人，指出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充分表现。10月底，陈潭秋回上海向中央报告他们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原因和经过，刘少奇和韩连会则留在顺直，分别找京东党组织代表谈话，讨论改造顺直党的问题。11月，刘少奇开始出版顺直省委党内刊物《出路》，专门讨论顺直党内问题。
11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顺直省委领导间产生严重分歧、各级组织涣散、派别纠纷不断的问题，从苏联回国后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顺直问题的要害是缺少了政治的指导。周恩来建议，主要的还是要进行政治的说服。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做法，并作出几条具体指示，要陈潭秋立即返回天津传达，恢复省委职权。
刘少奇和韩连会表示不能接受中央的指示，并联名致信中央陈述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理由。但他们的陈述遭到中央的否定，中央复信指出，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11月下旬，刘少奇回上海向中央报告顺直党的工作，再次陈述不同意恢复省委职权的理由。
11月27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和刘少奇等人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最终会议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去顺直巡视，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并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
在此期间，刘少奇一面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评，一面坚持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央也采纳了刘少奇等人的合理意见，并在新的指示中作出改正。12月初，刘少奇和陈潭秋等人回到天津，他们从调查研究入手，分头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为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做准备。与此同时，刘少奇在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上撰写序言和多篇文章，分析顺直党组织内存在的问题和根源，并提出了改造顺直党组织的具体意见。
12月11日，周恩来从上海抵达天津，第二天，刘少奇和陈潭秋、韩连会都参加了由周恩来召集的谈话会，陈潭秋向周恩来汇报了顺直党的工作情况，韩连会进行补充汇报。13日，顺直省委常委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意见，并亲自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会议接受了中央的意见，通过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的议案。
12月底，由刘少奇和陈潭秋轮流主持、有43人出席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主要是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刘少奇和陈潭秋也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最终通过了《顺直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和《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以及有关职工、农民、青年和妇女等工作的决议案，党内认识初步取得统一。会后，经中央批准，成立了由韩连会、陈潭秋、张慕陶、郝清玉、王德振组成的顺直省委常委。到此，顺直问题才得到了基本解决。
刘少奇忙碌大半年未能解决的顺直省委问题，周恩来出手才解决了，并不代表刘少奇就比周恩来逊色很多，而是有4个原因导致这一结果：一是刘少奇当时的确还缺乏处理党内这种复杂纠纷的经验，以致他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处理时又不够冷静、过于急躁、处理方法不够细致；二是周恩来虽然比刘少奇只年长8个多月，但他比刘少奇经过更多大阵仗的考验，工作经历和经验也比刘少奇更丰富。
三是周恩来灵活与极具亲和力的个性和专长最适合处理这种复杂的具体事务，而刘少奇则是原则性很强、灵活性略有不足，他更擅长的是全局性、战略性的思维，这方面的强项也是他后来在党的七大后在党内的排位超过周恩来的主要原因；四是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比刘少奇高，他出面处理这个问题的分量自然就更重多了，效果自然也更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哪怕是刘少奇这么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大也是经过处理很多艰难、复杂的事情慢慢磨砺和锻炼出来的，而不是生来就伟大的。
参考文献：
《刘少奇传》：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