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1924-2024）
为了让现在的人理解古人的吟诵，叶嘉莹先生在2017年完成音频课程《以乐语教国子：叶嘉莹古诗词吟诵课》，供后世人学习。叶先生在课程中发愿：“我想在我离开世界以前，把即将失传的吟诵留给世界，留给那些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叶先生指出，在任何时代，古诗词吟诵都不是一套死板的教条，而是一种激发我们内在的兴发感动的力量、与古诗词形成共鸣的方式。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叶嘉莹先生的自述，选自叶先生授权传记电影同名图书《掬水月在手：镜中的叶嘉莹》。叶先生曾将自己比作一条吐丝的蚕，希望所有热爱古典诗词的人都能够把她所吐的丝织成美丽的云锦。叶嘉莹先生说：“‘莲实有心应不死’，莲花总会凋落，可是我要把莲子留下来。我‘要见天孙织锦成’，这样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杜甫之所以成为杜甫，辛稼轩之所以成为辛稼轩，都自有一段因缘在。
我之所以终生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我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我，自然也有一段因缘在。
我生于1924年，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回首从前，可谓往事如烟，很多详细的情况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幸好我有作诗填词的习惯，很多经历感悟都通过诗词记录了下来。《易经》说“修辞立其诚”，我所有的诗词都是源于现实中真实的触动，从小就是。
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和伯父伯母一起，住在察院胡同廿三号的四合院里。这个四合院是我家的祖宅，在北京西城，是曾祖父购置的。我家祖上是旗人，蒙古旗人，本姓叶赫那拉，民国后就改姓叶。曾祖父在咸丰同治时期做到了佐领（二品武官），祖父是光绪二十年的进士，所以，大门上原来是有一块黑底金字的横匾，写着“进士第”。门前两边各有一个不大的石头狮子。从大门进去之后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中间刻着“水心堂叶”四个字。这个堂号源于南宋学者叶适，水心是他的号。祖父和伯父与他一样，都学过医。从影壁墙左转下三个台阶，是个长条形的外院。右手边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从垂花门进来，就是内院了。
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我祖父本来有三个儿子，我三叔很年轻就去世了，只剩下伯父跟我父亲。我祖父规定伯父和父亲轮流住东西厢房，三年一轮换。我出生在东厢房，长大在西厢房。后来祖父去世了，伯父搬到以前祖父母住的北房，东厢房就成了伯父给人诊脉的脉房。邓云乡先生年轻时常来请我伯父去给他母亲看病，对我家的院子熟门熟路，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数十年后，我们在一次聚会中遇到，说起话来，他才知道当年给他母亲看病的叶大夫正是我伯父。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描述了我家的四合院。没想到，相隔半个多世纪，邓先生竟还会对我家宁静的庭院和其中蕴含的一种中国诗词的美好意境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我有时候在一些电视剧里看到父母子女之间大呼小叫的场面，会觉得难以接受。我小时候生长的环境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无论是我伯父、父亲，还是伯母、母亲，甚至于连用人之间，大家讲话都是心平气和的。家里永远都很安静，可以听得到蝉鸣和蟋蟀叫，再有就是人的读书声了。就像邓先生文中回忆的那样，旧时家里古典诗词的氛围确实对我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我的知识生命和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的，这大概是我为什么会终生热爱诗词，并一生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教学吧。
少年时与大弟叶嘉谋（中）、小弟叶嘉炽（左一）合照
以前祖父在世的时候，我家的四合院里方砖墁地，祖父不许在院子里种任何植物。只能在荷花缸里养荷花，花盆里栽石榴、夹竹桃什么的。我伯母和母亲都喜欢花草，在祖父过世后，她们就在院里开了花池，引得蜜蜂蝴蝶飞来飞去。我写的第一首诗是《秋蝶》。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
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深秋黄昏的时候，我看到西边花池前面的地上落下一只白蝴蝶。天已经凉了，那只蝴蝶已经冻得飞不起来了。庄子曾梦见自己变成蝴蝶，醒后发现自己还是那个庄周，“蘧蘧然周也”。那么，这只飞不起来的蝴蝶，是不是梦醒了的庄周呢？我不知道。反正我小的时候，对这些草木昆虫充满了关怀。
北方本来不常种竹子，因为常看到诗词里写松写竹，所以我就专门跑到同学家里挖来一段竹根移种在母亲开辟的花池里。竹子长得非常快，没几天就长成了很高一丛。秋天来了，伯母和母亲种的那些花都凋零了，只有我的竹子青翠依然，所以我写了《对窗前秋竹有感》。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夏天的时候，花草满庭，有花草的地方就有萤火虫，我常常看到萤火虫在花的枝叶上飞过。可是秋天一到，这些花都落了。所以我最后一句话是在问竹子：你所有的同伴都凋零了，你怎么忍心一个人“独自青”呢？一个人生在世间，对宇宙、对人类有多少爱心？你自己又有多少自私和贪婪？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十五岁的时候就在想这样的问题。
我还写过一首《咏莲》。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我生在六月初一，六月又称“荷月”，父母便给我取了一个小名“小荷子”。因为这个名字，我读书的时候会对“荷”特别关心。比如，
《尔雅》里唯有“释荷”写得最为详细，荷的每一部分，从花、叶、茎，再到果、根，都有特别的名称，这是别的花所没有的。
“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那时候我就想，这种花大概是从神仙世界里来的吧。成长于淤泥之中，却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大概因为这个特质，莲花也成为佛教的象征。虽然我们家不信教只信孔子，但我会因为莲花而了解诗词中佛教的典故。小时候读到李商隐的《送臻师》（臻师是一个和尚的名字），其中有这样两句，“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佛经里说，当佛为众生说法时，每一个毛孔里面都会长出一朵莲花，每一朵莲花盛开后会出现一尊佛。李商隐写这两句的意思是，我们尘世的苦难这么深这么重，什么时候真的能够看到数不尽的莲花，数不尽的佛，来度脱大家出离尘世的苦难呢？
“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我现在有时候想一想也觉得很奇怪，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大概是从小就目睹了太多的痛苦和灾难。我出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七七事变暴发的时候我上初中二年级。在北平，我常常看到从各地逃难来的百姓。冬天去上学，在巷口拐弯的地方就能见到冻死饿死的人。如果莲花真能拯救世人，我愿天下开满普度世人的莲花。
刚开始学着作诗的时候，我写的都是院子里看到的景物，看见花说花，看见草说草，所感叹的是花草昆虫的生存与死亡。直到十七岁那年，我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诗是从心里跑出来的，那样沉重的悲痛让我一连写了八首《哭母诗》，这是其中的两首：
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
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
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
当初我母亲不让我陪她去天津做手术，说我刚考上大学，还不懂什么事，弟弟也还小。可我要早知道那一别就是生死相隔，我怎么会不陪她去呢？母亲开刀后发生了感染，病更重了，可她又因为挂念家里的几个孩子坚持要回北平。舅父就陪她上了火车，等回到北平，母亲已经在火车上去世了。
我母亲就这样走了，对我们这些儿女，没有留下一句嘱托的话。那时候死者是不可以进家门的，因为我是最大的孩子，所以是我在家中找了母亲的衣服，拿去亲手给母亲换上。后来，母亲停棺在嘉兴寺。我觉得人生中最悲楚的事情，就是当棺盖盖上，钉子钉下去的时候，从此就与棺内的亲人天人永隔了。修短是命，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四岁。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死生的打击。后来，我又写了一首《咏怀》，中间有这样几句：
自母弃养去，忽忽春秋易。
出户如有遗，入户如有觅。
斜月照西窗，景物非畴昔……
母亲离开了我们，我们再也得不到她的照顾了。以前我每天上学离开家的时候习惯说：“妈，我走了！”回来还没有进到房门，就说：“妈，我回来了！”可现在，没有人可以呼唤，进出家门总觉得遗落了什么。
那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我父亲一直随着国民政府步步撤退。长沙大火的时候父亲在长沙，武汉陷落的时候父亲在武汉。七七事变以后，学校开学。日本人刚成立的伪政府，还来不及印新的书，就让我们把旧课本中记载着日本侵略的部分撕掉或者涂掉。日本人叫学生上街去庆祝，庆祝长沙陷落、庆祝武昌陷落。我经历过这样的亡国的痛苦。
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我父亲来信了。我父亲当时在航空公司，看到有美军飞到后方援助当时的国民政府，他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所以辗转托人寄来一封信。这就是我写《母亡后接父书》的背景。
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
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
惟言近日里，魂梦归家促。
入门见妻子，欢言乐不足。
期之数年后，共享团圆福。
何知梦未冷，入朽桐棺木。
母今长已矣，父又隔巴蜀。
对书长叹息，泪陨珠千斛。
父亲的信是写给母亲的，开头写的是我母亲的名字，他还不知道母亲早已不在了。我们在沦陷区的人不知道抗战什么时候才能胜利，而且就算到胜利的那一天父亲终于回来，他也再不能看见母亲了。他独自一人离家在外多年，此时已经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
1945年，我大学毕业了。1948年，我跟我先生赵钟荪在南京结婚。
我先生是我唯一交过的男朋友。他的堂姐是我的英文老师，他的妹妹是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他从他堂姐那里看到我的相片，然后就打听到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他跑过来自我介绍，介于这种关系，我当然不能不搭理他。聚会结束天色晚了，他就骑车送我到我家大门口，就认识了我的家门。之后，他常常跟着我弟弟的同学跑到我家里来，约我弟弟和堂兄打乒乓球打桥牌。这样大概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在秦皇岛的工作丢了，他的姐夫介绍他到南京的一个海军士兵学校教书。他又跟我提起结婚的事：“我现在就要走了，我们也认识两年多了；你要是不答应，我就留在北平不走了。”那时候他一个人在北平正贫困交加，我想别耽误了他，就这样吧。
当年11月，在战乱中，我跟我先生一起撤退到了台湾。
我先生是海军，海军在左营，位于台南跟高雄之间。新开的军区一片荒凉，我们这些宿舍都是新盖起来的、木头的日式房屋，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住在那里。他的姐姐和姐夫也都在一起住，姐姐姐夫是家里的贵客，何况我先生的工作是他们介绍的，我是家里辈分最小的媳妇，所以要做一切事情。他的姐姐生了孩子，我就要从左营走到外面的市区去买猪蹄髈回来炖汤，还要看孩子。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得知我日日在做这样的工作，很替我悲哀，说没想到我会过着这样的生活。
后来，许世瑛先生到了台湾，他的父亲许寿裳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许世瑛先生从前曾在我北京老家的南院，也就是后来放乒乓球台的那个屋子住过，是我们的邻居。那时候我正上中学，偶尔见到他会给他鞠个躬。我从小念书，都是大声地拿出调子来念，所以许先生那时候总能听到房东家里的女孩儿一天到晚都在念诗。许先生去世时，我写了一首挽诗，有一句“书声曾动南邻客”，怀念的就是那段往事。
因为是旧识，许先生听说我到左营以后没有工作，就介绍我去彰化女中教书。那时候我已经怀孕了，而且台湾妇女的产假只有一个月，我女儿暑假出生，正好满月回来上课。我两个女儿都是暑假出生的，我等于没有休过产假。我教了七十几年书，也基本没有休息过。
那时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我先生在左营，我在彰化，每到圣诞、新年的时候，他就从左营到彰化来看望我们。1949年的圣诞夜，我先生来看我们，吃过晚饭，他和校长下跳棋，直到很晚。而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有人来敲门，几个海军官兵把我先生从家里抓走了。第二年夏天，又来了一群人，把我和我的孩子，还有和我住在一起的女校长及另一位女老师，都关进了彰化的警察局里，还说要把我们押到台北的宪兵司令部去。我要求见局长，和他说：“你要关，就关在彰化，反正我也跑不了。”在彰化我至少教了一年半的书，还有熟悉的人，要是真关到台北，万一我或者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连个托付的人都没有。这警察局长看我真是有吃奶的孩子，而且我的履历除了念书教书，什么朋友都没有，就把我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我就无家可归了。没有工作，就没有宿舍，也没有薪水了。
我没办法，只好去投奔我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他们在左营，我也可以顺便打听我先生的消息。但他们家只有两间卧室，他姐姐姐夫一间，婆婆带两个孩子一间，我就等人家都睡了，在走廊上铺个毯子，带襁褓中的女儿在那里休息。人家要午睡，小孩子难保不出声音的，我就带着女儿去外面徘徊，等他们睡醒了，我再回来。
我因此写了一首诗，就是《转蓬》：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
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
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
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我像一支被风吹断的蓬草，离开了故土、遭遇了离乱，跟故乡完全隔绝，跟大陆完全不能通消息，不通消息还觉得我们有匪谍的嫌疑呢。我这个只读书念书从不交往朋友的人，真是没有托身之所。“覆盆天莫问”，好像被一个盆扣在头上，你问天，没有天可问；“落井世谁援”，当时台湾的“白色恐怖”非常可怕，如果被牵涉其中，所有亲戚朋友都不敢跟你往来了。我“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这些都是事实。后来暑假结束开学了，我的堂兄叶嘉榖就介绍我到台南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学教书。三年的时间里，我先生音信全无。我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吃奶的孩子，三年不见先生出面，所有同事都用很奇怪的眼光来看我，我只好沉默。要是说先生因为“白色恐怖”被关起来了，我马上就会失去工作。
1951年，又过了一年，我先生还是没有音信。那个时候的台南，火车站那条马路两边都是高大的凤凰木，上面开着火红的花朵，真是漂亮。我从北方来，从未看到过这么美丽的凤凰木，就填了一首《浣溪沙》：
一树猩红艳艳姿，凤凰花发最高枝。惊心节序逝如斯。
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
每年凤凰花一开，就是一年过去了，是学校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一年一年看着凤凰花开，学生离开，我先生都没有回来。那一年，我不过只有二十七岁，却已经饱经患难，是“中岁心情”。台南美丽的凤凰木又开花了，“昨宵明月动乡思”，我哪一年才能回到我的故乡呢？我怀念我美丽的童年，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伯父，我所有的失去音讯的亲友……
在台南我还填过一首寄调《蝶恋花》：
倚竹谁怜衫袖薄。斗草寻春，芳事都闲却。莫问新来哀与乐。眼前何事容斟酌。 雨重风多花易落，有限年华，无据年时约。待屏相思归少作。背人划地思量着。
那时候我实在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如果说女人是花，那么我很早就凋零了。少年时代那些美好的梦我已经不再期待了。我常常会梦见回家，有时候梦到回察院胡同老家，我进了大门进了院子，到处空空荡荡的，每个房门都进不去。有时候也梦见跟同学去看顾随先生。他住后海那边，经过什刹海的水塘有芦苇，梦里的芦苇长得遮天蔽日，我们怎么走都走不过去。
1952年，我先生终于出狱了，但是他再没有工作。我被请到了台北女二中教书，同时也被请去台湾大学教书。后来，在台复校的辅仁大学，还有新成立的淡江大学也请我去教书。那一段时间我的课程非常重：每天早上三节是一个学校，下午三节又是一个学校，晚上夜间班还有两节课，每周还有电台的《大学国文》。那时在台湾你只要喜欢古诗词就会发现，各大学和电台广播的古诗词都是叶嘉莹在讲。所以，后来就有人请我去海外教书了。我之前从没有过出国的念头，其实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经历过忧患，我开始欣赏到杜甫诗的好处。
到了台湾，我开始讲杜诗，我发现杜甫七言律诗的演进对于我们中国语言诗歌的变化和掌握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很值得研究。这是诗歌本身、内在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当时在台湾，痖弦、洛夫等创办了一个《创世纪诗刊》，上面会发表一些新诗人的作品，常有些个颠倒的、变化的、文法不通的句子。这就引发了当时台湾新闻界、文学界、学术界的各种争论，说他们语言文法什么都不对。我思想比较开通，觉得这不是从现代诗人开始的，杜甫那时候已经有这种颠倒变化的形式了，这样可以使内容更丰富起来。
句子通顺有通顺的好处，但是句子颠倒有它颠倒的作用。比如说“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胡适之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杜甫的七言律诗简直不通，香稻也没有嘴，怎么能够“香稻啄余鹦鹉粒”呢？一定应该是“鹦鹉啄余香稻粒”，这就是很通顺的句子。那为什么杜甫要倒过来？所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解释这件事。
按照西方的文法来说，“香稻”是主词名词，“啄余鹦鹉粒”是个adjective clause（定语从句），这个定语从句“啄余鹦鹉粒”就是形容香稻，说香稻怎么样？说香稻是产量很丰富很美好，可以喂鹦鹉吃，都吃不了的。我这么一篇长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们一方面以为是我分析杜诗分析得很好，一方面觉得我给新旧两派的诗论争吵做了一个调和。
我认为，诗歌可以晦涩，现代诗可以用些新鲜的甚至于颠倒的句法，但是一定要真的有这种感情；不仅有真情，还在颠倒变化之中被表达得恰到好处才行。为颠倒而颠倒，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是故意制造的晦涩，不会是好诗。
杜甫的《秋兴八首》很有名，中国历代给《秋兴八首》做注解的人非常多，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究竟谁对谁错？我便利用两三个月的暑假期间，搭着公共汽车，跑遍了台湾的各大图书馆，把各个善本书中相关的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下来。不只是抄下来，而且还要编得有条理，有题解、有章法、有句法，还有我自己详细的评说。这就是后来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这部作品的体例从一开头我就立得非常严格。对于真正要做研究、要得到诗歌三昧，要养成对诗歌欣赏、解说、判断能力的人来说，这会是很有帮助的一本书。日本的吉川幸次郎先生是专门研究杜甫诗的，他要求他的学生一定要看《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后来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相遇，吉川先生写了三首七言律诗送给我，其中有这样两句“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确是知音。
《秋兴八首》非常了不起，每首诗里都有夔府与长安两相呼应，彼此形成一个很大的网罗，紧密地编织在一起。这八首诗，无论是内容还是技巧，都显示出杜甫的七律已经进入一种极为精醇的艺术境界。从内容来看，他在这些诗中所表现的情意，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现实情感，而是一种艺术化之后的情感。这种情意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就像蜜蜂酿蜜，虽然是采自百花所得，却不再受任何一朵花的局限了。从技巧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句法突破传统，二是意象超越现实。有了这两种技巧，才真正脱离了格律的压束，使格律完全成为被驱使的工具。中国的语言文字因为是单音独体，所以天生来就可以对偶，这是中国语言的一个特色。对偶的时候，平仄要相反词性要相同，这样限制就会很多，所以最初那些诗人写律诗时候的对偶就显得很笨。杜甫刚写律诗对得也比较笨，不过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诗人，不断把七言律诗的写作方法变化演进。到了《秋兴八首》，那个对偶就非常精炼了，表面上的文字相对，其中的意蕴无穷。杜甫他创作，也突破，他在成就了七言律诗非常精美的格律以后，再故意打破它，写出成熟的拗体七律。比如《白帝城最高楼》中的“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这就完全不合格律。首句中“仄”“旆”都是仄声，从一开始就是拗起，写出一片险仄愁苦情景；次句中“立”“缈”又是两仄声，声律既已拗折，而又在句中用一“之”字，变律诗之句法为歌行之句法，且连用三平声（“之飞楼”），奇险中别有潇洒飞扬之致，而独立苍茫之悲慨意在言外。虽不守格律的拘板形式，却是掌握了格律的精神与重点。以拗折之笔，写拗涩之情，把一片沉哀深痛都自然而然地表现于作品之中。
总之，杜甫是一个有能力继承、破坏，进而变化出之的人。不是等到他晚年写七言律诗才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他从年轻时候就展现出这种特殊能力。早年他还在长安的时候，曾写过一组《曲江三章章五句》。在长安考试没有考上，他心里抑郁不平，就写了这个很新鲜的题目。不是只写“曲江”，而是“曲江三章”，也就是三首诗，“章五句”，每一首都是五句，不是四句。这个题目其实是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比如，古人说到《诗经》里的《关雎》，就会说“《关雎》几章，章几句”。没有一个诗人用《诗经》的章法来写诗，这足以见得杜甫吸收、继承、创造的能力非常强大。元稹给杜甫写的墓志铭里称他“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的确，杜甫对于古今的体式无所不吸收，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能运用很好。所以说杜甫是集大成者，他把他以前所有中国诗歌在文学上美好的地方都吸收了，还能变化出之。
以中国诗歌的演进来说，杜甫的七言律诗，李商隐得其神髓。李商隐的七言律诗受杜甫影响很大。不过有一点点区别，虽然杜甫也写得很意象化，可是杜甫写的都是现实的情事，像前面说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还有“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他文法多变，形象也都用得很好，但是事物都是现实的。李商隐受了杜甫非常大的影响，他承袭了杜甫在文字运用方面的技巧，文法颠倒变化。不同的是，李商隐所写的不再是现实之中的景物情事了，而是他想象中的景物和情事。李商隐的七言律诗的声律方面也是很好的，“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平仄声调之运用的力量和感情都是非常好的，这完全是受了杜甫的影响，不过他用得更精致。相较而言，杜甫是一个非常正常、健全、对于现实的感性和理性都能处理得非常平衡的人；而李商隐则是曲折幽微不直接的。
杜甫既有集大成的能力，又生在集大成的时代，这是何等幸运。文学演进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宋诗不如唐诗硕果累累，时代不同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宋朝的那些诗人本身也缺少杜甫和李商隐的那种想象的能力与精微的感受。有时候，集大成的时代，不一定能产生集大成之才华的诗人，那是诗人对不起时代。比如西晋的太康时期，经历了汉魏，正是朴质的五言诗在风格上将转未转的一个阶段。很可惜，那时候没有出现一个可以集大成的天才，是诗人对不起时代。而有时候诗人很有才华，可是他所遇到的那个时代又不是文学发展集大成的时代，那是时代对不起诗人。到了后来，江西诗派黄山谷这些人既没有李商隐那种丰富绵邈的情思，也没有杜甫的那种精神博大的才力，要想比肩唐朝，就只能在雕章琢句的技巧上花心思。七言律诗直到晚清也有写得很好的人。比如陈宝琛的落花诗就写得非常好，像“生灭原知色是空，眼看倾国付东风。唤回绮梦憎啼鸟，罥入情丝奈网虫”，真是好得不得了。他说我对于宇宙这种变化，对于花开花落，早已有透彻的觉悟。理性上是知道这生生灭灭都是虚幻，可是从感性上还是会觉得难过，不忍心见到“倾国付东风”。就像杜甫说的“一片花飞减却春”，那“风飘万点”就“正愁人”。听水老人这四首落花诗，不只写的是落花，写的更是人生，是国家，是盛衰成败。
贰 逃禅不借隐为名
——《冬日杂诗》（其三）1944
要说平生对我影响很大的人，那一定有我的老师顾随先生。
1941年，我考上辅仁大学中文系，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听顾先生的课。顾先生虽然教的是旧诗，可他是英文系毕业的，看过很多书，讲课时的发挥上天入地，不受传统规矩的限制，非常有意思。他不但在辅仁大学教诗选，在中国大学还教词选，我两边的课都去听。虽然我很早就作诗，可对于诗的欣赏、评论，还没有打开眼界。是顾随先生的课帮我打开了眼界，我就像一只被关在房间里的蜜蜂，忽然间门打开就飞出去了。
顾随先生教我们的时候不过四五十岁，但他从来都是穿中国式长袍，再加上身体不好，所以显得很老的样子。顾先生的授课方式，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写过。他是中等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不过我们教室就是恭王府小院子里那些房间，都可以听到他讲课的声音。顾先生上课从来没有讲义，可能会写几个字在那里，与诗完全无关，然后就由此发挥，也从来不限制哪一首诗，完全就是随地发挥，见物起兴。他一边讲课，一边写黑板，从这一头写到那一头，然后有学生帮他擦了黑板，他再回来从这头写到那头，也并不提问学生。我就在下面赶快写笔记。因为我旧诗词的根底不错，所以顾先生所讲的我都可以记下来。我的老同学史树青先生后来看到我的笔记，说你的笔记简直跟录音一样。这些笔记后来我都从北京带出来了，最后我把这些笔记又带回中国，交给顾先生的女儿，在河北大学教书的顾之京整理出来了。
因为我从小就写诗，第一次上课就把我的旧作给顾先生看了，顾先生跟我说这些诗有天才，应该勉励。在顾先生的指导下，我就不只写那些短小的诗，也开始写律诗了。我有一组诗的题目是，《羡季师和诗六章用晚秋杂诗五首及摇落一首韵辞意深美自愧无能奉酬无何既入深冬岁暮天寒载途风雪因再为长句六章仍叠前韵》（后简称《冬日杂诗》）。
之前我写了五首《晚秋杂诗》和一首《摇落》交给顾先生，但先生没有批改，而是用原韵和了我的六首诗。我诗集上附有《晚秋杂诗六首用叶子嘉莹韵》，就是顾随先生和我的六首诗。老师用我的原韵和了我的诗，那是在晚秋的时候，而后来到了冬天，我就又依前韵写了一组《冬日杂诗》十首，其中第三首是：
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
晴明半日寒仍劲，灯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
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
我小时候北京冬天下的雪很大很厚，院子里堆起来的雪往往要到春天才融化。写这一组诗是在1944年的冬天。虽然已是胜利前夕，但在后方正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此时日本已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他们也处在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尽夜狂风撼大城”，当年的北京，整夜里刮着西北风，声音像哨子一样响，感觉大地上的一切好像都被吹得震动了。这是写实，但其实也象征了当时战争局面的险恶。“悲笳哀角不堪听”，胡笳和悲角都是代表战争的，我家的后边就是西长安街，经常听到日本军车呼啸而过的声音。“晴明半日寒仍劲”，当时美国已经参战，我们有了可能战胜的盼望，但胜利毕竟还没有到来，我们仍然生活在被日军占领的沦陷区。这写的虽然是天气，但也是时局。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我父亲这么多年被战争阻绝没有回来。但就是在这狂风凛冽的夜晚，我屋里的一盏灯还亮着，炉子里还有一点火没有熄灭，这是希望。我的希望仍然存在，我等待着抗战的胜利，我等待着我父亲的归来。所以是“灯火深宵夜有情”。
“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年轻的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两句我很喜欢，因为这代表我做人做事的态度。我现在九十多岁，还把十九岁写的诗用在迦陵学舍月亮门两边做对联，是因为我觉得这两句诗真正表达了我立身处世的理念。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能够处在平安、快乐和幸福之中，这是上天垂顾。但是，人的自私和愚昧，会不会把这幸福与平安的环境毁坏掉？你看那些社会上的新闻和那些电视、电影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包括父母、子女、婆媳、兄弟姐妹这些亲人之间，有多少自私自利的争斗！如果你想要不负此生，为人类或者为学问做一些事，你就必须要入世。可是周围有这么多苦难与不幸，你能够不被世界上这些痛苦和忧愁所扰乱吗？你能够保持住你内心本来的一片清明吗？所以我说“入世已拼愁似海”。至于“逃禅”，古人有两种用法，一个是从俗世间逃到禅里边去，一个是从禅里边逃出来。我这里用的是第一种。不过，那些常常说要逃到禅里边去的人其实是自命清高，有时候是自私和逃避。因为不沾泥，不用力，不为人做事，就永远也不会有过错，用不着承担责任。而我要做的是：不需要隐居到深山老林里去追求清高，我可以身处在尘世之中做我要做的事情，内心却要永远保持我的一片清明，不被尘俗所沾染。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并不能预料将来我有怎样的生活，不能预料我的下场会怎样。所以我说：“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人，总要有一个住处，总要砍些茅草盖个屋子遮避风雨吧？我当时想那都是将来的事情。我现在非常感激海外一些热心的朋友，我更感激南开大学的领导，他们居然真是给我盖了一个这么美的迦陵学舍。如今还真是应了这两句年少时候的诗呢。
顾先生觉得我有点才分，书读得好，诗也作得好，所以常常写信指导我。有一封信对我尤为重要，其中有这么一段：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我的老师说，这些年来我听他讲课最多，心得进步也最大。“假使苦水有法可传”，苦水是我老师的别号，因为他名字的英文拼音是ku sui，所以他就起了一个别号叫苦水。他说，假使我苦水，有一个诗词的妙理可以传授，你早已完全都学到了，但是我“不愿意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他不愿意我像孔子的学生曾参，因为曾参是孔子学生里最听话的一个。孔子说什么，他说“唯”，是，然后就按照老师的话去做，老师说什么就听什么，老师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老师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孔门的曾参，我希望你做“南岳下之马祖”。
南岳下六祖惠能之下的马祖大师是“强宗胜祖”，他的意思是你的见解一定要超过你的老师。老师常常跟我们说，“见与师齐”，假如你的见解跟老师在一个层次上，“减师半德”，你就比你老师差一半。因为老师达到这里，他是自己努力达到的，你是跟他学到这里，那你就比他降下一等了。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接着他说，“然而欲达到此目的，非取径于蟹行文字”。你要做到如此，一定要学习“蟹行文字”，也就是螃蟹爬一样的横行文字，这指的就是英文。那时候中文都是直着写，英文是横着写的。这对我后来治学影响非常大。
后来我结婚南下，临别之际，顾随老师写了一首《送嘉莹南下》给我：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荼”是一种苦菜，《诗经》里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是苦，“食荼已久”，人生本来是有很多苦难的，老师说已经都知道了，只当作都是寻常的事情了。他自谦在堂上讲课如梦呓，有几人能得到真传呢？“优昙”是指“优昙婆罗花”，是佛经中一种极难遇到的灵瑞之花。老师以此相喻，实在令我感动。当年日本占领、北京沦陷的时候，我的老师也历尽苦难。他有六个女儿，家累太重，没有办法离开。他在一首《清平乐》中说“知交分散，尽过江南岸”，是指好朋友都到后方了，但是他不能够走出去。他还有一首《思佳客》，其中有两句“烛香纵使通三界，奠酒何曾到九泉”，是怀念一位死于抗战之中的朋友。
从此之后，我再没有见过老师。
我年轻时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诗词就读诗词，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就去听。顾随老师对我有很大的期望，他觉得我是可以超越他开出新路子来的。他说欲达到此目的，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当年我从不敢想能够继承老师的衣钵，将来有怎样的成就。我也从没想过真的要把英文学好，更没想过用西方理论，用思辨的方式来讲说中国诗词。何况我来到台湾以后就颠沛流离，还遭遇“白色恐怖”被关起来了，那时候居无定所，连生活都成问题，手头一本书也没有，还妄想研究什么呢？刚去台湾那时连中文书都没有，又哪里还有机会学什么外语？何况每个人都是偷懒的，我教了三个大学，中文课教得好好的，我为何要去学英文？但因缘巧合，那就必须学了。
我在台湾教书的时候，北美有很多想做汉学研究的人很希望和中国交流，但当时不能去大陆，他们就跑到台湾来。那时候我教台湾三个大学的诗词课，也在广播和电视上讲课。后来北美一些大学就和台大订立了交换学者计划，他们提出来希望交换我去。有一天台大的校长钱思亮突然跟我说：“叶先生，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们台大已经同意了，明年要把你交换出去，到密歇根州立大学。现在我来安排，你要开始补习英文。”
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集中补习英文。我从小是会背书的，所以我学英文背得很熟；最后我考了班上的最高分，平均98分。笔试完还不算，还要做一个面试，是哈佛大学的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教授来主考。面试过后的当晚我参加了一个宴会，见到了海陶玮先生，他跟我说：“你能不能跟钱校长说，另外由学校派一个人交换到密歇根，你来哈佛任教？”但由于台大和密歇根大学已经签约，所以我们就协商，我先到哈佛去三个月，然后去密歇根大学交流一年，第二年到哈佛做访问学者。
1966年，我来到哈佛大学，和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68年，我回台湾。海陶玮先生不想让我走，可我非走不可。他非常不理解，他说现在你先生也接出来了，女儿也接出来了，你们在台湾还经过了“白色恐怖”，为什么你非要回去？我说我是台大交换出来的，我答应他们两年就回去，便要遵守承诺。而且我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三个大学兼课，请我去教书的老师，无论是台静农、许世瑛、戴君仁，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对我非常好，如果暑假后我不回去给学生上课，怎么对得起那些曾经爱护过我的老师！而且，我的父亲也还在台湾。离开哈佛的时候我写了《一九六八年秋留别哈佛》。
又到人间落叶时，飘飘行色我何之。
曰归枉自悲乡远，命驾真当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
浮生可叹浮家客，却羡浮槎有定期。
天北天南有断鸿，几年常在别离中。
已看林叶惊霜老，却怪残阳似血红。
一任韶华随逝水，空余生事付雕虫。
将行渐近登高节，惆怅征蓬九月风。
临分珍重主人心，酒美无多细细斟。
案上好书能忘晷，窗前嘉树任移阴。
吝情忽共伤留去，论学曾同辨古今。
试写长谣抒别意，云天东望海沉沉。
我很感谢海陶玮先生。在哈佛我们一起合作研究，虽然他的中文比较好，我们可以说中文，可是不管是研究陶渊明诗，还是研究五代两宋词，他都坚持用英文和我交流。我帮助他研究陶渊明，他帮我把我写的中文论文用英文翻译出来。
南开大学后来出版了《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这就是我和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成果。这两本中英参照诗歌论集，我在书里写了前言与后记，说了中国为什么需要逻辑性的思维，也说明了中国学者跟西方学者合作研究之必要性。因为外国人读中文，中文这种抽象的语言文字，还需要很精密的文法结构去辅助理解，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西方是logic language（逻辑语言），我们是poetic language（诗歌语言），所以我们要合作，把logic language跟poetic language结合起来。想要把中文和英文并列在一个页面上对照刊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中英参照本，而不是对照本。
哈佛大学有一个韩南教授是研究小说的，韩南先生在海陶玮先生去世以后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他说我们两个人的合作非常难得，因为我们都是东方西方相当有成就的学者，肯在一起合作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本不敢说是继承了老师的志愿——“取径于蟹行文字，对中国诗词的研究更能够发扬”，我从没有这种大胆的愿望。可是天下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是命运把我逼出来了。
我的研究之路也就这样打开了。
叁 变海为田夙愿休
从哈佛回到台湾的第二年，海陶玮先生又请我去美国，我答应了。那时候我两个女儿都在美国读书，我先生也在那边但没有工作，我一个人在台湾教三所大学的收入也供养不了他们。可是，因为我想把父亲一起接出去，没能拿到美国签证。海陶玮建议我换新护照先到加拿大，然后再到美国。我依言办理，可是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只能给我办理旅游签证，这样到了美国还是无法工作养活全家。
于是，海陶玮先生就向他的朋友蒲立本教授介绍了我的情况。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接下了加拿大UBC的教职，留在了温哥华。我作为专任教师，不能只带两个研究生，必须还要用英语教大班的课。我的英文并不好，平生从来没有用英语上过课，但那时候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用英文讲中国诗词。
于是我每天晚上抱着英文字典查到深夜，第二天早起去给学生上课。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每天夜里两三点钟睡觉的习惯，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当时写了一首《鹏飞》来记录这种心情。“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想起在台湾讲课时，我就一支粉笔，从黑板的这一头写到那一头，再从那一头写到这一头。一边说一边写，像大鹏鸟一样海阔天空，尽情享受课上发挥的乐趣。可到了国外，用英文怎么跑野马呢？我流离失所跑到这里，要用英文教书，好像趴在地上爬一样。讲中国的古诗词，一个字一个字地要怎么样去翻译它？“北海南溟俱往事”，北海是北平，南溟是台湾，我当年在北平教书就跑野马，我在台湾教书可以教三个大学！我不但是教了三个大学，我教出来的学生，考的分数还很高。大家都抢我去教书，抢我的学校说：“你到我这里来只讲课，你不需要改作文，我们找人改作文。”我想我天生是教书的，可是来到国外，为了生计，只能用英文讲诗词，野马跑不起来了。我就像《庄子》里的小鸟鹪鹩一样，在芦苇枝上做一个巢寄居在那里，“一枝聊此托余生”。
虽然被逼得用英文教书，我当时觉得很苦，但经过努力学习，我不仅读了很多英文的文学作品，还读了很多西方的文学理论。我这个人不但好为人师，还好为人弟子。在恶补英文的过程中，我也常常去旁听西方学者讲英文诗歌和文学理论的课。现在常有人问我怎么会用那么多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的诗论，那其实都是当时被逼出来的。因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评论中，如严沧浪的“兴趣说”、王渔阳的“神韵说”、王国维的“境界说”，概念都十分模糊，外国学生也很难明白。你说严羽的“兴趣”就是interesting吗？它并不是那个意思。这又促使我读了很多英文的理论书籍。有的时候，用传统诗论说不明白的，用英文就说明白了。果然像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说的那样，取径蟹行文字别有洞天。我非常感谢这段经历。
我觉得人的意识非常奇妙，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说，我们不只有潜意识（subconscious），还有无意识（unconscious）、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
我们最早的词集《花间集》是一个Collection of Songs among the Flowers——花间的歌曲集，是给固定曲调的歌曲填写的歌词，这是中国小词的传统。诗人并没有像中国的传统诗一样，主要讲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感情志意，杜甫说“致君尧舜上”也好，李商隐写“相见时难别亦难”也罢，那都是他们自己的感情志意。可是到清朝，张惠言却说词里可以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就是说，词人把明白的显意识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东西，在填写歌词的无意之中反而表露了出来。
我的诗词里其实有些作品也是属于这一类性质。我常常做梦，梦里边会出来一句诗，有时候是两句诗，我醒来以后，用我的显意识来继续完成这首诗，可是总也不对。隐意识写出来的东西用显意识再接写，就有很多造作，很多思想就不是原来的那种感觉了。我想了一个办法，醒来后用李商隐的诗把它凑成一首。比如这两句就是我梦中得句：“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红花落尽、绿叶成荫子满枝，“换珠成碧”也是在说我自己，我那个时候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了，经过很多患难。我当年也许有很多理想，可是一直处在忧患之中，如何能够改变世界，把沧海变成桑田呢？
我醒来以后自己凑不成功，就用了李商隐的两句，“总把春山扫眉黛，雨中寥落月中愁”。我虽然已是“换朱成碧余芳尽，变海为田夙愿休”了，可是也没有放弃自己向上要好之心。所以“总把春山扫眉黛”，古人把扫眉当作读书人自我追求的修养，李商隐也写过一首“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你纵然是要好，但是身处的环境却总是摧伤，那么“雨中寥落月中愁”。这两句在李商隐的诗里边没有这种意思，是我把它拿来跟我梦中的句子一凑，才有了深刻的意思。所以，作诗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读古人的诗，所得的是什么也很难说。我个人是自由的、喜欢跑野马的、胡思乱想的，胡思乱想不一定从哪跳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觉得意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有“识”是不能消灭的。因此，如何真正保持我们不灭的“识”，保持它的纯净、完美，这才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
“词”这种文学体式，是非常奇妙的。诗，是显意识的活动；词，是隐意识的活动。你越是不能说的东西，就越能在词里边表现。我讲词从唐宋一直讲到清，不同阶段的词有各种不同的成就、各种不同的美，我也给了它们不同的诠释。
我有一个自创的概念，叫“弱德之美”。我创造这个名词，是在我写朱彝尊的爱情词的时候。朱彝尊有一卷词叫作《静志居琴趣》，整卷都是爱情词。当然，爱情本来是中国的词里边一个寻常的内容，但是朱彝尊这一卷的爱情词，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他所写的是一个不被世人所接受的、不合乎世人的伦理道德的爱情。为什么叫《静志居琴趣》呢？“琴趣”是词的别名，像欧阳修有一卷词就叫《醉翁琴趣》。为什么叫“静志居”呢？曹植写过一篇《洛神赋》，里边有“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是说我们要把内心的感情收起来，要自己有所持守。朱彝尊原本是明朝人，他家祖上在明朝做了很高的官。明朝灭亡后，朱彝尊不甘心在清朝做官，所以不肯参加科举。读书人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出路，所以他家里穷得不得了。朱彝尊十几岁的时候，当地有个姓冯的人家，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说要招赘。朱彝尊家里就让他招赘到冯家做倒插门女婿。朱彝尊所娶的是冯家的大姐，家里最小的妹妹大概十岁左右。朱彝尊从小看着小女孩长大，而且小女孩一直跟着他读书，学诗学词。慢慢地随着小女孩长大，两人彼此有了情意，可碍于当时社会的礼法，这种感情是不被谅解、不被承认的。所以他要在一种很压抑的、很不得已的心情之下，写自己非常真诚的、非常感人的一种感情，但是他写得非常美。
他这个美属于什么美呢？当然不是伦理道德的美，德有很多种，有健者之德，有弱者之德——这是我假想的一个名词。它有一种持守，有一种道德，而这个道德是在被压抑之中的，不能够表达出来的，所以我说这种美是一种“弱德之美”。我把它翻译成英文——The Beauty of Passive Virtue，这是我的新名词。
温哥华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环境幽雅。在UBC教书不到半年，我就被聘为终身教授，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乡国，每次在课堂上讲到杜甫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我都会流下泪来。我的故乡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根也在中国。传承不应只是学术圈子里面几个研究生几个大学教授的事，应该是整个民族的、普遍的文化传承。但是那时国内正进行“文化大革命”，我是回不来的。直到7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建交了，我才看到希望，于是申请回国探视。
1974年，我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我非常兴奋激动，写了一首很长的《祖国行》。诗的开头说：
卅年离家几万里，
思乡情在无时已。
一朝天外赋归来，
眼流涕泪心狂喜。
银翼穿云认旧京，
遥看灯火动乡情。
长街多少经游地，
此日重回白发生......
在飞机快要到达北京时，我远远看见一排灯火，我就想：那是不是长安街呢？因为我老家的后门就正对西长安街。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流泪。后来我的一个辅仁大学的同学告诉我，她第一次回大陆是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的，她从一上火车就开始流泪，一直流到北京。这就是我们那一辈的思乡之情。
我那次回来只是探视，并没有教书，因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而在1976年3月，我又一次遭到了不幸：我的长女言言和女婿开车出了车祸，两个人都不在了。那年我从温哥华到美国参加了一个中国文学的会议。我先飞到多伦多，看望了大女儿夫妇，然后又飞到美国的匹兹堡去看小女儿夫妇。我在飞机上想，自己这一辈子辛勤劳苦到晚年，总算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将来我的女儿有了孩子，我就帮她们照顾孩子，跟所有的姥姥一样……
我就在飞机上动了这么一个念头：苦难应该都过去了，以后要享受余年。没想到，我这一念，让上天当下就惩罚了我。虽然我也经历过年少时母亲的突然去世，但是女儿的离开更是晴天霹雳！
我日日流泪，陆续写成了十首《哭女诗》。其中第三首是这样的：
哭母髫年满战尘，哭爷剩作转蓬身。
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我写《哭母诗》的时候身在沦陷区，到处是战争；后来父亲去世了，我就再也没有一个长辈了。谁想到在我经过这么多劫难的余生，大女儿大女婿竟然也离开了我！
还有一首：
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
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
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对自己的孩子有各种期待，我大女儿突然离开，我的“万盼千期”一剎那都空了。我大女儿是跟我在苦难之中长大的，那时我带着她寄人篱下，每天打地铺。她小时候，我一个人怎么带她的，她是怎么吃我的奶被喂大的，这一切都犹在眼前，只是“二十七年一梦中”，一刹那间如同一场梦，说散就散了。所以后面我又写道：
重泉不返儿魂远，百悔难偿母恨深。
多少劬劳无可说，一朝长往负初心。
那个时候，我住在温哥华的王冠街，我们家门前有一棵樱花和海棠接在一起的树。这房子刚买了没有多久，我大女儿女婿还到这里来住过。那时我刚刚从大陆回来写了《祖国行》，大女婿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写了这么一首长诗，现在如果被教育部编到课本里叫学生背，那学生可受罪了。”这些谈话也还没过去多久时间，他们就都走了。我回到家里看到这些，真是物是人非：
历劫还家泪满衣，春光依旧事全非。
门前又见樱花发，可信吾儿竟不归。
又到了春天，我再次走进家门的时候，门前樱花依然盛开，可是我的女儿却再也回不来了。没想到我一生的磨难还不够，在垂老之年，上天还给我这么大的打击。所以又有了接下来这一首：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可是，人，真的很奇妙。有时人若不是经过巨大的打击，就不会觉醒。就因为我的大女儿大女婿在车祸中突然离开了，我就想，我要从小我的家里脱出来。我一辈子吃苦耐劳什么都忍受，就是为了我的小家。大女儿竟然出了这样的事情，现在小女儿也结婚了，我一定要从小我的家里面跳出来。那会儿我就想：“我要回国，我要回去教书，我要把我的余年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
肆 要见天孙织锦成
1978年，我申请回国教书。那时国内正是“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大学招生恢复不久，师资比较缺乏。大学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因此，我自付旅费回来教书，不要任何报酬。后来我这样坚持了很久，一直到2000年我回来主持我的研究生毕业答辩，还是我自己出的旅费。
我下定决心要回国时，也给在南开大学的李霁野先生写了一封信。李先生是我老师顾随先生的好朋友。我从报纸上得知很多在“文革”中受到打击的老先生已经都出来教书了，李先生也出来了，所以我就写信告诉他我准备回国的消息。
那天，我把信写好，从家里出来走到路边去寄信。我家对面是一大片树林，从树林经过时，我想到这后半生的决定，心有所感，便写下了《向晚两首》。
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那时已经是黄昏了，在很安静的一大片树林里，我独自一个人想着后半生该怎么样安排。回头一看，那树梢上落日的斜阳一片金黄，慢慢正在消退。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看到黄金一样的阳光在消逝，也好像看到了生命在消逝。眼看飞鸟纷纷归巢，我要与谁来商量我今后的安排呢？所以诗的末句是“谁与安排去住心”。
我寄信的时候正是暮春季节，沿街都是樱桃花树。一阵风吹，花很细碎像雪一样洒下来。于是我就写了第二首：
花飞早识春难驻，
梦破从无迹可寻。
漫向天涯悲老大，
余生何地惜余阴。
看到落花，就知道春天是不会长久停留的，人的生命健康也不会长久停留。你有一个梦，有一个理想，如果不去实现它，这个梦破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既然把小我打破了，就是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诗词教学。我离乡背井在外四十多年，余生选择到哪里度过剩下的光阴呢？
国家批准后，我便搭上回国的飞机。当年没有飞机直达北京，我要先飞香港再飞北京。我当年出国拿的是台湾护照，第一次回大陆时，他们说台湾的护照不能通行，把我扣留在香港，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放我出来。我申请回大陆教书被批准后，觉得每次用台湾护照被扣留半天实在很麻烦，所以才申请了加拿大护照。本来我一直没有入加拿大籍，其后是为了回国方便才申请的。
我刚回来时国家分配我到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到南开大学教书。由于我那时候看起来比较年轻，教的又是中国古典诗词，所以有些人很不以为然。像范曾先生就曾说：南开大学真是崇洋媚外，从国外请一个女的来教中国古典诗歌！当然，后来范先生看了我的作品马上就改变了看法，还把我的《水龙吟》写成一幅书法送给我。那个时候，我在加拿大还没退休，UBC每隔五年可以有一年的休假，如果没到五年要休假就要扣一半的薪水。但是从1979年开始，我就几乎每年都跑回来教书。
不过北大接待我的人都非常热情，有一位女老师冯钟芸，一位男老师费振刚，另外还有中文系两个研究中国诗词的学者陈贻焮和袁行霈。袁行霈跟我、陈贻焮三个人都属老鼠，我与陈贻焮是同岁，袁行霈比我们小一轮，那时候他大概才四十多岁，还很年轻。我与陈贻焮先生更熟悉。陈先生不但学问好，而且作诗词的时候才思敏捷，人也非常热忱。他的夫人姓李，李夫人的父亲也是一个词学家，写过《栩庄漫记》。
我是怎样跑到南开来教书的呢？还是说回李霁野先生，我收到了李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十分希望你能来长期任教。……你系统讲讲文学史可以，选些代表诗文讲讲也可以，做几个专题讲座也可以。中、外文系都有研究生。”在李霁野先生的文集里，还有题名为《赠叶嘉莹教授》的两首诗：
一渡同舟三世修，卅年一面意悠悠。
南开园里重相见，促膝长谈疑梦游。
诗人风度词人心，传播风骚海外钦。
桃李满园齐赞颂，终生难忘绕梁音。
李霁野先生与台静农先生是同乡，而且当年都是鲁迅门下，我的老师顾随和李霁野又都是外文系毕业的，也是好朋友。所以1948年我随我先生去台湾的时候，我的老师就给我写信让我去看望他在台湾的朋友们。我和李先生在台湾大学见了一面之后，就到中南部的彰化女中去教书了，后来就经历了“白色恐怖”。等1953年我再次来到台北时，台湾大学已经人事全非了。台静农先生还在，李霁野先生不见了。他们告诉我说在“白色恐怖”的时候，李先生得到消息说有人要抓他，于是他深夜携家逃亡，经香港去天津，做了南开大学外文系的主任。
分别三十年之后，我和李先生在天津重逢了。那时候我们刚刚经过唐山大地震，很多房子都震坏了，百废待兴，到处都在施工。我住的房间里，桌子上都是尘土，我想安顿一下第二天去拜访李霁野先生，没想到李霁野先生非常热情，没等我去拜访自己就跑过来了。
说起来也有点儿奇怪：李霁野、台静农两位当年都是鲁迅的学生，都曾反对旧传统，都写新诗不写旧诗，可是他们中晚年以后，却都不再写新诗而写了大量的旧体诗。台静农先生的诗集，还是他女儿请我写的序。这也足以证明中国旧诗的魅力之强大。
南开大学的主楼有个阶梯教室。我在那儿教书，大家都闻风而来，几百人的教室，不但座位上、阶梯上坐满了人，窗台上、窗外边也都是人。我去上课，教室的门都走不进去。南开中文系为了保障自己的学生能听课，就刻了章做了听课证，规定有证的人才能进来。结果外面想进来的人就自己刻印做证，照样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我写黑板的风格和顾先生一样，也是从左手写到右手，然后擦了从右手又回到左手。有人问我上课怎么戴个白手套，因为当时粉笔质量不是很好，我的大拇指被粉笔灰烧破了，缠了很多橡皮膏。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夫妇很喜欢诗词，回大陆来访问时也跑进来听讲。陈夫人问我手上缠那么多胶布做什么，我说因为粉笔灰烧烂了手。陈夫人很热心，她给我带了一个洗衣服用的塑料软手套。后来这个手套很快磨破了，别人就建议我在塑料手套上再戴一个薄手套。所以有的学生记得我当时上课总是从这头写到那头，可不知道我手上为什么要缠很多胶布，更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戴手套上课。
当时我在讲汉魏六朝诗，可我讲课喜欢跑野马，讲诗的时候常常以一些词互相印证。后来学生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词，能不能请我开一个词的课。白天的课程时间都排满了，学校没有办法，就把我讲词的课排到晚上七点钟。学生们对讲词的课也非常喜欢。我在南开大概写了二十四首诗来纪念这些事情。有一首是这么说的：
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
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
那时候我还要回加拿大，临走的那天晚上，他们就不肯下课，一直到吹了熄灯号才下课。当时的学生们不少人多年来一直都跟我保持着联系，比如说徐晓莉，还有后来做了我的秘书的安易。
当年的课，除了学生还有很多老师也来听。不但中文系的老师来了，最难得的是中文系系主任朱维之老先生每堂必来。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我临别那天，朱老先生讲了很长一段话，讲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录音下来。南开的很多老师都对我非常好。像鲁德才老师，他是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每天学校都用车子来接我上课，他总是站在主楼的门外等我。我说鲁先生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也认识路，自己来就好了，不用到门口来等我接我。鲁先生说，“我不恭敬地接叶先生，等一下李霁野先生会骂我的”。这当然是玩笑话了。
我还要特别提起一个人就是陈洪先生，当时陈先生还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在那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干练之才，我离开南开时就是陈先生帮我收拾的行李，而后来当我开始办研究所时，陈先生更是给了我大力支持。对于我办研究所的个中甘苦，陈先生可以说是知之最详的一个人。
我回到南开，大家对我都很亲切，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我刚回国的时候，不想让大家觉得我穿奇装异服，特地在香港的裕华国货公司买了一套人民装。如果你们看到我当年的相片会发现，我在南开上课穿的是人民装，去杜甫草堂开会穿的也是人民装。
就这样，我留在了南开。
继承和传播古典诗词，吟诵非常重要。要知道，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吟诵之说，这是我们独有的。《诗经》里的诗，在古代是可以唱的，但声音最难保存，古代的声音都没有保存下来。古人没有录音设备，凡是声音都是口耳相传。不过，吟诵诗歌虽然也有口耳相传，却都是出于自然而不是出于有意的造作，所以吟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曲调，主要在于用你的声音传达你对这首诗词作品的感觉。中国的语言文字和西方不同，中文是单音独体，有四声的分别，有平仄的格律。我在读诵诗歌的时候多次强调读诵的声音。因为古人在作诗填词的时候都是非常注意平声和仄声的。在读诗词的时候，一定要把感情也读出来。
中国诗因为吟诵的缘故，比较重视一种直接的感发，是伴随着声音就出来的直接感发，是先于文字的一种声音。很多人写的诗，其实是随着声音跑出来的。我们说“诗者志之所之也”，诗是言志，抒情还不像现代诗或者是西方的诗可以有思想安排。中国诗所重视的就是直接感发。而直接感发是伴随着声音出来的，那是我们中国诗歌的特色。中国的诗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内心之中一种情感的感动，还是伴随着声音的感动跑出来的。所以在中国诗里，一般作旧诗作得好的人，都是吟诵好的人，像杜甫，像李白，都是吟诵好的人。
我当年在台湾不肯讲吟诵，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年轻，觉得用这种稀奇古怪的声音来吟诵，这又不是唱歌，大家一定会笑我。如今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台湾的同学。我现在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什么人笑我都不怕，吟诵要真的有体会，真的吟出一个味道来。这个感情是要从内心发出来的，不是造作出来的。
2000年有一天黄昏时分，我从专家楼散步过来，到了马蹄湖的小桥之上，写了一首七绝：
萧瑟悲秋今古同，残荷零落向西风。
遥天谁遣羲和驭，来送黄昏一抹红。
宋玉有“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之句，这是从《楚辞》一路传下来的悲秋之思。我在当时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没想到傍晚，马蹄湖荷花都零落了，还有一朵残荷在黄昏落日的斜照之中。在我的晚年，还给我这样一个教书的机会，还送我一抹红。
我一生中应该说也有很多的幸运。遇见海陶玮先生是个幸运，遇见缪钺先生也是个幸运（没有与他的合作，我不会写出《论词绝句》），他们对我做学问有很大的影响。我偶然到澳门去开词学会议，碰到沈秉和先生，一见面他就说：“聚餐之后你不要跟大巴士走，我跟我太太送你回去。”他还说：“请你把你的地址给我，我要给南开大学赞助捐款。”沈先生出手就是一百万，给我们买了很多设备和书。温哥华的一位老华侨蔡章阁先生也非常热情，我们成立了研究所，但没有办公室，蔡先生捐了很多钱，帮我们盖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的大楼。
我遇到这么多人，他们真是热爱中华古典文化。他们热心地支持我、赞助捐款、盖房子，一直到现在的迦陵学舍，也是因为大家关心我，才建起来的。南开的老师、朋友们，始终对我非常热情。对这所有的一切，我满是感谢。台湾也有那么多朋友用他们的基金会来赞助我，给我出了那么多讲演的光盘，所以我说：“我以后一定要继续努力。”白先勇先生开我的玩笑说：“你九十岁还说要继续努力，我们怎么办啊？”
我一生与古典诗词结下不解之缘。诗，真的是“有诸中而后形于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我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他们的理想、志意、持守、道德时常感动着我。尤其当一个人处在充满战争、邪恶、自私、污秽的世道之中时，你能从陶渊明、李杜、苏辛的诗词中看到他们有那样光明俊伟的人格与修养，你就不会丧失你的理想和希望。
我之所以九十多岁了还在讲授诗词，就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有这么多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我就应该让下一代人也能领会和接受它们。如果我不能传给下一代，在下对不起年轻人，在上对不起我的师长和那些伟大的诗人。我虽然平生经历了离乱和苦难，但个人的遭遇是微不足道的，而古代伟大的诗人，他们表现在作品中的人格品行和理想志意，是黑暗尘世中的一点光明。我希望能把这一点光明代代不绝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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