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婚姻的本质,恩格斯早已说透

文化   2024-11-11 17:02   北京  
自10月17日上线以来,综艺《再见爱人》第4季在网络上持续引发热议。不同于以往对于甜蜜爱情的呈现,《再见爱人》通过展现三对夫妻各自面临的情感困惑,从而探讨家庭内部的关系问题。
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在“女性文学课”中,曾指出个人的、家庭内部的事情不容忽视,因为女性议题很多时候就发生在个人生活的场域之中。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第13讲,关于家庭内部女性议题的讨论。

贺桂梅教授首先界定了“爱情”、“婚姻”、“家庭”三个概念,她提倡“打开家庭”,打开就是要意识到家庭是一个把社会关系自然化的、“人的再生产”的单位。女性和家庭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女性往往承担更多。从文学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将会看到女性作家们更擅长从家庭内部呈现一个家庭的日常运转,特别是跟“人的再生产”相关的内容。

贺桂梅 口述

整理自《北大贺桂梅教授的女性文学课》

我想通过两部重要作品来看看女性作家的书写如何打开家庭。为什么我要使用“打开”这个词呢?因为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家庭是一个情感的、自然化的私人空间的单位,往往不在一个公共的社会领域当中被更多地讨论,或者说它内部就被看成是一个情感性的共同体。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这么讨论家庭的问题,就无法深入家庭内部去探讨有关性别和女性的问题。而从一百多年来的女性文学的书写来看,女性作家们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具有一种朴素的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她们擅长于从家庭的内部来书写家庭内在的活动,包括母女、父女、夫妻等等这些人际关系。所以这一讲我将通过两部重要作品,来看女性文学的书写如何打开家庭。


爱情、婚姻、家庭

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要谈几个相关的概念,第一要区分爱情、婚姻和家庭这三个概念。人们经常把这三个概念放到一起来说,而不大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明确地来区分这三个概念会有利于我们讨论“女性文学的书写如何打开家庭”这一问题的定位。
“爱情”这个概念涉及到的是亲密关系,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情感的关系。我们前面的课程也涉及到,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性爱关系场景当中的时候,这样一种爱情背后包含着种种的意识形态。但无论怎么样,探讨爱情问题,探讨的是一种亲密关系,是一种情感的内驱力的关系。第二个概念是“婚姻”,更多涉及到的是夫妻的关系。婚姻是一个契约关系,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或者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们之间建立的契约。
而“家庭”这个概念,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构成单位,要包含着夫妻,还包括父母、父子、兄弟姐妹等等一些关系。
如果我们用一个理论术语来谈的话,家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完成“人的再生产”。
“人的再生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的,最早是恩格斯在著名的长文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把“人的再生产”的概念也用到关于家庭和社会结构关系的讨论当中,为我们探讨女性问题和性别问题,打开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理论讨论的空间。
“人的生产”指人类通过劳动活动,生产出物质财富和知识技能等能够为社会提供的资源从而满足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提出,其核心是劳动。
“人的再生产”指人类通过生育和照顾下一代的活动,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从而维系人类社会的延续。这一概念后来被用于从女性主义和家庭研究的角度出发,强调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核心是生育和照顾下一代。
如果说家庭是“人的再生产”的单位,显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女性在家庭里面是什么位置,女性和男性的关系,长辈和晚辈的关系,父母、父子、兄弟姐妹等等这些关系如何建立。而如果从“人的再生产”的角度思考,那么我们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不只是局限在家庭内部,而是放到一个社会关系里面,由此我们可以提出更深入的问题。
恩格斯是怎么说“人的再生产”的问题呢,他说我们关于生产的讨论往往是讨论经济关系,或者资本运转的关系,讨论工厂的这些劳动。但是涉及到“人的再生产”,他有两个面向需要讨论。第一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解释,一个工人到一个资本家的工厂里面工作,他领到工资,实际上资本家还是会占有他的剩余价值,但总的来说剩余价值的分析还是在一个生产的领域里面讨论。恩格斯提到“人的再生产”,他接着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工人拿到了工资,除了他可以买房子、买车等等这些之外,主要的问题是谁来花这个钱。比如说这个工人要吃饭,谁给他做饭,这个工人每天要穿衣服,谁给他洗衣服,谁给他做衣服等等。当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就把家务劳动在这里面提出来。
而一般给工人算工资的时候是不算他在家里花费的——就是为了延续他的生命所需要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经常谁来做呢,当然就是这个工人的家属,妻子,母亲等等。这是我下节课要讨论的家务劳动的问题,因为它经常不被算入劳动。
但是更重要的“人的再生产”的问题,涉及到生育的问题,就是谁来生孩子,生孩子之后谁来养。还包括人老了,谁来养。人们经常会说这样的问题在家庭内部解决就好了。可是按照人类社会的几千年主流的构造方式,他们都觉得生孩子是女人的事情,养孩子理所当然也是女人的事情,还有包括整个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包括养老的问题,全部都放到这个家庭内部不被讨论。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由女性承担的。
当我说要打开家庭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家庭内部来看,女性和家庭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而且女性承担了很多人们认为理所当然、就应该由她们承担的。既然是理所当然了,第一人们就不会去讨论它,第二就觉得她付出的劳动不是劳动。而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就会看到女作家们更擅长从家庭内部呈现一个家庭的日常的运转,特别是跟“人的再生产”相关的。
同时,我也要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父权制或者父系社会的问题。我在之前的课程里也讲到了,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都是按父系血缘关系来组织的,因此它整个构成了以男性作为中心的一套家庭组织方式。我们在理论上把这个称为是“父权制”,以及它由此构造的各种的观念,这种观念几千年已经被当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东西。
随便举个例子,比如爸爸妈妈都是有工作的人,在外面劳累了一天,回到家。(排除我们点个外卖一起吃)一般的情形下,肯定大部分情形是爸爸说我好累,我看会报纸,看会电视,妈妈说我去做饭吧。这背后就包含着一个下意识和无意识的性别分工,而这种性别分工往往认为女人应该在家里做更多的事情。如果说不是职业女性,而在家庭里面的话,他们就觉得做家务的这些事情,包括生孩子、养孩子、照顾老人,都是女人的事情。因此它由此造成的一个问题是,女性往往被局限在家庭里面,这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男主外女主内。
虽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女性也要到外面去工作,但是在家庭里面她要额外地、更多地承担这些劳动,这样就使得女性承受的这些压力是在家庭内部,而不被人意识到她是负担,或者觉得她就是应该如此。
我们从传统社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来看,一般来说这个“家”仅仅会被视为是一个私人领域的环境,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把公和私分开之后,人们就觉得公共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但是这种家庭内部的问题是你们个人的问题,就好像夫妻感情好不好,人们会用这种情感的方式,或者是伦理的方式说,你们内部解决。这样的一种把家庭问题放到一个私人领域的方式,而且认为它不值得放到一个公共领域来讨论的方式,实际上是以女性付出更多的代价,承担了更多的劳动和各种劳累,甚至是女性仅仅被局限在家庭。如果我们要谈在今天社会都这么发展了,为什么还要谈女性的问题,女性被压抑或者处于次一等的、屈从的位置。如果我们要问这个根源的话,实际这个根源是从家庭开始,不仅包括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不仅包括家庭问题被视为是私人的问题,还包括在观念上女性好像更多地应该在家里待着,不是到社会上去闯荡等等。这是我做一些概念的辨析。
这一节我主要要分析两部作品,一部是铁凝的《玫瑰门》,另一部是王安忆的《天香》。

从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女作家她们都是朴素的女性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从她们的切身经验出发,她们会从内部呈现家庭的一种实际的活动情况、展开情况。而且她们会更不带先入之见地看到女性在家庭里面所处的位置。


铁凝《玫瑰门》

家族内部女性的处境和命运

我先来说铁凝的《玫瑰门》,这部小说是当代作家铁凝在1988、1989年完成,在89年出版,也就是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之交时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但是对于这部小说所呈现的女性问题和女性意识还有更多可以深入拓展的空间。首先这部小说的名字叫《玫瑰门》,它是一个女性必须要去直面的,要去超越的一个限制。玫瑰是指射女性,而这个门既是女性身体的象征,也是女性要跨而实际很难跨出去的边界。
这部小说呈现的是一个女性群相的家庭史,它通过叙述人一个小姑娘的眼光,来看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两代女性在二十世纪的生活的遭遇。这个故事的地点发生在北京的一个胡同,叫响勺胡同。故事的开始是女主人公眉眉,被妈妈送到外婆家,她就进入了响勺胡同的姓庄的人家。这个家的主人是她的外婆司猗纹,也是小说最核心的人物。
眉眉从5岁进到这个家庭,到她青春期从这个家出走。但是因为是外婆,所以经常要回来看一看,大概是这样一个小说的开端。小说的结局是眉眉也长大成人了,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她也做了母亲,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一个女孩。虽然这个孩子长得很健硕,可是她的额头上有一个心月形的疤痕,就好像外婆额头上留着的疤痕一样。小说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也明确地表现了作者的叙述历程,作者觉得这个疤痕象征着某种女性的宿命。
有人把女儿托给苏眉看,她一眼便看见了她那颗硕大的头颅。她迫不及待地想亲亲女儿的大脑袋,她想给她起名叫狗狗,她发现狗狗额角上有一弯新月形的疤痕,那是器械给予她的永恒。
她爱她吗?
——《玫瑰门》
小说最核心的人物是外婆司猗纹,可以说她是穿越了整个二十世纪历史的,是家庭女性或者家庭主妇的形象。在小说的叙述当中,关于这个婆婆的所有的细节读起来都让人非常讨厌她。就是司猗纹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坏妈妈、恶母的形象,包括她总是有很强的控制欲,心机很深,去告密,去跟踪,去窥探,而且绝对不与人为善,她唯一爱的人是她自己。但是作者在小说中也告诉我们这个婆婆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五四”新女性,就像当时所有的女学生一样,她也天真、单纯,她也有她的初恋情人。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把这部小说读成司猗纹的生命史。她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五四”的女学生,爱上了那个搞社会运动的男学生华致远,两个人自由恋爱。但和所有那些“五四”象征性故事不同的是,司猗纹没能够抗得过她的父母,她也没有离家出走,是他们好了一夜之后,这个男学生就离开了她,可以说这是一个追求婚姻自主失败的“五四”新女性的后续的故事,接着就是司猗纹嫁入到门当户对的庄家,而庄家的儿子、司猗纹的丈夫,他也不愿意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所以在外面花天酒地,给司猗纹染上了性病,更不说他几乎不承担丈夫的责任。
司猗纹进入庄家,在不负责任的丈夫这个前提下,她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可是她的公公,还有这个家里的人,并不感激她,人们觉得这都是她应该做的。她甚至是救了这个家庭,可是她仍然只是这个家里的儿媳妇。所以司猗纹在这个过程里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怨恨,她开始把这些施加在她身上的不公平和精神上的剥削等等,回击给这个家庭的人,甚至在公公身体丧失能力的时候,亵渎这个公公等等,也就是说她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恶女人和恶婆婆。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里面会写到司猗纹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新女性,她也很有能力,她很想在更大的空间里表现自己的能力。可是随着二十世纪的几次大变动,包括小说大部分时间在写的文革时期,她屡次想从家庭突破出去但都失败了,人们只是把她当成一个家庭主妇而已。所以司猗纹所有的经历都在处心积虑地想着怎么样突破这个家庭,而突破不了。因此她把她内心的这些怨恨就发泄到周围的人身上,包括他的儿媳妇竹西,还有她的小姑子等等。总之,这部小说书写了一系列的女性镜像,最重要的还是司猗纹,她显示出在这个传统的家庭内部,能够给女性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同时女性,特别是那些有能量的女性,无论她自己怎么努力,她都无法突破这个玫瑰门,而进入到更大的社会空间里面。
因此整部小说最有意味的就是这个叙述人,也是我认为这部小说的女性立场和女性意识的表现。
这个叙述人因为这个婆婆太坏,所以她当然是讨厌这个婆婆,可是她又从内心里深切地悲悯和同情这个婆婆,而且她意识到这不是司猗纹本人的问题,而是这种传统的家庭结构内部只能给她这个位置。女性无论为这个家庭付出多少,丈夫无论怎么不负责任,这个家庭还是丈夫的家庭等等。

这部小说读起来是一部让人很不舒服的小说,就是因为它写到的母亲不像是好母亲,这些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但是它不同于男性书写的地方就是,它在这样的家庭结构当中,对女性的结构性的处境表现了深切的理解。小说虽然只是在呈现家庭内部的女人的故事,但是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百多年的革命给女性,特别是家庭女性提供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而真正重要的是女性能不能从这个家庭出走,她有出走的愿望,但是同时也要有出走的契机。


王安忆 《天香》

传统家族关系内部的重写与重构

同样书写家族内部女性的处境和命运的小说,还有王安忆在201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天香》。
《天香》是一个家族小说的格局,而且它所有的人物关系也是家族内部展开的。故事的时间放在了明代末期,就是嘉靖到崇祯这段时间里,展开的空间是上海,讲述的是申姓家族的兴衰。但是作家王安忆从这样一个大家庭的内部书写女性之间的情谊,而且这些女性都是通过刺绣,形成了一种能够进入到社会流通的产品。特别是通过刺绣这个活动,把女性之间的情感变成一个物质性的连接,这是我觉得《天香》这部小说特别值得我们在这一讲中提及的。
王安忆这部小说的书写是某种重写和重构,在传统家族关系内部她让我们看到主导家族的其实是女人们,而且女人们并不仅仅是父系的一个附属,或者是以传承父系为唯一目标。相反她们通过刺绣这个活动,建构了她们的精神情感的连接,而当家族败落之后,是刺绣传遍天下。
王安忆写这部小说是有原型的,也就是上海的沪绣,小说也写得很实,包括刺绣、上海的发展历史等,这都是王安忆做了非常多的社会史和历史材料,下了很多的工夫。但是从如何打开家庭的角度,我觉得这部小说可以和《玫瑰门》做一个对照。也就是说《玫瑰门》显示的是一代一代的女性在家庭内部呈现的一个宿命,是你只是父系家庭的传宗接代者,或者无论你怎么能干,无论你怎么主导这个家庭,这个家庭还是男人的家庭,或者父系的家庭等等,这是《玫瑰门》这部小说书写的。
《天香》这部小说呈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从家庭内部,通过女人之间的连接,以及她们参与具有社会流通性的生产活动,能形成的另外一个打开家庭的可能性。这也是王安忆比较温和的态度,就像我们前面分析她的《弟兄们》,王安忆在书写女性情谊,包括性别问题的时候,都不是简单地设置一个对抗性的关系,而是在婚姻家庭内部的各种打开的可能性。包括她更著名的《长恨歌》。但是我觉得当王安忆在书写这些家庭场景中的女性的时候,她意识到了在家庭关系里女人的这种边缘的、次一等的位置。因此在《长恨歌》讲上海女人王琦瑶故事的时候,她为了保证王琦瑶在历史当中的流动和变化,始终没有让王琦瑶进入婚姻家庭的关系秩序里面。
我想无论铁凝、王安忆她们自己怎么看,比如说王安忆屡次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也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是共为女性,同为女性的生命经验,以及作为一个作家的诚实,她对生活的诚实,使得她们在文学书写当中会呈现更深刻的面向。
从打开家庭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女作家们在书写家庭生活场景的时候,会更朴素、直观地呈现家庭本身的父权制的特性,以及女性如何突破这些束缚而寻找到的可能性。我们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提出要打开家庭,一方面就是家庭虽然是一个情感的、私人的空间,可是我们同时要意识到它是一个把社会关系自然化的、“人的再生产”的单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女性承担了更多,而且一代一代的人就是这么承担的,它应该被书写出来,也应该被打开,被人们看到。这样我们才能在一个新的现代社会的关系,现代社会视野当中,去思考一种从内部改造的、更好的家庭形态,同时也是去思考更公平的、对待女性在家庭结构当中位置的可能性。
下课。

北大贺桂梅教授

女性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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