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更好地理解“二里头文化制陶技术衰退”这一文化现象，有必要置身于更广的历史视野中。在中国陶器制作技术发展史上，龙山时期是轮制技术运用的第一个高峰，从二里头时期、二里冈时期乃至春秋时期是轮制技术的一个漫长的低潮期，战国至汉代有迎来了轮制技术运用的第二个高峰。
龙山时期
龙山时代，众多并存的聚落群（政治实体）表明社会处于大整合的前夜，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是“酋邦”林立的社会。每个“酋邦”聚落群内部的社会都处在分化与重构之中，表现为墓葬和房屋反映的阶层等级分化严重，但还没有彻底“固定化”；血缘家族逐渐向大家庭和核心家庭分化，这种分化还伴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在这种社会分层和分化进程中，手工业组织形态也和家庭的组织形态变化相适，一般是血缘家族或大家庭生产模式。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形态中，权力对手工业的控制还不是很明显，手工业还是家庭获取财富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所以，这一时期的制陶业发展迅速，先进轮制制陶工艺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利用。
二里头——春秋时期
二里头——春秋时期快轮制陶技术一直处在低潮期，二里头时期轮制技术的衰落前几篇文章已有论述。
商代的制陶作坊遗址多有发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都发现拥有多座窑址的制陶作坊。郑州商城制陶作坊遗址西城墙北段外侧，面积约12万平米，发掘面积1551平米，发现了陶窑15座和许多制陶工具、陶器废品等，从二里岗下层一期延用至二里岗上层一期。偃师商城发现8座分布比较集的陶窑，应为制陶作坊所在地。殷墟制陶作坊遗址在花园庄南地，面积6万平米左右，发现陶窑10座，附近还发现有制陶灰坑遗迹和房基，灰坑和房基填土内有大量烧废的陶器、窑壁残块、制陶工具次品和废品陶器，整个殷墟时期都在使用。
这些制陶作坊多为王室控制，王室设有专门的官职—司工对这些手工业作坊进行管理，这种体制在甲骨卜辞中有记载，如壬辰卜贞: 叀令司工?(《存》1•70)有学者认为，该条卜辞中的“叀令”，即“令”，“令司工”即商王任命叀担任“司工”这一官职。各时期的商城内不仅有制陶作坊，还分布有青铜冶铸、玉器、石器、骨器等作坊，这些作坊并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单位存在。“它们一方面代表了生产活动的分化，一方面更清楚地表现为政治权利工具的制造工业”。
我们可以推测：商代的这种官府直接控制手工业的形态，极有可能在二里头时代就已经存在，可谓西周“工商食官”制度的滥觞。这种情况从二里头时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初期，它的弊端在于手工业者人身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被控制，生产积极性被扼杀，产品的生产是基于社会上层意志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市场需要，如果社会上层重视某一种产品，在权力的威严下，工艺就会最大程度的精细；反之质量就会得不到保证。这一段时期正好是轮制制陶技术的衰落期，其中的联系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 中国的快轮制陶技术继龙山时代之后出现了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于社会形态的转型，大国争霸及兼并战争的影响，官府对制陶业的控制减弱，许多官营作坊的工匠脱离官府的直接控制成为自由手工业者；春秋以来，铁质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日用陶器有着巨大的市场。这两方面的条件使得战国时期的制陶业得到快速发展，陶器生产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生产活动。为了满足市场对精美廉价的日用陶器的需求和获取丰厚的利润，私营制陶作坊有动力投入生产设备，采用制陶效率更高的快轮技术。
众多考古资料表明，战国时期陶器的商品化、规模化经营已相当成熟。生活用陶器器形规范化、多样化，有了品牌和市场意识，工匠们把姓名钤印或刻写在陶器醒目的部位或打上销售市场的名称。如河北武安汲武发掘的一批战国窑址，出土一批带人名印记的陶片，有陈重、韩□、史□、孙□、不孙等。 “亭”、“市”铭记陶器也是产品投放市场的标志，这类陶器在战国也开始出现，上海青浦县出土一件陶罐，肩部戳印“吴市”铭记；陕西兰田泄湖战国墓中出土一件釜，戳印“□亭”；邯郸遗址发现的陶钵上有“邯亭”印记。说明各制陶作坊工匠的技能、信誉与市场联系在一起，体现作坊对销售市场的依赖，也说明当时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陶器生产还进一步向专业化生产方向发展。如齐临淄故城出土的陶器中“豆里迓”、“豆里得”等陶文，证明当时齐已形成专门制豆的制陶作坊；江陵毛家山发掘的一座东周制陶作坊，有窑，井、灰坑，火膛堆满尚未烧好的陶豆，推算此窑是专门用来烧豆的；河北邯郸遗址的战国、汉文化层出土烧窑遗迹处，产品也可看出分工的迹象；内蒙古大宽滩窑址，座窑址主要生产卷沿罐和深腹盆，均为轮制，产品主要供应距窑址仅0.5公里处的城圪卜及其周围居民点，其它种类的陶器则另有生产作坊。可见制陶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已开始形成市场分工，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陶器生产的商品化和专业化充分体现了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战国时期轮制技术又一次得到普遍运用，说明陶器制作技术的运用与否和社会会形态变化、陶器生产者地位与制陶业组织形态变迁、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龙山——二里头、二里冈、春秋——战国、汉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期间，轮制制陶技术的运用经历了“高潮——低谷——高潮”的过程。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说明了先进的技术不是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运用，技术的运用总跟当时的社会形态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