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与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处南流黄河南北两端的临汾盆地和河套地区。2000～2001年陶寺遗址发现陶寺文化城址，并于2002年进行了系统发掘，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56万平方米，中期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陶寺城址发现十年后的2011年，石峁城址被初步确认，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300～3800年前后。随着各自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披露，石峁与陶寺，这两处活跃在公元前三千纪末期、分别矗立于河套核心区域和中原腹心地带的都邑性大遗址，在城市规划、城垣结构、日用器皿、用玉传统、埋葬习俗、彩绘习惯、“暴力现象”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二者之关系已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典型器物、重要遗迹、信仰习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入手，试图阐明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所代表的两类考古学遗存及其背后的人群在发展繁衍过程中，是如何突破空间阻碍，演绎距今4000年前后国家层面交流互动的社会图景。
一、典型陶器的分期比较
自1978年发掘，以陶寺遗址出土陶器组合为代表的考古学遗存被称作“陶寺类型”或“陶寺文化”。通过典型器物的简单“桥连”，大致可以看出以H301、H303、H425、J401为代表构成一类典型陶器群，暂称C组陶器群。同理可见，H416、H3421出土陶器雷同，构成B组陶器群；J301、J402出土陶器相似，构成A组陶器群。根据打破关系，上述三组陶器群的早晚顺序依次为：A、B、C，其组合特征和相对年代与《陶寺报告》划分的早、中、晚三期陶器组合基本相当，故此，笔者同意将陶寺遗址1978～1985年居址出土陶器（群）分为早、中、晚三期的意见。实际上，1986年以来关于陶寺遗址的分期基本沿袭了该意见。
从2011年考古工作开展以来，发掘、试掘、调查资料支持石峁遗址出土典型陶器组合大致可以分为三组的意见，A组以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早期、后阳湾地点W3、圆圪堵地点房址和麻黄梁地点为代表；B组以后阳湾地点2012W1、呼家洼地点2012F3、外城东门址早期、韩家圪旦地点居址晚期为代表；C组以后阳湾地点2013晚期层位和外城东门址晚期为代表。上述三组陶器分别有其自身的典型遗迹单位及遗迹间的层位关系作支撑，可代表当下石峁遗址不同阶段的考古学遗存，暂可将 A、B、C 三组为代表的陶器组合视为 A段、B段和C段前后相继的“石峁遗存”，根据系统测年数据，其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300～1800年。
目前测年显示，除陶寺早期年代稍早于石峁A段外，两遗址绝对年代大致吻合。而两者陶器面貌在陶寺晚期时的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典型陶器方面，在陶寺早期，石峁与陶寺有联系的证据很少；到陶寺中期，可能是受到来自北方的以石峁为代表的双鋬鬲考古学遗存的影响，陶寺产生了带双鋬的空三足器，虽然典型器物不多，但大致可以看出陶寺中期的空三足器以双鋬宽裆鬲最为典型，一般上部作深腹罐或釜状，与三袋足界限明显，裆部分开较宽，此类陶器的裆部结构是石峁A组陶鬲的基本类型；及至陶寺晚期，大量来自北方的文化因素明确表现在陶寺文化的陶器面貌上。陶寺文化最为典型的陶器——扁壶，在石峁C段时少量发现于陕北地区，但相较于石峁典型陶器南下的影响，力度要小得多。可见，典型陶器方面，自陶寺中期以来，北方石峁对南方陶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陶寺中晚期以来的陶器面貌，受石峁影响的外在体现显而易见。
二、特殊器物比较
除典型陶器外，石峁遗址及“石峁遗存”核心分布地区还发现一些与陶寺遗址相同的器物。这些两者共有的“特殊器物”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连接石峁和陶寺的重要纽带，值得比对分析。
1．陶鼓 陶寺遗址中目前仅见于早期大型墓葬，是陶寺文化早期大型墓葬的“标志性”器物。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小孔，颈、腹之间置对称双桥耳。石峁遗址所在的陕北地区也发现有与陶寺文化早期形似的陶鼓。
2．石磬 陶寺石磬目前仅见于早期大墓中，常与陶鼓、鼉鼓共出。距离石峁遗址很近的榆林市榆阳区古塔乡李家庙遗址也曾采集石磬一件。从当时采集的陶片标本来看，李家庙遗址的年代当不晚于石峁A段遗存。
3．石厨刀 此类石刀整体形似侧置的英文字母“V”，柄部与刀体呈锐角相交，刀体较宽，其下缘磨出弧刃。从目前发表的资料来看，这种石刀在陶寺遗址中普遍被使用，早晚期都有发现，但多见于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中，特别是早期墓葬中的出土位置和状态，是石厨刀用途和命名的主要依据。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也出土过石厨刀。芦山峁遗址是石峁和陶寺两遗址的“中间地带”，不排除芦山峁遗址承担陶寺与石峁交流互动的“中介”作用。
4．陶铃 陶寺遗址出土的陶铃见于居址内，属陶寺文化早期遗物，顶部有系铃舌的小孔，横截面形式多样，有菱形、梭形、椭圆形、长方形等。与石峁A段遗存性质相仿、年代相近的老虎山文化诸遗址中也发现较多陶铃。
5．骨制口簧 口簧是一种小型拨奏体鸣乐器，广泛见诸于古代文献，距今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至今仍以“口弦琴”的形态流行于世界各民族中。陶寺遗址J401∶29即为一枚骨制口簧。J401出土陶器群为典型的陶寺文化晚期陶器组合。相比于陶寺的发现，石峁遗址出土了20余件骨制口簧及一些与制作口簧相关的骨料。
6．铜齿环 从目前资料来看，陶寺遗址发现一件，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M11中。石峁遗址也曾发现过数件铜齿环、铜环、玉牙环。
7．细石器 使用燧石、玛瑙、脉石英等质地坚硬的石材制作的细石器，流行于自仰韶文化时期以来的河套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中，采用压剥技术加工而成，一般器形较小，有镞、刀刃、刮削器、切割器、雕刻器等。而陶寺遗址所在的中原腹地并无细石器制作和使用传统。陶寺遗址居址和墓葬内发现了少量小型细石器，器形主要为镞、刀刃、切割器和刮削器，这类器形都可在石峁遗存内找到相似之物。从现有资料来看，石峁遗存内除成品细石器外，还发现数量巨大的制作这些细石器产生的石核、石片、石叶等“制作链”遗物，而陶寺遗址很少能看到加工细石器的资料报道。从石料产地、制作技术和使用传统等多方面分析，陶寺遗址出土少量细石器来自北方石峁遗存分布区域的可能性非常大。
三、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比较
精神信仰层面上的认同，是区别不同人群的内在标志，而精神信仰的外在表现往往是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对比，也是论证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关系的重要内容。
1．崇玉和用玉 从遗址本身和相同遗存分布范围内其他遗址的观察来看，石峁与陶寺在崇尚和使用玉器方面有较多相似。陶寺墓葬随葬玉石璧的风俗习惯极有可能出现于陶寺文化晚期。从牙璧类玉器的出现管窥，石峁与陶寺在玉器的器形选择方面有同步的迹象。
2．朱绘和彩绘 朱绘和彩绘的使用，在两遗址内都可找到例证。陶寺遗址朱绘和彩绘主要应用于随葬陶器和木鼓上。石峁遗址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朱绘和彩绘陶器目前只见于居址遗迹内，数量较少。陶寺遗址彩绘与石峁遗址壁画在图案的“折勾”形态有相似之处。
3．“暴力现象”和人祭行为 进入陶寺文化晚期，陶寺遗址表现出明显的“暴力色彩”。最常被提及的是ⅠHG8，该陶寺文化晚期遗迹内发现六层人骨遗存，骨殖散乱，以头骨为多，多数有砍切痕迹。石峁城址的修筑“使用”了大量人头。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及周边城墙修筑时，曾进行过残杀年轻女性，取其头骨埋入基础土内的“暴力行为”；但与陶寺遗址不同的是，基本可以确定这一行为与外城东门址及周边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4．殉女现象 石峁遗存分布区域内流行在竖穴土坑墓内殉人的风俗习惯，这些殉人一般都位于墓主一侧（墓主有棺者，殉人位于棺外一侧），侧身屈肢，面向墓主，上肢被绑缚的迹象非常多见，当是为墓主殉葬的生人。多个遗址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殉人多为女性。陶寺遗址发现可能有“人牲”的墓葬两例，均为陶寺文化晚期单位，陶寺文化晚期墓葬内可能也出现了殉葬女性的葬俗。
四、石峁与陶寺关系蠡测
由以上对比分析来看，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关系不可说不紧密。笔者认为在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分期的框架下展开讨论，才能更为具体、准确地厘清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关系。
结合上文的分析比较，石峁A段与陶寺文化早期在陶鼓、陶铃、石磬、石厨刀等器物上有联系外，可兹比较的相似点很少，特别是典型陶器面貌的迥异，很难将两者的关系用“联系紧密”来形容。对此的推测是：在早期阶段，石峁与陶寺应为独立发展的两支考古学文化，个别器物的相似，用远程交流或者“贸易”来解释当可备一说。但不可否认的是，石峁和陶寺在早期阶段已有联系。
囿于资料所限，石峁B段和陶寺中期的关系尚不具备较明确的分辨度。但从典型陶器的整体面貌来看，笔者倾向于陶寺文化中期空三足陶器是在石峁B段遗存的强烈影响下出现的。笔者认为陶寺文化中期与陶寺文化早期在陶器面貌上的巨大差异，很有可能源自石峁遗存自北向南的强力影响，也就是说，石峁和陶寺在中期阶段已“联系紧密”。
及至陶寺文化晚期，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陶器群整体面貌相似程度很高，骨制口簧、玉牙璧、铜齿环、细石器等器物同时出现，朱绘和彩绘、“暴力”行为、殉女现象等风俗习惯两地都有，这些迹象都可说明石峁和陶寺发展至晚期阶段时联系最为紧密；而上述迹象在两地文化因素中所占的比重，似乎说明石峁对陶寺影响的力度要大得多。
其实，随着现代生物科技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不断深入，石峁遗存晚期与陶寺文化晚期的关系已取得了一些生物学证据。古DNA分析结果表明，陶寺中晚期墓葬中的人骨和灰坑中的人骨在单倍型的分类上没有差别，而头骨测量特征显示陶寺中晚期灰坑中的人骨与陶寺早期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形态差距较远，这样的分析结果暗示着陶寺中晚期人群和陶寺早期人群可能有不一样的来源。锶同位素比值分析显示，陶寺文化中晚期墓葬发现的墓主皆为本地人，扰坑和灰坑中外来人占多数，说明陶寺遗址中晚期的先民中，存在很高比例的外来移民。而动物骨骼的分析指出，绵羊和黄牛等畜牧资源的增加，将陶寺中晚期外来人口的原籍引向西北方向或西北地区。这些生物学证据可视为对上述石峁与陶寺比较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的印证，同时也开启了石峁与陶寺考古研究“见物也要见人”的新篇章。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石峁遗址与陶寺遗址的关系初现端倪，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尽相同，远非承前启后、此消彼长、势均力敌、并驾齐驱等简单认识能够概括。但毫无疑问，这两大“集团”之间交流互鉴、水乳交融乃至血脉相同的联系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均可找到例证。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载：《考古》2020年第5期。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