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书籍翻译】《被劫持：新自由主义如何使工作伦理反对工人，以及工人如何夺回它》-序言

我在2020-21年的疫情期间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2020年3月，美国大多数州的州长都发布了居家令，要求除“基本工作人员”以外的所有人居家隔离。“基本工作人员”的服务涉及面对面的互动，以满足基本人类需求。医疗保健、农业、食品生产、杂货店和运输等行业的工人被正确地认定为基本工作人员。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包括养老院的护理员和公交车司机，都严重暴露在了充满新冠病毒的环境之中，因而遭受了极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在疫情初期，舆论将他们誉为英雄，并要求为他们提供危险津贴。许多雇主同意了这一要求。

然而，此后不久，雇主们就取消了危险津贴。对基本工作人员的恶劣对待逐渐成为常态。医护人员因抱怨缺乏个人防护设备而被解雇。屠宰场工人必须长时间在近距离工作，导致他们的重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屠宰场主成功游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行使权力，让屠宰场继续开工，即使这些屠宰场是Covid-19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地点。他的政府授权数十家家禽加工厂将本已十分繁忙的生产线速度提高25%。这迫使工人们在人员更加密集的环境中完成工作，导致感染率远高于生产线速度较慢的工厂。[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trump-chicken-covid-coronavirus-biden/2021/01/03/ea8902b0-3a39-11eb-98c4-25dc9f4987e8_story.html

这场关于在疫情期间如何正确对待工人的冲突，只是三个世纪以来关于工作伦理的道德含义的斗争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工人从事社会必要的劳动——无论这一劳动多么卑微——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有权获得尊重、体面的报酬和安全的工作条件？还是说，他们有责任在雇主为追求最大利润而施加的任何恶劣条件和低工资下，坚持不懈、毫无怨言地工作？工人应被视为真正必不可少的，还是可有可无的？我称第一种观点为“进步的”或亲工人的工作伦理解读；第二种观点为“保守的”工作伦理解读。本书通过主要的神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人物的著作，讲述了这场长期争论的历史。在西欧和北美历史的不同时期，一方或另一方都曾经主导过道德思想和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十年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巅峰，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进步的工作伦理的产物。在欧洲和北美的富裕民主国家，这几十年的特点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的汇集：各经济阶层广泛分享的高经济增长率；前所未有的经济平等水平；强大的工会和国家对工人利益的保护；以全民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福利制度不断发展壮大；国家对教育、医疗保健、科学和技术的高投入；对移民和民族、种族、宗教多样性的更大开放；自由民主体制的加强；以及普遍的乐观主义情绪。自这个时代结束四十年以来，欧洲和北美的居民正在遭受所有这些发展的全面逆转。工人、福利制度、对移民的开放，以及——最令人不安的——自由民主的体制正在倒退或受到严重威胁，而我们对经济、政治和环境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也笼罩着我们。

事情本不应该这样发展。三十年前，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冷战结束、全球专政政权被民主政权取代，人们普遍认为，这证明了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是自由和繁荣社会的关键制度。我们本应进入一个辉煌的经济增长新时代，对日益多样化和合作的世界更加开放，这些制度也将遍布全球。发生了什么？

当前危机的经济（economic）层面并不神秘。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富裕的民主国家日益盛行。这些政策包括：颁布强烈支持资本利益、限制民主政策制定的国际贸易协定；放松市场管制（尤其是在金融领域）；收紧破产法规并对个人和国家债务人实施更严厉的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税（尤其是对高收入、资本收入和遗产）；削减福利制度（尤其是用以工作为条件的福利取代现金福利）；削弱反垄断执法；攻击工会和保护工人的法律；减少工人的养老金；将劳动和贸易纠纷委托给私人仲裁员；将公共职能外包给私营企业；用财政紧缩政策取代以充分就业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总的来说，这些政策产生了三个主要影响。首先，它们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将按劳分配转变成了按资本分配，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导致低层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

其次，这些政策还限制和破坏了民主，削弱了民主回应普通民众的需求和利益的能力。外包削弱了政府能力，由此产生的公共服务的私营提供者如果滥用其有效的垄断权力，公民往往几乎没有实际的追索权。减税减少了民主国家可用的资源，当国家借款以满足其收入需求时，可能会受到债权人的严厉约束。贸易协定和财政紧缩政策严重限制了民主国家提供公共产品、保护工人和环境以及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

第三，新自由主义政策将经济和政治权力转移到私营企业、高管和富豪手中。这些组织和个人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其他人。员工不仅在工作中，而且经常在下班后也要受到老板的管理。[2] 即使是许多所谓的“独立承包商”，虽然号称是自己做生意，实际上也受到支付他们薪水的公司的严格控制。[3] 经营监狱、移民拘留中心、精神病院、疗养院、过渡疗养院和寄宿式戒毒治疗设施的企业管理着数百万囚犯和病人。富豪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4]

Gilens, Martin,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3 (2014): 564-581.

我在这本书中的目的不是记录这些趋势或表明这些政策对不平等和民主的因果关系。其他人已经这样做了。[5] 相反，我的目的是论证这些趋势反映出了保守的工作伦理的崛起。这种道德观告诉工人，无论雇主选择对他们施加何种苛刻的条件，他们都必须为雇主坚持不懈地辛勤工作并保持绝对服从。它告诉雇主，他们拥有管理员工和组织工作的专属权利，其首要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它还告诉国家，要通过法律承认并巩固企业高管管理员工和企业的权威，这些法律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可以任由雇主自由支配。为了强化劳动力的商品化，国家应该尽量减少工人获得工资劳动以外的其他谋生方式的机会。因此，保守的工作伦理反对公共物品供应、有利于工人的劳动合同规定（例如限制工作日长度或强制带薪休假）、赋予工会或其他公司内工人权威模式以权力的法律，以及慷慨的社会保险和其他形式的不以工作为条件的健全人福利。

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这种严酷的工作伦理的延续。乍一看，这可能并不明显。新自由主义者根据在经济生活中系统地偏向市场秩序而不是国家干预来定义自己的立场。[6] 他们将他们所支持的市场社会描述为由自由选择通过市场和合同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易的个体组成。这种表述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事实：它由等级制组织的公司主导，其中所有者或股东代表管理公司的工人。劳动力市场只是大多数工人接受其特定雇主管理的渠道。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市场秩序而非国家监管和供给，但这并没有将普通民众从管控中解放出来。它巩固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在这种商品化下，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雇主的专横管理才能生存。所谓的对劳动力和其他市场的放松管制并不能创造没有监管的市场。它将监管权从国家转移到市场中最强大的私人行动者——通常是该市场中的主导企业。[7] 这甚至迫使许多个体经营者服从大企业的权威。亚马逊为第三方卖家进入其庞大的在线市场制定的法规并不比国家法规简单。不仅是亚马逊工人，第三方在线卖家也因此受到亚马逊的管理。

《自由市场的幻觉：惩罚与自然秩序的神话》

The Illusion of Free Markets: Punishment and the Myth of Natural Order

Bernard E. Harcour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因此，新自由主义不能简单地用个体市场自由来描述。它是由资本利益——由企业和富有的产权人所治理的。它起源于19世纪早期英格兰保守的工作伦理的制度化体现：资本家和地主统治工人，也统治其他所有人，因为有产阶级垄断了选举权和政治职位。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政策是，尽管选举权大幅扩大，但仍要确保企业和富人拥有相当的统治权力。请注意，根据这一定义，美国和英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大多数自诩为保守派的人，都是新自由主义者。[8]

新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的同道中人）声称自己源自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这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每个人都同意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人物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全球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他们认为，在去中心化的市场中，个体可以自由地开办企业与他人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个人独立和广泛的共同繁荣。他们批评许多国家对经济的监管，认为这些监管不公平地偏袒裙带关系，并且这些监管可能会产生超过其收益的成本。

你不会发现我对此有任何异议，无论是作为对这些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说内容的解读，还是从这种概括性层面（at this level of generality）的规范性优点来看都是如此。旧的社会主义理想是生产资料的全面国有化和集中计划，但这一理想以灾难性的方式失败了。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需要一套健全的私有财产权制度、市场竞争、创业自由和对国际贸易的开放。我也同意，许多国家监管既适得其反，又不公平地偏袒那些控制了监管机构的人。然而，这些概括性观点不足以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任何一位来自二十世纪中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会欣然接受这些观点。

当今政治经济学中的关键分歧出现在这些思想的具体化（specification）上。新自由主义倡导对私有产权、契约自由、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的特定诠释，这些诠释实际上而且往往故意限制民主国家行动的范围，以便将权力和财富分配给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债权人而不是个体和国家债务人、富人而不是穷人，以及通过掠夺性或榨取性商业模式创造利润的企业而不是整个社会。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发现这样的学说，例如，声称再分配税收类似于强迫劳动，对私有财产的监管是“征用”，而财产所有者有权获得补偿，对企业自由的大多数监管应被视为违宪，而社会民主和工会将我们推向极权主义。[9]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Robert Nozick, Basic Books, 1974

在本书中，我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比古典自由主义更早的新教工作伦理。这种意识形态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清教徒牧师发展起来的。在个人道德层面，清教徒的工作伦理包括一系列美德：勤奋、节俭、节制、忠贞和审慎。清教徒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践行这些美德，为我们的同胞和我们自己服务。在政治经济层面，工作伦理涉及最能促进、奖励和表达这些美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本书追溯了关于后者的争论历史，重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这些争论的根源在于清教徒的工作伦理体现了对工作和工人的矛盾态度，这些态度最终发展成为进步和保守的工作伦理。古典自由主义者洛克、斯密和密尔发展了进步或亲工人的工作伦理。反奴隶制和激进的劳工活动家、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以及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人进一步推进了这一传统。新自由主义起源于保守的工作伦理，由约瑟夫·普利斯特里（Joseph Priestley）、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思想家发展起来。资本利益与劳工运动和福利国家的反对者推动了它的发展。

这两种版本的工作伦理是同时发展的。我认为，它们并不是清教徒对人类同胞责任的基本规范愿景的同等有效的发展。进步的工作伦理体现了这一愿景的逻辑发展。保守的工作伦理源于清教徒批评的最初目标（original targets of Puritan critique）——游手好闲、掠夺成性的富人——劫持了（hijacked）工作伦理并将其用于反对工人，同时让自己摆脱了工作伦理的要求。

我对“进步”和“保守”这两个术语的使用是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用法。它不符合欧洲的历史或当前用法，欧洲将市场的倡导者一律归类为“自由主义者”。从工作伦理的角度来看，任何将伯克、边沁和马尔萨斯与洛克、斯密和密尔等同起来的分类都是在规范上肤浅的。虽然所有这些思想家都支持市场，但他们在是否赋予工人权力的愿望上存在分歧。是否应该将劳动力本身贬低为商品，让工人因不稳定和贫困而被迫接受雇主的专横统治？还是应该赋予普通工人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下班后？每个发达的经济体都需要让竞争性的市场发挥重要作用。每个市场体系都是规定市场游戏的构成规则的法律的产物。不同的规则体系——包括财产法、公司治理法和雇佣合同法——对工人的能动性和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从古至今，这些法律的设计都考虑到了这些后果。我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由市场”有某种本质（essence），当时的保守派和今天的保守派及新自由主义者都独特地抓住了这种本质，而这种本质碰巧（just so happens）带来了极其不平等的结果。市场游戏的构成规则一直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最终都是它们对平等和社会等级制度的预期后果。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与对立的工作伦理概念相关的假设都深刻地影响着这些争论。

因此，就我的目的而言，我所说的“进步”和“保守”的工作伦理理论家之间的根本区别更多地在于基于阶级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关于竞争性市场是否可取的争论。在我看来，保守派倾向于在国家和公司层面上由财产所有者治理并为财产所有者服务。他们赋予雇主和工人、富人和穷人不同的基本职责。他们希望工人服从专横的雇主权威。他们倾向于将贫穷视为品行不端的标志，因此认为贫穷的工人在道德上低人一等。进步派赞成民主和工人自治。他们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义务和权利，拒绝将贫穷污名化。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大部分历史，以及左翼与右翼、工人与资本家、企业与政府之间在分配正义、经济监管、工作组织与条件以及福利国家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冲突，都可以通过这些对立的工作伦理观念的冲突来讲述。当新自由主义者拥护所谓的私有财产、自由贸易和自由企业等看似普遍的理想时，他们掩盖了对这些理想的具体化（specifications）的承诺，而这些理想表达了那些利用保守的工作伦理将数百万普通工人推入不稳定、贫困和屈从于雇主和债权人的人的核心态度。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意识形态的起源？在揭示新自由主义是保守的工作伦理的意识形态后裔时，我旨在揭示其内在矛盾。仅通过考虑其表面主张来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意识形态在多个层面上都发挥作用。在表达内容层面，人们用意识形态来为特定政策辩护。意识形态还发挥认识功能。意识形态以一种促进特定路径的方式映射我们的社会世界，并阻止或蒙蔽我们选择其他路径。它们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标记为或多或少可信、值得信赖还是可疑。它们影响着我们的情感、习惯、社会规范和实践，而这些影响方式往往无法完全被我们有意识支持的信念和价值所合理化。通过研究最初为不同社会世界设计、具有不同目的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起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这些层面之间的矛盾以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清教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仍然受制于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和态度。因此，历史研究可以揭示我们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过去的囚徒。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曾写道：“过去从未消亡。它甚至从未过去。”[10] 它植根于我们的习惯、感受和期望，并适应了由祖先传承下来的很久以前盛行的境况和信念。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也反映了先前和持续的社会冲突。过去几十年的政策和意识形态反映了保守的工作伦理对进步的工作伦理的胜利，这极大地损害了工人自身的利益。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在讲述进步的工作伦理的故事时，我也希望展示历史如何能够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历史研究还可以揭示过去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有多么不同，从而展示我们今天思维和行动方式的深刻偶然性。它可以驳斥当前方式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假设，并激发我们对变革的想象力。我利用历史来揭示我们陷入过去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挖掘被遗忘或记错的过去，以重新构建当前的实践。特别是，我希望经济学家可以从我对古典经济学史的解读中汲取灵感，以扩大他们的规范视野，既包括他们用来评估制度的规范标准的丰富性，也包括像他们的古典前辈一样，想象出更大胆的经济弊病补救措施。

我强调了新教工作伦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被忽视的作用，并重新评估了这种伦理。一个世纪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对工作伦理进行的开创性研究的结论中给出了自己的悲观评价：工作伦理在推广建立在宗教禁欲主义基础上的纪律严明的劳动制度时，最终催生了一种世俗资本主义体系，这种体系将人们困在“铁笼”中，为了无休止的财富积累而从事毫无意义的苦差事，不合理地与人类福利或幸福脱节。[11] 韦伯只说对了一半。他忽略了进步的工作伦理如何为工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让他们通过维护自身权利免受那些游手好闲而掠夺成性的富人的压迫，从而享受自由、自豪和体面的生活。然而，反动派最终将工作伦理反转，转而针对所谓的闲散穷人，推行旨在使越来越多的工人屈服于由资本利益所控制并为之服务的政府的政策。这个目标与富人或资本收入的受益者促进他人福利的任何义务相脱节，从而为采纳掠夺性和榨取性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正当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当时的保守主义者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劫持了工作伦理。

我的历史研究追溯了工作伦理的发展历程，从清教徒开始，延伸至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德国。我探讨了这一思想脉络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和21世纪美国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影响。我的叙述追踪了工作伦理在这幅复杂的历史画卷中的部分关键线索，但并未涵盖全部内容。我基本上不会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的影响。我也略去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发展，除了导致社会民主主义的脉络之外。我也忽略了美国工作伦理的历史发展，它深受殖民主义、奴隶制和解放后围绕自由劳动意义的斗争的影响。没有这段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自我雇佣在美国工作伦理理想中的核心地位，[12] 种族主义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福利和劳动政策的持续影响，以及美国缺乏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因。工作伦理的其他方面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我抛开了关于工作和福利政策的丰富的天主教传统思想。当然，许多欧美以外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工作伦理意识形态，其中最著名的是东亚。研究这些非西方的工作伦理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

《私人政府：雇主如何统治我们的生活

（以及我们为什么不谈论它）》

Private Government: 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

Elizabeth Ander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有一种深刻的讽刺意味。我个人也深受工作伦理的熏陶：致力于认真、自律的工作和自律的储蓄，消费远低于家庭收入所能承受的水平，鄙视炫耀性消费，不愿在完成工作前休息，对浪费时间感到不耐烦，在闲暇时坐立不安，急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工作是我身份的核心。我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我承认，这些性格使我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无法取得很好的平衡。但它们也让我收获了有意义、有趣的工作、高度的自主权、荣誉成就以及经济保障。然而，我的目标是批判工作伦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合理化，它使穷人蒙受耻辱和被剥夺权利，使工人阶级岌岌可危，使资本利益凌驾于人类所有其他利益之上，包括地球未来的宜居性。我所批评的是工作伦理的歪曲，它实际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后继的左翼传统下工作伦理愿景的颠倒。然而，从一开始，它就包含了自身腐败的种子，在其认识论中充斥着对于穷人的怀疑和对于那些忙于积累财富的人的过度信任，错误地认为他们的事业是增加财富，而不是通过操纵体系规则、剥削他人和掠夺环境来攫取财富。今天，任何值得遵循的工作伦理都必须摒弃这些偏见，重新构建自身，以促进平等合作，增进全球社会每个成员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