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哲学专栏1】为美学中的实验哲学辩护

A Defence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in Aesthetics

大约最近十五年间，哲学家们五味杂陈地见证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方法的稳步崛起：实验哲学。新近出版的《实验哲学指南》（A Companion to Experimental Philosophy）（Systsma & Buckwalter 2016）列出了实验哲学对诸多领域的贡献，包括行动哲学和自由意志、道德和政治哲学、心灵哲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形而上学、科学哲学、逻辑和推理以及元哲学，其中遗漏了实验哲学对美学的贡献。这可能是因为实验哲学在美学中的应用要晚于这一选集的创作时间。然而，就像科瓦、加西亚和廖顯禕（Cova, Garcia, & Liao 2015）对这一主题的综述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主题。

公允地说，这场运动自诞生以来，已然走向了诸多不同的方向。因此，使用精确的术语来定义囊括了众多形式的实验哲学，就是一项不小的挑战。诺布（Knobe）提出过一个开创性的定义：“实验哲学关注许多相同类型的直觉，这些直觉长期以来一直占据哲学研究的中心位置，但实验哲学借由当代认知科学有关的方法——系统实验和统计分析——来研究这些直觉。”（2007, 81）这个早期的定义明确将哲学直觉作为实验哲学研究的首要目标，[1] 但本文的讨论将表明，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并不符合这一定义。

[1] 关于直觉的方法论及其争论，可参考Weinberg（2016a）的新近综述。

实验哲学运动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区分了两个不同类型的方案：消极方案（negative programme）和积极方案（positive programme）。这一区分本身便富有争议。2011年，纳德霍费尔（Nadelhoffer）在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两种实验哲学吗？》（Are There Two Kinds of Experimental Philosophy?）的文章，他认为这一区分主要服务于历史目的，因为实验哲学早期仅有少量的文章，只需要一个相对粗糙的分类系统，以帮助不熟悉实验哲学文献的人更轻易地对其进行识别。然而，在实验哲学的文献中，这一区分已经被广泛接受与讨论。[2]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大多数讨论围绕的是消极方案。宽泛来说，消极方案的目标是通过表明传统哲学的方法和实践往往依赖于未经证成的证据，以此来破坏传统哲学。例如，人们注意到，消极方案的一个策略是展现哲学界所共享的直觉在事实上和民间直觉相冲突，或者因文化和性别而异。[3] 因此，当哲学直觉的目的正好是为某些主张提供无争议的证据时，它们本身就成了有争议的东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实验哲学家及其反对者之间的战争大多是围绕着消极方案展开。然而，诺布（2016）最近的研究表明，在2009年至2013年间发表的400余篇实验哲学论文中，只有1.1%对哲学直觉提出了消极的结论。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实验哲学对于扶手椅哲学（armchair philosophy）的潜在积极贡献。但我们如此做时，同样也可以保留实验哲学的消极方案仍然有力的看法。温伯格（Weinberg）论证说，无论哪种实验哲学方案，都仍然是有意义且有威胁的：

[2] 参考Alexandaer, Mallon, and Weinberg（2010）。

[3] 对此最为人所知的案例是Weinberg, Nichols, and Stich（2001），虽然这一案例多次复现失败。

因此，实验哲学的职责不仅仅是简单地否认哲学家的证据，更重要的是寻找并提供完善某些哲学主张所必要的额外证据。在本文中，我将探讨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如何在关于积极和消极方案的整体争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表明它体现了温伯格的某些主张。也就是说，美学中的实验哲学有可能凸显出某些扶手椅理论的不足，并提供补充信息来构建一个更为充实的理论。

我想提及的实验哲学的最后一个特征是一个较新的区分，它在某些方面与消极方案和积极方案之间的区分重叠。这一区分即“广义的”（broad）和“狭义的”（narrow）实验哲学。罗斯和丹克斯（Rose & Danks 2013）正式引入了这一区分，并为前一种概念作辩护，但是在施魏茨戈贝尔（Schwitzgebel）的博客“破碎的心灵”（Splintered Mind）中，可以看到他在2007年和2012年关于这一主题的两篇文章。施魏茨戈贝尔认为，诺布定义中的那种基于直觉的（intuition-based）实验哲学是狭义的实验哲学，而不基于直觉、旨在为哲学理论提供信息的实证工作是广义的实验哲学。罗斯和丹克斯更侧重于谴责狭义的实验哲学，将其描述为仅仅关注民间直觉的研究，认为其犯有“武断的学科沙文主义”（arbitrary disciplinary chauvinism）（2013, 514）之罪。他们更支持广义的实验哲学，因为对其而言，广义的实验哲学“只是哲学自然主义（philosophical naturalism）——即实证数据与某些哲学问题有关的观点——的悠久传统的一个实例，再加上必要时实际进行的一些相关实验”（515）。有人可能会指出，在实验哲学的广义概念下，像心理学这类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也会获得实验哲学家的头衔。我将表明，在从广义到狭义的光谱之中，美学中的实验哲学是广义概念的一个很好的实例。对于美学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看上去广义概念正在接管现有的实验哲学实践。西茨马和利文古德（Sytsma & Livengood 2015）从扶手椅哲学家和实验哲学家两边，同时收集了关于实验哲学概念的实证数据。两边的人大多数都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实验哲学一定是基于直觉的，而对于实验哲学一定基于民间直觉的观点，他们则尤其倾向于反对。此外，实验哲学家不太可能会采用这种狭义的概念。这些证据预示着美学中的实验哲学的良好前景。

现在可能清楚的是，实验哲学远不是一个拥有一致特征的统一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对实验哲学的原始概念的偏离，以及其在具体应用领域的有趣发展。考虑到美学中的实验哲学的应用是最近才出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里可以发现最为当代的实验实践的实例。本文的重点正是为美学中的实验哲学提供当代的论述。

现在，我将依循从强到弱的顺序，介绍我认为通常针对实验哲学家提出的三种反驳。

最令人困扰的反驳认为传统哲学的方法和实验哲学的方法是不相容的，前者是“在扶手椅上”的，而后者是实验性的。这种不相容意味着，实验哲学为哲学争论带来的任何信息都无关紧要。与这类论证相联系的是一种关于哲学进步的假设。如果实验哲学的反对者提出这样的论点，必然是因为她想或多或少地保留扶手椅哲学的方法。按理说，如果她想保留这些方法，那是因为她相信这些方法在哲学上是成功的。她可能认为，就算扶手椅方法对于哲学来说不是完美的，最起码也比实验方法更成功。我讨论的这种论证的一个版本是对中心性的反驳（objection to centrality），韦特森（Weatherson）认为，中心性指认为“（某种特定的）直觉是分析哲学的中心，尤其是分析哲学家的首要证据来源”（2014, 518）的观点。因此，对中心性的反驳认为，所知的实验哲学的成果基于的是狭义概念下的民间直觉，与哲学无关，因为直觉本来就不是哲学方法的中心。为了支持这一反对意见，威廉姆森（Williamson）声称：

威廉姆森（2014）相信，实验哲学家对民间直觉的关注是错误的，因为无论直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哲学中都不需要直觉，并且在事实上，不应该将之作为主张的证据来源。根据威廉姆森的说法，这是因为我们在哲学中有更好的证据来源，而将证据来源局限于直觉会导致怀疑主义，因为根据我的直觉p为真证明命题p为真，需要承受太大的举证责任。所以按照威廉姆森对实验哲学的建构，实验哲学对扶手椅方法的唯一攻击，依赖于一种“过时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会削弱扶手椅哲学的其他部分。在这一点上，实验方法与哲学无关，而只要扶手椅哲学家不再把直觉作为证据来源，扶手椅方法就会继续大获成功。[4] 就美学中的实验哲学而言，我将讨论一般的不兼容和不相关的反驳，以及它不那么具有挑战性的版本——对中心性的反驳。

[4] 其他版本的对中心性的反驳，见Cappelen（2013, 2014）和Deutsh（2010, 2015)。

第二种反驳是，哲学中的实验工作对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尽管二者互补，但是这一反驳不同于第一个反驳，因为它不关注哲学的既定方法，而是关注哲学家对这些方法的实际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是否恰当地反映出了运用这些方法的目的。在这方面，这一反驳声称，在某种程度上，扶手椅哲学家的哲学实践比实验哲学家的哲学实践更好，因为对于给定的哲学目的来说，它更准确、更有效，等等。例如，一种对实验哲学的普遍反应是温伯格等人（2010）所说的“专业知识辩护”。在专业知识辩护的倡导者中，黑尔斯（Hales 2006）、路德维希（Ludwig 2007）、霍瓦特（Horvath 2010），以及威廉姆森（2011）等人都包括在内。他们反驳道，哲学是专家的领域，如果是这样，又何必依靠民间直觉建立哲学理论？此外，哲学教育训练了哲学家对哲学概念和理论的细致理解，培育了对问题的准确直觉。一个人的直觉若不能达到这种精确程度，对哲学又有何意义？

然而，如我在导论中提到，直觉只出现在狭义概念的实验哲学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得出这个反驳并不关乎所有的实验哲学的结论。然而不幸的是，如果讨论的不是哲学直觉，而是扶手椅哲学家的一般内省实践，那么专业知识辩护仍然成立。这样一来，专业知识辩护可能会有更坚实的基础，因为我们针对的是更广泛的哲学实践，而不仅仅是对哲学直觉的依赖。专业知识的捍卫者现在可以说:“不用在意直觉，哲学家总体上比普通人更擅长思考概念和现象，因此我们在哲学中不需要实验哲学。”

此外，争议也存在于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上：是扶手椅哲学家证明她的实践受到她的专业知识的积极影响，还是实验哲学家证明她的对手的专业知识并不具有优势地位？理所当然地，温伯格等人（2010）声称责任在扶手椅哲学家身上，而威廉姆森（2011）则声称在实验哲学家身上。

我认为，没有美学的帮助，专业知识辩护也是可挫败的。因此，我将提出一些反对它的一般性论点，但我仍然会使用美学中的实验哲学项目的例子，在有关专业知识的背景中，来强调这些例子的特殊性。

第三个，也是最不令人担忧的反驳是关于实验哲学的消极性。它声称实验哲学方案的很大一部分，或者至少是最受关注的部分，即“消极方案”，导致了怀疑主义，并且对哲学的总体而言无足轻重。此外，威廉姆森（2016）评论说，从实验哲学诞生以来，它的目标已经扩大，如今的实验哲学家所试图破坏的，除了扶手椅哲学家的直觉，还有他们的日常判断和一般内省研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就是美学中的情况。这一反驳认为，在这种实验哲学的概念下，消极方案必然会导致全局性的怀疑主义（global scepticism），因为我们会因此陷入到一种任何扶手椅实践都可能被取消资格的境地。正如我将要指出的，这种担心来自于误导，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家已经在修正消极的和积极的实验哲学之间的界限。

Centrality

首先，我将回应威廉姆森的评论，他认为基于直觉的实验哲学无关紧要。一些人维护了对基于直觉的实验哲学 [5]，不过我不会这么回应。我其实相信威廉姆森指出了我们的哲学方法的真问题，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实验哲学对美学无关紧要。现在我将介绍一些近来在美学中的实验工作。我暂时只是想说明这些研究是否是基于直觉的，所以我会保持简明扼要，将更深入的讨论留在稍后。

[5] 例如Alexander（2010）。

首先是梅斯金等人（Meskin et al. 2013）对多看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的研究。我们对一个刺激越熟悉，我们就越喜欢它，这一效应在心理学上众所周知，并在不同的背景中得到了检验。而就艺术而言，卡廷（Cutting 2003）在一系列研究中强调了这种效应，证实这种效应作用于印象派绘画。这项工作挑战的假设是，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证成了我们的审美判断，因此，多看效应的结果可以说展现了偏见（bias）的影响。梅斯金等人重新设计了卡廷的研究，其中既有声名狼藉的糟糕艺术品 [6]，也有（与印象派绘画相当的）约翰·埃弗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的相对较好的艺术品。[6] 结果表明，与糟糕艺术品的接触（exposure），实际上会降低观众对艺术品的欣赏程度。在这个案例中，参与者在7周的时间里，以固定的间隔观看不同时期的画作，然后被要求用10分制给作品打分。实验人员并没有诉诸参与者的直觉。

[6] 美国的“绘光大师”（Painter of Light）托马斯·金凯德（Thomas Kinkade）。

其次是廖顯禕、施特罗明格和斯里帕达（Liao, Strohminger, Sripada 2014）关于想象性抗拒（imaginative resistance）的研究，想象性抗拒即通常以道德为由而不代入虚构情景的现象，这一现象最早可能由休谟提出。这项研究做了两件事：首先证明了想象性抗拒这一现象的存在，然后证明了虚构场景的体裁（genre）是使这一现象出现的一个因素。在研究中，参与者阅读了属于不同风格和体裁、包含潜在抗拒要素的简要文本，然后回答了关于他们的道德信念、他们关于文学体裁的知识和他们的想象能力的问题，这其中不包含他们的直觉。

最后是廖顯禕和梅斯金（Liao & Meskin 2015）关于审美形容词的研究，这一研究后来由廖顯禕、麦克纳里和梅斯金（Liao, McNally, & Meskin 2016）所补充。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理解我们如何使用审美形容词（例如“美丽的”、“优雅的”等）。他们发现，这些形容词的表现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是与其他可分级形容词（gradable abjective）一样的，可分级形容词通常要么是相对形容词（relative adjective），要么是绝对形容词（absolute adjective），令人惊讶的是，审美形容词似乎既不是相对的，也不是绝对的，而对此的解释仍是未知的。在这一案例中，统计结果是通过要求人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包括审美和非审美的形容词而得出的。因此，这项实验工作不是基于直觉的，而是基于语言习惯的。

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只是测试人们对特定审美现象的敏感性和反应，以及引发这些反应的环境。看来威廉姆森的愿望实现了，因为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直觉的实践。我同意科瓦、加西亚和廖顯禕（2015），也认为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实验哲学在美学中引入较晚。也许，基于直觉的实验哲学，正如其早期支持者和威廉姆森所描述的那样，并没有应用于美学，因为它根本不是适配于这个特定领域的工具。因此，实验美学家所践行的实验哲学与对中心性的反对意见无关，因为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并不把直觉作为研究的中心，美学中的实验哲学这一具体的项目在其可观察的现象方面似乎受限较少。这也说明，美学中的实验哲学是在广义概念下进行的，这恰恰给了实验哲学家更多的研究自由，因为他们不受限于民间直觉。

这一点可能会遭到潜在的反对意见。可能有人会说，上述研究中调查的审美偏好、语言习惯、想象能力和其他心理现象可以被解释为直觉，尽管研究人员并没有这样称呼它们。毕竟，即使是哲学家也不完全清楚直觉的本质，在进行实验工作时，他们可能会不知不觉地追踪参与者的直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研究依然将是基于直觉的实验哲学的实例，并且也将面对着中心性的反对意见。我的回答有两个方面。首先，这里提出的实验工作，在一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对中心性的反驳的通常目标，即“传统的”基于直觉的实验哲学。后一种类型的实验哲学探索的是著名的哲学直觉，即被明确用作哲学主张证据的直觉，如盖梯尔（Gettier）问题、特鲁特普（Truetemp）案例或电车难题的直觉。[7] 我认为，对中心性的反驳的重点是淡化这类直觉的重要性。而在另一边，在实验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它们之前，美学研究中所追踪的现象并没有在哲学理论中发挥同样的作用。其次，我担心，如果我们把美学研究中追踪的现象视为纯粹的直觉，我们就会对直觉进行过度概括。为了坚持对中心性的反驳，人们必须承认，偏好、想象和信念等心理现象也不是哲学的中心。但正如我稍后在回应专业知识辩护时所说的，这些现象至少对美学很重要，因此，将它们还原为直觉而不予考虑是有问题的。

[7] 例如Weinberg, Nichols, and Stich（2001）, Ahlenius & Tännsjö（2012）和Liao et al. （2012）。

话虽如此，美学中的实验哲学也会测试民间直觉，例如科瓦和佩恩（Cova & Pain 2012）测试了关于审美实在论的民间直觉。然而，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的目标是挑战审美实在论是一种常识性观点这一哲学论点。因此，他们提供了关于民间直觉的经验证据，反驳了一个据称基于民间直觉的论点。“直觉否认者”认为有问题的是那种将民间直觉与哲学直觉对立的实验哲学，但这不是一个这方面的典型案例。[8]

[8] “直觉否认者”这一表述由Nado（2016）所创造，用来指称Williamson, Cappelen和Deutsch这些辩护对中心性的反驳的人。

基于民间直觉的美学实证研究也有一些不太成功的例子，比如康贝尔（Kamber 2011）关于艺术定义的直觉的工作。康贝尔的工作已经被证明本身是有缺陷的，[9] 但针对美学的某些特定议题，实验哲学是否受限，会是一个更宏观的问题。艺术的定义似乎是实验哲学所力所不能及的议题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扶手椅方法和实验方法之间不兼容，而只是意味着，实验哲学并非要取代美学中的所有扶手椅方法。

[9] 一个有关的讨论见Annelies Monseré（2015, 2016）。

Progress

我曾提到，这种针对实验哲学和扶手椅哲学的兼容性的反驳，还根植于一种关于哲学进步的假设，即扶手椅方法本身会产生进步。如果我们看看当前美学的状态，传统方法真的产生出了进步，或者至少比实验方法产生了更多进步吗？或许不是。沃尔顿（Walton 2007）在美国美学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Aesthetics）主席致辞中，对美学理论的历史进程中的不统一感到困惑。根据他的说法，这是由于有时哲学家试图采用某种不适合审美现象现实的研究模式。他的观察如下：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改变方法论范式。沃尔顿的建议是一种“理论建构”（theory construction）范式。区别于去阐述审美术语的含义及其所指的概念，理论建构挑选出世界上存在的审美现象，然后建立理论理解这些现象。温伯格和梅斯金对想象力的研究是这种方法的一个突出案例，他们建议，“对想象力感兴趣的哲学家 [应该] 将他们的方法论从传统的‘悖论-分析’（paradox-and-analysis）模型，转变为更为经验导向的‘现象-解释’（phenomena-and-explanation）模型”（2006, 177）。实验哲学似乎是实现这个模型的最佳选择。

因此，一些哲学家同意说，哲学方法存在提升和改变的空间。以之前提到的一个实证研究，廖顯禕、施特罗明格和斯里帕达（2014）关于想象性抗拒的实验为例，让我们看看这种说法是如何对美学奏效的。在他们的研究之前，有的人对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心存怀疑。[10] 此外，有的怀疑者批评这一现象的不同解释没有考虑到现象发生的背景。但实验人员设法追踪了这一现象，证明了其以道德为基础，并在不同背景（如文学体裁）中变化。他们的工作消除了某些没有希望的观点，并且为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这应被视为进步。

[10] 一个最新的例子是Cain Todd（2009）。

另一方面，扶手椅方法本身并不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坐在扶手椅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个人是如何抗拒文学中的典型场景，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潜在解释的，但却不能确定这种抗拒是系统性的，也不能确定我们的解释适用于想象性抗拒的每一个案例。因此，这种现象还没有很好地被证明（proven）。此外，我们不能肯定就如最初假设的那样，场景中的道德因素是抗拒的原因或唯一原因。例如，在现有的关于想象性抗拒的扶手椅解释中，廖顯禕、施特罗明格和斯里帕达提到了雅布洛（Yablo 2002）的判断，他认为道德正当性（moral rightness）是一个“共鸣”（grokking）概念，这意味着，当道德正当性出现在具体情境时，我们对它的反应只取决于情境如何打动我们，而不取决于我们被邀请如何对它做出反应。因此，我们能够抗拒这个概念的虚构应用。这种判断可能产生于雅布洛的内省研究，看上去很直观，但未必能穷尽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他们还提到了沃尔顿（2006）将想象性抗拒解释为观众拒绝了某个特定的随附性关系，在这个例子中，这种随附性关系出现在关于道德正当性的论调和道德上错误的行动之间。这一解释同样显得很直觉。然而，雅布洛和沃尔顿既没有证明超越他们自己经验的想象性抗拒的存在，也没有考虑体裁等因素来对之做出解释。如果这一现象没得到实证研究，其存在本身都将无法确定，而例如体裁之类的变量也不会成为想象性抗拒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哲学不仅提供了一阶信息和对审美现象的解释，而且还对像雅布洛和沃尔顿这样的内省方法起到了补充。

如果我们要寻求美学的进步，我们就应该寻找关于审美现象的完整理论，而如果我们正在寻找关于任何审美现象的完整理论，那么根据廖顯禕、施特罗明格和斯里帕达的说法，“解释的世界主义”（explanatory cosmopolitanism）（2014, 353）就是答案。他们的论证很简单：我们应该假设审美现象是复杂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只提出一个因素就对其做出全面的解释。如果凭借直觉能想到的因素只有一个，那么就必须求助于其他资源来探索其他可能的解释。事实上，即使直觉上想到了几个因素，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些因素是否真正解释了一个现象，或者它们是否穷尽了解释。作为“现象-解释”模型中的一个系统性的工具，实验哲学可以同时去确定这两件事。

我想阐述一下美学解释的本质和力度。我们不能把解释的世界主义原则仅仅看作是确保我们在构建美学理论时不遗忘任何可能的解释性因素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即使有了这个原则，我们也不能确定不会再有其他因素来迫使我们重塑理论。相反，我们需要把它看作一种，基于暂时掌握的证据，去尽可能地使关于审美现象的理论富有信息和稳健的方法。廖顯禕（2014）在一篇论文中，提倡了温伯格和梅斯金的“现象-解释”模型，并且还提倡了实用主义（pragmatic）和多元主义（pluralist）的美学解释观，这与解释的世界主义产生了直接共鸣。他诉诸这种著名的科学解释的观点，将其应用于美学解释，正是因为它可以为美学的现象-解释模型提供信息。解释多元主义提供了一种以不同路径研究同一种现象的方法，从而提供了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对不同的兴趣而言都是有信息的。尽管新范式的全部意义在于为美学提供一种类似于科学的方法论，但审美现象在某些方面仍有别于科学现象，其测量工具也主要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因此，对于我们的美学模型来说，一个允许现象在多层面上提供信息的解释原则，要比将一个基本定律作为对现象的唯一解释更为可取。所以，人们的道德信念决定着他们是否会抗拒与这些信念相矛盾的想象场景，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解释，因为它诉诸一种概括。另一方面，想象场景的体裁以及我们对该体裁的知识和期望，会影响想象性抗拒的发生，这一事实是一个较低层次的解释，因为它在个别案例中解释现象。这两种解释都能提供信息，取决于我们想要知道什么。请注意，这并不是对传统方法的全然替代，而是一种传统方法和实验方法兼容的范例。

作为免责声明，我想补充一下，实验和研究的统计细节不是这里的重点。相反，重点是这些实验所设定的要达到的方法论目标，无论它们的结果反映了这些目标与否。当然，对于我们的美学理论来说，有些实验会比其他的实验更有趣，有些实验则甚至无法追踪到任何真实现象，并被进一步的重复实验证明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现象-解释”模型所设定的方法论目标具有的总体潜力，比仅仅靠传统方法能产生更多的进步，这一事实不容改变。

The Expertise Defence

我现在转向第二个反驳，即扶手椅哲学是专家的实践，无关于哲学问题的民间判断。那么，美学专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批评家等等，凭什么能够更好地根据他们的内省发现进行理论工作？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有更精确的概念和对概念的理解，因为他们接受过理论（或艺术）教育，他们有能力获得这些概念。然而，许多哲学领域，例如自由意志、个人同一性、知识等等，不仅依赖内省，而且涉及日常概念。揭示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哲学问题，不是通过技术讨论，而是通过常识思考，这是当代伦理学和认识论的动力。对于当代美学及其概念而言起码也是如此。

现在有人可能会反对，如果哲学关注的是日常概念，那么哲学家仍然可能因为他们在方法论上的技巧，从而比普通人更擅长理解这些概念。但正如诺布和尼克尔斯（Knobe & Nichols 2008）所回应的，这并没有削弱实证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实验哲学的作用，恰恰就是研究直觉在不同群体中如何变化，所以为什么不在哲学家和非哲学家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呢？虽然这样的实验尚未进行，但诺布和尼克尔斯预测，所获得的模型将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猜想，这些结果对于美学来说会特别有趣。美学家研究的概念和现象，例如欣赏、创造力、想象性同理心（imaginative empathy）和想象性抗拒，在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很普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偏好、观点和信念，这些偏好、观点和信念有时是根深蒂固的。不是每个人都研究过自己对盖梯尔案例的直觉，但很多人都思考过自己是喜欢喜剧还是其他戏剧，偏向于支持主角还是反派等等，并且会给出理由解释自己的偏好。对于美学而言，如果哲学家声称，所有这些关于审美现象的民间信念的价值，都不如他们的信念或艺术专家的信念，那将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请注意，诺布和尼克尔斯的观点是扶手椅哲学家的方法论技巧中包括了直觉。他们如此回应，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哲学的概念是基于直觉的。因此，虽然我目前是在基于直觉的哲学这一领域内解决专业知识辩护，但我的目的是表明实验哲学有益于哲学家的一般实践。

此外，哲学教育能确保直觉在理论上有价值，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哲学教育在实际发生时是无偏见的，不会武断地促进某些直觉而不是其他直觉。但温伯格等人（2010）担心，既定的哲学直觉，即我们在哲学训练中学到的直觉，缺乏外部核查（external verification），因此可能会受到武断的影响和偏见的误导，比如“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归因错误（attribution error）、信念偏见（belief bias）、信念固着（belief perseverance）等”（Weinberg et al. 2010,341）的扰动。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作为学生的学习时，通过对照既定的哲学直觉来检验了自己的直觉，那么是什么保证这些既定的直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正确的证明？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学习是通过对照既定理论来检验自己的哲学直觉而进行的，而哲学直觉仍然是建立这些理论的重要工具，我们怎么可能确定我们学习的既定理论一开始就得到了正确的证明？哲学直觉似乎不可能成为我们主张的独立证据来源。因此，哲学专业知识并不能保证哲学家免受不良直觉的影响，也不能使他们的直觉在理论上比民间直觉更有价值。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艺术专家。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无论是体制化的还是自学的，都难免受到不合理的偏好的影响，这种偏好可能是社会、政治或个人性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现象得到了实验支持。[11] 鉴于美学理论是以美学家和艺术专家的言论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辩护是完全失败的。

[11] 例如，Brochet（2011）和Hodgson（2008, 2009）关于品酒专家的不可靠性的研究。

扶手椅实践比想象中更为混乱。[12] 但是实验实践又会怎样？有理由相信实验哲学家就能幸免于扶手椅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了吗？斯特里克兰和舒本（Strickland & Suben 2012）已经表明实验者偏见（experimenter bias），即实验设计中无意识地去保证期望的结果带来的偏差，确实会影响实验哲学。然而，他们工作的重心恰恰是吸引我们去关注这一问题，就像实验哲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展示扶手椅内省的不可靠性或混乱一样。他们还提供了两种避免实验者偏见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依靠审查程序，第二种方法，也是更有前途的方法，是确保实验者不知道所测试的假设。因此，他们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输入，避免期望对实验设计的影响。斯特里克兰和舒本举出了这种策略成功的例子。因此，总而言之，当涉及到有偏见的实践时，实验哲学家比扶手椅哲学家做得更好，这正是因为他们有工具和意愿来检查这些潜在的偏见。

[12] Weinberg（2016a）提供了一个关于扶手椅哲学中证据的可靠性概念的有趣讨论，并得出结论说实验哲学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扶手椅实践在事实上有多混乱。

Calibration 

从本质上讲，我对专业知识辩护的回应就是否认扶手椅哲学家能光靠自己做得更好。因此，不仅正如第3节所示，实验哲学和扶手椅哲学是兼容的，而且它们还彼此需要。这实际上等同于一种校准。被校准的实践是正当的（kosher），因为其效力得到了外部验证。正如我所指出的，扶手椅哲学家的哲学实践是未经校准的，因为它可能稍不留神就会受到被取消资格的困扰。[13]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校准，我们就无法确保我们的哲学实践免受此害。然而，这更多说的是基于直觉的实践，而我已经确定美学中的实验哲学不基于直觉。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别的扶手椅方法就不需要校准。

[13] 关于哲学直觉缺失校准的更详尽的讨论，见Weinberg（2012）。

当我们想到校准时，想到的是其在科学实践中的应用。我确实类比了美学的“现象-解释”模型和科学模型。但是，审美现象与科学现象有着一个根本的区别，审美现象只能主观地加以追踪，而科学现象则可以客观地加以追踪。为了追踪一个审美现象，我们依赖于对现象的主观反应（即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反应）。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找到一种外部工具，来验证人类在追踪和解释审美现象时所使用的普通能力的结果。而追踪科学现象（例如温度）的适当工具（取决于具体情况）可能是温度计、红外传感器、高温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工具是设计来直接测量某一对象的，无论是表面温度，还是热辐射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测量工具显示的结果是什么，都不需要设计另一个工具来校准第一个工具的结果。

然而，审美现象并非如此。当研究一种特定的审美现象时，扶手椅哲学家很可能会检查自己对这种现象的反应，并通过内省寻找反应的来源（这不必涉及哲学直觉）。对她而言，最有意义的因素是心理上最突出的。然后，她会根据这些因素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现象。前面提到过的雅布洛和沃尔顿关于想象性抗拒的案例就是例子。但这种哲学实践是未经校准的，这意味着缺乏外部方法，来验证高度突出的心理因素是否真的解释了问题中的现象。例如，雅布洛和沃尔顿对这一现象的道德成分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如果这些都是心理上突出的解释，那么在一个准确的想象性抗拒理论中，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是假的，而另一个是真的吗？还是说它们都是假的？从扶手椅上端详，决定哪一种说法更合理，又将是一件需要内省的事情。但是，我们都明白，一个心理显著程度较低的因素，反而可能是更好的解释候选项，而由于缺乏校准，甚至可能由于认知扭曲或认知偏见等心理机制的存在，它最初甚至没有被考虑进候选项之中。[14] 因此，实验哲学对美学家来说确实很重要，因为可以指出他们实践中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为缺陷提供解决方案。这是种双层校准，对哲学直觉和其他哲学方法都有效。

[14] 要想了解可能存在的认知偏见的范围，我建议浏览“认知偏见的清单”（List of cognitive biases）的维基百科词条，这一词条收录入了非常多的不同的偏见，分为决策、信念和行为偏见，社会偏见和记忆偏见。

应该补充的是，校准不仅仅运作在理论层面上。在更实际的层面上，实验哲学是一种校准的实践，因为在理想的形式下，它将哲学家和科学家结合起来，开发出两种领域都可以接受的实践。诚然，目前的情况是否如此还存在争议，尤其是在科学界。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实验哲学家非常愿意反思自己的实践，并诉诸外部验证来源来校准他们的发现。这正是实验哲学的起点。

Aesthetic Scepticism

现在是最后一个反驳。无论是对于一般的欣赏者，还是对于被认为能够进行更高程度理性判断的艺术专家来说，在美学中可能被叫做消极方案的那种东西，都对审美反应和判断的理性基础提出了挑战，而且还为以下说法提供了证据：即批判性推理是多么无法保证这些反应和判断的合理性，其程度往往超出了我们的想象。[15]

[15] 美学中的实验哲学中不存在正式的消极方案。但是，主要来自于心理学的大量经验证据，使得像基兰这样的美学家得以提出怀疑性的主张。关于这种证据的详细综述和讨论，见Kieran（2010, 2011）。

但是，为什么这些证据使怀疑主义的困扰在美学中尤为突出呢？基兰（Kieran 2011）认为，部分是因为审美判断与愉悦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对艺术品的判断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自己在艺术品中获得的愉悦的影响。根据他的观点，问题在于“从与审美无关的社会原因中获得的愉悦很容易被混淆或伪装成从正确的，更专业的审美欣赏中获得的愉悦”（2011, 36）。毫无意外，事实证明在艺术方面比在知识方面更有可能存在偏见。基兰还在其他地方发表过如下怀疑性的结论（虽然他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收回了这一观点）：“如果对于任何给定的审美反应或判断，我们不知道它是否合理，也不知道是否可以合法地声称事物是如它所断言的那样[…]，合理的做法似乎是收回审美主张。”（2010, 252）即使这可能不是基兰目前的感觉，但这正是实验哲学的反对者，尤其是消极方案的批评者，在美学中对实验哲学的看法。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实验哲学的反对者得出这个关于美学的怀疑结论呢？多尔施（Dorsch 2014）是这些反对者之一，他反对消极方案在美学中的重要性。但有趣的是，针对基兰的怀疑结论，多尔施认为，我们在判断中存在的偏差倾向当然不能证明审美主张完全无效。实际上，关于偏差倾向的知识可以帮助重新校准我们的判断。虽然多尔施认为这种说法削弱了消极方案，但我仍然认为他有一点说得对，基兰没有得出关于消极方案重要性的正确结论。不需要实验哲学的消极方案来告诉我们，我们往往不善于做出审美判断，也不善于发现自己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是否存在偏见。自从哲学家们提出理想审美判断的标准以来，就一直警告我们不要成为带偏见的评判者，休谟（审美判断必须来自知识的比较，是无偏见的，等等）如此，康德（审美判断必须以普遍接受和无利害性等等为目标）也如此。然而，与多尔施不同的是，我认为消极方案的真正价值，在于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有偏见的判断。通过构建消极方案，可以发现我们的判断受到心理、认知、社会或情感影响的情况，从而不仅可以力图避免这些情况，还可以尝试确定审美欣赏和判断的最佳情况。

例如，这类实证研究已经在行为经济学中得到了发展，研究人员正在调查影响经济决策的潜在因素。随着经济行为对经济世界产生实际影响（例如，人们如何投资、承担金融风险、分配资源等），他们的发现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行为经济学家最初的目标是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例如人们是理性的经济主体，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相关信息做出选择以实现效用最大化。[16]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就是这种假设的例证，它不仅在经济学中被用来预测人类行为，而且在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中也被用来预测人类行为。我认为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可以为美学理论提供同样有价值的贡献，就像行为经济学对经济理论一样。我想说的是，行为经济学和实验哲学之间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的不符（discrepancy）表现为世界上某些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因此行为经济学家可能比实验哲学家更能看到其处理的理论中的不符之处。但这只会让我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在哲学方法论中实施实验哲学方法。

[16] 效用（utility）在这里指代一个经济学概念，这个概念被用来衡量消费者在交易中的所得（gain）。

Refinement

此外，这一点也质疑了美学中实验方案的积极和消极分类法的意义。如果我们将消极方案视为进一步发展积极方案的平台，那么将两者区分开来就没有多大意义。在美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我所说的“改进方案”，其利用消极方案的发现来测试假说，并进一步推进我们的哲学理论。例如，洛佩斯（Lopes 2014）和基兰（2011）都认为卡廷（2003）关于多看效应的工作是消极方案的一部分，因为它挑战了审美判断的合理性。然而，卡廷的研究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假设：要么接触仅仅促进欣赏，只有积极的审美价值才能通过接触增加喜爱程度，要么接触直接增加喜爱程度，艺术品是好是坏无关紧要。要想知道哪个假说是正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工作，这也是梅斯金等人（2013）领导的实验的目的。如前所述，他们表明，接触并不是审美欣赏现象的决定性因素，因为接触糟糕的艺术品实际上会降低人们的喜爱程度。这是一个实验工作的例子，提出假说，并决定我们应该将哪一个假说作为美学理论化的依据。因此，这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消极项目。

从这些结果中，可以提出另一个假说：接触是对我们审美判断的一种测试吗？在梅斯金等人的研究中，被视为糟糕艺术的东西与被视为优秀艺术的东西截然不同，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糟糕得多得多。但是，当差异不是那么大，而我们的判断也不确定时，会发生什么呢？要么接触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判断，要么我们会发现多看效应只在我们的判断已经确定时才会发生。这表明，美学中的实验工作往往需要不断改进，以进一步催生出实证结论，这样才能为美学理论提供积极的信息。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实验哲学的方法论应用于审美现象，那么改进方案也可以为哲学家们提供一整套关于审美现象的证据。我在这里指的是心理美学（psycho-aesthetics）的文献，卡廷的工作就属于这种研究，也许还可以小心翼翼地捎带上神经美学（neuro-aesthetics）的文献，虽然后者目前还没有直接作用于审美现象的哲学理论。然而我认为，将这些文献与实验哲学结合，可以极大地推进我们目前的理论。谨慎行事之下，我们或许可以用现有的实证结论填补美学理论中的大量空白。如果实验哲学家想进一步推动实验哲学对哲学理论的积极影响，我相信他们应该从此着手。

最后，这进一步表明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属于广义概念。对于罗斯和丹克斯（2013）来说，对狭义概念的第二项指控是专业沙文主义。至少在美学领域，当我们开始提炼其他领域的成果时，例如心理美学和神经美学，这一问题便不存在了。事实上，我从不认为这一问题严峻，即使在非实验美学中也不严峻，因为美学的专业领域，比如电影哲学，在研究中经常会囊括艺术史学家、评论家和其他理论家的判断。有时这样做是出于必要，因为关于特定艺术形式的哲学文献不像其他学科那样丰富，但有时也出于跨学科的兴趣。因此，这也就是实验哲学的广义概念在美学中的意义所在。

本文的目的有两个。首先，我讨论了对实验哲学的经典反驳在美学领域的应用，它们分别涉及美学方法、美学家的实践和美学中实验哲学的消极方案。我展示了在这三条主要的反对意见中，没有一条困扰到美学中的实验哲学。事实上，实验哲学和美学是相容的，美学家需要实验哲学来校准他们的理论，而消极方案不会导致审美怀疑主义。而通过这样做，我也展示了美学中的实验实践的诸特点。其一是美学中的实验哲学不需要依赖于直觉，因此，如果我们遵循威廉姆森的建议，实验哲学将成为一个更可靠的认识工具。其二是改进我们的实验结果的重要性，因为这使得实验哲学具有系统的建设性，并避免了任何怀疑主义的反驳。其三，可以从前两点推导出来，美学中的实验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实验哲学的广义概念。总的来说，美学中的实验哲学可能是实践中的最新实例，应该引起实验哲学家的好奇，并让美学家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