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书籍翻译】《宇宙的虚构：十七世纪的科学与文学》-引言

在1610年，鲁道夫皇帝（Rudolf II, Holy Roman Emperor）和他的兄弟马蒂亚斯大公（Archduke Matthias）之间的冲突暂停期间，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向约翰内斯·马蒂亚斯·瓦克·冯·瓦肯菲尔斯（Johannes Matthias Wackher von Wackenfels）描述了一片雪花以作为新年礼物，题为《论六角雪花》（On the Six-Cornered Snowflake）。[1] 在开篇，他就表明希望向他的保护者和朋友提供他最喜欢的东西，无（雪花）。* 但开普勒在冬季布拉格的暴风雪中寻找无的过程，却发现了一切。在雪花中，他看到了宇宙的结构。雪花是控制形式构造的组织力量的一个例子。它的六边形结构是一个完美的几何图形，用开普勒的话说，是一个“宇宙诗学的图式”，是“塑造世界的东西”。[2] 通过寻求在自然界中识别出这样的图形，人们可以了解世界及其构造的奥秘。在十七世纪，特别是对开普勒来说，宇宙学的核心是对形式、是什么造就了形式以及形式本身所造就的事物的研究——一种自创生（poieisis）。

*译者注：根据牛津大学圣艾德蒙学院图书馆管理员詹姆斯·豪沃思（James Howarth）考证，开普勒在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家数学家期间，虽然理论上他的薪水很丰厚，但事实上，因为帝国国库资金紧张，经常无法支付。因此，当他考虑给瓦肯菲尔斯送什么礼物时，他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送的，所以，他准备构思一本关于无（nothing）的书。有一次，当他正走过布拉格的查理大桥时，突然，他被落在他外套上的雪花的形状所吸引。他发现所有的雪花都是六角形的，并且有簇状的半径。这就是他的解决方案：他要向他的朋友展示一篇关于瞬息万变的雪花的论文。这里有一个双关语，德语中的“nichts/nix”表示“无”，而拉丁语中的“nix”表示“雪花”。

开普勒的这篇论文的现存副本非常稀少，英国的公共图书馆中只有一本（位于英国科学博物馆图书馆）。圣艾德蒙学院的副本是七篇十七世纪科学和数学论文的合集。这些论文都非常稀有，其中五篇论文的副本只有牛津大学拥有。这一副本由曾在牛津大学圣艾德蒙学院就读和工作的蒂莫西·戈德温（Timothy Godwyn）于1697年赠予学院。这一副本上面有他的名字和一句颇为浪漫的宣言“技艺长存，生命短暂”（ars longa, vita brevis）。

开普勒试图用24页严谨的文字和几张简单的图表来回答雪花为什么总是呈六角星形的问题。他认为这其中一定有原因，否则为什么雪花不是四边形、五边形甚至七边形呢？他提出的猜想是六边形也许是雪花最有效的堆积方式。尽管开普勒的论文篇幅短小，并且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他对雪花的研究却影响深远，被认为是现代晶体学的奠基之作。直到20世纪，人们才完全了解雪花形成的复杂性。日本著名科学家中谷宇吉郎于1936年成功制造出人造雪花，随后绘制出导致雪花形成的水汽、温度和过饱和之间的关系。

雪花虽微小，却因其构造功能而不可或缺；雪花虽短暂，却因其几何结构而永恒不变，雪花被以一种自相矛盾的赞美形式呈现给了瓦肯菲尔斯，遵循了当时的风格主义美学。这当然是一个娱乐游戏，但这个游戏，这个“无”，却包含了宇宙构建的基本问题。因此，开普勒的新年礼物同时也是不可还原的一份礼物，它是对完美几何形式的唤起，对世界结构的反思和对文学形式（a literary form）的阐述。正是美学、宇宙学和诗学的关联构成了我研究的主要兴趣，这都要归功于开普勒提供的宇宙诗学（cosmopoetics）术语和理念。这是一场造物的游戏，一种对创造和创世的几何和诗学的沉思，一种从无限大到无限小的虚无和一切的矛盾关联——正是在开普勒的雪花所开辟的概念空间中，我想把这一关于宇宙话语的诗学研究定位其间。

伽利略的《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也同样出版于1610年。他第一次将望远镜望向天空，发现了月球上的山脉和太阳表面上的斑点。尽管在1633年受到了审判，伽利略还是通过这个以及类似的证据，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数百年来一直坚持的月外世界的永恒不变，同时他也证实了托勒密体系无法解释宇宙。地心说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哥白尼动摇了，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信使》（1610）和《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a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1632）以及开普勒的著作——尤其是《蛇夫座足部的新星》（De Stella Nova, 1606）、《新天文学》（Astronomia Nova, 1609）和《与星夜信使的对话》（Dissertatio cum Nuncio Sidereo, 1910）明确地对地心说提出了质疑。他们的努力为其他天文学家开辟了道路，向同时代人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探索领域。天文学领域的这些剧变构成了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之后所谓的“科学革命”的要素之一。[3] 在十七世纪初，天文学与关于宇宙本质的新思维密不可分，并因此与宇宙学融合在一起。它们的结合将是本研究的核心，本研究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考虑宇宙学（cosmology）一词，以便使我们能够考虑本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对宇宙结构所做的不同研究。这些研究不仅限于天文学；它们还涉及显微学、光学，其次涉及物理学和天体演化学。

对科学与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兴趣并不新鲜。1925年，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指出，1605年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和塞万提斯（Cervantes）的《堂吉诃德》（Don Quixote）出版的一年。[4] 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阐明了科学、哲学和文学并行发展的许多方面，这些发展使得十七世纪成为人文科学和精确科学之间的幸运的“通道”[5] 之一。因此，在《雾的火光与信号》（Feux et signaux de brume）中，他强调需要超越科学与文学之间的障碍。他一举将科学史和文学史重新统一起来，两者都被更普遍地纳入西方历史的宏大运动之中：

但事实上，这段历史有两个部分，塞尔给出了它们的定义和谱系：

建立在这些知识基础之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了对不同知识领域之间整体关系的反思。三十年来，对文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本身就是一门学科，尤其是在英语学术界。[8] 但对于我们感兴趣的时期，马乔里·尼科尔森（Marjorie Nicolson）的开创性著作（写于二十世纪中期及以后）已经展示了结合科学史和文学史的方法的丰富可能性。[9] 然而，这种方法仍然以文学经典为中心，科学文本仅作比较被讨论进来。费尔南德·哈林（Fernand Hallyn）的《世界的诗意结构：哥白尼与开普勒》（La Structure poétique du monde: Copernic et Kepler）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提供了对天文学文本的诗学分析，并为一系列研究开辟了道路，而本书就是其中最新的一本。与此同时，对十七世纪的宇宙学文学的兴趣在各个研究领域都得到了发展，其中包括思想史和文化史（马乔里·尼科尔森和阿瑟·洛夫乔伊的作品就属于这些领域）、[10] 小说的历史和诞生与其和科学话语的结合，[11] 被称为“文学与科学”的广阔跨学科领域，以及修辞学的历史。[12]

然而，还没有研究将这些不同的方法统一起来。看来，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可能不仅是一方面使用文学分析工具来处理科学文本，另一方面通过考虑其“科学来源”来研究文学文本，而且是将这两种文本和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便至少阐明这一时期宇宙学讨论的一种特定诗学。统一文学文本和科学文本并不意味着试图减少它们的异质性，更不意味着否认它们在符号学和认识论方面的本质差异。相反，我试图在处理这些异质的材料时，既不预先对主题强加时代错误的分类法，也不先验地将文本归入这个或那个语料库，而突出它们的共同特征，并揭示它们的独特特征。我对文本进行了不同的排序，试图凸显出共同的思维方式和相似的写作策略，展示对诗歌思想的运用，并确定贯穿不同文本的主题。因而，我提供的不是学科之间的界限，而是对文学和科学写作的具体策略以及共同的诗歌工具的概述。

因此，有必要调用包括科学史和艺术史在内的一系列学科，它们像比较文学一样，解决位于大学学科分类边界上的研究主题。最近，科学史特别关注写作策略、[13] 体裁，[14] 也更普遍地关注文本形式的历史方面，[15]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对于本研究的关注点而言极其有帮助。与科学文化的物质性相关的问题已经出现——它的工具和实践，还有它的文本。正是那些关注科学的“物质文化”的研究最好地展示了科学的“文学技术”（literary technologies），[16] 无论它们是与阐释、符号学、写作策略有关，[17] 还是与对读者的关注有关。在这里，科学社会学接近于文学社会学、[18] 阅读史、[19] 以及书籍史中的某些关注点。[20] 这些方法深刻地影响了我对十七世纪科学和文学写作的概念，而十七世纪话语本身的交叉性也引导了我在这一研究中对方法论和学科的结合的选择。

文学和科学的联合研究有多种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研究一方对另一方的影响（通常是科学对文学的影响）。[21] 另一种方法——即我在这里采用的方法——认为由于文学形式是用来表达概念性思想的，因此，一个独特的类别影响另一个类别的概念无助于思考这一时期的写作。事实上，天文学和宇宙学的特定话语正是在十七世纪早期复兴的人文主义中出现的。

对科学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的研究的前提是对文学领域和科学领域的调查，而这两个领域今天被认为是分离的。这种划分使得当代学者很难回顾科学与文学同属于人文主义的时代的文化。因此，我们必须询问如何跨越这些隔阂，以及最初设置这些隔阂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仅仅将“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视为对现有材料——在本例中是新的科学理论——的一种文学重写，那么这一关系可能会显得很简单。这种文学努力要么与知识的虚构化有关，要么与贫瘠的话语的装饰有关。文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单向的转移，它假定了两个领域各自的固定定义。然而，在我们感兴趣的时期，这两种话语都还处于建立阶段，而我们的文本也表现出类别的混乱。科学本身还没有自己的地位，它的话语也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本和领域中。与科学本身一样，自然哲学的论述也充满了从传统奇妙故事和魔法中撷取的碎片。自然哲学远非作家可以借鉴的简单素材，它正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方法，有别于文学作家的方法。将这两种历史的线索编织在一起意味着要关注共同的主题，无论它们是否源自共同的来源（古典文学和哲学，人文主义复兴所继承并在十七世纪初被采用或转变的修辞和诗歌概念），还是来自这段时间内两个领域的交流。

吉莉安·比尔（Gillian Beer）强调了在开始此类研究时出现的一个方法论困难：“如何解释科学和文学中同时出现的相似观念，而不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因果联系？”[22] 一方面，自然哲学发现了一种通过使用现有的文学形式——新主题的新形式——来替代经院论文的严格形式。另一方面，诗人和“作家”（他们很快就会被这样称呼）在自然哲学，特别是天文学中不仅发现了丰富的灵感来源，还找到了一整套新的写作策略和技巧，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策略和技巧发展自己的思考虚构和叙事的方式。因此，在文学和科学时而毗邻，时而混杂的两种话语之间，共同的准则和语言正在建立，而这恰恰是在这两个学科开始通过界定不同的场所、机构和实践来区分彼此的时候。这样，今天所谓的“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分叉恰恰发生在它们交流的高峰时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悖论。

如果影响的概念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些交流的时间顺序不允许识别出任何单边的运动，[23] 彼得·加利森（Peter Galison）定义的“交易区”（trading zone）的概念可能更可取。[24] 在这个区域中，每个话语领域有其自己的利害关系和自己的表述安排，但每个话语领域都根据共同的程序、共同的语言以及相互借鉴的权威诉求策略和方法与其他领域互动。这些就是我要强调的共享工具。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他的《奇妙的占有》（Marvellous Possessions）中提出了第二个方法论问题，即使用文学分析方法来研究非文学文本——我们的文本库的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提出了适用性的问题。虽然我们非常清楚这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但我们希望它能为与科学史本质上相关的文本提供新的启示。正如对新大陆航行的记述“让通常深埋于表面之下的非文学文本的想象操作浮出表面，”[25]，宇宙论文本也需要写作策略和诗歌程序，从而使得文学分析的工具与之相关。在这方面，杰拉德·霍顿（Gerald Holton）强调，一旦你开始审视科学理论的构建，特别是在假设形成和评估的时候，科学方法和文学方法之间的二分法就会变得相当模糊。[26] 相同地，托马斯·帕维尔（Thomas Pavel）也表明“虚构理论不能与想象的一般经济学相分离。”[27]

从这个意义上说，宇宙学文本是研究这种共同想象的演化的完美材料。因为它们源于我所说的“宇宙诗学”——书面形式的宇宙和物质结构的表征——关于宇宙学、天文学、光学和自然哲学其他分支的辩论也是诗歌的辩论，引发了关于文本和事实的构建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我使用话语分析、符号学、体裁史、叙事学和虚构理论等各种工具来研究文本。

但除了这些诗歌的工具之外，其他的仪器也会被考虑到：星盘、地球仪、天体图、雕刻、图表、望远镜、显微镜、浑天仪和飞行器。这些设备出现在诗学研究中似乎是令人惊讶的。[28] 通过赋予宇宙学事业中的“物质文化”以重要的地位，我希望强调文本技术与物质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旅行者和自然哲学家用仪器来发现新的道路、测量新的现象并描绘新的世界。天文学家和显微镜学家则报告了令人震惊的故事和令人惊讶的图像，因此，我把对仪器和图像学的研究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仪器和图像学正在成为这一时期实验科学作为证明的话语运作的两个核心要素。

我在这里所采用的方法意味着定义一个大型文本库，它并不先验地假设文本属于“文学”领域还是属于“科学”领域。我选择将那些跨越通常在它们之间设置的障碍而相互影响的文本放在一起，并经常将它们对立起来。在十七世纪，与科学相关的文本并不是按照可以区分实验描述、理论论文、面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众的作品以及科学小说的简单的类型学来排序的。如果作品有时倾向于按照这些思路来组织，特别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那么更多的时候这种区分是不合适的，相反，我们会发现从最具理论性到最具虚构性的文本是一个连续体。我从这一系列的作品中挑选了一些作品进行研究，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体裁、地理和年代。

与科学想象相关的主题，尤其是那些涉及天文学的主题，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参考剧作家莫里哀（Molière）和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以及诗人弥尔顿（Milton）和拉封丹（La Fontaine）的作品中对当时最新的发现和科学争议的提及。[29] 然而，传统的诗歌和戏剧体裁的作品只是间接提及这些问题，而明确提及它们的文本通常属于正在建立并寻求合法性的新体裁：很快将被称为小说（novel）的文学虚构（literary fiction）。毫无疑问，虚构与知识的结合并不新鲜：有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故事在主题和内容上都与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小说非常相似。[30] 然而，十七世纪虚构中表达的对天文学的特殊兴趣涉及一种特殊的想象领域。因此，我没有讨论那些以科学为主题但不涉及其表达方式的文本，例如世纪末以宏大的月球世界或“科学诗歌”为主题的法国和英国戏剧，而是专注于叙事论文和虚构。

我将这项研究的地理范围限制在法国、英国、德国和荷兰，并包括英语和法语文本以及两个拉丁语文本。英语和法语文本形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其统一性来自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密切交流。重要的文本被迅速翻译、阅读和重印。此外，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阅读和讨论的哲学和科学文本，既有用英语写成的，也有用法语、德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尤其是拉丁语写成的——拉丁语仍然是整个欧洲的知识语言。因此，我们必须特别关注这些文本的翻译及其在整个欧洲的接受情况。在古典时代，科学也许比文学更是一项超越国界的欧洲事业。这种交流的丰富性证明了一种比较方法的合理性，其目的是确定这三个国家之间——特别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思想、主题和文学形式的相互影响和转变，因为我讨论的大多数作家都是来自于这两国。

*译者注：伽利略于1610年出版的《星际信使》的封面页。在书中，他生动且通俗地描述了他的望远镜工作：他对月球的观察，特别是他对木星周围四颗卫星的发现和观察。对月球的观察表明，月球并非光滑、完美的球形，而是布满陨石坑和山脉。对木星卫星的观察表明，地球并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旋转中心。为了进一步升职加薪，伽利略写信给美第奇大公科西莫二世，讲述了他的天文发现，并且聪明地将木星的卫星命名为美第奇星，作为给大公的“礼物”。这份礼物在书的标题页和华丽的献词中都有提及。科西莫二世非常满意这件礼物，把伽利略封为“第一哲学家和数学家”，并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助。图源来自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图书馆。

将伽利略纳入这样的研究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将找到许多对《星际信使》的引用，但出于两个原因，我没有将他的作品纳入主要文本库。首先是时序上的原因：本研究集中于十七世纪下半叶，而准确来说，伽利略革命时期以及与1633年对伽利略的审判有关的诗歌和修辞问题超出了我们的研究范围。[33] 第二个原因是诗歌的。在《星际信使》中，伽利略谨慎地回避了多元世界的问题，即其他星球是否可能有人居住的问题，而开普勒在他同年发表的《与星夜信使的对话》一开头就提到了这个话题。这种回避标志着拒绝将想象和虚构作为宇宙学思考的工具，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望远镜上。然而，从开普勒到惠更斯，这些想象工具的特殊用途正在得到开发，而这种新方法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中心。本研究的时间界限取自科学史中的标准时期划分。我们的文本处于伽利略和开普勒领导的支持哥白尼主义的“天文学革命”和十七世纪末的“牛顿革命”之间。它们出现于1634年（开普勒的《梦》（Dream））和1698年（惠更斯的《宇宙理论》（Cosmotheoros），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以笛卡尔物理学为基础，而这种物理学受到了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挑战）。因此，该文本库跨越了六十多年，处于从开普勒到牛顿这一时期的更普遍的背景中：开普勒的《梦》（1634）、弗朗西斯·戈德温（Francis Godwin）的《月中人》（The Man in the Moone, 1638）、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的《发现月球中的世界》（The Discovery of a World in the Moone, 1638)、西哈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的《月世界旅行记》（Comical History of the States and Empires of the Moon, 1657）和《太阳世界旅行记》（The States and Empires of the Sun, 1662）、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显微制图》（Micrographia, 1665）和《试证地球的运动》（An Attempt to Prove the Motion of the Earth, 1674）、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的《实验哲学观察》（Observations upo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1666）和《光辉灿烂的世界》（The Blazing World, 1666）、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uyer de Fontenelle）的《关于宇宙多样化的对话》（Conversations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 1686）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的《宇宙理论》（1698）。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偶尔也会出现并对上述内容做出回应：培根、亨利·鲍尔（Henry Power）、托马斯·穆菲特（Thomas Muffet）和笛卡尔，仅举几例。

*译者注：罗伯特·胡克（1635-1702）以其在力学和显微镜领域的工作而闻名。他的许多贡献都发表在1665年出版的《显微制图》中，他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他通过各种镜头观察到的结果，并亲手绘制了观察到的图像。通过研究软木，胡克第一次发现了细胞。上图来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珍藏的副本。下图为胡克在《显微制图》中手绘的显微镜观察下的跳蚤，图源来自剑桥大学图书馆，由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弟，医生和作家杰弗里·凯恩斯爵士于1982年捐赠给剑桥大学图书馆。

通过选取如此多的文本，本研究转移了以往研究的重心，以便突出宇宙论话语的其他方面。[34] 因此，这个文本库不是先验地构成的，而是通过对文本的研究确定的，每个文本都提到另一个文本，或更经常地提到其他几个文本，从而构成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不是封闭的，而是充分整合的，因此我有理由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尽管它们在形式、认识和种类上存在分歧，但鉴于互文性的不断发展，这些文本构成了一个“文本库”：威尔金斯在他的论文中引用了开普勒，也引用了戈德温的虚构；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读过胡克；西哈诺知道开普勒和戈德温；他们三人都引用了琉善（Lucian）；惠更斯批评了这四个人；而丰特奈尔阅读了所有这些。

虚构与天文学的特殊联系可能归因于这门科学的本质。天文学，即便因望远镜而成为一门观测科学，也有意利用想象力。实际上，它具有处理无法接近或难以观察的现象的特征。因此，学者和作家一样，必须发挥想象力，以便对所研究的现象——无论是恒星的运动还是日食的运作——有一个可行的概念。而除了观察的困难之外，抵制公认的学说所涉及的危险有时也使得我们有必要诉诸想象力。在政治和宗教动荡使得任何过于新颖的论述都值得怀疑的背景下，只有想象力才能赋予哥白尼宇宙学的“新世界”以形式。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为本研究勾勒出三条线索：

• 虚构及其启发作用的问题：这需要考虑通过发明和言语表达的创造力来构建可信的和令人信服的世界的策略；

  
  

• 未知和前所未有的事物的描述和表征问题：这一领域涉及进入一个新的可见世界的尝试及其用文字描述的条件；和

  
  

• 话语和体裁的问题，特别是叙事形式的反复出现问题，涉及在叙事学背景下对这个世界的重建和描述。

这三条探究路线可以重新表述为更精确的诗学问题：

• 虚构在宇宙学话语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这一时期的虚构是构建宇宙学话语的主要领域之一开始，我将研究它与新天文学的学术话语相结合的方式。我想表明，假说在天文学问题中的核心作用使我们能够解释虚构概念的历史如何以及为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与天文学的历史重叠并交织在一起。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追溯这次相遇的一部分，并探索文学和科学共同的历史——一段经常被误解的历史——中的整段插曲。

  
  

• 文学和自然哲学中可信诗学的演变。我们将看到这些文本在构建科学上的可能性和文学上的可信性所展示的共同努力和共享策略的程度。

  
  

• 科学体裁的发展与它们从文学体裁借用的技术不同：观察、寓言、对话、信件、实验记录；渐渐地，它们开始定义科学话语特有的诗学轮廓。

由于所选问题的多样性，我们有可能对明确的历史发展进行研究，例如十七世纪上半叶对日心说的辩护、1665-1666年围绕光学仪器使用的争论、1660和167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实验方法的发展，以及1680和1690年代丰特奈尔和惠更斯的宇宙学综合。然而，这项研究并不主要受这些事件的时间顺序的影响；它更倾向于采用一种综合计划，在逻辑上阐明问题，同时在每一章中尽可能保留时间顺序。

在这样的探究中，采用专题著作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此我选择了一种更灵活的结构，由三部分组成，总共六章，每一章针对特定问题重点关注一两个文本，以避免专题著作的连续性和文本被断章。这种综合方法通过将作者聚集在一起并进行对比来实现的。每个部分都以比较研究的形式呈现，旨在阐明强关联的文本中共同主题的使用和转换。

第一部分研究开普勒、戈德温、威尔金斯和西哈诺月球航行故事中虚构和理论知识的表达。月球虚构提出了一种光学之旅，让读者能够观察——哪怕只是在想象中——哥白尼《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中描述的地球旋转运动。新仪器的出现和影响大大改变了月球寓言的地位。在望远镜的帮助下，光学航行成为“新天文学”的手段，也成为新寓言的手段。随着月球航行的机械化，月球飞行的概念从琉善传统中完全不可能的寓言类别转变为可能的猜想类别，这意味着虚构概念的剧变。在从不可能到可能的过程中，月球虚构从奇迹诗学（poetics of wonder）滑向可信诗学（poetics of the credible）。我们将能够通过对比明显的虚构性文本和理论性文本，同时拷问这两种表达思想的文本方法的本质，来推测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译者注：罕见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初版，现藏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该副本先后经历多位主人，包括著名制图学家格拉杜斯·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数学家维勒布罗德·斯涅尔（Willebrord Snel van Royen）和法国政治家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最终在1803年由苏格兰医生和藏书家威廉·亨特捐赠给格拉斯哥大学。

当旅程不仅涉及月球，而且实际上涉及整个宇宙时，叙事结构就变得至关重要。第二部分继续关注虚构与科学假说之间的关系，但是转而讨论用于构建“猜想机器”（machines of conjecture）以描述宇宙的策略。“世界机器”（machine of the world）的类比证实了哥白尼的世界观并强化了其对现实的主张。在丰特奈尔和惠更斯那里，宇宙学机器成了逻辑和叙事旅行的基础，并按照哥白尼空间模型的思路重新塑造了宇宙空间。然而，《关于宇宙多样化的对话》和《宇宙理论》中的分析也揭示了在适合宇宙论话语的语言和论证问题上的深刻分歧。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相互竞争的诗学的轮廓，其中可信度可能指的是虚构的认知不确定性，也可能指的是理论的坚实构建。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处于可信诗学的框架内。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实验哲学利用光学仪器寻求更高水平的确定性。第三部分将探讨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和天文学领域建立的文本和图像技术。这些图像的表征和转录问题在这里变得尖锐。胡克使自己成为一种实验方法的先驱，其目的是用图像代替文本，用证据代替概率。通过这种方法，图像逐渐发展并最终取代以前的本文技术和图像传统。虚构、想象（vision）和可信的猜想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科学仪器实现可视化，探索一种新型科学权威的功效。利用科学仪器研究自然是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攻击的目标。第六章，也即最后一章，讨论了卡文迪什与胡克在光学仪器使用的问题上的争论。但卡文迪什在反对皇家学会的实验话语时所采取的各种策略与其说是一种反诗学，不如说其本身也在反向运用实验话语工具，尤其是围绕光学工具的论述，在虚构创作中得以被挪用和再利用。

我们的文本位于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虚构之间，是科学和哲学使用虚构和叙事历史中重要但鲜为人知的一环。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科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相互区分的时刻，对二者的关系起到协商作用，它们之所以被误解，则是因其明显的技术性，而这也是它们长期以来在文学分析领域被忽视的原因。

目前文学研究中采用的一种方法是离开文学领域，以便更好地理解它，这种去中心化让人想起一些天文学家离开地球以便更好地观察它的情形。通过离开文学领域，或至少是传承给我们的某些经典，我希望为重新定义我们对话语的理解这一更广泛的事业做出贡献，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好几年。宇宙论文本探索了虚构和叙事领域中抽象和概念思想的界限，从而邀请我们感知文学制度界限之外的“文学”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