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史书籍翻译】《中国的气味：一部嗅觉近代史》-序言：臭水沟与玫瑰园

1906年，加拿大传教士夫妇安德烈·汤普森和玛格丽特·汤普森抵达中国。之后的六年里，他们在河南北部传道的地方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和花园。“为了给光秃的棕褐色土壤添些光彩”，他们在一个臭水沟边种下玫瑰。这个臭水沟排放全镇的废水和垃圾，里面甚至能见到弃婴的尸体。灌木繁茂，玫瑰“华美而丰盛”，它们挨过随后发生许多大变动以及战争，依然“在新中国”绽放 [2]。臭水沟边的玫瑰散发一种奇异的混合味道，囊括了这本书的主题：臭气、馨香，以及两者之间全部气味的集群。

[1] 此为繁体中文译本，见安娜·罗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著，谢孟璇译：《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世界中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新北: 八旗文化, 2018年, 页69。简体中文译本见: 罗安清著、张晓佳译: 《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译者注

[2] 汤普森:《大胆的信心》（A Daring Confidence）, 页8-9, 123。引文出自Robert McClure的序言。

具体而言，本书承担的任务是一部奇特的近代中国嗅觉史，这是一个包罗万象却未被开发的领域，它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存在紧密互动。考察这些互动，能够帮助理解社会力量如何在感官和身体层面运作，以及味觉如何调节对于历史变动的体验。将感官材料带入史学与史学史意识当中，是探入一个由知识、感情以及跨身体实践的具像化形式构成的新领地。本书旨在重访中国近代史——通过鼻子，描绘生物—社会动态当中未被探索的地带。正如气味不会顾及人为界限，本书也不是一部中国气味自身的历史。它更多关于气味产生的诸多邂逅：化学品遇见神经元、身体遇见空间、自我遇见他者、东方遇见西方，等等。

臭水沟边的玫瑰园能够为以上种种相遇提供一些洞见。首先，它们不和谐的共存，表明感觉器官（sensorium）和嗅觉感性（olfactory sensibility）的全球关联。在巴黎塞纳河畔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我偶然翻到Murry Thomson家族的备忘录。1790年2月14日，就在同一条河边，医学科学家Jean-Noël Hallé长途步行，给河岸的气味多样性编目。他详尽的记录启发了阿兰·科班（Alain Corbin）的《恶臭与芬芳：气味与法国社会想象》（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 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3] 的最初一丝灵感，这部开拓性的著作塑造了西方嗅觉现代性（Western olfactory modernity）的宏大叙事。[4] 某种程度上，如科班所言，Hallé颇不寻常的研究标志着一场当时正在进行的嗅觉革命，其标志是集体嗅觉敏锐度的提升、给环境和个人身体除臭，以及嗅觉愉悦、感知和社会秩序之规范的重新确定。他将各不相同的感知模式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详细记录这场革命与感官哲学（sensualist philosophy）、化学与医学理论的进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公共健康改革这些启蒙现代性关键元素的关联。对于嗅觉现代性的研究，与相互扣连的殖民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发生，在全球以地方化的形式涌现。[5] 呼应此趋势的是汤普森夫妇沿一座中国臭水沟种植爱尔兰玫瑰的举动，其高度象征意义，简直能让人嗅出西方“开化使命”的隐喻。[6] 我所研究的一个层面是追踪这类邂逅——气味、人群、感知、意识形态——及其对于中国人感觉系统的涵义。

[3] 繁体中文译本为：阿兰·柯尔本著、蔡孟贞译:《恶臭与芬芳：感官、卫生与实践，近代法国气味的想象与社会空间》, 商務印書館, 2021。——译者注

[4] 科班（Corbin）:《恶臭与芬芳》, 页1-4。显然，“西方”或“现代性”都不能被本质化或具象化。然而，科班的研究引出一些可以用“嗅觉现代性”恰当概括的、得到广泛共享的实践和感知。就这一问题的思考，参Tullett:《十八世纪英格兰的气味》（Smell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页 207-9。

[5] Kiechle:《气味侦探》（Smell Detectives）; Rotter:《感官帝国》（Empires of the Senses）, 章5; Ramos:《墨西哥城的空气及气味：一部历史》（History of the Air and Other Smells in City）, 页207-9。

[6] 安德烈·汤普森在1934年的年度报告中记载：“我们种了一座漂亮的玫瑰园，玫瑰种子来自北爱尔兰一家世界闻名的公司。”参汤普森:《大胆的信心》, 页122。

然而，臭水沟玫瑰园里的杂糅气味引发更多的问题。爱尔兰玫瑰的甜香（sweet scent）能够抵消本地臭水沟的腐臭（effluvia）吗？或者说，后者是否盖过了前者的增香功效？无论是在物理还是比喻的意义上，没有一方能宣布最终的胜利；芳香、恶臭，或都不能，只有每个个体的鼻子能够定夺。毕竟气味是“一切印象中最难驾驭、无规则、叛逆而不可管理的那一个”，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7] 见弃于“现代性试图建立的完美秩序”，味觉不受规约的个性会扰乱秩序、挑战整齐划一。[8] 在此意义上，鲍曼认为，嗅觉与他称为“陌生者”（the stranger）的东西拥有一些共同的关键特征。[9] 陌生者被定义为“不可决定者家族”（the family of undecidables）的一员，反对敌与友的简单对立，陌生者是一切“既不/也不”，将“外部引入内部”，并且侵蚀“舒适的秩序”，且“有混乱无序的嫌疑”。[10] 臭水沟玫瑰园不香不臭的气息，就是鲍曼社会学当中“陌生者”的例证。我以“陌生者”一词作为捕捉嗅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有力隐喻。[11] 恶臭与芳香的截然二分常被用作建构种族、性别、阶层话语，甚至用作建构通常意义上的他者，但嗅觉的真正性质却与这类二元化归格格不入。正如汤普森的玫瑰，凭借臭水沟污水补给的“持续的潮湿和肥料”才长势繁茂，[12] 恶臭与芳香也是相依而生。它们的相遇产生了“交染多样性”（contaminated diversity）[13]，如罗安清（Anna Tsing）所说，这是人类与非人类生存的共同条件。[14] 然而，陌生者或交染，在嗅觉现代性的计划中都没有一席之地。它们其实与现代性计划为敌。我这项研究的深层内容，是观察“人类行动”如何邂逅作为陌生者的气味——其中包括冲突、协商，以及潜藏的僵局。

[7] 鲍曼:《腐烂的甜香》（The Sweet Scent of Decomposition）, 页24。

[8] 前揭, 页25。在其对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解读中，鲍曼提出嗅觉对于后现代批评的用处。

[9] 前揭, 页24。

[10] 鲍曼:《现代性与模糊》（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 页55-56，着重系原文所有。鲍曼提出“陌生者”概念，受惠于乔治·西美尔和雅克·德里达。

[11] 李海燕（Haiyan Lee）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陌生者形象。见李氏著《陌生者和中国人的道德想象》（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但她关注的是现实的陌生者（外国人、农民流动人员、未婚女性、动物，等等）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陌生社会性（stranger sociality）问题。我却将陌生者概念看成隐喻，强调其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

[12] 汤普森:《大胆的信心》, 页9。

[13] Contaminated diversity，台译“传染多样性”。在美国俄勒冈州国家森林，林业局以控制火灾为目的，百年来伐木、还林，造成景观破坏的同时，意外创造了适合松茸生长的生态环境。西黄松、冷杉和扭叶松都受人类影响得以生长。此之谓“交染”。——译者注

[14] 罗安清:《末日松茸》, 页27-34。

放在一起看，本书将中国的气味置于嗅觉现代性在全球的影响所及之地，品评社会政治因素如何在潜移默化中与身体产生联系。我将重访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阶段，这些阶段恰好能用嗅觉革命来描述。引入“革命”这个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我并不是打算写一部嗅觉现代性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目的论历史，而是要把革命看作一个主要场所，其中，进步的观念及相伴而生的交染（contamination）相互纠缠着。在近代中国构想嗅觉革命时，我不仅强调发生在嗅景（smellscape）及其感知的巨变，也提醒读者注意革命计划与交染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在身体与心理空间的呈现。我将特别考察四个片段：环境除臭、资本主义商品文化中的香水、性气味的文学再现、政治宣传中的恶臭。前两者是（西方）嗅觉现代性的主要内容，后两者则是明显带有异质性（alterity）的“奇闻”。这些主题和近代中国诸多革命事件相互叠加：从1911年到1976年的一波波政治变革，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以及从晚清到共和国时期广泛的消费革命。嗅觉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气味看成是社会学概念中的陌生者？为什么这个通常认为是低级的感官能够介入社会活动？

嗅觉首先是一项生存技能，与食物和防御有关。甲骨文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种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的书写系统中，“香”字的图像字符是陶罐上的稻粒或米粒，小点点代表弥漫开来的诱人气味（图I.1）。[15] 最早的汉语字典《说文解字》（约公元100年）也强调了“香”与作物或谷物的关联。[16] 表示气味或臭味（chòu）的字符“臭”，上面是一只鼻子、下面是一条狗，表示狗以其超凡的嗅觉敏锐度，能协助猎手发现猎物（图I.2）。[17]

（图I.1）甲骨文“香”。来源：小学堂文字学数据库

（图I.2）甲骨文“臭”。来源：小学堂文字学数据库

[15] 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 页188-189, 200。

[16] 许慎:《说文解字》, 卷8, 页4450。

[17] 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 页68-69, 73。许慎:《说文解字》, 卷11, 页6327。

现代科学支持了古代中国对于嗅觉动物性特质的理解。作为一种化学感官（chemical sense），嗅觉是诸多感官中最古老的一个，3亿年前，嗅觉就开始演化出来，与脊椎动物适应陆栖和呼吸空气的生存方式同时。如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理查·阿克斯（Richard Axel）所言，嗅觉是一个主要感官，让大部分有机体具备“发现食物、捕食者以及交配”的种群生存的能力，它还是“大多数有机体与周围环境交流的中心感知模态”。[18] 琳达·巴克（Linda Buck）的诺奖演说强调了感官系统的“卓越感知力以及分辨能力”。[19] 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一般能够凭嗅觉获知1万到10万种化学物质，但最新研究表明这个数字达到1万亿。[20] 这些“气味体”都是小而易挥发的分子，最先被鼻腔内的嗅觉神经元发现。这些神经元向大脑的嗅球（olfactory bulb）发送信号，嗅球再将这些信号传给嗅觉皮层（olfactory cortex）。自此，嗅觉信息被传输到大脑的其他区域，辨识气味、调节情绪和生理效果。

[18] Axel:《香味与感性》（Scents and Sensibility）, 页235。亦见Stoddart:《香味猿》（The Scented Ape）, 页12-48; Henshaw:《感官之旅》（A Tour of the Senses）, 页109-117。

[19] Buck:《解密嗅觉》（Unraveling the Sense of Smell）, 页267。除引用它作外，以下是我在概括Buck女士诺奖演说中富有技术细节的长篇阐述。

[20] Bushdid等:《人类能分辨超过一万亿个嗅觉刺激》（‘Humans Can Discriminate More Than 1 Trillion Olfactory Stimuli’）。

嗅觉路径是感官系统中最直接的一条，但这种简单其实是个假象。[21] 嗅觉系统挑战视觉中心的感知模型对“稳定再现客观物”（303）的强调，是值得注意的。在两个彼此联系的意义上，嗅觉都不满足这种“互联模型”（304）。其一，嗅觉接触的是更加流动、难测的化学环境。用Ann-Sophie Barwich的词（266），分子是“形形色色”（promiscuous）的。它们会出现在互不相干的客观物和环境当中。丁酸和戊酸混合物闻起来会是呕吐物或者干酪的气味，因为两者有共同的分子结构（264-6）。换言之，某种气味的化学性质与概念性质之间没有内在确定的联系。[22] 气味（气味体）本身就易挥发且有多种意义。其二，人脑的嗅觉皮层是个极为重要的编码仪器，其工作原理类似于谜式密码机 [23]，毫无章法地“打乱”信息（244-5）。科学家追迹嗅觉信号地传输时发现，在皮层中，嗅觉信息的广泛分布是无规则的，这与视觉信号更为规整的投射方式形成对照。理查·阿克斯解释道：“在不同人的大脑中，某一给定气味会激发不同的再现……而且是在你大脑的两边！”（引自页245）也就是说，这些再现可能没有本质价值，也“没有对于有机体的内在意义”（引自页248）。

[21] Barwich:《嗅学》（Smellosophy）, 页202-203。以下两段括弧中的页码均引自此书。

[22] 关于人能够闻到的多种挥发性分子，McGee的《嗅觉之酣》（Nose Dive）是一部绝佳导览。感谢Christopher Rea提醒我注意这本书。

[23] Enigma machine，一种德制加密仪器——译者注。

嗅觉大脑的杂乱、个性化且即兴的神经模式，听起来似乎是反直觉的，但这种随意性是功能性的，反映了“嗅觉系统如何促动异乎寻常的行为弹性，回应在多种环境的联合体中承担不同含义的刺激”（249）。混乱为学习和调节提供了一个条件。因此，臭水沟玫瑰发出的混合气味，给不同人的鼻子（嗅觉皮层）闻到的应该不同，气味本质上是一群不确定的陌生者。但这些生物特征仍不能叫嗅觉完全摆脱约束。“高级大脑联系”（248）仍会赋予意义，与嗅觉神经联系的大脑部位处理认知、情绪、记忆和其他生命任务。当嗅觉信号在神经网络中碰到经验数据，嗅觉的私人语言就会被翻译成能被特定共同体理解的语言。[24] 这种共同体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乔治·西美尔于1907年对感官的社会层面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24]“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由Uri Almagor提出，帮助理解嗅觉。参Almagor：《气味和私人语言》（Odors and Private Language）。

“感官社会学”（Soziologie der Sinne）是西美尔对于现代性之文化社会学展开智性探索的一部分。这篇短文旨在“探求双向的感官知觉和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共存、合作和对抗有何种意义。”[25] 通过对视觉、听觉、味觉的分析，他指出“每个感官都对社会化存在的建构做出具有其个体性质的贡献”（110，着重为引者所加）。他承认低级感官“次一等的重要性”，但同时强调，嗅觉印象“特别的模糊性和欠发达性”，可能使人错误地忽视嗅觉的重要社会学角色（117）。其中一个角色建立在嗅觉的“本能憎恶和同情”之上，在不同种族和阶层中产生“社会学关系上的深远影响”。对于“黑人”的偏见，以及日尔曼人对犹太人“常见而模糊的厌恶”，可归因于两者被假设的身体气味，就是一个切题的例子（118）。随着文化日渐精致，它也越来越强调喜爱或者憎恶。西美尔认为现代的高度敏感性会制造更多痛苦与反感，嗅觉作为“具分离作用的感官”（dissociating sense）（119）的特质更为明显。尽管该文并不完整，却也代表了一种将感官-社会联系理论化的早期努力——“将一个人和其他人联系起来的精致、看不见的线条”与“社会之网”的互相作用（120）。西美尔另一个重要的洞见是，作为社会语言的嗅觉，其支柱是喜爱与厌恶的情感二元体（the affective dyad）。与嗅觉皮层的模糊特性颇为不同的是，社会与文化乐意赋予嗅觉以确凿的意义。训练和学习经过处理多重经验的“高级大脑连结”，伴随了人类形成的全过程。

[25] 西美尔:《感官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enses）, 页110。段内附加页码均引自此书。

作为社会语言的嗅觉，其词汇有着受限的二元取向，但其用途向来广远，跨越多样的人类文化与宗教，以及道德、政治、日常生活诸层面。梵文gandha有两个意思：“有香气”和“有关佛陀”。[26] 耶稣散发馨香，如《新约》所言：“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27] 香味表示善治和君王德操，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所言：“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尔。”[28] 反之，臭气则用以污名化他者，无论是性别、阶层、人种还是族群。英文里有一则厌女言论：“她闻起来像个荡妇。”（She smells like a whore.）[29]。中文里的“臭婊子”也是常见的骂詈语。一个资产阶级出身但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人若要承认一名工人的平等地位，需要经历一番挣扎，用乔治·奥威尔“糟糕的话”来概括就是：“下等人臭死了。”[30] 汉族中心主义观念里，“腥膻”用嗅觉指代蒙古人和鞑靼人，即“夷”族。[31] 这些泛泛而言的例子足以表明，出于多种目的，气味的文化转译会把意义强加给私人语言。

乔治·奥威尔《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英文初版Mariner Books Classics，1972

[26] Milburn, ‘Aromas, Scents, and Spices’, 页463。

[27] Jütte:《感官史》（A History of the Senses）, 页94。经文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2:15。

[28] 《尚书·周书·君陈》。理雅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卷3, 页539。

[29] Largey Watson:《气味社会学》, 页31。

[30] 乔治·奥威尔:《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页119，着重为原文所有。汉译参考乔治·奥威尔著、梁煜译:《奥威尔自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年。

[31] Santangelo:《气味的文化》, 页51。

那么，嗅觉是什么？聚拢思绪，我尝试提出味觉私人语言和社会语言背后的四个“语法学”原则。这些原则会为本书探究浩瀚无垠的味觉宇宙搭起津梁。首先要强调的是，味觉感知模棱两可、言人人殊（ambiguous and individualized），这由气味体分子的纷乱杂多和嗅觉大脑的神经模式所决定。因其多义性以及持续的抽象性而难以被命名。气味的“非理性”在现代欧洲的开化和启蒙世界中促成一种“嗅觉恐惧传统”[‘osmophobic (smell-fearing) tradition]。从康德到弗洛伊德，再到诺伯特·伊利亚斯，许多思想家都处理过嗅觉问题，并促成了嗅觉的贬值。[32] 但同样的态度也启了诸多可能性，帮助我们从后现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路径重新思考嗅觉，以及嗅觉在社会结构、人类及非人类生命中难以把捉的定位。[33]

[32] 许多学者都讨论了这一话题，特别是康德和弗洛伊德对嗅觉的看法。参Hsu, The Smell of Risk, 15-16; Tullett:《十八世纪英格兰的嗅觉》, 页2-3。

[33] 例如，鲍曼:《腐烂的甜香》（‘The Sweet Scent of Decomposition’）; 罗安清:《末日松茸》, 页45-52。

与它混沌不清的性质相反，嗅觉要求一种强大的分辨能力（discriminating capacity）。原因在于调节嗅觉以满足生存需要的积极的神经关联性。其中最强有力的关联或许是嗅觉与情绪的联系：引导人的鼻子做出判断的本质上是喜爱或厌恶的问题。或者，再次借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嗅觉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an impassable barrier）——“因为没有或爱或恶的情绪像身体感觉这样重要。”[34] 这个语法规则沟通了嗅觉评断的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也说明了其参与判断的动态特征：纯洁或污秽、神圣或亵渎、高尚或卑鄙，等等。

[34] 奥威尔:《通往威根码头之路》, 页119。

然而，在做出判断时，鼻子没有一套整齐一贯的规则。相反，它极具弹性或可塑性，知晓如何阅读跟语境、经验、记忆和学习过程相关的化学信息。这种能力类似于“开放、混乱的”嗅觉系统那种非线性的运作方式。[35] 弹性的编码过程奇妙无比，“因此你可以感知到你从未闻到过的东西”，科学家用显白的语言解释道。[36] 嗅觉神经元是天然的学习者，它们通过相遇而学习，适应变化，接纳交染多样性。[37] 这个生物学特征也让多样的权力形式调动甚或操纵嗅觉，以内化新的规范、刻板印象或者歧视。这类故事本书也会讲到。

[35] Barwich:《嗅学》, 页238。

[36] 同前, 页245。

[37] 嗅觉通过神经可塑性体现的学习能力，是Wilson和Stevenson《学习品嗅》（Learning to Smell）的中心论证。该论证的概述，参看页175-176。

最后但仍重要的一点是，私人和社会的相遇受限于气味凭空气传播和穿透性（penetrating）的性质，及其交流功能（communicative roles）。透过呼吸传播的气味是一种临近感官，[38] 而且是本质上“跨身体的”（trans-corporeal），[39] 在身体和环境之间斡旋，调节人际交流、人类、非人类，甚至包括超自然。弥漫全局和沟通的性质使得嗅觉成为一个探究新兴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领域的物质纠缠（material entanglements）的丰富的场所。[40]

[38] Howes & Lalonde:《感性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ensibilities’）, 页130。

[39] “跨身体性”是Hsuan Hsu著作中的关键概念。Stacy Alaimo将它定义为“人类身体性与超人类世界的物质关联。”参Hsu, The Smell of Risk, 页10。

[40] Hsu, The Smell of Risk, 页20-21。

总而言之，嗅觉的感官能力明显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游移在确定与无常、持恒与易变、即兴与算计、捉摸不透与无处不在之间。简单来说，嗅觉本质上是种模糊（ambivalence），将我们带回陌生者这一概念。为什么这个初步的隐喻能够契合中国嗅觉史的主题？它有什么启发？这些问题值得深思。齐格蒙特·鲍曼坚决批评现代性试图消灭模糊的塑造性野心。在鲍曼的定义中，模糊是“将某物或某事归到不止一个范畴的可能”，是一种“语言特有的混乱”，虽然它也是语言实践的一般特征。[41] 此种混乱的主要症候，是由无法决断与失去控制造成的认知不适或焦虑。分门别类是一种减轻不适的方法，它必须依赖于包括与排除，本质上是“施加在世界身上的暴力活动”，需要“一定程度的强迫的加持”（2）。这种行为却不能在历史上或理论上得到一刀切的实施。副产品就是模糊，它要求进一步的分类。因此对抗模糊的努力如鲍曼所言“同时是自我摧毁和自我推动的”，现代就是个“持续激烈地对抗模糊”的时代（3）。

[41] 鲍曼:《现代性与模糊》, 页1。附加页码均引自此书。

“作为一项任务的秩序”（order as a task）是现代性给自己设下的“所有其他任务的原型”（4）。[42] 倚仗霍布斯的两个古典概念——流动的自然界（a natural world in flux），以及限制自然界的人造秩序（the human creation of order to restrain it），鲍曼进一步宣称“秩序和混乱的替代物”是现代意识与存在的关键所在。通过强调“替代物”，他提出：

正是基于这个预设，他提出了超出敌友二分的陌生者概念，用于分析大屠杀与现代性其他弊病。[43]

[42] 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和时期没有统一意见。鲍曼说得很清楚，他书中的现代性是“从西欧开始的历史时期，伴随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社会结构的和智识的转型而发生，其成熟的标志有：（1）文化方面——启蒙运动的发展；（2）生活的社会化实现方面——工业社会（资本主义，而后共产主义）的发展”（鲍曼:《现代性与模糊》, 页4）。现代性的概念与本研究有关，不是因为我不加批判地将近代中国史看成是（西方）现代性的进步主义目的论的一部分，而是由于我想探索中国对“现代性”的追寻与这个宏大叙事密不可分的关联。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现代与现代性的凝练概述，参Jones的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页14。

[43]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就中国的现代化工程而言，不可确定者（undecidables）的大家族与发展话语相悖，而发展话语（如Andrew Jones所言）是“现代中国生活和语言当中的主导信念”。[44] 起于“一个新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似乎不可阻挡的主导地位，与民族国家自决和富强的地方意志在19世纪充满张力的相遇”，发展主义幽灵一直萦绕着“现代性叙事的成功主义者”。[45] 发展的逻辑，与文明、进步、现代与革命这些兄弟姐妹手拉手，确定而且笃定地朝前走，把诸多加在人、非人与环境之上的暴行以自身的名义理性化。变动不居的陌生者在“发展童话”里没有角色，但它们确实始终存在，对抗模糊的“自我摧毁和自我推动”的努力也不能击败它们。

[44] Jones:《发展的童话》（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页3。

[45] 前揭, 页4。

气味就是这类陌生者。它们受到压抑同时不可战胜，能提供我们一柄“扶手”，借以把握无处不在的进步叙事及其时常掩藏的问题。尽管气味以不同形式受制于权力，它们还是“嘲弄大师的伪装，让严肃变得可笑，使之尴尬而羞耻”，而且气味“背信弃义”，“确确实实叫人尴尬，纠缠不休地传达失败的消息”。[46] 透过鼻子重访中国近代史，能够捕捉到眼睛和耳朵发现不了的东西：荒谬的讽刺、现代个体的不确定性、进步的异质、非逻辑的逻辑。此外，关于混乱的嗅觉大脑哲学还将驳斥达尔文的生存计谋：生存的可持续策略并不是无休止地战斗，而是学习、适应和与交染多样性共存的弹性。对所有人而言，每个社群都“有一段交染的历史；纯洁不在选择范围内。”[47] 这不就是隐藏在粪坑玫瑰园气味里的讯息吗？

[46] 鲍曼:《腐烂的甜香》, 页25。

[47] 罗安清:《末日松茸》, 页27。

感官转向据说几十年前已经出现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48] 由人类学和历史学肇其端绪，自1980年代早期开始，感官转向扩展到地理学、社会学、文学研究和哲学。[49] 2010年代末出版的两部大型系列丛书，进一步彰显了感官学术的发展势头。题为《感官与感觉：关键资料》（Senses and Sensation: Critical and Primary Sources）的四卷本合集于2018年出版，该书由该领域的领军学者、人类学家David Howes编写，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艺术与设计、生物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101篇论文。[50] 2014年，由Constance Classen编辑的关于感官文化史的六卷本丛书出版，该书横跨从古至今的西方历史。[51] 尽管嗅觉出现在了这类感官学术的图景之中，总体而言对它的研究仍相对缺乏。

[48] 参见Howes & Classen:《感觉的方式》, 页11。

[49] 对于跨学科的感官研究最为系统的综述, 见Howes:《感官研究的扩展》（‘The Expanding Field of Sensory Studies’）。

[50] Howes:《感官与感觉》（Senses and Sensation）。

[51] Classen:《感官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阿兰·科班于1982年出版的《恶臭与芬芳》（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1986）是推动数十年后嗅觉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许多部嗅觉的普遍历史自1980年代后期涌现。[52] 新千年以来，一个更加专业化的嗅觉史学繁盛起来，描绘嗅觉在古典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在横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中、在早期现代的南亚宗教与文化中、在早期现代的法国，以及18世纪英格兰及大西洋世界的嗅觉种族主义。[53] 嗅觉研究的两个子领域也得以发展：环境史与香水史，其著作描写19世纪巴黎的大恶臭 [54]、19世纪美国的除臭行动，以及早期现代的英格兰、现代日本和红色莫斯科的香水文化。[55] 文学中的气味是另一个自成一体的学术领域，已经在希腊和拉丁文学中的嗅觉再现、莎士比亚著作、维多利亚小说、19至20世纪欧洲文学、后启蒙主义意大利小说和当代美国文学艺术等方向产出成果。[56] 2006年出版的《气味文化读本》（The Smell Culture Reader）和2019年出版的《气味和历史读本》（Smell and History: A Reader）标志着学术界嗅觉研究趣味的激增。[57] 除了专著和作品集之外，还有丰富的报刊文章以及编辑成册的章节。[58] 除了学术出版，欧盟2020年资助开展的Odeuropa项目标志着嗅觉研究的新的里程碑。旨在“识别、保护、呈现、推广嗅觉遗产”，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应用AI技术识别横跨四个世纪欧洲现代史的数位图像和文本集群当中的嗅觉信息，同时输出数位和多感官资源作为研究结果。[59] 跟Odeuropa项目有特殊联系的是2022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的“对话”文章，有十名来自多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这场颇有启发的讨论反映了关于嗅觉、遗产和历史的最新思考。[60]

[52] Le Guérer: Scent; Classen, Howes, and Synnott, Aroma; Reinarz, Past Scents。

[53] Bradley, Smell of the Ancient Senses; Harvey, Scenting Salvation; McHugh, Sandalwood and Carrion; Muchembled, Smells; Tullet, Smell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Kettler, The Smell of Slavery。

[54] The Great Stink，指的是1880年8月、9月弥漫在巴黎的恶臭，及其引发的人们对流行病的恐惧、死亡谣言的传播和公民抗议——译者注

[55] Barnes, The Great Stink of Paris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against Filth and Germs; Kiechle, Smell Detectives; Dugan, The Ephemeral History of Perfume; Tu, ‘Japan’s Empire of Scents’; Schlögel, The Scent of Empire。

[56] Lateiner, ‘Olfactoring Ancient Fictions’; Haris, ‘The Smell of Macbeth’; Carlisle, Common Scents; Maxwell, Scents and Sensibility; Rindisbacher, The Smell of Books; Hsu, The Smell of Risk。

[57] Drobnick:《嗅觉文化读本》; Smith:《嗅觉与历史》。

[58] 报刊文章，见Jenner:《文明与除臭？》（‘Civilization and Deodorization?’）; Chiang:《鼻子知道》（‘The Nose Knows’）; Plamper:《二月之声·十月之味》（‘Sounds of February, Smells of October’）。章节文章，见Classen:《感官帝国》, 第一章《玫瑰的气味》，以及第四章《他者的气味》; Smith:《感知过去》（Sensing the Past）, 第三章《嗅》（‘Smelling’）; Jütte:《感官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Senses）, 第十三章《因嗅而知》（‘Scenting’）; Ackerman:《感官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Senses）, 第一部分《嗅觉》（Smell）。对于嗅觉研究的评论文章，见Jenner:《跟着鼻子走？》（‘Follow Your Nose?’）; Low:《在亚洲建构感官文化理论》（‘Theorising Sensory Cultures in Asia’）。

[59] 参https://odeuropa.eu/mission（2021年12月5日读取）。

[60] Tulett等:《嗅觉、历史和遗产》（‘Smell, History and Heritage’）。

中国总体而言还属于嗅觉地图上一块未开发的领土。只有极少数中国相关的文章给了前述专业领域足够关注。中国研究也还没有迎来嗅觉转向。[61] 大多数与嗅觉有关的研究专注于香料和香的物质文化，其中大多数以汉语出版。[62] 在英语和汉语学界都没有一本书册篇幅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因此，本书希望填补这个空缺，不仅要编织一部中国香味史，而且要引发在熟悉的视觉中心、智识取向的畛域之外，对于如何理解历史的思考。

[61] 有一些例外：Geaney:《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感官认识论》（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De Pee等:《城市感官》（Senses of the City）;  Møller-Olsen:《感知华语圈》（Sensing the Sinophone）; 董少新:《感同身受：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感官与感觉》; Wu & Huang:《感知中国》（Sensing China）; Chau:《社会的感官产物》（‘The Sensorial Production of the Social’）等等。

[62] 少数用英语写成的期刊文章，见Milburn:《香味、馨香和香料》（‘Aromas, Scents and Spices’）; Lu & Lo:《馨香与复合感觉》（Scent and Synaesthesia）。汉语研究见傅京亮:《中国香文化》, 齐鲁书社, 2008; 吴娟娟:《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 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把感官从智识统治下解救出来，以及把低级感官从视觉主导地位中解决出来，是感官转向的突出特点。正如David Howes所言，感官转向部分上是“一种对于传统学术写作的无形体性的反应”，也是“对于西方文化中被称作视觉霸权的挑战”。[63] 这两个相互联系的使命依赖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瓦尔特·翁克（Walter Ong）在1960年代提出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大分裂”（a ‘great divide’）。他们认为，在古腾堡的印刷术革命以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视觉（其外延就是真理、理智和理性）成为西方思想中的主导，低级感官（以及情绪、直觉）被边缘化。[64] 这个宏大叙事整个被认为是关于西方的嗅觉衰落。[65]

[63] Howes:《感官联系》（Sensual Relations）。

[64] 对这一理论的概述，见Smith:《感知过去》（Sensing the Past）, 页8-11; 简短的反思，见Smith:《感官史宣言》（A Sensory History Manifesto）, 页68-69。

[65] 对嗅觉衰落的概述，见Howes:《嗅觉与转型》（Olfactory and Transition）, 页144-6。嗅觉研究的最相关文献一再强调这一点。

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解决中国是否有类似趋势的问题，也不是要给出一个中国特殊性的例子。提出一个中国的感官阶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而我对于18世纪中国嗅觉景观（第一章）的初步探索表明一个感官联系的宇宙秩序跟“大分裂”有很大不同。当中国被卷入十九世纪的殖民全球性（colonial globality）时，一种新的大众视觉文化开始在印刷资本主义和社会变革的肥沃土壤里滋长，记载在晚清民国时期关于视觉性的卷帙浩繁的文献当中。[66] 我的研究与这一学术界对话，且依赖于此种印刷文化产出的丰富的档案材料。但我的看法是五种感官过去且现在仍不处于竞争关系之中；相反，他们彼此合作（collaborate），调节身体与物质世界的相遇。近代中国的视觉转向之外，嗅觉也在变动的漩涡之中积极参与意义的制造和世界的想象。与其说是近代史中发生了嗅觉衰落，不如说是史学研究中发生了嗅觉倾向。因此，我虽然在回应从视觉和智识霸权中拯救低级感官的呼吁，但同时强调，探索那些由被忽视的感官渠道打开的新景象，要比用新材料重复生产旧本体论和认识论更加重要。

[66] 中国研究发生过“视觉转向”。见Pang:《图画转向》（The Pictorial Turn）; Pang:《扭曲的镜子》（The Distorting Mirror）; Henriot & Yeh:《图像史》（History in Images）; Crespi:《漫画现代性》（Manhua Modernity）; Judge, Republican Lens; Gu, Chinese Ways of Seeing and Open-Air Painting; Schaefer, Shadow Modernism; Wu, Photo Poetics。

感官转向的初始阶段以“文化建构”理论为特征。Constance Classen、David Howes和Anthony Synnott等人对学界看待感官的主导方式不满，声称“嗅觉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和心理学现象。嗅觉是文化的，因而也是社会和历史现象。”[67] 他们及时的介入确立了人文学科当中感官的位置，此种文化路径也塑造了感官研究领域。然而对于文化在感官世界主导地位的一致关注似乎排除了其他一些东西。Mark Jenner提出批评称“感知不仅仅由文化范畴所塑造，也曾是且仍是个体与世界积极互动、参与世界的一个部分。”他提出一个现象学路径以“联合感知与实践、心灵与身体。”[68] 我想更进一步，离开对于“文化如何调解神经元”（借用Howes的词）[69] 的过分关注，转而专注于批判地再思考它们的相遇和结果。尽管不容否认的是文化确实在调解神经元，但神经元会遭遇种种感官刺激，在大脑开放、混乱的系统中行进，因而常常让文化调解显得无用甚至有害。[70] 我关注神经-文化聚合地带产生的偶然性与不连贯性，强调（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相互纠缠的生物学和社会性存在。这种纠缠让任何人类工程（如现代性）都无法摆脱模糊，让“现代人类的自大”成为笑柄。[71]

[67] Classen, Howes & Synnott:《香味》, 页3,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更多研究参见Classen:《感官世界》（Worlds of Senses）; Howes:《感官联系》（Sensual Relations）等等。

[68] Jenner, ‘Tasting Lichfield, Touching China’, 670。

[69] Howes:《感官帝国》, 页7。

[70] 21世纪的心理健康问题与数位媒体文化的联系就是一个例子。

[71] 罗安清:《末日松茸》, 页19。

任何一种对于嗅觉的考察都会面临一个困难：挥发性的嗅觉分子不像视觉和听觉材料那样容易触及。[72] 研究嗅觉的历史学家因此必须依靠历史学家的鼻子，确切来说就是通过鼻子感知到的嗅觉的文本和视觉记录。好在，与现代嗅觉衰落的说法不同的是，现代中国有许多嗅觉敏锐的人殷勤记录气味的无穷剧目。旅行家、官员、商人、小说家、出版商、新闻记者、学者和宣传人员不仅记载了中国变动的物质嗅景，也将体验、情感、欲望和想象通过嗅觉表达出来。受到这些嗅觉残余的启发，本研究融合了传统的历史资料和非历史的资料。由于历史学科早就克服了对“客观”真相的执着，对于过去的考察就能顺理成章地把非历史的资料看成是历史资料，研究我们带入遭遇的、浓缩到气味里的过去（一如本序言题辞的优美表达），也是如此。由于气味本来就是跨越边界的，追踪气味的轨迹必然使用跨学科方法，融环境史、物质文化、文本分析和政治史于一炉。在列出章节结构之前，我先处理一些早期汉语文本中有关嗅觉的概念，是这些概念形塑了中国思想。这样做除了为本书提供基本知识之外，还探索了气味/嗅觉如何在中国思想的形成期被塑造成总体上是二元的道德语言。当然这个粗略的记录无法把握中国嗅觉文化的丰富及其近代以前的变化轨迹，这一话题值得单独研究。

[72] 对于给气味归档的近期发展的讨论，见Tullett等:《嗅觉、历史与遗产》（‘Smell, History and Heritage’）, 页271-2, 273-5。

除了前面提到的“香”“臭”的甲骨文字之外，古代汉语拥有大量嗅觉词汇，大约包括表达不同种类的香味的三十个字符，以及表示臭味的十二个字符。[73] 对于从何时起以及为什么其中大多数词汇都从生活语言中消失，我们所知甚少。色彩斑斓的气味集群被浓缩、概括成“五臭”体系，该体系在汉代走向成熟（依赖于早期材料）。[74] 五种嗅觉特质（羶/臊、薰/焦、香、腥、腐/朽）在象征意义上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后者是古代中国自然哲学的核心（表 I.1）。五行循环不息，表达中国人对于宇宙秩序的理解，多种气味也据此得到归类。[75] 但为什么山羊味“羶”对应春天、酸味、东方呢？五行哲学的核心文本解释逻辑，对现代读者来说却并不完全“符合逻辑”。[76] 值得注意，“五臭”不是摩尼教学说；相反，该体系强调永恒的流动与转换，似乎没有一种气味和某种内在的享乐价值（hedonic value）发生关联。五种嗅觉特质都不会体现五种气味本身，而是表示某种方向或者范围，以适应无穷的气味变化并融合临近的类别，并且和临近的系列融合在一起，正如春天从冬天开始发芽，又在夏天开花。这种模态或许近似于我们嗅觉神经元混乱的编码过程，而这一过程被近代科学遮蔽了。

（表 I.1）五行体系中一些象征之间的相关性

来源：李约瑟和罗南，《中国科学技术简史》，154，表9

[73] 严小青:《前言》 , 收入陈敬撰、严小青编:《新纂香谱》, 页2; Milburn:《香味、馨香和香料》（‘Aromas, Scents and Spices’）, 页453。

[74] Milburn:《香味、馨香和香料》（‘Aromas, Scents and Spices’）, 页450-3。

[75] 李约瑟、罗南（Needham and Ronan）:《中国科学技术简史》（A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卷1, 页151-61。

[76] 《礼记·月令》; 班固《白虎通·德论》, 卷三:《五行》; 《黄帝内经》, 第四篇:《金匮真言论》。对于这类文本的研究参见Milburn:《香味、馨香和香料》（‘Aromas, Scents and Spices’）, 页450-4。

然而，早期中国思想也证明了气味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的产生，一种建立在恶臭与芳香二元对立的语言。Jane Geaney指出，早期中国文本常涉及欲求和厌恶的感官区分。[77] 《大学》有言，如果一个人要“诚其意”，就不应自我欺骗，“如恶恶臭，如好好色。”[78] 荀子曰：“鼻辨芬芳腥臊……是又人所常生而有也。”[79] 《庄子》有一名段讲：

尽管庄子强调的是“神奇”（rare and unearthly）与“臭腐”（foul and rotten）的分歧，但道家文本其实是通过这个奇妙的隐喻传达事物不确定的、可变的性质。早期中国思想的主导趋势就是构建一个毫不含糊的气味的社会语言。

[77] Geaney:《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感官认识论》（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页34。对于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感官的其他研究，见Enzinger:《表达与印象》（Ausdruck und Eindruck）; Gong:《早期中国思想中的感官与认知》（Senses and Cognition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但这些著作都没有深入讨论嗅觉/气味的隐喻意义。

[78] 《礼记·大学》。英译为‘as when we hate a bad smell, and as when we love what is beautiful’, 见理雅各:《中国经典》, 卷1, 页366。

[79] 《荀子·荣辱》。英译为‘the nose distinguishes perfumes and fragrances, rancid and fetid odors...it is part of the nature that man is born possessing’, 见Xunzi, Knoblock, Xunzi, 卷1, 页191。

[80] 《庄子·外篇·知北游》。英译为‘The ten thousand things are really one. We look on some as beautiful because they are rare or unearthly; we look on others as ugly because they are foul and rotten. But the foul and rotten may turn into the rare and unearthly, and the rare and earthly may turn into the foul and rotten’, 见Zhuangzi & Watso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u, 页236。

气味表示人的关系：二君子和谐相处时所说的话闻起来像兰花的芬芳（“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81] 文明的标志是愉悦的香气，如韩非在寓言中所说：当百姓仍食用“腥臊恶臭”，圣人出现了。圣人“钻燧取火以化腥臊”。[82] 嗅觉词阐明的是道德原则。如何理解“礼”这个体现“高度道德感、责任感和社会秩序”[83] 的儒家关键概念？依荀子的指教，“礼者养也”，正如“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84] 香味在这里被赋予了高尚的意义。这层意义在汉代的一个儒家文本中得到了进一步表述，据说是孔子他自己说的：

道德气息进而吹到了政治范畴，比如中国政治哲学的奠基性文献《尚书》（772-476 BC）。[86] 其中一章记载周王关于酗酒和道德沦丧的训诫。他拿商代最后的君主做例子：商纣王沉湎酒色、放荡无度，即使王朝倾覆已经迫在眉睫，他还是不为所动：

纣王统治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王朝覆灭，体现在馨香品德的缺失以及民怨的腥气。另一章讨论严刑的祸患，写道：“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88] 这些段落都集中在“馨”和“腥”的二元对立之上，引发对于德政与酷政的两极情绪。同样的说法还出现在战国时代（475--221 BC）的《国语》中：一国变强，“其德足以昭其馨香”；而当一国衰微，“其政腥臊，馨香不登”。[89] 尽管儒家关键概念“德”常常与听觉 [90] 相联系，“德”实际上也通过香气体现、传输和强化。

[81] 《易经·系辞上》。

[82] 《韩非·五蠹》。英译见Hanfei & Watson: Han Fei Tzu, 页96。

[83] Knoblock, Xunzi, 卷1, 页191。

[84] 《荀子·礼论》; Knoblock, Xunzi, 卷3, 页55。

[85] 刘向《说苑·杂言》。

[86] Nylan:《儒家五经》（The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页120-67。

[87] 《尚书》, 《周书·酒诰》。英译本见理雅各:《中国经典》, 卷三, 页409。

[88] 《尚书》, 《周书·吕刑》。英译本见理雅各:《中国经典》, 卷三, 页592。

[89] 《国语·周语上》。Jörn Grundmann好心把他一篇尚未出版的文章中这段《国语》英译给我用，该文名为《从礼仪效能到道德奉献：早期中国思想史中的关键转向》（‘From Ritual Efficacy to Moral Commitment: Investigations into a Major Turn in Earl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90] Geaney, 页23-7。

除了智识阶层对于嗅觉/气味的思考，早期中国还有一种关于香味的物质文化。[91] 正如颇具影响的宇宙论文本，丁谓的《天香传》（约1022-1025）所言：“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所以达蠲洁。”[92] 考古和文献材料显示，香味文化（a perfume culture）在先秦就已经发展，在宗教和日常情境中有大量香味植物得到使用。然而，“香味革命”（a ‘perfume revolution’）发生在汉武帝（156-87 BC）统治时期，他广征伐、通丝路，从国外引入了异域香料。东汉末佛教传入中国后，香味文化的轮廓又发生转折。与印度高度发达的香传统展开的文化接触在随后几世纪对中国人用香产生了长久影响。[93] 精致的馨香文化（a refined aromatic culture）随后展开。例如唐代（618-907），香味弥漫在私人和社会生活的多个场所，应用在散发香气的人体、以取悦神明和爱人、招聚祥瑞，以及用正确的心态料理国事。在香（incense）、香味物质（aromatics）、香水（perfumes）、药（drugs）、调味品（flavourings）、染色物（colouring matters）、香料（spices）之间，鲜有分异。[94] 第一章将给出帝国晚期香味文化的一个案例。

[91] 傅京亮:《中国香文化》, 页3-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卷5, 第II部分, 页128-47。

[92] 丁谓:《天香传》, 页233。

[93]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Milburn:《香味、馨香和香料》（‘Aromas, Scents and Spices’）, 页441-8, 454-64。亦见陈联庆:《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 《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

[94] 李约瑟, 卷5, 第II部分, 页133-4。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题为“中国之迹”（A Sniff of China），思考中国在辉煌的18世纪闻起来如何，以及是什么促成了近代嗅觉革命。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追迹“流动的嗅景”（Smellscapes in Flux），特别是嗅觉革命中心两个相对的过程：除臭与增香。第三部分（第五章、第六章）追踪“异质之味”（A Whiff of Alterity），区别于西方嗅觉现代性的一个反历史（counterhistory）。不驯顺、不可预测、动物性的气味知觉，推翻了除过臭的环境和熏过香的身体的宏伟设计，在近代中国一些特殊时刻制造了异质性的气味魔法。

想象清代的一个夏日，某贵族家庭的花园，年轻的宝玉公子一只胳膊拄在装满玫瑰和芍药花瓣的蒲团上，正和名叫芳官的优伶划拳。螃蟹宴之后，丫头们拿来草药和花香味的绿豆粉，用以除去螃蟹腥味。《红楼梦》的读者们会被浸润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香味文化所倾倒。在第一章，我会通过阅读这部正典小说探究香味的物质文化，以及气味在精神、哲学和社会等层面的弦外之音。我将探问：文化如何在认知和美学两个层面调节感官神经，以保持事物（时间、空间、性别、阶级、性欲、道德）的特定秩序；以及，气味如何搅扰秩序，表明故事的核心——污染——如何不可避免。曹雪芹似乎无意之间预告了现代嗅觉革命，它的前提是中国有待商榷的不纯洁（impurity）。

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中的“食蟹”场景

中国嗅觉革命的最初萌芽出现在欧洲思想与东方香味在19世纪扩大接触之时。对大多数欧洲旅行家而言，中国散发臭气。他们的笔下充满了粪桶散发出的人窒息的气味、鸦片的邪恶烟气、肮脏的街衢和阴沟的怪味、汗流浃背的“苦力”的酸臭。通过考察大量的英文游记，第二章探索了中国如何通过交染的话语被卷入嗅觉现代性的全球史，由此促成新的嗅觉秩序和感性的产生。我将探究，在“中国是臭的”话语中，气味如何发挥作用，这一机制并不建立在一般所认为的东方主义感觉结构上，而是形成于通过感官与生理的接触。私人的感官世界与宏观的社会政治变动相互纠缠。

英文版《骆驼祥子》Harper Perennial，2010年版

第三章比较三个除臭项目，其推行者分别是1850到1890年代的西方殖民政府、晚清民国时期的改良派中国士绅，以及195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重点是其中的死水（stagnant water）概念。尽管在动机和话语上截然不同乃至互相抵牾，这些计划还是共同推崇一种除臭的进步意识形态，塑造了一贯的中国嗅觉革命。我想考察的是：嗅觉现代性的意绪怎样关联起内在于现代中国“发展童话”的一系列具体计划，这些任务又如何产生感官景象（sense-scapes）、资本及象征资本的不平衡分配。我认为，对抗污秽的结果并不是纯洁，而是对于两类空间的分层重组：得到净化的与遭受污染的。

与大型除臭计划同时，种类繁多、批量生产的香味激发了日常生活的嗅觉革命，这场革命往中国人的身体和神经里输入新的感官数据。第四章，我运用交易数据、广告及公司档案，还原千变万化的嗅景背后的物质性：波斯香水、英国香皂、国产茉莉雪花膏的气味，以及入侵、污染感官系统的新型人造香水。主要问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如何调节神经，使之熟悉那些陌生的香味，以及身体怎样被再次驯化，去吸收一个新的嗅觉符码、价值与美学的系列。

香味（aroma）与爱欲（eros）的联系是许多文化当中的悠久主题，但在1920年代中国文学的爱情剧目中，迷倒摩登男女的却不是“讲究”的香水味，而是“生物”的力比多（libido）味。第五章探究1920年代文学革命期间中国小说里出现的闻香癖（olfactophilia）。闻香癖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被看作“反常”（perverted），却在“五四”中国带有解放（emancipation）的话语意涵。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从嗅觉这项原始感官中发掘出人类的真正本质，摆出蔑视儒家文化的姿态。他们的追求带有现代性的悖谬，他们书写的寓言关于纯洁与污秽之间可渗透的边界。

1950年代到70年代的共产革命释放出更多的嗅觉异类（olfactory anomalies）。第六章考察这一时代中国的道德-政治政权中，嗅觉象征的强大权力，同时思考这种权力和嗅觉现代性的目的论之间的不和谐关系。采用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研究法，我将考察党内文件和官方媒体中的一些关于嗅觉/气味的关键词。嗅觉语汇沟通了生物和社会两个层面，描绘出被害妄想、粗鲁、残忍、爱恨交织的情感状态，这些是共产革命的必要内容。大体上，这一时期的嗅觉革命仍在尝试调节神经元，尽管嗅觉/气味一直都在嘲笑人类行为的荒谬。总体上没有得到理解的历史气味的集群，从物理和比喻意义上，已然吹拂至今，潜入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无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