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哲学专栏2】心理可供性假说

作者：

托马斯·麦克莱兰（Thomas McClelland），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讲师、剑桥大学塞尔温学院研究主任以及巴塞罗那庞佩乌·法布拉·大学行动中的内在言语研究项目的成员。他分别在剑桥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取得了哲学学士和哲学博士的学位。他的研究领域涵盖认知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美学和应用伦理学等一系列主题。他目前主要关注的是心理可供性的概念。哲学和心理学的长期研究表明，我们通过在环境中进行的身体活动来看待我们的环境。他建议我们也从我们可以进行的心理活动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环境。同时，他一直在探索如何根据心理能力来重新构建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发现，并确定未来实证研究的途径。他最近也在探索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我们的知觉。他和Paulina Sliwa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可能是由社会介导的对家务劳动可供性的知觉差异所造成的。他对知觉体验（或知觉体验的模式）在道德上是可评价的这一想法感兴趣。

译者：

温世豪，剑桥大学现代和中世纪语言及语言学硕士，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美学与艺术哲学（电影哲学、音乐哲学、一般美学、进化论美学、实证美学）、一般科学哲学、科学史、知觉哲学、情感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精神病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元伦理学、价值理论、实用主义哲学、社会哲学、行动哲学、道德心理学和社会与政治认识论。

审校：

CYK，迈阿密大学哲学博士在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士，并曾于康涅狄格大学交换学习。研究兴趣是知觉哲学、心智哲学、认识论和认知科学。博士论文旨在探讨动物和人类在（准）社会环境中的“可供性”知觉概念。

可供性（affordances）是行动的机会。例如，茶壶具有可抓握（being grippable）的属性。当一个主体抓握住茶壶时，她就在利用这种可供性。可供性的概念由生态心理学家J.J. Gibson（1966）引入，并已广泛应用于一系列学科。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我们对可供性的敏感性在行动中至关重要。在关于可供性的大量文献中，理论家讨论的可供性动作除了少数例外都是身体行动，例如抓握、行走或进食。本文提出的假说是，我们也对注意、想象和计算等心理行动的可供性十分敏感。尽管这种心理可供性假说（Mental Affordance Hypothesis, MAH）最终取决于实证证据，但各种现象学和理论考虑强烈表明，我们对心理行动的机会具有适当的敏感性。尽管当前文献中有一些类似于这一主张的提议（见§3），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一个普遍的理由，认为我们对心理行动可供性的敏感性如同我们对身体行动可供性的敏感性一般。本篇论文旨在解决这一点。

下一节将描述如何描述一般可供性和心理可供性的特征。第三节描述了我们对身体行动的可供性的敏感性。具体来说，我们知觉到身体行动的可供性，并且我们这样做将在适当的条件下强化（potentiate）（即自动准备）该行动的执行。第四节将MAH确定为这样的论点：主体S执行心理行动φ的可供性如下：（i）φ的可供性可以为S所知觉，并且（ii）当S在在适当的条件下知觉到可供性时，φ-ing的行动会自动准备就绪。第五节介绍了一系列案例，这些案例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说：注意的可供性；想象的可供性；和计算的可供性。最后，我概述一个心理可供性的研究计划作为总结，该计划将加强我对MAH的初步论证，并对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一系列争论确立其影响。

Gibson在其1966年的著作《作为知觉系统的感官》（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中引入了“可供性”这一术语。他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发展，而他对可供性的最全面的描述可以在他最终的作品《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 1979）中找到。在这本书中，他这样介绍这个概念：

虽然可供性的概念仍然是生态心理学派的一个关键概念（例如, Michaels 2003），但它也被其他学科所广泛采用，包括：认知心理学（例如Tucker & Ellis 1998）；神经科学（例如Cisek & Kalaska 2010）；音乐（例如Krueger 2011）；人类学（例如Ingold 2011）；设计理论（例如Norman 1999）和人工智能（例如Horton et al. 2012），更不用说现象学（例如Dreyfus 2002）和知觉哲学（例如Siegel 2014）。尽管可供性概念的普遍存在为我们提供了广泛而多样化的研究可供借鉴，但它是有代价的：“可供性”一词已被其不同应用的理论包袱所拖累（见Hartson 2003; Michaels 2003; Scrantino 2003）。

如果我们抛开累积的理论包袱，可供性就其核心而言就是行动的机会（opportunities for action）。执行某项行动的机会是主体有可能运用其拥有的某些能力的情况。考虑一下树具有的可以被我攀爬（being climbable）的属性。可供性与特定主体相关，因此对我来说（for me）可攀爬的东西将不同于对你来说（for you）可攀爬的东西，而对你来说可攀爬的东西又会与对松鼠来说（for a squirrel）可攀爬的东西不同。对于我来说，一棵树可以攀爬，就是它与我的攀爬能力存在某种关系：它必须是我可以成功地部署这种能力的东西（见Nanay 2010, pp. 430-432）。有些树会与我的攀爬能力保持这种关系（例如，树枝较多的坚固的树），而其他树则不会（例如，树枝太少的瘦弱的树）。这棵树的可攀爬性和我攀爬它的能力是互补的倾向（complementary disposition）：它们是一对相互依赖的倾向属性，就像方糖溶解在我的茶中的倾向和我的茶溶解方糖的倾向（Turvey 1992）。[1]

[1] 有些人采用了更自由的可供性概念，根据这种概念，所提供的东西不一定是行动。例如，吉布森（Gibson, 1979, p. 39）谈到火可以提供温暖，尽管温暖不是一种行动。然而，Michaels 2003令人信服地反对这种自由的概念。这是关于可供性的形而上学的几种争论之一，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将把这些争论放在一边。

什么构成了行动的机会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行动。尽管在可供性的文献中无法明确找到共同的行动概念，但我会假设一种合理的观点，即行动是主体在她有意控制下所做的事情。对你正在做的事情有控制就是能够随意继续或终止它。这促使Levy提出了以下对行动的定义：

如果你移动你的腿是因为你有意这样做，那么这个动作就是你控制的动作，因此是一种有意的行动（intentional action）。如果你因为医生用锤子敲打你的膝盖而移动了腿，那么这个动作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因此不是一个行动。相反，它只是简单的移动（mere movement）。还有第三类事件是可控但实际上不受控制的。这些都是非有意的行动（non-intentional actions）。例如，当你心不在焉地晃动你的腿时，你并没有对这个动作进行控制。虽然如此，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could）停止这个动作（Levy 2016, p. 77）。行动是具有多层的复杂事件，即使该行动的某些部分不受能动者的控制，该行动仍然可以被视为处于有意的控制之下（Wu 2013）。例如，抓握茶壶是我可以控制的动作，即使我抓握的精确位置是我无法控制的自动过程的结果。

与一些相互竞争的观点不同，这个解释避免了对什么是行动的看法过于狭隘。此外，它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哲学和心理学。心理学家经常在他们对行动的调查中诉诸控制，而对控制机制的实证研究可以帮助充实所提出的观点。[2] 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与关于可供性在行动中作用的主张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2] 受控过程与自动过程的区别在于它们是有意识的、注意的、灵活的、对背景敏感的、目标驱动的等（见Wu 2013的概述）。毫无疑问，许多这些特征应该纳入到对控制的解释中。然而，Levy强调的可延续性和可终止性是控制的标志，它有望将行动与单纯的事件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可以将可供性定义如下：

提供行动机会的实体x不一定是一个物体。特定的交通配置可能为我提供过马路的机会，但在这里，为我提供φ的机会的是整体情况（situation），而不是某个特定的物体（Siegel 2014）。与此相关的是，x可以为φ提供机会，而x却不会成为我φ-ing的目标。当茶壶供给抓握时，被抓握住的正是茶壶，但是当交通配置提供过马路的机会时，被走过的并不是交通配置。

确定了上述可供性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心理可供性定义为那些所提供的行动φ是心理行动的可供性。心理事件与身体事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隐蔽的（covert）：它们涉及我们心理状态的内部变化，并且本质上不涉及任何身体运动（Metzinger 2017）。我们在心理上所做的事情包括——但绝不限于——注意、想象、记忆、评价、决策、推理、计算和判断。根据上述对行动的定义，心理行动是那些受我们控制的心理事件。刻意地回忆我第一位老师的名字是一种有意的心理行动，因为我开启并持续了回忆的过程。相反，当童年创伤的自发记忆涌入我的脑海时，这种心理发生（mental occurrence）超出了我的控制范围，因此仅仅是一个心理事件。心不在焉地回忆失散已久的宠物是一种非有意的心理行动，因为我可以（could）停止它，尽管事实上我没有这样做，但这意味着心理过程在我的控制之下（Levy 2016）。

关于我们对自己的心理过程有多大程度的能动性，存在相当大的争论（见Soteriou & O’Brien 2009）。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心理能动性范围极其狭窄（例如Strawson 2003）。然而，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反映了过于苛刻的行动概念（Wu 2013）。我们积极地控制我们的一些心理过程，而其他许多心理过程即使并没有实际被控制，也是可控的（controllable）。事实上，所有心理行动都必须受到积极控制（actively controlled）的无根据的假设，可能会支持心理行动很少见的错误主张（Levy 2016）。

只要承认存在心理行动，就很难否认存在心理可供性。如果我们确实执行心理行动，那么一定存在我们有可能进行这些心理行动的情况。心理行动的机会只不过是有可能进行心理行动的情况，而心理可供性只不过是心理行动的机会。因此，心理可供性无处不在：一部刺激的纪录片提供反思；一本旧相册提供怀念；一个礼拜场所提供沉思；一部奇幻小说提供想象；一篇哲学论文提供评价。

在其中一些情况下，提供φ-ing的对象或情境x是心理行动的目标。这部纪录片并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而是提供了一个反思这部纪录片（that very documentary）的机会。在其他情况下，x提供φ-ing，但不是所提供的行动的目标。一个空间可以提供沉思，但不提供对那个空间的沉思。[3]

[3] 我在其他地方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一点（McClelland 2015）。

提出心理可供性很容易得到辩护，因为我提供的可供性的概念并不是非常苛求。人们可能会担心，这种要求不高的概念不太可能具有太大的理论价值，因此，MAH将是空洞的。然而，真正的理论工作并不是由可供性本身完成的，而是由我们对它们的敏感性（sensitivity）完成的。MAH的实质是，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与我们对身体可供性的敏感性大致相同。我接下来要讨论的正是这种敏感性。

当前文献表明，我们对身体行动可供性的敏感性有两个层次：首先，我们能够知觉身体行动的可供性；其次，知觉这些可供性（在适当的条件下）强化了所供的行动（afforded action），也就是说，自动让主体做好执行该行动的准备。我依次探讨这些层次。

包括Gibson在内的许多可供性理论家提出的一个关键主张是，我们在知觉上（perceptually）对可供性很敏感（见Gibson 1979; Michaels 2003; Dotov et al. 2012）。根据这种观点，识别一棵树的可攀爬性并不是看到一组品质，然后推理出具有这些品质的物体可以被你攀爬。相反，你可以简单地看到（see）它可攀爬的属性。

提出这一主张无需对我们与可供性的知觉关系的本质做出任何承诺。Gibson对可供性的理解与许多关于可供性知觉的论点密切相关，包括：可供性是直接知觉的，而不是通过心理表征；可供性是通过“光流”信息知觉的，无需任何内部处理；在日常的知觉中，我们觉知到可供性。然而，我们应该以一种与以下内容一致的方式来理解可供性知觉：可供性知觉的表征主义观点（Siegel 2014）；可供性知觉需要内部过程来消除模糊的感官输入（Christensen & Bicknell 2019）；普通的知觉觉知不仅以可供性为特征，而且以对象和品质为特征（Nanay 2010）。

说我们对可供性在知觉上敏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所有的（all）可供性都具有知觉敏感。你可能在知觉上适应可攀爬性的可供性，但不适应杂耍的可供性。如果不满足背景条件（例如，如果你不处于必要的心理状态或可供性以某种方式被掩盖），你可能无法知觉特定的攀爬的可供性。此外，你可能会错误知觉（misperceive）一棵树可以攀爬，而实际上它不可以，这可能会带来令人尴尬的后果（Gibson 1979, p. 139）。我们究竟如何以及何时知觉（或错误知觉）可供性是一个持续吸引研究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什么认为我们会知觉可供性？一个关键的动机来自对我们现象学的反思。一些人报告说，他们在知觉上体验到茶壶不仅是白色的、光滑的，而且是可抓握的（grippable）。这类似于我们对其他所谓的“高阶”属性的知觉体验。将某物视为猴子、橙子或唐纳德·特朗普，会为你对物体的知觉体验贡献一些额外的东西：一些无法还原为我们体验到的“低阶”的颜色、形状和纹理的变化的东西（McClelland 2016）。此外，你是否知觉到这些属性将取决于你获得的知觉能力以及你所处的思维模式（例如，你是否在寻找某种物体）。然而，与这些属性不同的，可供性是对象在某个时间点相对于（relative）主体具有的属性。你可以在一个位置上抓住茶壶，但在另一个位置上却不能，而从任何位置上看，特朗普都是特朗普。

可供性知觉最生动的例子是，我们体验到一个行动不仅是可用的（available），而且是积极索求的（solicited）。想象一下我们将电话铃声体验为需要被接听的（Koffka 1935），瘙痒是需要被抓挠的（Hall 2008），或者蛋糕是需要被吃的（Siegel 2014）。在茶壶的案例中，我们可能会体验到该物体可供抓握，但没有体验到任何特别的抓握的冲动。但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会被吸引去执行所提供的行动。目前还不清楚如何解释被索求或要求按照可供性采取行动的隐喻。毕竟，这些对象并不被知觉为发出命令。虽然如此，这个隐喻确实指出了我们的可供性体验的一个生动而普遍的特征（我将很快阐明这一特征）。

尽管Gibson本人并没有从现象学的角度论证可供性的知觉，但他确实指出，他的可供性概念受到格式塔心理学引入的更具有现象学色彩的类似概念的启发（1979, p. xiii）。不管Gibson对可供性知觉的现象学证据的立场如何，它与我们的现象学如此直观地契合这一事实，很可能是这个想法被如此广泛接受的原因（Heft 2001, p. 114）。

尽管现象学上的考虑在本文中很重要，但我们不应忽视可供性知觉的大量解释性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动选择。Prescott，Bryson和Seth解释说，“行动选择是解决相互竞争的行为选择之间冲突的任务，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决定下一步做什么”（2007, p. 1522）。通过知觉环境中的可供性，我们可以知觉到我们可以采取的可能的行动的“菜单”。尽管我们可以自由地“跳出菜单”并采取超出知觉到的选项范围的行动方案，但我们的大多数行动都会利用知觉到的可供性。这使我们免于必须明确推断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的繁重任务，从而释放我们的认知资源，用于决定哪些可用的行动是最佳的（Cisek & Kalaska 2010; McClelland 2019）。如果没有可供性知觉，我们能力有限的认知资源将要做更多的工作，使行动选择更慢，更容易过载。借助可供性知觉，我们可以在快速、自动的知觉过程和缓慢、审慎的后知觉过程之间进行有效的分工，前者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行动的“菜单”，而后者让我们可以选择要执行的行动。

尽管我认为促进行动选择是可供性知觉最基本的解释性应用，但它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理论应用。可供性知觉被认为是我们获得技能（Gibson 1966; Dreyfus 2002）、我们对工具使用的理解（Gibson 1979; Lockman 2000）以及我们对他人行动的理解（Gibson 1979; Stoffregen et al. 1999）的基础。因此，我们知觉可供性的第一人称观察得到了一系列第三人称解释性考虑的证实。

除了Gibson之外，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表明，我们对可供性的敏感性还有另一个维度。一系列研究表明，当我们知觉到某种可供性时，负责执行所提供的行动（或该行动的一部分）的运动模式会自动做好准备。这种行动的自动准备的过程称为“强化”。在Tucker和Ellis（1998）的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识别所呈现物体的方向，当物体上下颠倒时用左手按下按钮，当物体上下方向正确时用右手按下按钮（在其他实验中反之亦然）。这项研究揭示了“干扰效应”。如果呈现的物品是一个茶壶，手柄位于受试者的右侧，那么当实验需要左手按下按钮时，他们的反应时间会较慢，但当实验需要右手按下按钮时，他们的反应时间会更快（茶壶面向另一个方向时，反之亦然）。Tucker和Ellis用受试者知觉到茶壶提供用右手抓握的方式来解释这种干扰。[4] 这种右手动作的准备会使左手按下按钮的速度变慢，因为受试者已经准备好了用另一只手的行动。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使右手按下按钮的速度更快。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受试者并不意图（intends）抓住茶壶，因此抓握反应必然是被自动（automatically）强化的。[5]

[4] 令人困惑的是，在认知神经科学文献中，“可供性”一词经常指代强化的运动模式，而不是物体的可知觉属性。混淆也可能是由于文献宽泛地谈论运动模式是由对物体的知觉引发的，而不是具体由对物体的可供性的知觉引发的。只有更具体的主张才能捕捉到这些研究的结果。

[5] 尽管一些人试图从注意力的角度对这种干扰效应提供紧缩解释（例如Kostov & Yanyan 2015），但一系列后续研究对这种替代解释提出了质疑（例如Yamanashi et al. 2015）。

任何给定的知觉环境都会向主体呈现一系列可供性。这是否意味着所有提供的行动都被强化了？不完全是。首先，只有当主体知觉到做φ的可供性时，φ-ing才会被强化。这取决于她能否知觉φ-ing的可供性以及她在那种情况下对此类可供性的适当敏感。其次，即使她确实知觉到了φ-ing的可供性，也只有在满足其他背景条件的情况下φ-ing才会被强化。尽管Tucker和Ellis提出，看到一个可抓握的茶壶总是会强化抓握反应，但Bub et al.（forthcoming）有数据表明，强化可能取决于我们正在执行的任务类型。例如，只有当我们从事一项可能会发生抓握反应的任务时，抓握反应才可能做好准备。

Tucker, Mike, and Rob Elli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en objects and components of potential a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4.3 (1998): 830.

尽管强化作用取决于所描述的背景条件，但任何给定情况都可能强化一系列行动。但一系列不相容的行动的准备难道不会给行动的主体带来困难吗？Cisek和Kalaska（2010）对大脑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信号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解释。根据“可供性竞争假说”，我们的可供性知觉触发的运动模式相互竞争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各种因素（例如行动机会的最佳程度）有助于一种运动模式胜过另一种运动模式。这种自动并行过程会过滤掉一些潜在的行动以支持其他行动。失败的信号对受试者的表现几乎没有影响，而获胜的信号则让受试者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使其能够执行相关行动。

我们从利用行为（utilization behaviour）的现象中获得了关于强化如何发挥作用的有趣线索（Brazzelli & Spinnler, 1998）。这是一种由大脑额叶损伤引起的疾病（Besnard et al. 2011），受试者被迫“利用”他们看到的物品。当受试者看到一个苹果时，无论他们是否饥饿都会吃掉它。当他们拿到牙刷时，即使是在医生办公室等不适当的环境中，他们也会刷牙。当他们拿到笔时，即使没有纸，他们也会用笔画画。这种情况被解释为受试者无法抑制强化的行动（Rietveld 2012; Cisek & Kalaska 2010）。如果满足某些背景条件，那么把苹果知觉为可食用的，将强化负责进食的运动过程。在典型的受试者中，如果吃苹果是一种不合适的反应，那么该运动过程就会受到抑制（通常是无意识的）。但对于额叶有相关损伤的受试者来说，这种抑制是不可能的，他们被迫进食。

与可供性知觉一样，行动的强化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行动选择的挑战。Tuck和Ellis解释说，“有意的行动是由已经存在的视觉运动（visuamotor）表征形成的，并由其提供信息。实际行动是通过对这些表征的选择和阐述而产生的”（1998, p. 844）。成功的行动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是速度。如果我们从中选择的行动是在选择之前（prior）就已经准备好的，那么我们可以比从头开始更快地执行所选行动（Cisek & Kalaska 2010; McClelland 2019）。

强化还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应用，包括在解释技能获取、工具使用和动作理解方面的作用。我想重点关注强化的现象学表现。将接住向你猛冲过来的球的体验与故意将球扔回主人的体验进行比较。扔球的能动性现象学是一种自发行动——让自己把球扔给它的主人。相反，第一个行动的能动性现象学是一种由刺激引起的行动。这种体验更适合描述为允许（allowing）某个行动发生而不是自发地启动它。

强化有助于解释接球体验的独特之处。知觉到即将到来的球会导致接球行动的强化。相关运动信号并未因与其他信号的竞争或任何不恰当行动的自动抑制而被消除。因此，主体处于一种状态，除非她主动抑制相关的运动过程，否则她将伸手去接球。这意味着为了接球，主体可以简单地允许这个过程展开，而不必从头开始接球的行动。这解释了为什么主体的能动性现象学是一种允许（allowing）而不是发起（initiating）的现象学。事实上，负责接球的过程是在她意图采取行动之前就准备好的，但这并不妨碍它算做一个行动。她接球的行动仍然在她的控制之下，因为她可以自由地不执行强化的行动。也许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行动的强化如此之强，以至于无法抗拒（躲开一个朝你脸上飞来的球？），但这不是我在这里考虑的情况。

强化还有助于解释我们知觉现象学的一个之前并未被解释的特征。索求（soliciting）可供性是指那些被体验为以某种方式要求采取行动的可供性。或许，索求的比喻可以通过所提供的行动被强烈强化来解释。被吸引去接球的体验正是你的接球反应被激发的体验：如果你不想这样做，就需要主动抑制这种反应。[6]

[6] 这是将“索求”作为一种命令的知觉内容的另一种说法（例如Hall 2008; Watzl 2017）。根据我的提议，并不是我们如何表征球解释了索求的体验。

这与茶壶非索求性的抓握可供性的知觉体验形成鲜明对比。你知觉到茶壶是可以抓握的，但抓握的强化太弱，无法在现象学上表现出来，也许是因为它在可供性的竞争中已经被更好的行动机会淘汰了。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有意识地压抑抓握的冲动了。此外，如果你确实抓握住了茶壶，这可能会被体验为你主动做的事情，而不只是你允许展开的事情。换句话说，并不是所有的运动信号都是一样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运动信号都能让我们拥有一样的感觉。

当且仅当物体或场景x为主体S提供执行φ-ing的心理行动的机会时，x才为S提供φ-ing的心理行动。MAH假设我们对心理可供性敏感，就像我们对身体可供性敏感一样。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对身体可供性的敏感性是通过对可供性的知觉（perception），以及在适当的条件下，所提供的行动的强化（potentiation）来描述的。因此，MAH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存在执行一个心理行动φ的可供性时，并且：

[7] 我们对可供性的敏感性决定了只有在满足某些背景条件时，知觉到的可供性才会强化相应的行动。然而，就MAH而言，我关注的是这些条件在实际上已经得到满足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正确的条件下”没有被包含在强化要求中。

我认为这些要求对于MAH为真来说是单独必要且共同充分的。尽管满足第二个要求必然满足第一个要求，但单独考虑它们是有用的。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认为这些要求太苛刻了。毕竟，许多理论家在讨论可供性知觉时没有提到强化，因此也许MAH应该仅由第一个要求来构建。与此相反，我认为，如果我们忽视强化，我们就无法捕捉可供性在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文献中对知觉和强化的讨论存在分歧，但这种划分既不自然也没有帮助。

如果MAH是正确的，那么这将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许多心理行动运作方式的信息。行动选择的挑战不仅涉及身体行动，还涉及心理行动（Wu 2013）。在任何给定的场景中，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心理行动可供选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选择最佳的心理行动方案，并迅速完成这一过程，同时避免我们有限的认知资源超负荷运转。MAH提出，正如我们对环境的身体行动可供性的敏感性促进了我们对要执行的身体行动的选择一样，我们对环境的心理行动可供性的敏感性也促进了我们对要执行的心理行动的选择。我们体验到了一系列可能的心理行动的菜单，其中一些在选择之前就自动准备好了，而我们的许多心理行动都是按照这份菜单提供的内容进行的。这个菜单的广度会有所不同：当我们特别集中注意力时，可能只会出现一种心理行动。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脱离菜单”，执行某种心理行动，却没有知觉到任何执行该行动的可供性。由于心理行动比身体行动更少受到环境的限制，因此这在心理行动的选择中可能更为常见。尽管如此，体验到的心理行动菜单通常还是会发挥作用。

Zhang, Jiajie, and Vimla L. Patel. "Distributed cogn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affordance." Pragmatics & Cognition 14.2 (2006): 333-341.

这种心理可供性的概念是否已在文献中得到体现？[8] 在设计理论中，Hartson（2003）引入了认知可供性的概念，但这种可供性被理解为帮助能动者理解某个人工制品的使用的特征，而不是作为心理行动的机会。同样在设计理论中，Zhang和Patel（2006）将认知可供性定义为依赖于背景知识的可供性，例如邮筒只向了解邮政系统的能动者提供邮寄。同样，心理行动不是他们关心的。在人工智能领域，Raubal和Moratz（2008）开发了一种对可供性敏感的人工智能能动者，这种人工智能可以仔细考虑根据哪种身体可供性采取行动。Sloman同样针对人类主体提出了“深思熟虑的可供性”（2008）。然而，这两种案例都没有探索更广泛的心理可供性。

[8] 尽管我确实在（McClelland 2015）中对心理可供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目前的提案在许多方面都与之不同。

在哲学文献中，Scarantino似乎同意我关于心理可供性的概念，但只是顺便提到了它们的可能性（2003, pp. 960-961）。针对我所提出的论点，似乎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立场。Proust（2016）提出了“认知可供性感”，但她特别关注的是元认知感受，并且她将这些可供性描述为对个人处境的非概念性评估，这与我所提供的概念并不相同。Rietveld和Kiverstein探索了“高级”（high-level）行动的可供性（2014）。其中一些行动可能被描述为心理行动，尽管作者自己似乎抵制将行动分为身体行动和心理行动。他们还与我的建议不同，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可供性的规范概念，即“可供性的存在依赖于某种生活形式中发现的能力和实践”（2014, p.338）。

Matthen认为，可供性的概念应该扩展到身体行动之外，以涵盖他所说的“认识可供性”（epistemic affordance）（2005, p. 233）。这些是执行认识的心理行动的可供性，例如对事物进行共同分类、进行归纳概括和重新识别对象。Matthen关于我们如何根据感官体验进行认识操作的主张富有洞察力，无疑为MAH提供了潜在的应用。然而，他的提议范围比我的要窄得多。他的解释不允许诸如想象或注意等非认识心理行动的可供性。它也不允许后天习得的而非与生俱来的心理行动（例如计算行动）的可供性。这些排除是与Matthen提出的独特的感官内容的目的论语义理论密切相关，因此在不影响他更宏大的哲学计划的情况下无法取消这些排除。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Matthen确实认为认识行动的可供性存在于知觉的内容中，但心理行动的强化在他的论述中却没有一席之地。

Metzinger的“认知可供性假说”提出了“可能的心理行动的持续流动”（2017, p. 11）。与我讨论的其他观点不同，Metzinger的提议与我的观点一致，即各种心理行动会自动准备并相互竞争来得到执行（2017, p. 11）。然而，Metzinger并不认为认知可供性是我们在环境中知觉到的事物。相反，它们是由一个人的非感官心理事件的内部环境所呈现的内部（internal）行动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想法可以提供反思，但一本书却不能。很难从Metzinger将心理行动纳入预测处理框架的更广泛的理论项目中，提取出关于心理行动可供性的主张。Metzinger还将所提供的心理行动限制在那些实现某些认识结果的范围内，因此他的提议在范围上同样比我的提议更窄（2017, p. 3）。与Matthen一样，Metzinger的理论承诺意味着他的解释不能直接扩展到涵盖我提出的更广泛的心理可供性。

由于只有少量且有些分散的文献支持心理可供性，因此很少有人反对我们对这种可供性敏感的观点，这也许并不奇怪。Nanay认为我们知觉到身体行动的机会，但否认这可以扩展到心理行动（2013, p. 18）。尽管Nanay表明，他对身体行动属性的知觉的论证并没有扩展到心理行动，但他没有给出理由怀疑可能提出的对心理行动属性的知觉的其他论证。他确实认为，心理行动的机会太复杂，无法用知觉来表征（2010, p. 432），但如果没有对可知觉属性的复杂程度进行精确且独立的解释，这种担忧就没有什么说服力。

考虑以下改编自Watzl（2017）的场景。当火警响起时，你正在办公桌前工作。虽然是误报，警报声也被关掉了，但由于故障，你办公室里的大红色警示灯一直在闪烁。你发现警示灯让你非常分心。尽管如此，你还是设法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有时，你不可能不注意一个显著的刺激，比如一声巨响。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注意力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这不是一个行动。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你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注意力，并将其集中在工作上。这并不是说你根本（at all）不注意警告灯。（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完全未被注意的刺激是没有被体验到的，这与对这一场景的现象学不一致。）相反，你只是在外围注意到警告灯，并抵制了将其纳入注意力焦点的冲动。我建议最好根据你对注意力焦点的可供性的敏感性来描述这种情况。警示灯是集中注意力的心理行动的可能目标。因此，警示灯提供了心理行动的可供性。问题是你对这种可供性是否敏感，就像你对身体行动的可供性敏感一样。

关于知觉要求，我认为你的知觉体验将警示灯表征为可集中注意的（focally attendable）。尽管没有无争议的标准来区分知觉状态和非知觉状态，但知觉状态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相对）认知不可贯穿性。这种情况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无论你是否相信这是一个误报，注意的机会都会继续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你相信没有必要注意警报，并且你的注意力可以更好地集中在工作上，但你仍然会感到注意力被吸引。这表明负责你的体验的过程无法通过信念进行纠正，这与它是知觉的相一致。

关于强化要求，感受到注意的冲动表明注意被强烈地强化了。这种感受到的冲动并不能用注意的欲望（desire）来解释——在所描述的场景中，你不想注意警示灯。相反，对你的欲望不敏感的自动过程正在将你的注意力拉向警示灯。你的能动性现象学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想象一下，如果你不再克制注意警示灯的冲动，你将会有什么样的体验。你的体验将是一种毫不费力地让你的注意力被带到警示灯上，而不是一种费力地将你的注意力引导向警示灯的体验。这表明在你注意警示灯之前，注意警示灯的行动已经被强烈地强化了。

在我所描述的案例中，可能很难将把警示灯视为可注意的（attendable）的体验与注意警示灯的强烈冲动区分开来。批评家可能会反对说，这种感受到的冲动是真实的，但并不是由集中注意力的可供性知觉所驱动的。为了解决这个反对意见，我们应该考虑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下，物体被知觉为是可注意的，但没有任何强烈的注意的冲动。一个有希望的例子是，你在注意一群踢足球的人中一个显眼的人，而周围的人群也被认为是可注意的。我认为，即使没有任何东西将你的注意力吸引到周围的人群中，按照Noë（2005）的说法，人群仍被体验为可用的（available）——也就是说，体验为可以通过注意的行动被带到中心的边缘事物。现在，如果我们在这些非索求的情况下知觉到事物是可注意的，那么索求我们注意力的事物也可能同样被知觉为是可注意的。

令人鼓舞的是，关于我们对显着刺激的反应的长期实证研究结果，反映了我们对可抓握茶壶的反应的最新发现。正如知觉到一个可抓握的茶壶会准备好一种抓握反应一样，知觉到任何显著的事物也会准备好一种注意力反应。正如抓握反应与其他运动反应竞争来决定行动一样，来自不同刺激的注意力信号也会竞争来引导注意力。抓握反应可能会被无意识地抑制，或者当特别强烈时，需要有意识地抑制。类似地，注意力信号会被无意识机制抑制，但当特别强烈（如火警的情况）时，它就必须被主动抑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果我们正在执行一项需要我们注意某个事物的任务，但存在不相关的“干扰因素”，那么这会干扰我们对目标事物的注意，就像在Tucker和Ellis的研究中，不相关的抓握的可供性会干扰响应时间一样（Posner et al. 1980）。尽管在关于注意力的实证文献中没有发现可供性和强化的概念，但上述内容表明了它们如何可以被自然地应用于其中。

有好的的理由认为我们对注意力可供性的敏感性满足知觉和强化的要求。但注意是一种心理行动吗？外显注意力（overt attention）是将一个人的感觉器官引导到特定刺激、属性或区域的身体（bodily）活动。内隐注意力（covert attention）是集中于特定知觉到的刺激、属性或区域的心理行动。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当刺激提供注意力时，它只能提供外显的（overt）注意力，因此警示灯提供了将人的眼睛引向它的身体行动。我的回答是，虽然刺激确实可以提供外显的注意力，但它们也（also）可以提供内隐的注意力，因此仍然有资格作为心理可供性。毕竟，警示灯之所以让人分心，是因为它把人的注意力而不仅仅是眼睛从工作上转移开了。

这种外显/内隐的区分非但没有给MAH带来问题，反而引发了有趣的论点。承认身体可供性的人不会在原则上反对外显注意力的可供性，因为外显注意力是一种身体行动。但是，承认外显注意力的可供性的人也很难反对内隐注意力可供性，因为两者具有相似的心理特征，并且共享密切的功能联系。因此，注意力的例子表明，接受身体可供性的同时拒绝心理可供性是一种难以为继的立场。

上述内容表明我们对至少一种心理可供性敏感，即注意的可供性。注意力是我们心理生活的一个普遍且重要的特征。因此，注意力受到我们对可供性的敏感性的引导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并不能充分说明我们有理由假设存在适用于更广泛的、与注意相似的心理行动集的可供性。注意的心理行动与其他类型的心理行动有很大不同，因此批评者可能合理地认为，注意力的可供性是我们唯一敏感的心理可供性。因此，为了扩展MAH的适用范围，我们应该转向一个能够支持更广泛推论的案例。

考虑以下场景。你正在穿过一条河里的一系列踏脚石。最初的几块石头比较容易处理，你无需反思自己的行动就能完成相应的跳跃。之后，情况就变得棘手多了，石块的分布变得更加难以跳跃。这时，你需要暂停一下，在脑海中演练一条可行的路线，然后再执行演练好的路径。我认为用可供性知觉来描述这个场景中的每一个行动再恰当不过了。能够轻松跃过的石头能提供给你一些身体行动。与此相反，当你到达棘手的路段时，你所处的情境则为你提供了在想象中演练跳跃的心理（mental）行动。这种棘手的情境给你提供了一个行使某种心理能力的机会，而现象学的考量表明，我们对这种机会的敏感程度满足了知觉和强化的要求。

就知觉而言，当你越过容易越过的石头时，不需要推断（infer）对下一块石头可以执行什么样的动作。相反，你知觉（perceive）到这种情境提供了特定的跨越行动。我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你在棘手的路段中的体验——你知觉到这种情境提供了某种心理行动，即在心理上演练可行路线的行动。这种表象似乎在认知上是难以渗透的。如果你的朋友让你相信最好的策略是不要思考，只要继续前进就好了，那么暂停并演练你的下一步将与你的信念相悖。但负责想象可供性的体验的过程对你的背景信念相对不敏感。

就强化而言，当你越过容易越过的石头时，你的体验不是启动适当的跨越行动，而是让被强化的迈步行动的展开。同样，这在你进行想象的行动时也适用于你的体验——你不会刻意地开始在心理上演练下一步的行动，而是让一种被强化的心理行动展开。为了听从朋友的建议，你必须主动抑制暂停前进并进行思考的冲动，这表明这种心理行动的准备是由你的知觉而非意图驱动的。

一旦我们超越现象学的考量，就会发现有间接的经验证据表明对身体行动的想象可以被强化。大量数据表明，想象的身体行动的神经基础与这些行动的实际执行的神经基础广泛重叠（例如Jeannerod 1995）。这就为把想象中的身体行动说成是身体行动的“离线”执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我们能知觉到身体行动的机会，而我们这样做又能强化被提供的身体行动，那么这同样适用于想象的（imagined）身体行动。实际行动与想象的行动的机制相互重叠，因此，认为知觉到的情境可以为相关身体行动的执行做好准备，但却不能为身体行动的想象的执行做好准备，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

Jeannerod, Marc. "Mental imagery in the motor context." Neuropsychologia 33.11 (1995): 1419-1432.

与注意力的情况不同，这个例子揭示了一大类心理行动，这些行动似乎具有对应的可供性。如果我们对在心理上演练某些迈步的可供性很敏感，那么我们大概对在心理上演练许多其他身体行动的可供性也很敏感。身体行动的可知觉的可供性空间，甚至可以被复制到那些相同身体行动的想象执行的可知觉的可供性空间中。

通过考虑与身体行动密切相关的心理行动，我们可以很好地论证，那些支持身体行动的可供性的人也应该支持这些心理行动的可供性。然而，这种策略的局限性在于，人们可能会反驳道，只有那些与身体行动密切相关的心理行动才能被提供。可能有人会说，执行脱离身体的抽象心理行动的机会太复杂而难以被知觉，或者此类行动的非运动性质妨碍了它们的强化。这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候选项。

我们的环境可以为我们提供计数的可供性。想象一个装满弹珠的罐子、一堆便士或三叶草上的叶子。在这里，我关注的是计数的心理行动，而不是指着物品并大声编号的身体行动。[9] 问题是我们是否知觉到弹珠罐子提供计数，以及知觉这种可供性是否会强化计数行动。我相信读者能够想象我会为这个结论给出什么样的现象学案例，所以我将直接跳到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计数的可供性相对敏感。

[9] 有时，我们以一种离线进行这些身体行动的方式进行计数，即通过在我们的脑海中指向和编号。然而，认为计数行动仅仅由这些外显的或内隐的身体行动构成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可以在不进行这些行动的情况下计数，而且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直接与算术相关，而不直接涉及这些身体行动（Dehaene et al. 2004）。

前面我介绍了利用行为的现象。我强调的症状行为都是身体行动：吃苹果、用牙刷刷牙和用笔写字。但有趣的是，Brazzelli和Spinnler讨论的患者也表现出“计数强迫症”（1998, p. 350）。[10] 这表明计数的行动受到我们对计数可供性的知觉的增强。在神经典型的受试者中，这种行动信号会被抑制（通常是无意识的），但由于患者的缺陷，这种抑制不会发生，因此导致了她的非典型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患者的症状不能自然地用非典型行为的冲动来解释：该疾病的特征是患者的行为是环境主导的（environment led），这意味着无论她是否有执行的欲望，她都会根据知觉到的可供性采取行动。因此，她对某些刺激进行计数的行动表明她知觉（perceives）这些刺激提供了计数的机会。这个案例再次给那些接受身体行动可供性的人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支持某些心理行动的可供性。如果Brazzelli和Spinnler的病人的强迫性身体行动要从可供性知觉和随之而来的行动的强化来理解，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应该对她的强迫性心理行动给予同样的解释。当然，利用行为只是可供性理论联系中的一个节点，计算可供性的完整情况必须探索许多其他节点。然而，这一发现足以鼓励这样的探索。

[10] 这里的一个复杂情况是，Brazzelli和Spinnler观察到的计数情况当然是外显计数的情况。有人可能会声称，被提供的正是身体行动，而不是计数的心理行动。但是，反对者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普通受试者执行这些身体行动是为了帮助（assist）确定有多少东西的心理行动，并且没有明显的理由怀疑患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换句话说，患者很可能被迫做出有助于计数的身体姿势，正是因为她被迫进行计数的心理行动。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暂行的结论：我们对计数的可供性很敏感。这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计数是更广泛的算术行动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对计数可供性很敏感，那么我们也应该认真对待我们对其他算术行动的可供性很敏感这一想法。例如，一堆糖果可能提供除法的可供性，而数学语言中的刺激可能提供更复杂的算术行动的可供性。鉴于心理行动的可供性与身体行动之间如此分离，我们对一系列其他抽象心理行动的可供性也很敏感似乎是很合理的。

在本文中，我希望解决一些围绕我们对心理行动的可供性很敏感这一主张的概念性问题。我还希望能够提出一个强有力的初步理由，证明我们至少对某些心理可供性敏感：注意、想象和计数的可供性。这表明我们对心理行动的选择至少部分受到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的影响。事实上，一旦人们认识到可供性在选择身体行动中的作用，并认识到行动选择的挑战可以延伸到心理上，那么我们对心理行动的选择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促进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我在本文中的目的不仅仅是为MAH提供一个初步的案例，而是为了推动更广泛的心理可供性研究项目。我提供的初步案例应该足以激发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的直接实证研究。在某些情况下，相关数据可能已经存在，但需要重新进行概念化。例如，我建议可以根据我们对注意的可供性的敏感性来重新构建有关注意力的发现。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设计新的实验来确定我们是否对心理可供性相对敏感。此类实验将有助于确定我们的敏感性范围。我们是否会对深思熟虑、回忆、推断、评价的可供性做出反应？哪些因素影响我们是否知觉到这种可供性，以及我们的知觉是否强化了所提供的心理行动？如果存在我们不敏感的心理可供性，为什么我们会对它们不敏感？

我还希望能够激发人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潜在理论应用进行更广泛的探索。身体可供性已在包括技能获取、工具使用和行动理解等背景下得到了理论应用。因此，我们有动力去探索：获得新的心理技能是否以及如何使我们对心理行动的新的可供性敏感？我们对帮助心理行动的工具——例如算盘或智能手机——的理解如何与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相互作用？以及，我们对他人心理行动的理解是否基于对他人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

事实证明，身体可供性对于我们理解精神疾病同样重要，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由于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正常敏感性受到破坏而导致的精神障碍。我们已经看到利用行为如何合理地涉及强化的身体和心理行动的抑制解除。另一个潜在的目标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它可能被理解为受试者抑制强化的注意力行动的能力缺陷。

可供性的另一个可能的理论应用是我们对行动的执行而非选择。解释我们如何选择接球而不是其他可能的行动方案是一回事，但解释我们如何实际上接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的提议在于，可供性知觉也保证了我们成功实施所选择的行动的能力。这个提议是否正确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许多可供性的支持者反对可供性知觉不适合这种行动引导作用（Clark 2001; Matthen 2005）。这并不是说行动执行不受到知觉的引导：我们的接球显然是由我们的知觉引导的。这里的担忧是，发挥这种引导作用的并不是对球可供性的知觉。毕竟，将球视为可接住的（as catchable）似乎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要跑多快、何时伸出手臂、使用什么动作抓等等的信息（Fajen 2005）。然而，如果身体可供性的知觉确实发挥了这种行动引导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期望心理可供性的知觉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我所介绍的一些例子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在垫脚石的例子中，一旦我决定想象我的路线，我想象的细节就取决于我所看到的：也许第一块石头提供了对特定的第一步的想象，第二块石头提供了对特定的第二步的想象，以此类推。计数的例子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解释。如果这样的解释有效的话，它将为我们如何实施心理行动提供一幅有趣的图景。

心理可供性对各种更哲学的问题也产生了影响。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与围绕心理能动性的性质和范围的争论相关。对心理能动性的保守观点似乎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所谓的心理行动很少以明确的行动意图为开端。心理可供性这一概念可能会帮助我们，用有意地控制最初自动触发的心理过程模型，来取代有意发起的心理行动模型。借鉴Matthen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将可供性概念应用到认识论中，特别是在我们使用感官线索来推断知觉到的事物时。而借鉴Metzinger的经验，我们可以利用可供性阐明那些针对我们内部环境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心理行动。[11]

[11] 内在心理可供性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以一种类似于我们对身体可供性的敏感性的方式对这种可供性敏感。虽然我们无法直接知觉自己的内在状态，但或许可以通过某种准知觉的方式觉知到这些内部心理可供性，这在某些方面与对身体可供性的敏感性是类似的。这一点值得在未来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关于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是如何运作的，仍然存在许多有趣的问题需要探讨。例如，心理可供性的知觉和心理行动的强化是如何是如何在神经层面实现的？它们与负责我们对身体可供性的敏感性的神经过程有何不同？身体可供性和心理可供性之间的一个区别在于后者的代价通常更低：要抓取一个物体，它必须具有非常特定的物理属性，但知觉场中的任何（any）物体都可能是想象力行动的目标。这表明我们对心理可供性的敏感性需要更具选择性，使我们只意识到少数潜在有用的想象机会，而不是所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的话，支持我们对心理可供性敏感的神经过程如何与身体行动的对应部分相互作用？是否存在专门用于身体行动的系统和另一种专门用于心理行动的系统，抑或它们是更为整合的？一个表明它们存在某种程度的整合的考虑因素是：行动选择有时涉及在身体行动和心理行动之间（between）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通过回屋寻找遗留行李的身体行动，或回忆将每件行李装入汽车的心理行动，来检查是否已经将所有行李都装入车内（Pezzulo, 2018）。

心理行动是哲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且经常被忽视的课题。MAH提出，心理可供性在心理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心理可供性的研究项目有望准确揭示这一作用是如何发挥的。[12]

[12] 本文是在Leverhulme Early Career Fellowship的帮助下完成的。特别感谢Derek Jones、Julian Kiverstein、Carlos Muñoz-Suárez、Steve Butterfill、John Michael、Tim Bayne、Lucy Campbell、Max Jones、Michael Bub、Umut Baysan、Donnchadh O'Connaill、Neil Mehta、Aaron Sloman、Sebastian Watzl、Joshua Shepherd和Andy Routledge的宝贵评论和讨论。还要感谢ESPP、Designed Mind和Mind’s Online会议的参与者，以及CCNY、牛津大学和华威大学的座谈会观众的深入见解和建议。最后，非常感谢《Mind》的编辑和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洞察力、指导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