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哲学书籍翻译】《认知科学中的表征》-第一章：引言

Representation in Cognitive Science

心灵蕴藏着许多奥秘。思考就曾经是其中之一。我无所事事地望着窗外，脑海中闪过一连串的想法。我集中精力解决问题，通过一系列想法进行推理，直到找到答案（如果运气好的话）。思维在我们的脑海中运行，这是人类生活体验中最明显的方面之一。它似乎对我们的行为方式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那些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上。但什么是思维？我们称之为思考的过程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曾经像天体的运动或生命的本质一样神秘。

新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神秘的的理解。对于笛卡尔来说，机械的自动机带来了启示。这些游乐场奇珍异宝的移动方式如同活物，与动物甚至人的动作惊人地相似。而这种能力一度与基本生命力或灵魂密不可分，但现在可以被视为纯粹的机械能力。笛卡尔有一个著名的论点：这也就到此为止了。机械装置无法解释意识，也无法解释自由意志的能力。他认为，机械装置也无法解释语言能力：我们无法想象那种能够产生不同的单词排列、从而对所提出的问题给出语法上正确答案的机器。[1] 意识和自由意志仍然令人困惑。但另一种机器却让笛卡尔无法想象的事情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实。

[1] Descartes (1637/1988, p. 44: AT VI 56: CSM I I40), quoted by Stoljar (2001, pp. 405–6).

计算机可以产生适当排列的单词串——谷歌甚至有自动补全输入到一半的句子的恼人功能——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输出词语的含义。直到最近，英文“computer”一词指的还是进行计算的人。现在我们知道，计算可以机械地完成。十九世纪的巴贝奇（Babbage）、洛夫莱斯（Lovelace）和其他人看到了通用机械计算的可能性，但直到二十世纪基于真空管和晶体管的计算机出现，人们才意识到这个想法有多么强大。[2]

[2] 逻辑学的发展，尤其是弗雷格带来的发展，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步骤，图灵、冯·诺依曼和其他人都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计算机器。

这一非凡的见解也可以回答我们关于思考的问题：答案是，思考是对心理表征的处理。我们非常熟悉作为表征的单词和符号，从湿粘土板上的记号到最新款平板电脑上的文本：它们都是有意义的信息。[3] 书面句子是采用纸上墨迹形式的表征：“玫瑰是红的”。它也是意义的载体——它是关于花和它们的颜色的。心理表征与之类似：我相信今天是星期二，看到碗里有一个苹果，希望太阳出来，想着一次令人兴奋的登山活动。这些思维都是心理表征。其核心与词语和符号相同。心理表征是具有意义的物理事物。一连串的思维就是一系列的心理表征。这就是所谓的“心理表征理论”。

[3] 我们必须对我儿子的一些文本进行延伸。

我说心理表征理论是我们关于思维的问题的“一个”答案，而不是“唯一”答案，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诉诸心理表征是一个好主意。诚然，对有意义的事物进行物理操纵是个好主意。我们用手指计算加法。我们操纵页面上的符号来得出数学证明。被操纵的物体可以有多种形式。巴贝奇的差分机使用齿轮和轮齿进行长乘法（见图1.1）。现在，功能强大得惊人的计算机能以非人的速度和惊人的规模完成这类事情。它们操纵电压水平而不是手指，并且可以做的不仅仅是算出早餐后还剩下多少鸡蛋。但它们也是通过对表征进行物理操纵来进行工作。将这一点应用到思维中的唯一麻烦是，我们并不确定心理表征是如何获得意义的。

图1.1 巴贝奇的差分机使用齿轮和轮齿对数字表征进行物理操作。它用于将大数相乘。这些部件是数字的表征，而这些物理操作在这些内容的背景下是有意义的——它们利用差分法来将这些数字相乘。

就我个人而言，我确实认为心理表征的想法是思维之谜的答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思维是对有意义的物理实体——心理表征——的处理。这一见解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可能最终会成为最最重要的发现。但我不得不承认，意义问题是埋在其中的一个小地雷。我们在如何“处理”方面做得很好，但在如何“有意义”这一方面却尚不确定。我们知道物理细节如何处理，以及这些处理如何遵守符号的含义。例如，我们可以制造一台操作遵循逻辑规则，从而能保真的机器。但我们还不清楚，当没有一个外部解释器来理解意义时，表征如何能获得意义。

因此，问题依然存在：心理状态 [4] 如何能与外部世界的事物相关？心理表征是关于世界上的事物的，这一点虽然司空见惯，但却令人深感困惑。它们是如何获得关于性（aboutness）的呢？物理和生物科学没有提供任何模型来说明自然主义上良好的属性怎么会是这样的。这无疑是我们理解中的一个缺陷，是隐藏在认知科学基础中的一个空白。我们的行为方式适应我们的环境。我们通过表征世界，并以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些表征来做到这一点——至少，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做的。心理表征表征了世界上的物体和属性：水果的形状、动物的运动、脸上的表情。我通过考虑会有多少人共进晚餐，以及每个人会吃多少，来计算出要煮多少意大利面。“内容”是表征所指称或所关于的对象、属性和条件的有用简写。所以，我对晚餐的想法之一有如下内容：每人需要150克意大利面。

[4] 我宽泛地使用“心理”来涵盖能动者心理的所有方面，包括无意识和/或低级信息处理；和宽泛的“状态”，以便包括动态状态，即事件和过程。“心理状态”是对各种心理实体和承载内容的实体的方便简写。

那么心理表征与其内容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呢？表征的内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它响应输入而产生的方式、它与其他表征交互的方式，以及所产生的行为。这些过程如何将心理表征与其所指称的外部对象和属性联系起来？我脑海中的想法与意大利面的数量有何联系？简而言之：是什么决定了心理表征的内容？这就是“内容问题”。令人惊讶的是，对此并没有一致的答案。

这个小小的基本担忧并没有阻止认知科学的发展，也没有阻止心理表征的概念发挥巨大作用。表征主义解释是科学心理学的核心资源。许多种行为已经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些通过解释其内部算法，有些则是通过解释产生这些行为的启发式（heuristics）。自“认知革命”给行为科学带来心理表征的概念以来，一种又一种的现象都屈服于表征主义的解释：从伸手拿起物体时四肢的轨迹，到解析句子的语法。认知神经科学最近的成功也依赖于同样的见解，同时也告诉我们表征是如何在大脑中实现的，这种理解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图1.2显示了一个典型示例。我们暂时不需要了解这个实验的细节（详细的案例研究将在第二部分），只需关注解释方案即可。有一组相互连接的大脑区域，以及由这些大脑区域执行的计算（如图(a)的下半部分所示）。这些实验共同告诉我们，实验参与者是如何完成任务的（插图）。因此，尽管我们缺乏相关理论，但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表征内容的存在。我们就像动画中的学者一样，喃喃自语道：“嗯，这在实践中是行得通的，鲍勃，但我不确定它在理论上是否真的行得通。”

图1.2 这张图展示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典型解释方案（来自Rushworth et al. 2009）。计算（图(a)下半部分所示）在某些相互作用的大脑区域中实施，以便执行行为任务（插图）。细节对于当前目的而言并不重要。

难以回答内容问题确实让人怀疑心理表征是一个可疑的概念。有些人希望从我们的理论中完全消除表征内容的概念，或许用行为机制的纯粹神经解释来取代它。如果这是正确的，它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作为理性引导的能动者的观念，因为理性就是心灵内容。这种观念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中了。但即使是神经科学家也应该坚持表征的想法，因为如果没有表征，他们的解释就会变得严重贫乏。即使可以从神经的角度找出行为的原因，我们对为什么那种（that）神经活动模式产生这种（this）行为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经活动如何与生物体环境中的事物相关。图1.2不仅展示了神经区域，还显示了如何将这些区域的活动理解为表征执行任务的人所受到的刺激。神经表征的内容与能动者所处的环境的远端特征、能动者做出反应、并随后采取行动的特征建立了解释性联系。

问题的一个方面是意识。我想暂且将它搁置不提。意识带来了许多额外的麻烦。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思考，推理，或某些非常类似的东西，都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光是在街上行走，你的眼睛就在接收信息，大脑在追踪道路的方向和周围人的动向。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你会计算如何即时调整步态以便保持站立，如何避免与前方沉迷于智能手机的人发生碰撞。我认为你身上发生的这些过程是一种推理，或者就像熟悉的思维过程那样，因为它们也是通过一系列关于世界的状态来确定如何行动的。它们涉及以遵从其内容的方式处理表征。掌握无意识表征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挑战。[5]

[5] 粗略地说，我将信念和欲望（信念状态）和意识状态放在一边——参见§2.1。我使用“亚个人”作为不具有这些复杂特征的心理表征的标签。

内容问题被广泛认为是心灵哲学中最深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关于心灵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核心问题。然而，它不仅是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其解决方案对于认知科学也很重要。心理学中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在特定情况下表征哪些属性。镜像神经元的子系统是表征其他能动者的目标还是仅仅表征行动模式（Gallese et al. 1996）？大脑是否编码标量或概率分布（Pouget et al. 2003）？婴儿能表征其他能动者的信念状态，还是他们只是记录行为（Apperly & Butterfill 2009）？通常而言，此类争论超出了关于有机体的因果敏感性和行为倾向的分歧。根据这些事实，理论家们对于表征的内容存在分歧。研究人员亟需的是一个有坚实基础的内容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能根据有关生物体或其他系统的反应及其行为方式的既定事实，告诉我们所表征的是什么。

本章为非专业人士提供了对内容问题的简要介绍。我参考了现有文献来帮助界定问题，但稍后会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给出适当的论证。为了让我能够迅速地介绍积极的解释（从第二章开始），这一章更多的是关于预设而非论证。对于那些不熟悉心理内容问题的人来说，本章应该能让他们了解这个问题，但它只是提出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心理内容问题的现代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布伦塔诺认为“关于性”或“意向性”[6] 是思想的一个独特特征（Brentano 1874/1995）。思想可以是关于未被呈现给思想者的物体和属性（我背包里的苹果），也可以是时间和空间上遥远的（西藏的一座山），还可以是假设的，或者是在遥远的未来（太阳的爆炸），或者是完全想象出来的（哈利·波特）。心理状态如何能够触及并关于这些事物？事实上，当对象就在思想者面前（我桌上的笔），而表征却在思想者的内心时，信念和知觉状态是如何做到与思想者面前的对象有关的呢？

[6] 这是一个专业术语，与意图无关。

关于单词和自然语言句子的意向性，我们可以询问同样的问题：它们是如何获得意义的？一个明显的答案是：来自语言使用者的思维。[7] 一个词的意义似乎取决于人们通常认为它意味着什么：“猫”与猫有关，因为这个词让人们想（think）到猫。这种解释不能应用到心理表征上，否则就会发生倒退问题。为了从某个地方开始，我们首先认为至少存在一些心理表征具有非派生的意向性。如果我们无法理解这幅图景中某处非派生的意向性——意义的最终来源——那么用人们的知觉和思维来解释行为的整个框架就会建立在可疑的基础之上。心理表征的观点是认知科学中最富有成效的观点。我们自以为已经理解了，结果却发现它非常神秘，就像自由意志或意识本身一样难以理解。

[7] 另一种站得住脚的观点是，句子具有非派生的意向性。对于信念和欲望来说，其内容源自自然语言句子内容这一主张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但在这里我把信念/欲望内容的问题放在一边（§2.1），重点关注认知科学中更简单的案例。

当被问及熟悉的心理表征（例如概念）的内容时，一种常见的反应是谈论与之相关的其它心理状态。为什么我们对狗的概念（DOG）是关于狗（dogs）的？[8] 因为它让人想起狗、狗吠的声音、它们皮毛的触感以及独特的狗的气味的心理图像。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回到这些类型的内容理论，但现在我想指出，这个答案也只是将问题换了一种形式：心理图像从哪里获取其内容？它们凭借什么来表征它们的视觉特征、声音、触觉属性和气味？非派生的意向性必须在这幅图景中的某个地方出现。

[8] 我使用小型大写字母来命名概念，用斜体表示表征的内容（无论是如此处的亚命题成分，还是完整的正确性条件或满足条件）。在通过使用（而不是提及）来介绍术语时，我也会使用斜体。

接下来的任务是，说明至少某些心理表征如何具有并非源自其他表征内容的内容。我们所追求的是对什么决定了心理表征的内容的解释，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决定（是什么使得表征具有它所具有的内容？）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我们如何知道心理表征的内容是什么？）。对象层面的语义理论给出了某个领域中心理表征的内容（例如，告诉我们认知地图指的是空间位置）。许多关于行为的信息处理解释都提供了这个意义上的语义理论。它们将正确性条件和满足条件分配给一系列心理表征，并继续说明这些表征如何参与生成智能行为。我们的问题是关于这些理论的元层面的问题：这些表征凭借什么具有这些内容（如果它们确实具有的话）？例如，认知地图是凭借什么而关于世界上的位置的？我们的任务是制定心理表征的元语义理论。

人们普遍将什么使得一个状态成为表征的问题与什么决定了其内容的问题区分开来（Ramsey 2007）。我不做这种区分。为了理解表征的内容，我们需要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因此，我提出的解释既说明了某种状态是表征，也说明了它是具有某种内容的表征。

我们通过表征的内容来解释行为。为了解释你是如何转弯以避免迎面而来的沉迷于玩手机的人，心理学家指出，这是通过追踪你周围人轨迹的心理过程。内容理论可以阐明表征如何发挥这种解释性作用。一个核心的解释任务是使用正确的表征来解释成功的行为。这一假设在其推论中的作用更为明显：错误表征能解释失败的原因。因为她错误地知觉了地面，所以她绊倒了。因为他以为还不到八点，所以他错过了火车。错误的表征解释了为什么行为无法顺利进行，或无法满足能动者的需求或目标。当能动者的情况变糟时，我们常常会将责任归咎于不正确的表征。我们也常常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将时间记错了十五分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火车出发近十五分钟后才到达站台。

错误表征是表征内容中最令人费解的方面之一。心理表征是一种内在的物理特征。它可能是一种复杂的神经活动模式。海马体中放电的细胞告诉大鼠它在空间中的位置，这样它就可以知道如何获取在另一个位置的食物。如果细胞放电错误地表征了它当前的位置，大鼠就会朝错误的方向出发，并因此无法获得食物。表征是否正确取决于生物体外部的因素，这似乎对于表征在生物体内部的处理方式没有影响（例如，某些神经元的活动如何引起其他神经元的活动）。然而，它的真实性或虚假性、正确性或不正确性，应该会产生至关重要的解释性差异。那么，错误表征的能力显然是使表征内容成为一种特殊的属性、成为哲学兴趣的目标的一个关键部分。任何好的内容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错误表征。

内容理论不需要忠实地概括行为的心理学或日常解释所依赖的内容。它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修正性的，有时意味着实际所表征的内容与以前的想法不同。事实上，正如我所建议的，内容理论可以帮我们仲裁不同的内容分配提议之间的争论。[9] 但是，它应该提供较为确定的内容。内容理论需要适用于具体案例。例如，基于多巴胺子系统的强化学习解释了很多心理学实验中的行为。如果我们知道人们过去的选择是如何得到回报的，我们就能预测他们会选择什么。内容理论应该为相关表征输出正确性条件和/或满足条件，将具体情况的事实输入其中。这些条件的确定性必须与正确和不正确的表征解释有关情况下成功和不成功行为的方式相称。如果一个内容理论意味着，系统中的每一个状态都表征了系统所交互的每一个对象和属性，那么这个理论显然毫无希望。提供较为确定的内容是内容理论的充分性条件。

[9] 例如，婴儿是否在追踪他人的心理状态或还是只追踪他们的行为。

确定性问题有几个更具体的体现。人们会询问导致一种表征的因果链。当我看到一只狗并对它进行思考时，我的想法是关于远端物体还是关于我视网膜上的光图案？更明确地说，内容理论能否区分这些内容，从而表明某些心理表征具有远端内容，而另一些则表征更近端的事实？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思考的物体同时例示了一系列属性：一只狗是狗这个类别的成员，是棕色的，毛茸茸的，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柔软的物理对象，等等。这个问题询问这些属性中的哪些被表征了。最后，对于任何候选内容，我们都可以询问它们的析取。理论可能不会在“这是一只狗”和“这是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物理对象”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表明一种状态表征“这是一只狗”或者“这是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物理对象”。相比于将一只长相奇怪的狐狸错误地表征为一只狗，我最终会将其正确地表征为一个棕色的毛茸茸的物体。如果这种表征产生的所有条件恰好都被包括在内，包括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从奇怪的角度看到的乱蓬蓬的绵羊之类的东西，那么这种表征永远不会是错的。每个条件都可以在长析取中的某个地方找到。我们将失去错误表征的能力。因此，内容理论应该能够解释错误表征能力的充分性条件有时被称为“析取问题”。析取问题和近端/远端内容问题都是确定性问题的不同形式。

由于我们对表征内容如何可能存在感到困惑，因此对内容的解释应该表明内容是如何从我们认为不那么神秘的东西中产生的。举个例子，从意识体验的现象特征角度提供的解释在这方面将是失败的。[10] 一般来说，自然主义方法对内容的解释是非语义、非心理和非规范性的。我的目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自然主义的解释。当然，结果可能是没有这样的解释。但是，在缺乏令人信服的先验论据表明不可能对心理表征进行自然主义解释的情况下，自然主义方法的可行性只能通过尝试是否成功来判断。对内容进行自然化的方案必须以其成果来评判。

[10] 这本身并不是反对此类理论的论据——事实可能证明，意向性只能用现象术语来正确解释——但它是看一看非现象理论是否可行的动机。

本节简要介绍现有的确定内容的方法。我不会试图提出反对这些方法的理由。这些论点已经被广泛讨论。我的目的是介绍这些理论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因为这些障碍是评估我在本书其余部分中提出的内容的解释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尽管下面的理论是为了解释信念、欲望和意识状态的内容而提出的，但当它们应用于神经表征和构成本书重点的认知科学的其他案例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一个明显的出发点是弱相关意义上的信息。[11] 只要项目的状态相互关联，就会产生相关信息，因此项目X处于一种状态（烟从窗户冒出），就会提高项目Y处于另一种状态（房子着火了）的概率。某种神经放电模式会增加视野中心存在垂直边缘的可能性。如果放电模式是一种神经表征，那么它的内容可能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活动模式说明，这个人的面前很可能存在垂直边缘。

[11] 香农（Shannon, 1948）提出了一种对相关信息的形式处理方法——作为一种通信理论，而不是意义理论——这构成了（数学）信息论的基础。德雷茨克（1981）将信息论应用于心理内容问题。

信息论使我们对这种相关意义上的信息属性有了丰富的理解（Cover & Thomas 2006）。然而，由于已经被广泛讨论过的原因，表征内容显然与相关信息不同。信息处理的心理学中的“信息”是正确性条件或满足条件的问题，比信息论的相关信息更为丰富。先进的处理方法使用信息论的工具来构建尊重这一区分的内容理论（Usher 2001, Eliasmith 2013）。然而，相关信息的潜在自由性仍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任何表征都同时携带着许多条件的相关信息，因此相关性本身并不能提供确定的内容。有些相关性可能很弱，我们也并不能说表征的内容就是与之相关性最强的东西。[12] 当问题关乎生死时，即使是只会略微增加附近有捕食者可能性的微弱的相关性也会被表征。表征也常常会涉及远端事实，例如某种食物的存在，即使表征与近端感官信号的相关性更强。此外，条件的析取总是比单独考虑条件更有可能：例如，一个物体可能是一只鹰，但更有可能是一只鹰或（or）一只乌鸦。因此，作为概率提升的内容面临着尤为尖锐的析取问题。相关信息很可能是内容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4章），但如果没有其他组成部分，即使是数学信息论的复杂工具也不足以捕捉正确表征和错误表征之间的核心解释性差异。

[12] 通常，神经表征所携带的最强相关信息涉及其他神经表征、其近因及其影响。关于信念的现有文献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我相信冰箱里有牛奶，这强烈地增加了我一直在思考食物的可能性，只比冰箱里确实有牛奶增加的可能性略低一点。

另一种策略着眼于表征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内容。我们之前看到过这样的想法，即“狗”这个概念的意义来自于形成它的推理，例如知觉到一个棕色毛茸茸的物体；也许还来自它产生的结论，例如推断这东西可能会咬我（Block 1986）。推理模式指的是当孩子习得新数学概念时会发生变化的东西（Carey 2009）。它们也是最近因果学习的贝叶斯模型所关注的问题（Gopnik & Wellman 2012, Danks 2014）。从信念转向神经表征，进行推理（即在表征之间进行转换）的倾向也可以确定内容。如果所有推理都是相关的，那么整体论就会带来威胁（Fodor & Lepore 1992）：思考者的总体表征方案中任何一处的任何变化都会改变他们所有表征的内容。有哲学家曾尝试为各种概念确定一组构成内容的优先的倾向（例如Peacocke 1992）。然而，事实证明，很难找出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推理集。这样的推理集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这些推理对于理解这一概念是必要的，为该概念的大多数使用者所共享，并且需要足够详细以实现个体化——即区分不同的概念。由于这些原因，推理角色语义学在自然化内容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也许唯一的例外是逻辑常项。当我们从信念转向认知科学所依赖的其它表征时，同样的担忧依然存在。[13]

[13] 概念（信念的组成部分）通常被认为具有新弗雷格式的意义，以及指涉内容（构成真值条件的内容）。我们很可能必须诉诸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来解释共指概念和/或载体属性之间的意义差异（Millikan 2000, Sainsbury & Tye 2007, Recanati 2012）。本书并不涉及概念。我把除了载体属性和指称内容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诉诸新弗雷格式意义的问题放在一边。

出于另一个原因，表征之间的关系可能很重要。它们赋予表征系统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反映世界的结构。例如，地图上符号之间的空间关系反映了地面上地点之间的空间关系。这对于地图的表征方式似乎很重要。同样，保罗·丘奇兰（Paul Churchland）认为，一组人脸心理表征的相似性结构决定了它们能挑选出特定个体（Churchland 1998, 2012）。单独来看，仅基于对应性的思想会产生一种不太可信的宽泛表征理论（Cummins 1989, Godfrey-Smith 1994a, Shea 2013c）。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结构对应性是内容理论的另一个合理组成成分（第5章）。

另一组理论是归属主义的：它们根据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将心理状态归属于整个人，但并不承诺心理表征就是物理细节。这避开了我在上文中提及的心理表征理论（RTM）的核心见解。我在这里讨论归属主义，因为它仍然是RTM的可行替代方案（Williams 2016, 2018），特别是对于信念和欲望而言。[14] 因此，当表征作为物理细节的承诺是有保证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这一承诺所带来的解释优势将是非常重要的（见§2.5）。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观点源自理性决策理论（Davidson 1974a, 1974b）。遵从一些最小理性条件的能动者的选择可以被建模为：假设能动者对世界状态有一组有序的偏好，同时还有一组关于世界状态的可能性、以及她所能采取的行动会带来的世界状态的可能性的概率信念。戴维森认为，能动者能够以这种方式得到解释，是其拥有信念和欲望、成为表征者的关键部分。

[14] 戴维森和丹尼特都没有声称他们的归属主义可以扩展到神经表征，而神经表征正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案例研究的特征。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意向立场属于同一类观点（Dennett 1981）。他强调，这种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地方。人和其他能动者与世界的互动模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从意向立场——将其他能动者视为拥有信念和欲望——来预测和解释这些互动模式。如果用纯粹的物理术语来描述这些互动，例如感官感受器传递能量、产生神经状态从而产生肢体运动，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可以与同事约定三个月后在遥远的堪培拉的一家咖啡馆见面。这种意向立场让我能够预测他们在7月1日上午10点的位置。而在实践中，仅仅追踪他们每时每刻与环境的物理互动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即使实时追踪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尽管纯粹的物理描述可以用物理术语告诉我们某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但它还是会忽略行为中存在的真实的模式（Dennett 1991）。这些真实的模式只有当我们采取意向立场时才会出现，但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它们，这些模式都是存在的（见§2.3和§8.2b）。模式的本体论意味着，哪些系统可以从意向立场进行解释是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事实。

丹尼特的归属主义是一种对表征内容的站得住脚的、实质性的自然主义解释。[15]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内容理论。它对成为表征者的条件持实在论态度。然而，我将保留“实在论”一词来描述那些认为内容存在真实载体（vehicles）的解释：能承载内容，并能以其因果互动解释行为的可个体化的物理细节。正如我一直在描述的心理内容问题一样，关于载体的实在论是心理表征的核心部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心理表征的实在论。我们已经看过了一些例子，后续章节将详细介绍更多的例子。当有载体时，表征解释可以解释更多（§2.5）。因此，我的任务是，提出一种对内容的解释，这种解释适用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心理表征持实在论态度的情况。

[15] 他提出它不是为了神经表征，而是作为对信念-欲望内容的解释。戴维森的解释在我们看来并不是自然主义的。他认为不可能用非规范的术语来解释内容。

在我们介绍现有的内容理论所面临的问题的短暂之旅中，目的论语义学是最后一站。我们将更详细地研究目的论语义学的一系列观点，因为它是本书要提出的解释的最近先驱。目的论语义的观点赋予原因学功能以确定内容的作用。这并不排除相关信息、推理作用或结构对应的作用。露丝·密立根（Ruth Millikan）和大卫·帕皮诺（David Papineau）的目的论语义观点的第二个观点是表征消费者（consumer）的核心角色：一个可被识别的子系统，它将表征作为输入并生成输出作为回应（Millikan 1984, 1989, Papineau 1987, 2016）。

彼得·戈弗雷·史密斯（Peter Godfrey-Smith）称表征消费者的承诺为“基本表征主义模型”（Godfrey-Smith 2006）。它超越了标准的心理表征理论（RTM），即对表征作为因果相互作用的细节的观点。基本表征主义模型的中心思想是，表征是消费者所依赖的替代品，它使消费者能够处理某些外部事态（见图1.3）。消费者利用状态X作为他们无法直接访问的Y的指南。这个想法并不是说消费者能直接阅读或阐释表征，而只是说消费者以特定方式对中间状态做出反应。例如，“消费者”蜜蜂观察飞来的蜜蜂的舞蹈，以此作为花蜜所在位置的指南。在这种情况下，表征就是公开的。在大多数心理学案例中，表征是内部的，而消费者是有机体内的一个子系统。露丝·密立根的目的论语义理论也致力于存在一个可识别的表征生产者。

图1.3 基本表征主义模型

内容的信息方法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表征的生产方式上。世界中的条件会导致一个表征被标记；[16] 表征的产生提高了满足这些条件的概率。基于消费者的观点则反其道而行之。对消费者的下游影响既构成了表征状态，又确定了其内容。表征的含义取决于下游如何使用它，以及表征的消费者认为它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机体依赖R作为替代品，那么消费者对R的反应方式就会暴露它认为R意味着什么。[17] 帕皮诺的版本首先针对的是信念和欲望（Papineau 1987, 但参见Papineau 2003）。要了解一个人相信什么，就看他们如何行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信念的内容大致指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它所引发的行为会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当我坐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前，电子声音促使我产生了内部状态R，这让我点击一个图标来打开我的收件箱。鉴于我希望阅读发送给我的消息，状态R的内容是：有一封新电子邮件给您。表征R与消费者子系统是分开的。表征的内容源自消费者对R的反应方式。

[16] 当一个表征的实例被实现时，它就会被标记（tokened）。例如，老鼠有一系列表征位置的位置细胞。当一个位置单元处于激活状态时，这些表征之一就会被标记。

[17] Braithwaite（1933）也有同样的想法：我相信p意味着，在相关的外部环境下，相对于我的需求，我会以适合p的方式行事。Braithwaite还预见到，对于什么是适合一个人的需求的行动，可以采取自然主义的处理方式：“就满足这些需求而言，我对自然主义解释并不失望”。成功语义学具有相同的结构（Whyte 1990）。

对于密立根来说，表征的内容是表征所促使的消费者行为成功的条件（Millikan 1984）。目的论语义学的独特贡献是从演化的角度理解这种成功。消费者子系统的行为具有演化功能。成功就是执行这些演化功能以促进生存和繁衍。一个行为的成功条件是该类行为被选择时所获的的条件。这些条件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类型的行为系统地导致生存和繁衍。

考虑蜜蜂交流在哪里觅食的方式（图1.4）。找到花蜜来源的传入蜜蜂是生产者。它们通过舞蹈来指示花蜜的位置。舞蹈的方向与花蜜的方向相关，而摇摆的时间与距离相关。外出的蜜蜂是消费者。它们的觅食行为取决于舞蹈。这种舞蹈充当了花蜜位置的替代品，而外出的蜜蜂无法直接接触到花蜜的位置。消费者的行为是朝与他们观察到的舞蹈相对应的方向和距离飞行，然后开始在该位置觅食。这种行为模式很可能是蜜蜂祖先群体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每种类型的舞蹈都有一个相关的特定条件；例如，两秒的垂直摇摆可能对应于太阳的方向400米外有花蜜。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消费者的行为受到了舞蹈的驱动，系统性地引导了生存和繁衍。在太阳的方向400米之外有花蜜这一事实是对于此类行为能通过自然选择稳定下来的直接解释的一部分。（密立根还相当重视不同舞蹈与相应地点之间的系统关系，这一点我将在第5.5节中进一步讨论）。

图1.4 蜜蜂的舞蹈表明了花蜜源的位置。

密立根创造了“常规解释”（Normal Explanation）这一术语来指代对消费者表征引发的行为的演化解释（Millikan 1984）。在演化上常规的情况在统计上可能是罕见的，例如精子实际上使卵子受精。常规情况是对自然选择很重要的情况。一种完整的常规解释会涉及有关该机制的各种细节，并且还可能提到各种背景因素，例如重力保持恒定。密立根的关注点是对表征R所引发的特定行为类型的最简的常规解释。就蜜蜂舞蹈的例子而言，这涉及了距离蜂巢400米处存在花蜜，但是不包括执行机制的细节与重力保持恒定这一事实。

消费者行为通常具有一组嵌套的演化功能：飞出一定的距离和方向，在那里觅食，获取花蜜，并促进蜂群的生存和后代的繁衍。并非所有这些都会出现在确定内容的故事中。根据密立根关于消费者利用映射规则的说法，不同的表征所引发的不同行为将会有不同的常规解释。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它们被选择时附近有花蜜这一事实来解释所有的舞蹈。内容相对于每种表征载体的特定消费者行为是确定的。这排除了促进蜂群生存等行为的一般演化功能。出于同样的原因，与每种行为相关的成功条件也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在400米外获取花蜜，而不仅仅是获取花蜜。

简而言之，目的论语义学将内容建立在演化功能的基础上，而标准的目的论语义学也依赖于一种特殊的因果结构，即表征与其消费者之间的分离。在一些简单的表征系统中，目的论语义学是很好地解释内容的基础，[18] 其中动物信号的案例就是典型：猕猴的警报叫声、海狸为表示危险而拍打尾巴，以及蜜蜂的采蜜舞蹈。[19]

[18]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标准目的论语义学也需要补充一个进一步的要求，以使它不仅仅是一个以输出为导向的内容理论（Shea 2007b）。要求是表征应该携带有关它所表征的条件的相关信息（更仔细地说：假定的表征状态应该在选择发生时携带相关信息）。

[19] 关于动物信号的动物行为学工作发现了与动物信号内容相关的完全相同的因素：信号与什么相关，响应中产生的行为，该行为的演化功能以及实现该功能的重要条件（Searcy & Nowicki 2005, p. 3）。

对于动物信号来说，目的论语义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内容理论，也许对于作为自然选择的直接产物的某些内部交流（如激素信号）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理论，[20] 但将这一理论更广泛地应用于心理表征则存在着重大障碍。本节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目的论语义学失败了，而是像我提到的其他理论一样，说明它的主要挑战是什么，以便我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出的内容解释可以针对这些挑战进行评估。

[20] 还有遗传信息：它表明基因携带语义信息，揭示了可以用遗传信息来解释什么，并且也适用于其它形式的遗传系统，即世代之间的信号传递（Shea 2007c, 2009, 2011b, 2012a, 2012b, 2013a, Shea et al. 2011）。

基于消费者的目的论语义学的第一个障碍是，需要确定一个具有适当属性的表征消费者来扮演内容构成的角色（既要证明某些内部状态是表征，又要确定其内容）。在真实的心理案例中，行为取决于几种不同表征载体的相互作用。不需要一个可识别的子系统将这些表征集合作为输入并产生行为作为输出。相反，整个有机体依靠内部表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启动和引导适当的行为。我们可以把输出看作是内部的：表征而不是行为。这样，每一层处理都可以充当层次结构中较低层次的表征的消费者。但如果构成内容的输出是进一步的表征，则尚不清楚是否存在对演化成功条件的非循环解释。

心理处理也并不总是划分为整齐的层次以允许以这种方式进行分组（正如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的）。对表征实在论（RTM）的一些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于对驱动行为的神经状态的了解。然而，大脑中的表征特别不适合基于消费者的处理方法，原因就如我们刚刚所见：如果消费者是其输出确定内容的装置，那么就很难找到一种原则性的方法来识别大脑中的表征消费者（Cao 2012）。即使是理想化的神经回路图也是出了名的交互式的，由前馈、反馈和横向连接的复杂组合组成，有些在一系列层次或层级中进行，另一些则交叉或绕过这些层级（见图1.5）。这反映在关于表征如何相互作用以驱动行为的信息处理解释中。我并不认为这是对基于消费者的观点的反驳论证，但我的解释的一个优点在于，我不必诉诸消费者来扮演内容构成的角色（第3-5章） 。

图1.5 大鼠大脑中的一些功能连接对于奖励引导的行为很重要（选自George & Koob 2010）。

内容的目的论语义理论的第二个挑战是，要制定一个原因学功能的概念，使之适合扮演内容构成的角色。密立根和帕皮诺都诉诸生物功能。生物功能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我们正在研究的大多数表征类型都是后天习得的。它们并不是直接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密立根认为，通过学习产生的新载体具有派生功能，这些功能源自学习机制的目的。例如，婴儿跟踪面部并学习面部视觉输入模式的机制似乎具有使婴儿能够重新识别个体的演化功能（更准确地说，是使婴儿的行为方式依赖于再次识别同一个体，例如其母亲）。这种演化功能是关系性的。它应该跟踪哪些特定的人取决于婴儿与谁互动。因此，当该机制在婴儿Zeb中运行并学习其父亲Abe的独特模式时，新的表征具有跟踪特定个体Abe的派生功能。

当学习机制具有特定的（关系）演化功能时，这种解释就有效。然而，在高等动物中，尤其是在人类中，学习往往是通用学习机制的结果。例如，经典条件反射的功能只是寻找感官输入中的模式。这种一般的演化功能并不为习得的表征提供特定的功能。假设我们听到一只潜鸟独特的歌曲。大脑中的通用学习机制可以追踪听觉输入的规律。因此，我们了解了歌曲特有的声学模式。在听到歌曲的一部分时，该机制可以完成该模式。这一机制是应该跟踪一般的潜鸟，还是单个潜鸟，还是传入的声波或听觉神经输入中的独特模式？学习机制非常普遍的演化功能并不在这些选项之间做出决定。因此，关系演化专有功能并不是支撑所有内容的有望基础。

密立根认为，当学习本身涉及选择过程时，功能也可以直接从学习中产生（Millikan 1984, p. 45, 另见Papineau 1987, pp. 65-7）。她认为这适用于工具性条件反射。德雷茨克（Dretske, 1988）还提出了一种基于工具性条件反射的内容理论。动物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刺激采取行动，并产生奖励，从而巩固以这种方式行动的倾向。奖励的产生是由于刺激的某些方面；例如，光表明右手边有一颗花生，动物就学会了对光作出反应，把上肢伸到右手边。刺激所携带的相关信息中能够解释为什么这种行动倾向会被稳定下来的部分，构成了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新表征的内容。

德雷茨克的解释并不是基于工具性条件反射的演化功能。它是一个正在学习的系统中确定内容的基础，它根本不是从演化功能派生出来的。它也不依赖于将学习同化为像自然选择这样的生成和测试过程（Kingsbury 2008）。它表明我们应该对能够产生内容的稳定过程有更宽泛的概念。事实上，德雷茨克的理论是我的方法的灵感的一部分，其中有几种不同的稳定过程可以为内容奠定基础（第3章）。然而，德雷茨克对内容如何解释行为的叙述仅适用于一种学习机制，即工具性条件反射（Dretske 1988, pp. 92-5; 1991, pp. 206-7）。内容的目的论语义理论的问题是详细说明哪种稳定过程会产生支撑内容的原因学功能，并解释为什么某种界定原因学功能的方式是表征理论所依赖的正确方式。

沼泽人思想实验凸显了目的论语义学面临的第三个主要挑战。沼泽人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与某人在分子层面上完全相同的复制品（比方说，是闪电击中沼泽时随机产生的）。目的论语义学意味着沼泽人没有表征状态，因为他没有演化历史。有些人把关于沼泽人的直觉作为反对内容理论的基础。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直觉对于我们这种研究几乎没有检验价值（第2.2节）。尽管如此，沼泽人的案例确实很重要，因为它凸显了该理论的含义。它迫使我们反思表征内容是否有充分的理由以历史为基础。

乍一看，表征解释似乎根本不依赖于演化历史。例如，通过认识到行为是由物体位置的表征驱动的，认知科学家似乎正在挑选出有机体的共时属性。表征载体（例如句法或神经状态）似乎也是行为的共时原因。内部处理如何展开，以及有机体如何进行身体运动，是由表征载体的内在属性所同步引起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采用一个通过自然选择演化并终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制作一个具有所有相同内部属性的复制品，并将其放置在相同的环境中，我们将能够对其行为方式做出相同的预测。

密立根认为，内在复制品不属于支撑我们归纳实践的那一类事物（Millikan 1996）。我们对人及其表征属性的归纳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人类形成了一个历史类，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统，并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然而，这个答案只是反驳了问题。它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存在可以进入相同类型解释的非历史类型。对沼泽人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一事实表明，人类拥有一些共时的属性，这些属性也将被他们的内在非历史复制品所共享，并且这是归纳的基础。

目的论语义学家应该在这一点上停下来，并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被解释项（explanandum）上，即表征内容需要解释的东西。我们通过表征来解释有机体和其他系统如何以实用且智能的方式与其环境进行交互。被解释项是系统在其环境中的成功行为的模式。在沼泽人被创造的时刻，该被解释项还不存在。不仅仅是沼泽人还没有做出任何行为（他已经有以某些方式行事的倾向。）问题在于，有些行为应该算成功，有些则不应该，这一点并不明确。因此，没有历史的生物没有内容，但这也没什么，因为它没有任何需要用内容解释的东西。

然而，“没有被解释项”的论点并不能挽救标准的目的论语义学（参见§6.4）。它可能表明我们在沼泽人被创造的那一刻还没有被解释项，但它并不表明需要深厚的演化历史才能有被解释项。一旦内在复制品开始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稳定过程就会开始运行。它会做一些有助于其作为有机体持续存在的事情。它将经历学习：行为模式将根据反馈被重复或改变。再次做过去已经稳定下来的事情看起来像是一种成功——这些行为有助于有机体的生存和这些（在最近的过去）行为倾向的持续存在。因此，一个有机体的个体历史似乎足以建立一个可以用表征内容来解释的被解释项。

德雷茨克基于学习的内容理论需要个人学习历史，而不是演化历史（Dretske 1988）。它表明，有一些需要解释的东西——比如有机体如何成功地获取食物——并不依赖于演化历史。因此，一个有机体的学习历史，就其本身而言，似乎足以为以下奠定基础：（i）一个被解释项，关于有机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ii）一种适合解释这些相互作用的表征内容。对沼泽人的思考向我们表明，目的论语义学缺乏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鉴于其解释作用，为什么表征内容应该是一种依赖于演化（evolutionary）历史的属性。

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该反对意见可以针对某些内容的目的论语义解释，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其他自然主义的内容理论。内容如何获得解释性的优势？用内容来标示系统的某些状态为系统如何运行，以及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纯粹因果描述添加了什么？德雷茨克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内容体现在“结构化原因”解释中，解释了为什么系统是如此连线的，而不是共时因果解释（Dretske 1988）。然而，这是一个例外。大多数内容理论虽然告诉我们内容是如何确定的，但很少谈到为什么以这种方式确定的内容具有特殊的解释作用（例如Fodor 1991）。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下一章提出了一个内容确定的框架，专门用于阐明内容的解释作用。一旦我们掌握了对内容的详细描述，我们将在第8章再次讨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