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哲学书籍翻译】《心灵的运动：注意力、意图和行动的理论》-引言

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艾莉森·巴斯（Alison Barth），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完成，所以我想在开始之前感谢她。年轻的时候，我们在从牛津开往伦敦的火车上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一场神经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辩论。当我们到达车站时，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位英国老绅士探过身来，说：“我同意她的观点。”这句话概括了很多。

我离开科学界后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我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做什么。艾莉森耐心地陪我度过了这段风风雨雨。从那时起，我们一起分享了丰富而美好的生活的起起落落，养育了两个女儿，每次和她们在一起，我都会想起她们的力量、智慧和美丽是如何反映出她们的母亲的。

所以，艾莉森，谢谢你的陪伴和爱。这本书不足以回报这一切，但它是我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我将它献给你，献上我全部的爱。

这本书的标题，《心灵的运动》，有意对照了科学和哲学中对行动的默认理解，即行动作为身体（bodily）的运动。根据这一观点，不存在心理（mental）行动。这遗漏了很多内容。我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重点关注心理运动，例如注意、记忆、推理、内省和思考。我们可以绕过运动控制的复杂性来看清能动性的一般特征。关注心理行动有助于解释这一点。话虽如此，我的论点也适用于基本形式的运动，这些运动是在讨论自由、道德和熟练行动时预设的。要理解这些，我们必须了解基本能动性，即能动者做某事，无论是否有意，是否利用身体。

我渴望建立一种能动性的生物学（biology），其中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广泛的理论旨在整合不同层次的分析：先验（a priori）论证、心理过程的计算理论、心理物理学、神经元的成像和电生理学，以及遗传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要系统地理解生活中的能动性，我们必须从多个层次来理解它。当哲学理论假设心理过程和因果效力在我们身上有机地实现时，其与生物学的联系就是必要的。这些理论被要求具有经验摩擦（empirical friction），以表明从“扶手椅”上产生的关于生物世界的主张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有联系。

哲学心理学充斥着关于主体及其心灵的因果主张。这些主张可能源自思想实验、或内省剖析、或民间心理学和日常语言。然而，对特定因果主张的严格探究是实证科学的起点。哲学心理学不应该在完全没有实证参与的情况下对心理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理论化。这并不是要求哲学家去做实验。相反，当哲学探究假设心灵具有因果特征时，我们哲学家应该深入研究已知的相关的生物学。好吧，我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我认为，从事实证工作是一种让我的哲学思考忠实于我们从经验角度理解的世界的一种方式。这并不是说这种研究只有一个方向。归根结底，心灵科学和心灵哲学应该作为生物学的一部分互相合作，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理解世界。

我希望提供一个详细的概述，说明作为一种生物现象的能动性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项目。我以实验生物学家的身份开始学术生涯。在大学里，我对有机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有机化学描述了分子的运动，这些分子以原则性的方式结合和改变，形成其他分子。一门关于遗传学的课程让我认识了DNA和中心法则——一种化学转变：DNA到RNA再到蛋白质。生物学与化学的结合有望通过有机相互作用和重组的原理来解释生命。受此启发，我选修了所有可以选修的生物和化学课程。

随后我进入研究生院。一位教授怀念起他和同事们边喝咖啡边争论生命机制的往事。偶尔，有人会中途离开去启动离心机做实验，然后回来继续辩论。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但生物研究的现实却让人感觉不同。离心样品曾经阐明了重要的原理（参见Meselson & Stahl），但对我来说，这只是实验室工作台生活中又一个乏味的部分。吸引我的是理论，而不是实验室工作。经过两年不愉快的实验室工作后，我退学了。我失去了自己多年以来塑造的身份，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损失。跳过这些失落的岁月，我只想说，我找到了通往哲学的道路。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这本书反映了我年轻时的远大抱负，尽管我已经颠覆了我之前的解释取向。虽然我年轻时相信自下而上，从分子到生命的研究方向，但是这本书最初是自上而下，从对能动者行为的哲学反思到神经元的活动。不过我的目标是保持不变的，即系统地阐明生命体。因此，读者将在下文中找到许多实证细节。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怎样才能系统地理解活生生的能动性？事实上，忽视实证工作会失去获得新见解的机会，我希望通过工作记忆与意图的交叉研究来展示这一点（第二部分，第3章和第4章）。我把重点放在了当前实证工作的核心研究上，并努力使细节清晰易懂。请不要跳过它们。

话虽如此，实证研究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哲学分析的核心涉及一个能动者。他是知觉、思考、有意识地觉知、爱与恨、感到无聊或投入、追求善或恶的主体。我所借鉴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集中在构成主体层次现象的算法、心理和神经过程上，这些过程处于主体层次描述以下的层次。认知科学面临的艰难挑战是如何将这些“较低”层次的分析与我们在决定如何生活时关心的主体层次联系起来。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桥梁很容易建造。过度依赖民间心理学词汇，以及相应的专业术语的缺乏（这里关注的是注意力），使得建造这样的桥梁看起来非常简单。然而，认知科学在描述基本过程时使用主体层次的词汇（比如决策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主体的能动性就得到了解释。

我希望科学家会读这本书。他们在读完第一部分后可能会指出实证文献中已经有了关于行动和注意力的详细理论。然而，尽管这些文献采用了主体层次的术语，但我引用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阐明的是主体注意和行动背后的机制。剩下的挑战是运用大脑做某事的实证解释来理解能动者做某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熟练还是不熟练、合理还是不合理、愤怒还是不愤怒、自动还是不自动、自由还是不自由，等等。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正确描述解释的最终目标：基本意义上的能动者行动。本书旨在阐明这一主体层次上的现象，如果成功的话，这本书还将为认知科学和哲学明确界定一个共同的被解释项。我心目中的桥梁项目模型是David Marr（1982）强调的计算理论（computational theory），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原则来连接其他实证分析层次。我所追求的对行动、注意力和意图的分析就是这种类型。我希望科学家和哲学家能通过这本书找到共同点。

我主张关于行动的四个中心主题。第一个是：

行动具有特定的心理结构，这是解决选择问题（Selection Problem）的结果。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标明并详细描述了这一结构，而第三部分则展示了该结构如何阐明三种具有哲学意义的心理能动性形式：心理偏差、推理和内省。这些主题的研究往往没有实质性地借鉴行动哲学，但借鉴正确的行动理论可以促进我们的理解。具体而言，行动结构将这三种现象统一为注意力（attention）的形式。

行动结构使我们能够通过解决悖论（第1.4节）对自动性（automaticity）和控制（control）进行分析。这些概念至关重要，因为

 有意行动的特点就是自动性和控制。

控制是有意能动性的核心，但自动性是所有行动的特征，事实上必然如此（第1.4节）。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从自动性的存在推断出能动性的缺失（参见第1.2节中关于反射与行动的对比的讨论）。这种谬误源于哲学文献中对这些概念过于随意、非技术性的使用。要理解能动性，我们必须技术性地使用控制和自动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学习、技能和偏差至关重要（第5章和第6章）。这是我对我的朋友和同事的挑战：如果已经存在对核心理论概念的清晰的专业定义，为什么不使用它们？为什么在一个旨在成为严肃心理学的哲学心理学中坚持借鉴纯粹的民间心理学概念？

哲学家们怀疑我们对行动的理解是否正确。哲学讨论集中在行动的因果理论上。然而，持续存在的异常因果链问题表明，我们还未能充分地从因果角度解释能动性。我从失败中得出了一个具体的教训：因果理论缺少心理图景的关键部分。具体来说，

如果你忽略了一个基本要素——注意力——你就无法正确地理解行动。

行动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注意力（查看任何关于行动的书的索引）。有时他们会提到它，但仅仅提到它是不够的。这导致了一种不完整的行动心理学。如果你不注意X，你就无法针对X采取行动。注意力引导（guides）。缺乏注意力会导致行动失败。因此，忽视能动者的注意力就等同于在传统的因果理论中忽视她的信念或欲望。如果我们不讨论行动的核心心理成分，我们就无法解释行动。注意力阐明了行动。它不是行动的一个附属品，而是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最后，即使对于那些我们从一开始就讨论过的能动性的方面，与生物学的接触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途径。借鉴生物学，我们对意图的看法有了如下转变：

意图是一种主动记忆：用于行动的实践记忆。

这也许是我在本书中主张的能动性理论中最实质性的转变（第二部分，第3章和第4章）。它的动机是生物学，特别是工作记忆的研究，以及一个哲学论据，即从能动者的角度来看，有意行动的连贯性和可理解性取决于意图中的记忆（第4.2节）。意图反映了能动者的主动性（activeness），它调节了能动者解决我所说的选择问题（Selection Problem），即需要在众多行动中确定一个行动方案。在行动中，意图构成了能动者在行动时记住（思考）要做什么，在这种记忆中，能动者的意图（intending）会动态地影响其行动能力的发挥。事实上，通过持续的实践推理，她在行动的意图中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思考与她的实际行动保持同步。这为她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途径来了解她有意的行动。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建立了行动的结构，阐明了行动的组成部分，并重点强调了注意力及其与偏差（bias）的相互作用。这里有一条准则：

能动者的行动是她基于自己的偏差（biases），根据她对事物的看法（taking things）而做出的反应（responding）。

“对事物的看法”（taking things）这一术语挑选出无数心理现象作为行动的输入，例如她以某种方式知觉事物。因此，行动的结构包括三个方面：（1）能动者对事物的看法，例如她对事物的知觉或记忆；（2）能动者的反应（responding），例如她的身体移动或者她在应用概念或编码记忆时的心理反应；（3）偏差，一种解释特定耦合（coupling）——即（1）和（2）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因素。偏差是解释行动表达的心理因素。这产生了基本结构：

图0.1 结构描述了能动者的行动，每个节点代表作为主体（qua subject）的能动者的一个特征，比如状态、事件、过程、能力等。每个实线箭头表示节点之间的实际因果关系。这种对行动结构的描述将贯穿整本书。在现实世界中行动时，能动者会基于已有的偏差做出反应（输出），并受她对事物的看法（输入）的指导。行动的结构以三部分形式给出，每个节点都是行动的组成部分。在这里，能动者对刺激S1做出反应。输入的引导反应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因此该结构描述的是一种动态现象。

请注意，该结构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表征作为主体的能动者所特有的复杂动态现象。它不是对主体内部各部分的描述。相反，它是一种结构性描述，将能动者活动的不同方面分离开来，每个方面都是从她所行使的能力的混合物中分析提取出来的，这些能力通常与她的行动融为一体。它粗略地勾勒出主体不同视角的动态整合，例如她的意图和知觉，以及她行使的反应能力。

当能动者有意地行动时——在这本书中，这意味着有意图地行动——结构涉及意图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偏差：

图0.2 与图0.1相同，但此处能动者对S1的反应受到她在意图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情况下如何看待S1的引导。

三个节点的结合就是能动者的有意行动。至关重要的是，意图和输入都在行动之中（in），而不是在数字上与行动截然不同。其他行动，例如被情感或需求驱动的无意图的、失误的、习惯性的、熟练的、专业的、无能的、道德的、不道德的、被动的和病态的能动性（等等）都通过这一结构并在此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解释。特别是，偏差的特性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区分节点，将不同类型的行动区分开来。因此，这里提出的行动结构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本书展示了如何应用它来阐明不同的能动性现象。

第一部分总结、阐述和整合了我发表的许多文章，更加强调偏差的概念，并（希望）更清楚地表达我的观点，我相信这些观点在本质上基本保持不变（当然，我可能是错的）。第一部分将行动确定为选择问题的解决方案，选择问题是每个行动都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一个行动空间（action space），该行动空间标识了能动者在某个时间和某个情境下可采取的不同行动。要采取行动，能动者必须在可能的行动中选择一个。我们可以将有意行动的结构嵌入到能动者的行动空间中，该空间由行动可能性构成，每种可能性由可链接（linkable）到输出的输入构成，即一个可能的因果耦合（见图0.3）。

图0.3 给定一个呈现多种可能行动的行动空间，意图解决了选择问题。意图通过产生它所表征的行动来解决问题，在这里是行动Φ，它由对主体如何看待刺激S1的反应（R1）构成。实线箭头表示实际因果关系，虚线箭头标识可能的因果关系。从意图指向输入和输出节点的向下实线箭头标识了偏差关系，在文本中被解释为认知整合（cognitive integration）（第1.7节）。有意行动是（1）意图、（2）输入接受和（3）输入引导的反应的混合体。这是图中上部深色线条中的三角形结构。两种输入状态（用黑色圆圈表示为活跃状态）都由世界上的刺激（S1和S2）激活，但只有一种会引导反应。反应R2处于非活跃状态（浅灰色圆圈），但它可能与主体的输入状态耦合。向下的灰色箭头表示额外的输入和输出。

图0.3所示的结构解释了能动者在有意行动中的引导（guidance）和控制（control）。控制是根据意图在解决选择问题中的作用来阐述的。意图表征行动空间中带来特定行动的的路径之一。能动性的控制是由能动者的意图对选择问题的偏差（biasing）解决方案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即通过偏差输入和输出能力来促进它们的耦合。与控制相比，自动性的概念的定义十分精确，以解决自动性理论中的概念悖论（paradox）。这个解决方案对这些关键概念进行了技术分析，这些分析至关重要，因为有意的能动性体现了自动性和控制之间普遍存在的拉锯战（第1.4节）。引导被解释为能动者偏差设定的输入状态的函数。输入状态为输出响应提供信息，从而构成（constitutes）能动者在行动中的注意力（attention in action）。虽然有意行动中的注意力是由意图设定的，但我认为注意力是每个行动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注意力总是有偏差的（biased）（第5章）。

第二部分探讨了意图作为一种主动记忆（memory）。这是一种实践（practical）记忆，即能动者记住要采取行动（第3章）。意图的记忆活动部分表现在它如何根据能动者对要做什么的构想来调节注意力现象。我认为，对工作记忆的实证研究探究了意图的主动性（activeness）。正如我说的那样，在能动者正要采取行动或正在行动的情况下，就能动者行动的意图而言，能动者是主动的。在行动的同时，主体继续主动地记忆，即思考她正在做的事情。意图做某事（intending）是一种实践记忆的行动，用于追踪行动（第4章）。这种主动记忆涉及主体在行动时持续的实践推理（第4.5节），是能动者以独特且享有特权的非观察方式通达（access）自己在有意做什么（第4.6节）以及她如何与自己的行动保持同步（第4.7节）的依据。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我认为，我对意图的研究方法将使许多读者感到震惊，因为它与某些哲学直觉和框架、与我们通常谈论意图的方式、民间心理学以及内省相冲突。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一切都缺少了生物学的视角，而生物学视角至少应该得到同等的重视，实际上我认为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我希望表明，认知科学一直在对意图进行详细研究，尽管它并不总是使用“意图”这一概念/术语。这项工作揭示的是能动者意图的动态，当这项工作与哲学关注点相联系时，就会产生显著的凝聚力和启发性。

在建立了行动的心理结构后，第三部分利用该理论研究了哲学文献中经常讨论的三种特定的心灵的运动：（a）涉及伦理和认识关注的行动中的内隐的、最好是自动化（automatic）的偏差，（b）演绎推理，以及（c）内省知觉体验。虽然我的理论适用于任何（any）运动，但我选择这三种运动正是因为它们确定了哲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以及哲学实践本身的显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都是独特的注意（attending）方式。我希望读者通读这些章节，即使他们不研究这些章节所涉及的主题。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的许多基本主题都在第三部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首先，自动化偏差反映了对能动性注意力的复杂的历时和共时调节。经验和学习是偏差的常见来源，对于理解认识论和伦理学关注的许多积极和消极偏差都至关重要。驱动许多偏差行为的是偏差注意力（biased attention）。偏差往往反映了注意力或多或少熟练的部署。这涉及对注意力的规范性评估：当能动者以消极偏差的方式行事时，他们往往非专业地注意，或者更糟的是，是恶意和无能地注意。通过分离历史对注意力的影响，我提供了一种理解自动偏差（包括许多内隐偏差）的因果结构的新方法，这种结构为规范评估提供了精确的目标图（见图5.1）。

在演绎推理中，主体在从前提到结论的转变过程中增强了认知注意力，其中前提作为逻辑相关内容的注意力线索，从而提高得出逻辑蕴含结论的认知注意力。在符号逻辑中，构建证明的能力取决于对逻辑形式的注意，这种能力是在根据推理规范与指导者联合注意以发展注意力技能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演绎行动受推理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通过意图在推理中偏差认知注意力。重要的是，规则并不像前提那样是认知注意力的目标。相反，它们通过将注意力设定为一种偏差来调节推理。因此，我们可以避免规则的倒退（Carroll 1895），同时让规则在行动中发挥明确的（explicit）作用（第6.4节）。

最后，我以内省作为结束语，它是许多哲学和经验理论的重要数据来源。虽然内省的使用是哲学的核心，并且在诸如意识科学或医学等诉诸主观事物的领域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论来解释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内省。据我们所知，内省的结果是通常且系统性不准确的。内省到底是否如此应该是一个实证问题。关于内省的准确性或不准确性的说法，应从将内省作为行动的角度来理解，因此也应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哲学上普遍认为内省涉及注意力，但关于注意力作用的细节却很少。哲学家们经常假设一种独特的“内部注意力”，而我们却没有很好的实证证据。最后一章借鉴了注意力理论来解释内省行动。这为在特定情境中使用内省提供了具体的依据，同时也为在其他情境中（有些是令人惊讶的情境）拒绝内省的结果提供了依据。为了改进我们的内省实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这一切都始于将有意的内省理解为一种注意力。

让我总结一下每章的内容。本引言的末尾列出了每个部分所论证的命题，可以将其作为本书的详细摘要来阅读。

第1章确立了行动的心理结构，即在解决所有能动者面临的必要挑战——选择问题时，作为引导输出的输入。当能动者根据意图采取行动时，意图就会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建立起能动性的控制权。行动的自动性是通过解决自动性与控制的悖论来定义的。

第2章确定注意力构成了行动中的引导，每个行动都涉及注意力。我识别了三种基本的注意力现象：警惕性（vigilance）作为注意力的准备、注意力（attention）作为引导行动，注意（attending）作为行动。注意力作为引导输出响应的活动具有解释优先性。它是行动的引导。

第3章确定意图是一种工作记忆，工作记忆的文献揭示了意图的动态作为能动性控制来源。借鉴生物学，意图被解释为能动者的积极性，一种积极的记忆，旨在建立警惕性并保持行动的坚定性，防止分心和失误。

第4章将意图做某事定义为在积极记忆中思考自己正在做什么的行动。行动中的意图通过持续的实践推理更新其内容来与行动保持同步：对意图的内容进行微调。这解释了能动者对其行动的独特的、特权的、非观察性的通达（access）。

第5章解释说，许多具有认识论和伦理学关注的偏差行为都源于经验和学习所设定的偏差注意力。注意力的负面和正面偏差都是后天习得的，这将偏差的注意力置于规范评估的背景下，例如特定实践中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标准。负面偏差反映了不可取的业余、无能或恶意。

第6章将演绎推理解释为能动者认知注意力的发展，其中前提是逻辑相关引导特征的线索。推理能力的学习使得对逻辑相关属性的注意能力成为一种习得的技能和注意力专业知识。这些能力的运用可以通过能动者对推理规则的掌握来明确控制。

第7章解释了知觉体验的内省是注意力在通达意识思维时的独特部署。我详细介绍了在通达知觉意识时可靠和不可靠地使用内省注意力的条件。我表明了哲学和心理学中内省的突出案例存在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内省实践的原则。

我欠下了很多知识的债。我感谢Steve Lippard、Amy Rosenzweig和已故的Vernon Ingram，他们多年前教我如何成为一名科学家。我的工作带有他们指导的印记。Mike Botchan、Barbara Meyer、Don Rio和Robert Tjian都是我在研究生院的老师，并且在我离开科学界之前，他们试图帮助我找到自己的道路。我感谢他们的努力。我感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为我提供的博士前奖学金。我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顺利，但我希望这本书能展示出对一位崭露头角的生物学家的投资成果。

从科学到哲学的转变很艰难。我的第一门哲学课程是Martin Thomson-Jones在伯克利的研究生研讨会，就在我退出科学界后不久。我本科时从未学过哲学，所以我对此感到力不从心。Martin读了我写的最糟糕的研讨会论文之一，但他在喝咖啡时亲切地给了我反馈和鼓励。Edward Cushman，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之一，当我在Martin的课堂上做了一次业余的演讲后，他趁我在系图书馆工作的时顺便来鼓励了我。这是一次偶然的善举，却让我深受感动。我相信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历过冒名顶替综合症（imposter syndrome）或者不确定我们是否属于这里。鼓励的时刻可以带来不同，所以我想在这里感谢Martin和Eddie带来的那些时刻。多年来，他们并不是唯一提供帮助的人，但他们是在最敏感的时期提供帮助的。

有太多人无法一一列举，与他们的对话塑造了本书中的想法。你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可能正在读这本书。虽然你们没有透露姓名，但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从所有这些对话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并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对话。

有许多相关作品我没有详细讨论。为了写一本较短的书（我知道，这本书并没有那么短……），我专注于有选择的冲突和对比点。遗憾的是，我还有很多没有讨论的地方。仅举两个主题：关于心理行动和认知，Peter Carruthers、Chris Peacocke、Lucy O’Brian、Joelle Proust和Matt Soteriou等人有重要的著作（另见Michael Brent和Lisa Miracchi Titus 2023年编辑的一本新书），关于注意力，Imogen Dickie、Carolyn Dicey Jennings、Jonardon Ganeri、Abrol Fairweather和Carlos Montemayor、Chris Mole、Declan Smithies和Sebastian Watzl等人都有所论述。我为缺乏持续参与而道歉，并希望在未来以印刷的形式做到这一点。

John Searle和Jay Wallace为我的论文提供了建议，其中许多想法都是从那里开始的。Hong Yu Wong的团队在很多方面都参与了下文阐述的想法，因此我十分感谢他、Chiara Brozzo、Gregor Hochstetter、Krisz Orban和Katja Samoilova使图宾根成为我的思想关注点。匹兹堡大学科学哲学中心的一个阅读小组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感谢Juan Pablo Bermúdez、Arnon Cahen、Philipp Hauweis、Paola Hernández-Chávez、Edouard Machery和Adina Roskies。在伦敦，我在封锁期间与Zijian Zhu、Matthew Sweeney、Jonathan Gingerich、Eileen Pfeiffer Flores、Chengying Guan和Seth Goldwasser一起在线上课堂完成了手稿。还要感谢Bill Brewer、David Papineau、Barry Smith和Matt Soteriou的帮助，他们使伦敦成为写书和讨论的好地方。

在疫情期间，我在美国、英国和欧洲的不同地方展示了这些材料。感谢Anita Avramides、Will Davies、Chris Frith、Anil Gomes、Alex Grzankowski、Patrick Haggard、Zoe Jenkins、Mike Martin、Matthew Parrot、Chris Peacocke、Harold Robinson、Jake Quilty-Dunn、Nick Shea、Sebastian Watzl和Keith Wilson的反馈。Francesca Secco和我一起研究了这些材料，并在奥斯陆大学组织了一门课程，供我讲授这本书。我非常感谢她和学生们的评论。

我从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人类能力项目的哲学家那里受益匪浅。Barbara Vetter和Carlotta Pavese让他们的阅读小组分析了第5章，Sanja Dembić和Vanessa Carr及其小组研究了第2章所基于的早期论文。Sanja和Vanessa组织了一个关于我的手稿的在线研讨会。我要感谢给出了评论的学者们：David Heering、Vanessa Carr、Helen Steward、Sarah Paul、Chandra Shripada、Carlotta Pavese和Christopher Hill。感谢Denis Buehler、Steve Butterfill、Kim Frost、Thor Grünbaum、Aaron Henry、Liz Irvine、Matthias Michel、Myrto Mylopoulos和Josh Shepherd的评论。Dan Burnston和Mike Roche后来也参与了评论。Aaron Glasser和Malte Hendrickx在密歇根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来阅读这本书，Gabe Mendlow、Catherine Saint-Croix、Jonathan Sarnoff和Laura Soter也给出了有益的反馈。最近与Denis Buehler、Liz Camp、Piera Maurizio、Tom McClelland、Jesse Munton、Susanna Siegel、Sebastian Watzl和Ella Whiteley就显著性问题进行的讨论，帮助我使第5章的内容成形。

我要感谢两位审稿人提供的有益反馈，尤其是读者“X”详细而慷慨的评论给了我及时的鼓励。多年前，Peter Momtchiloff向一位在美国哲学学会（APA）闲逛的年轻哲学家提出了一些问题，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一些东西，并在后来的交流中继续问起我的建议。本书与这些宏伟的计划有着微妙的联系。我感谢Peter的跟进和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Tara Werger帮我准备手稿和处理烦人的权限问题，偶尔还会介绍一些关于伦敦戏剧界的趣闻轶事，我还要感谢Rio Ruskin-Tompkins提供了一个梦幻般的封面（稍后会介绍）。

2020年2月，我和妻子带着小女儿前往英国伦敦休假。

这不是我们计划的休假。

不过，这也是好事。英国的封锁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它为我们提供了空间和时间，让我们可以在安静祥和的伦敦写书。我们的大女儿因为疫情被迫从大学离开，也来到了这里。我们一家人一起度过了封锁期。

说到家人，让我在最后，但肯定也是最重要的：感谢我心爱的女儿玛德琳和埃莉诺（佩和梅），是你们让这个实际的时间线成为最美好的。我也感谢玛德琳为封面拍摄的照片。她的照片提供了疫情期间火车驶过的安静的伦敦地铁站的一瞥，完美地捕捉了这本书的书名以及我创作这本书时伦敦的氛围。

好的，让我们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