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概念转变问题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Conceptual Change
作者：
埃利亚斯·何塞·帕尔蒂（Elías José Palti），当代拉美世界最有影响力和最具创造力的思想史学家之一，现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基尔梅斯国立大学的教授，也是阿根廷国家研究委员会（CONICET）的首席研究员。帕尔蒂于1994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曾在墨西哥学院和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帕尔蒂在思想史领域用六种不同语言发表了大量著作。他以前的著作包括《政治考古学：十七世纪至今的权力制度》（An Archaeology of the Political: Regimes of Power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2017）。
译者：
翁海峰，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所在读博士生，研究领域集中在思想史与概念史，现在的课题关注晚清到民国初期的社会中的“线性时间”与“历史时间”意识。兴趣还延伸至跨文化哲学与史学新理论。
审校：
mp，南安普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兴趣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
温世豪，剑桥大学现代和中世纪语言及语言学硕士，剑桥大学科学与医学的历史与哲学硕士。研究兴趣主要包括美学与艺术哲学（电影哲学、音乐哲学、一般美学、进化论美学、实证美学）、一般科学哲学、科学史、知觉哲学、情感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精神病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元伦理学、价值理论、实用主义哲学、社会哲学、行动哲学、道德心理学和社会与政治认识论。
引言
从“观念史”到“新思想史”，及其超越
1989年，J·G·A·波考克（J. G. A. Pocock）强调了政治-思想史（politico-intellectual history）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他将其定义为“从强调思想的历史（甚至更尖锐地说，‘观念的历史’（history of ideas））转向强调一些相当不同的东西，‘言语史’或‘话语史’可能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佳术语，尽管它们并非毫无问题或无可指摘。”[1] 波考克指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阐述的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传达了从旧的“观念史”传统（其主要代表是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到被称为“新思想史”（new intellectual history）的转变。在昂格鲁-撒克逊世界中，开启这一转变的关键人物是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约翰·邓恩（John Dunn）和波考克本人，这批作者通常被统称为“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2]
与该学派同时代，在世界其它地区也迸发出新的理论发展，他们彼此呼应。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的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和法国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工作。科塞雷克是他自己与导师奥托·布伦纳（Otto Brunner）和沃纳·康策（Werner Conze）共同创立的“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在科塞雷克于1967年发表的宣言中，他确立了指导《历史基本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编纂的前提。这是一部皇皇巨著，其编纂工作持续了二十年。[3]
就在同一时期，米歇尔·福柯以《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年出版; 英文版为The Order of Thing）在法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他的“知识考古学”项目在学科领域代表着一种突破性的壮举。与以上作者们一样，他试图系统地摧毁传统的观念史方法。他们都注意到该传统的非历史性，尽管他们各自的前提非常不同。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也面临着非常相似的难题。
“史学革命”及其局限
斯金纳、波考克、科塞雷克和福柯的名字在本书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虽然他们并非我们将要讨论的全部人物。如前所述，他们是更新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关键人物，用波考克的话说，他们进行了“史学革命”，其影响确实超出了历史学界的范围。思想史因此成为人文学科各个分支获取新视角和理论工具的来源。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是在通用的“新思想史”这个标签下讨论以上作者及其作品。
“新思想史”这个标签其实存在问题。实际上，它并不那么“新”，它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出现，并在80年代获得了动力。[4]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它的扩张模糊了其界限，使得继续将其作为一个一致的流派来讨论变得困难。[5] 因此，这个标签并不打算涵盖过去几十年思想史领域中产生的所有作者、理论和方法，而仅仅是一个用于指代特定时期特定作者群体的简略标签。就像我们谈论第一代“年鉴学派”时，基本上指的是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说，哪怕这个标签不是毫无问题的，它也不是武断的。事实上，最近以《什么是思想史？》（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等为标题发表的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的也是上述理论家。而且，当这些研究提到其他理论家时，通常也是以他们的前辈、评论者或批评者（在本书相应章节中也是如此）的姿态而出现的。[6] 归根结底，尽管这些理论家并不是仅有的对思想史理论做出贡献的人，但他们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他们的提议特别揭示了主导该领域近年来研究的主要原则。
这引出了本文的第一个目标：重现上述理论家们的理论，突出他们的基本贡献以及他们如何更新该领域的传统学术取径。简言之，第一个目标旨在展示：波考克所谈论的从“思想”到“话语”或“语言”的焦点的转移为什么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而是关涉了分析对象的根本性的重塑。这一点同时也影响了学者研究话语的方式。反过来讲，这与所谓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密切相关。[7] 简单来说，它可以定义为一种元批判转向，即批判自身的折返，以客体化和主题化我们构建对象的范畴，同时探讨它们如何变化，以及概念生产的手段（基础语言）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然而，他们每个人尝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大不相同。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作者之间的理论差异源于各自所在地区主导的不同知识传统。这决定了他们每个人都专注于语言的一个特定维度。斯金纳和剑桥学派的成员遵循的是英美语言学理论的假设。他们尝试超越观念史在研究过去文本时只专注文本语义的旧传统，并且强调被观念史范式所忽视的另一个语言维度：语用（pragmatic）维度，即语言使用的言外之意。这就是说，剑桥学派试图理解的不仅是过去的作者说了什么，而最根本的是，他们在说的过程中在做（doing）什么，或者通过说他们所说的东西，他们做了什么。
相反，科塞雷克的方法仍然停留在与观念史相同的语言维度上，即作为话语的指称内容的语义（semantic）维度，但他通过引入概念不可定义性的问题对观念史方法进行了质疑。正如科塞雷克所论证的，概念是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构建体，因此它们不能被单一地定义。最后，法国的结构主义促使福柯专注于语言的第三个维度：句法（syntactic）维度，或者说话语的形式（forms）。根据这种观点，区分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的，不是其所包含的思想——这些思想本身总是非常多样和不确定的（它们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概念背景中被重复发现）——而是这些思想在每种情况下彼此关联的方式，以及它们主导特定类型话语的结构和逻辑。
尽管如此，这些发展趋向于一个共同点：超越话语表达的显性内容层面，进而分析其可能性的历史-概念（historical-conceptual）条件。也就是说，语言不仅仅描述过去的作者说了什么，而是理解他们如何可能说出他们所说的话。这一共同点使我们能够超越上述理论流派的差异，谈论一种重新定义了思想史分析根本对象的共同趋势。
把握话语产生的可能性条件的尝试，反过来也与防止概念上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ms）这一目标相关：即避免将与过去作者思想所产生的概念世界无关的思想投射到他们身上。为此，我们必须能够限定在每个给定的概念视阈内，哪些是可说的、可想的。这是时代错置与诠释（interpretation）错误之间的根本区别。例如，如果我说一位作者说了他实际上没有说的话，那是诠释错误，但不一定是概念上的时代错置。要断定后者，必须证明所涉作者不仅没有这样说，而且他也不可能这样说，因为那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概念世界，即他们表述其话语的可用范畴集合。识别一个诠释错误相对简单，这只需仔细阅读所涉文本即可。相反，发现一个概念上的时代错置则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将文本拓展，指向超越文本但又铭刻在其中、作为其自身可能性条件的概念世界。这正是使思想史成为一个真正的诠释学事业的原因，因为它并不是简单地对文本所说内容进行释义。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个想法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极其困难的。
潜在的假设是我们的范畴框架具有偶然性，它们并不像康德假设的那样是永恒的、内在于人类的。这一点必须从双重意义上理解。首先，它们是历史的建构，随着世纪的变迁而变化，而且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实现其系统性的闭合，因此也无法构成一个以理性为基础和逻辑上整合的系统。质言之，概念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包含内在的逻辑裂隙与构成性的盲点，即一系列作为其基础但无法在其自身的理解视阈内被概念化的前提。其次，这些前提具有公理性，它们被简单地视为有效却从未成为讨论的主题，因为对其进行主题化/问题化将意味着要瓦解其现有的运行逻辑。
现在，必须对所讨论的理论做出如上所述的同样的陈述，这就引出了本书的第二个目标。虽然如我们所见，这些理论对思想史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但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其中一些构成要素的前后不一致。这些不一致使得它们的成就和理论缺陷密不可分，彼此难以剥离。更确切地说，这正是本书第一部分（第1-5章）试图解开的悖论。斯金纳和科塞雷克的理论在这方面特别具有启发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使用他们的理论试图解释概念转变时，这些固有的不一致性尤为明显。
实际上，虽然这些理论是基于话语的彻底历史性的假设，即概念的形成是偶然的实体，是历史上不断变化的建构，但这些理论在解释概念在哪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以及为何是这样的时面临着根本性的问题。最终，这些棘手的问题具有更深层次的概念性基础，这引导我们走向本书的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目标。
本书的最后一个目标是将这些“历史-概念理论”本身置于“历史-概念”的视角中。实际上，本书并不打算支持或反对它们，不是要认可或拒绝“新思想史”，而是试图理解它们自身的可能性条件。这就是说，本书试图理解使它们的出现成为可能的概念基础是什么。因此，这些理论在这里充当了窗口，使我们能够观察其所参与的、更广阔的、并从中获得意义的概念世界。同时，这也使我们能够解释它们在处理概念的时间性问题时所面临问题的深层性质。
具体而言，本书最后一部分的目标是旨在分析支撑新思想史视角的知识体制，也就是使其成为可能的认识条件。在这个关键节点，我将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概念，并进行适当的重新表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将这些新思想史的理论置于它们所属的特定认识环境，使其作为特定的“历史-概念”型构变得可理解和有意义。正如我们也将观察到的，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从20世纪后四分之一，特别是最后十年以来），这种认识基础开始被削弱。在那时，新思想史赖以建立的概念前提被问题化，而这恰恰使我们能够回顾性地认识到它们在解释概念转变时所面临问题的概念根源。
本书尾声部分对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和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的视角的介绍很有启发性。对他们理论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观察一个问题，即概念的时间性如何被重新定义；以及，为什么这种重新定义反过来又导致了整个概念世界的深刻重构。他们的观点已经建立在了与构建新思想史理论的作者们完全不同的前提之上。在这个新的概念世界的背景下，贯穿整个时期思想的一系列矛盾开始失去其原有的意义。
汉斯·布鲁门伯格
Hans Blumenberg（1920-1996）
德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纳粹政权时期受迫害，曾于帕德博恩和法兰克福的神学院学习，战后转至汉堡大学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古典语言学。1947年于基尔大学毕业，撰写了关于中世纪本体论起源的论文。1950年在路德维希·兰德格雷贝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本体距离：埃德蒙·胡塞尔现象学危机的探讨》的论文，并于1958年在汉堡成为副教授，1960年获任吉森大学哲学教授，后转任波鸿及明斯特大学。他是美因茨科学与文学院院士，以及德国研究基金会（DFG）参议院成员，并参加了由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主持的概念史委员会，还共同创立了“诗学与解释学”研究小组。汉斯·布鲁门贝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美学、隐喻学和现象学。他的贡献集中于美学对象的多义性，主张保持解释的开放性。他还深入分析现代与古代现实概念的差异，探索模拟、虚构等现象在现实构建中的作用，强调现实与去现实化之间的张力及可能性的作用。
皮埃尔·罗桑瓦隆
Pierre Rosanvallon
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被公认为国际上最著名的民主研究学者之一。2001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担任现代与当代政治史教席。罗桑瓦隆也是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的研究主任，1992年至2005年期间，他领导了该院的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他的研究重点是民主的历史、法国政治史、国家的角色以及当代社会的社会正义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他是法国民主工人联盟中工人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理论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HEC），并在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获得博士学位。罗桑瓦隆自2002年起成为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科学委员会成员，自2004年起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科学委员会成员。
简而言之，以上都是促成本书的进行思考的核心问题。本书的内容并不打算提供该领域的不同方法和研究的全貌，也不打算讨论其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和挑战。相反，它关注的是一组特定的作者及其理论，主要围绕一个特定的问题展开：概念的时间性。本书呈现的对这些作者的理论、贡献以及这些理论包含的问题的分析，尤其是是针对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对于我们了解其基本方面是具有启发性的，而这些方面通常被现有文献所忽略。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理论被揭示出来，作为平台以再现其产生的更广阔的概念世界、其背后的特定知识体系，以及这种认识基础最终如何开始瓦解，使这些理论中存在的逻辑裂隙显现出来。
下文阐述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它对本导论所提出的难题提供了答案。事实上，本书的目标仅是试图澄清当今思想史学科中的关键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因为我们事先就知道，我们无法找到能免于根本性反驳的确定无疑的解决方案或答案。尽管如此，促使本书所讨论的理论家们争鸣探索的共同信念依然是坚定不移的：即使相同的问题最终会在不同的层次的话语中再次出现，但展开批判性反思并甚至质疑其自身的前提，仍然是有意义的，不会徒劳无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对理论的自身基本假设的偶然性拥有一种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和它们拉开了批判性的距离，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每次展开批判性反思之后，将现象学现实的更广阔领域进行主题化和客体化。
# 参考文献 请见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