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时年七十的钱致榕教授接受专访，讲述他的人生经历与教育理念。虽然钱致榕教授在参与创建港科大之前，做了几十年的高能物理研究，但在他身上能明显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责任心。他劝年轻人一定要“拿得起”，不要犹豫，能有什么机会就放开手去做。毕竟“人一生做的事情，十之八九是自己决定不了的，可是怎么个做法，十之八九是自己决定的，而且怎么做，往往决定了你开不开心”。
钱致榕：人生是个多面体
【2008年7月3日访谈】
年已七十的钱致榕教授，站在讲台上依然腰背笔挺，风度翩翩；与他谈话，问他一小句，他便侃侃而谈一大段，子丑寅卯，听得人入迷；对于几十年前的某个尺寸、人数、钱数，他竟一一记得，脱口而出；他说话声音圆润，目光炯炯有神……虽已定居美国五十年，但在他身上，更多显现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情怀、责任心；当然，总还有那么一丝美式的幽默与自得。
“我们那一代人非常幸运”
钱致榕（以下简称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走了，虚岁103。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在一起，回忆父亲生前对我们讲过哪些话，因为他这一生很少讲什么话，可是他对我们的影响却非常大。我总觉得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有两件事，第一是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家境并不优裕，甚至有些时候相当困难，但父母很注重教我们怎么做人，告诉我们求知识非常重要。
冬晓（以下简称冬）：从小的耳濡目染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钱：对。第二是我出生的时代。我出生在1939年，正好是抗战时期，可以说是生于忧患。1939年5月4日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我母亲正怀着我，眼看情况很危险了，我父母就带着三个姐姐开始逃亡。后来我母亲告诉我，他们当时走了两个礼拜才走到资中。
冬：您是在资中出生的？
钱：对，我在8月出生的。后来我一直觉得奇怪，资中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每个礼拜都有轰炸？过了很多年才了解到，这就是所谓的random terror，完全随机的一种恐怖政策，日本的目的就是要全面瓦解四万万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所以，生长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存活下来就很幸运，因为经历过这样的苦难，使得我们生出一种特殊的个性。抗战八年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七个兄弟姐妹的名字基本上就是一部抗日战争史。
冬：你们是怎么取名的？
钱：抗战时烽火遍地，有沦陷区，红区，白区，大后方，音信不便。各地孩子出生，都要写信请祖父命名，等辗转回信时，好几个月都过去了。所以当时祖父定下一个规矩：如果生的是男孩，就以他当时工作的地方取名；如果是女孩，就以出生地取名，这样就可以直接命名，不需要向他请示。所以从我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当时是在重庆、福州、成都还是西安等等，我想这也是中国文化深厚宏博的一种体现吧，当初觉得很小的一些事情，现在年纪大了回头看，其实都有深厚的意思在里面。
冬：后来是怎么去的台湾呢？
钱：我父亲是搞电力事业的，抗战胜利后，原来他是要被派到东北去的，但母亲考虑到七个孩子都还小，最后就决定全家到台湾去，当时的想法是在台湾待几年就回杭州老家。刚到台湾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全部遣返，他们的规定是每个人只能带20公斤东西走，所以满大街都是卖东西的日本人，对我们非常恭敬。
刚去的时候，我们跟台湾的老百姓处得非常好。两年后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当时我只念小学三年级，但是感触非常深，在我脑子里始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过了六十年我才把它摸清楚，就体会到“二二八”在台湾现代史上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事件，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其实在当时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件事，但最近二十年炒作得很厉害，我发现今天一般台湾老百姓所了解的，或者说媒体报道的“二二八”跟当年的“二二八”已经是两回事了，中间有大量的政治炒作。
冬：当时在台湾，你们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钱：在台湾的生活其实是蛮简单的，也很苦，中间有三四年时间我们家没有买过小菜，那时候米是配给的，所以没饿肚子，肉是绝对没有的，青菜也买不起。不过一家人照样活下来了，并且非常团结，兄弟姐妹都受到最好的教育。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我们那一代是非常幸运的，幸运的原因不是选择多、机会多，而是选择很少、机会很少，只有一条路，就是好好念书，一切靠自己。想念书就必须进公立学校，想进公立学校，功课必须是最好的，所以问题反而就简单了。我记得念中学时基本上是早上七点到学校，晚上八九点回家，一点也不觉得苦。另外我实在是幸运，因为我这一辈子就考过一次学，就是小学考初中，后来就没考过。
冬：都是直升？
钱：都是直升。考初中的时候，台北有三个省立中学，和平、建国和成功，我都考取了。其实差一点就考不取，那年暑假我爸爸跟我三个弟妹说，大哥现在要考中学了，这是一等大事，不准吵他，从今天起客厅就是他的。那个客厅两面临窗，大约12英尺见方，很大一间，门就锁起来，我一个人在里面。
我一个人在里面做什么呢？我就看侦探小说，看亚森·罗苹、陈查理、福尔摩斯，把所有侦探小说都看完以后，我就搞到一张省立图书馆的借书证，那时候小孩是拿不到借书证的，我居然搞到一张，进去以后发现想看的书都给借走了，剩下的很多书看不懂，。有个图书管理员就拿了一本书给我，说这书很有意思，我就拿回去看。
冬：是什么书？
钱：荷马的《伊利亚特》。过了三年，我在念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给我们讲古希腊史——我还记得历史老师的名字叫董道明——他说荷马史诗有两部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惜台湾看不到这两本书。我就举手说：老师，我看过！他大吃一惊，说你在哪里看过？我说是在省立图书馆看的，他就去借了看。过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些当时随便看到的东西，其实都已经吸收进来了。说回来，那个暑假就看得非常过瘾，弟弟妹妹也不吵了，还不用我做任何家事。不幸的是，考试前一个礼拜被我二弟发觉了。
[古希腊] 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罗念生 / 王焕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钱：他对我那时的特权一直不服气，有一天硬是打开门来，发现我没读书，而在看侦探小说，就跑到爸爸那里去告状，说大哥没有在准备考试，他在看亚森·罗苹！结果父亲把我教训了一顿，说你是长子、长孙、长曾孙，假如你不好好念书进不了大学，以后你怎么办？后面两个弟弟要跟着你怎么走？我才突然了解到责任重大，认认真真看了一个礼拜书就去考试了。
后来我父亲叫我念台湾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我就去了。大概五十年后吧，有一次我问我父亲当时为什么叫我念附中，因为建国中学的声誉还稍高一些。他说建中在城里面，你这家伙考学校的时候都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一定要逃课的，附中呢，是在稻田里面，想你也跑不了多远，所以就叫你念附中。后来我两个弟弟也都念了附中。
附中好在哪里呢？老师真是好！到今天我们毕业已经五十多年了，凡是在那六年里教过我的老师，我一个个都记得。初一开学第一天，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是实验班。我听了以后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放学回家爸爸问今天怎么样？我说倒霉。他说倒什么霉？我说第一我们是实验班，第二我们导师是个女老师。
冬：女老师不好吗？
钱：那时候我刚满十一岁，对男老师、女老师很当作一回事。爸爸就问我什么是实验班，我说实验班就是初中升高中不用考试的，初中四年加高中两年，是一个学制上的实验，为了避免文理课的重复之类的，我不喜欢做实验品。我们的导师叫王民强，她对我们很多同学的一生都影响非常大，首先就是人格上的一种塑造。她是北京师范学院毕业的，经常讲到抗日那时候的事情，我相信我们班六十多个同学的民族观念都是从她那儿得到的。她穿阴丹士林的蓝布褂子，洗得已经泛白了，扎个大辫子，非常朴素。后来初二的时候，来了一个英文老师，穿高跟鞋、蕾丝洋服，我们是大大不以为然。有个同学在课堂上举手提问：老师，你为什么穿渔网做的衣服？她说，我穿这个怎么了？那同学就说：老师应该穿阴丹士林的布褂子，而且要洗得泛白才行。（笑）
王民强老师有一句话，对我这一生影响相当大。刚开学她就说，现在社会上风气太坏，贪污的人很多，学校里的风气也坏，考试都作弊，现在我们就决定做一个实验，你们是五个班同学里面选出来的一个班，你们是荣誉班，从今天开始考试不监考。我还举手说：老师，有人作弊怎么办？她说作弊你们自己处理。就这一句话。
冬：这么大的信任。
钱：这就使得我们这些小萝卜头非常不一样，最主要的就是对自己的期许不一样了，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高中升大学的时候又是幸运，那一年是五六万个考生，台大那时候我记得是取一千多人，有一半名额是给东南亚的侨生的，另外还有105个保送名额，可以直接进台大，结果我居然被保送进去了。
冬：台大毕业以后就去了美国？
钱：我父亲那时候在工矿处做事情，管全省的电力，全省任何一个工厂、矿山出了事故，凡是跟电有关的，他都得去看，去做安全检查。通常他会带我去，所以那些盐田、矿山、工厂我全都跑过。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把全台湾廿几个县市都跑下来了，觉得应该再去外面看看，所以就决定到美国去。
那时候关于美国的信息非常少，也不知道要申请什么学校，我就跑到美国新闻处去查资料，一百多本校刊摆在那儿，我看得也烦了。后来我就问，中国第一个留美的容闳是去哪里？人家告诉我是耶鲁大学，我说那我就申请耶鲁大学吧。人家又讲，你申请一个学校是不行的，总得再申请一个。我问富兰克林办的是哪间大学，人家说是宾大，我就又申请了宾大。他们说两个都是长春藤学校，太冒险。我就又凑了个南卡，都是稀里糊涂的。
冬：后来就去了耶鲁大学？
钱：对。当时还有一个插曲。申请到奖学金以后要交保证金，我记得是2400块，还要准备旅费，家里拿不出来那么多钱。这时候呢，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不熟的，派人送了个信给我，叫我去看他，我就去了。他说，听说你要出国了？我说奖学金是申请到了，但是走不走得成还是个问题。他就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保证金的问题，他说这个钱我借给你。我说还有机票的问题，他说机票我送你好了，我说您不要送，您借给我，他就借给我了。
他还叮嘱了我几件事情：第一，去了以后不要急着还钱，不要拼命省钱。第二，在那边最重要的还不是学知识，而是要了解美国这个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他说你毕业以后工作两三年再回来，因为念书的时候都是在学校里，外面怎么样都不了解，最好工作两三年再回来。他说，你要下定一个决心：三年之内不要批评美国，就观察。我问他批评有什么坏处，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完了就觉得尽了责任，就不去了解，不去想怎么改革自己的社会，这就大错特错了；美国这个社会再糟糕，全世界的人都拼命往那儿走，总有它的长处，你们如果把那套学会了，将来大家就是拼命往中国跑了。
冬：那时候就有这样的远见！
钱：他从来没出过国，也不会英文，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方仲豪，我想方伯伯假如地下有灵的话，我要感谢他。我一到美国就把钱寄回台湾，借给朋友，因为觉得美国这边的机会实在是好，告诉朋友不管怎么样都要来，来一年两年回去都可以，但是要来看看这里的天地有多大，学学人家是怎么努力的。我这一笔保证金就让四五个人出来了，一个到了以后再立刻寄回去，另一个到了再寄回去。
冬：方先生的这笔钱太珍贵了。
钱：由于当时时局的耽误，我到耶鲁报到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就是期中考，那时候真是完全不了解情况。我记得考的是经典力学的题目，考完自己感觉还不坏，但是分数打下来很低，给我一个H。当时我想，A、B、C、D、E，排到H的话不成体统啊。我就跟和我一起做实验的美国同学说，我感觉考得还不错，但分数很低；他说你去跟老师谈啊。我就跑到老师那儿去，把分数给他看。他说，噢，你对分数不满意啊？我说好像低了一点，他就大笑！他说你大概对耶鲁不熟悉，我们的H是honor，荣誉，是最高分，然后是VG，也就是very good，然后是good，然后是fail，最后是NP，not pass。他说，你还想要多高？（笑）
那时候留学跟今天完全是两码事。我还记得他们一个月给我100块美金奖学金，我就立刻寄50块回家，当时50美金在台湾就相当于2000块台币，是不得了的待遇，相当于一个陆军上尉12个月的薪水，所以我家里的生活一下子就改善很多。
从“钓鱼台运动”到“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钱：1966年，我在耶鲁念完博士，因为在东岸待久了，就决定到西岸去，在UCLA待了三年。西岸实在是金光闪闪，好莱坞生活不习惯，就再回到东岸，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所以喜欢这个学校，是因为它比较小，到今天为止，它还是一流大学中第二小的，最小的是加州理工大学。去的时候很天真，就想在那儿待三年，等小孩长大，因为那儿的气候比较温和，空气新鲜，还有就是海鲜多，螃蟹都是一篓一篓吃的，一篓大约12打，当时是7块美金。
没想到刚去不久，“钓鱼台运动”爆发，立刻就被卷进去了。这在我一生当中是一个变化，虽然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时候学生出去得很少，需要人保护，比如说FBI打个电话问学生，学生就慌了，我那时候是很少几个年轻的助教授之一，他们都来找我，我就被卷进去了。“钓鱼台运动”闹了很久，“4·10游行”过后，9月在安娜堡办了一个营火会。在这个营火会之前没有左右、红白的分别，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了。之后就分开了，有的搞统一运动去了，有的回台湾了。
我呢，当时留下来继续争取，因为觉得这么大的运动总得有个结果，要在法理上有个结果，就是主权的问题。那时候参议院正在审查美国“归还”琉球的那个条约，我们就进去说，美国对钓鱼台没有主权，日本对钓鱼台就没有主权。反反复复跟外交委员会谈，最后他们同意在里面加一个附加说明，意思是说，只把钓鱼台的管理权交给日本。
冬：是管理权，而不是主权。
钱：对！美国把管理权交给日本，至于主权问题，要中日两国自己去解决。加了这么一条。这一点当时我们是坚持的，现在回头看，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七十年代末期我回了一次台湾，结果发现我果然在黑名单上，原因就是“钓鱼台运动”时我们把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的无能暴露出来了。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暴露，就是每次见他，他说什么我就记什么，我们做了记录，往外散发。他必须向上面有个交待，就说是“一小撮共产党同路人”搞出来的。所以当时回台湾就受到特别“关怀”，虽然也没有明说不准我回去。
那之后的十来年，就是很简单的学者生活。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我每周两次从巴尔的摩飞到芝加哥，因为家在巴尔的摩，实验室在芝加哥，坐飞机要两小时，所以通常都在飞机上备课，另外还要飞到加利福尼亚去做实验，全部时间都用在教学和科研当中。
就这样到了1979年，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那也是稀里糊涂碰上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关系开始有变化，我就跟霍普金斯大学的穆勒校长谈，我说这个转型应该由学校来主导，否则完全靠误解而不是了解来推动。他说，这个事情很大，我们一时管不了。
到1979年，刚好万里去我们那里访问，这么接触下来就跟万里很熟，第一天见面万里就请我做“参谋总长”，谈了好多问题，有的很小，有的很大。那年的感恩节，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带了十个大学校长访问美国，事先我也不知道，是大使馆打来电话说，有些人想见你。我问是什么人，他讲了一大堆名字，我一个都不知道。第二天就碰面了，匡老当时就邀请我到南大访问，我同意了。
那天谈完以后，我发现他一直不走，跑到我办公室来了，问我晚上有没有空，我说我晚上要备课。后来他问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想他大概是有意思在里面，我忙说有空有空。他说，要不要一起吃饭？我就临时请他到我家吃饭。我还记得我是五点钟打电话给我太太，六点钟，40个人就到了我家。
冬：这么多人？
钱：我本来以为他们就10个校长嘛，结果发现还有10个陪同。他们第一次来，总得有陪客吧，想多找一些人帮助他们了解美国，所以又找了20个陪客。
冬：您太太好利害，一个小时准备了40个人的饭！
钱：我太太是蛮倒霉的。（笑）吃饭的时候匡老就说，致榕啊，到中国去一趟吧。我说，去做什么呢？我搞的科研你们那边是没有的。
冬：您那时候在研究高能物理？
钱：我一直做的都是高能物理实验。匡老讲了三句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第一，中国乱了几十年，现在是百废待举，样样事情都需要做，你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一定可以帮上忙；第二，他说，我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你是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我们的看法可以很不一样，可是我相信我们两个都希望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可以合作。过一会儿他又说，你最好带全家去。我说我去都不一定能做成事，何必带全家去给你们添麻烦呢？他又讲了一句话：中国的事情要花时间，不是一两个月，甚至三五年能做得完的，如果家里不支持你，你做不成事的。所以后来就全家去了，那是给他一语道破的。
冬：从那以后，您的生活又有了很大改变？
钱：整个改变了。从1980年到现在，回国的次数都数不清了，整个重心就挪了。有人问我，你怎么做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我总觉得人是一个多面体，出生的时候在一个面上，有的人受兴趣或者环境的限制，一辈子就在这一个面上，那就是他的天地。偶尔有年轻人爬到边边上去了，老人就会在后面叫：不能到边上去，要摔死了！有的人不小心跑到另外一面，发现那面也蛮好的。我想我这一生当中，有好几件事情就把我放到另一面去了，比如出国，比如碰到匡亚明，在那之前我的生活就是教书、做研究、回家带着孩子们种菜做家具……对了，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菜园，大概16米见方，种了四五十种蔬菜。
冬：没种花吗？美国人喜欢弄一个花园。
钱：我太太种花，我种菜，她不准我动她的花，因为我经常搞不清楚哪个是花，哪个是草，所以我只按她的要求开花坛。抗战时期我们家住在乡下，那时候公务人员待遇很低的，我们先是自己养猪，猪粪不好处理，就废物利用，开始种菜。有一次我们要把养的猪杀掉，妈妈叫我去帮忙，所谓帮忙主要就是看着那个人，怕他把内脏拿走。杀鸡也是我的事儿。这些都是很幸运的经历。后来在美国我们就住在郊区，也自己种菜。到八十年代，菜园就开始荒掉了，因为所有暑假都待在中国。
冬：第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钱：第一次其实是在1975年，周总理去世前一个月。那次访问后我紧接着又去了东欧、北欧，主要是想比较一下看看。八十年代以后回来的次数就多了，我当时就感觉到，一百年来中美关系是建立在误解而不是了解的基础上，比如大家都认为三四十年代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相当支持，我去查了资料，发现在三十年代，大批美国传教士写信回美国，那些信会在做礼拜的时候念给教友听的，总的基调就是说，这里有四万万野蛮灵魂等待拯救，现在出来一个基督教领袖可以和我们合作，所以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们是以这么一个角度去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支持的基础相当脆弱，等到这个“基督教领袖”不能再合作下去的时候，一下子就反过来了。
我回中国之前，就是七十年代末的时候，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就跟我说，我们大学现在应该做点事了，但是要注意几点：第一，我们要集中力量只跟一个学校合作；第二，我们只做长期的，看三十年以后的效果；第三，必须是两个国家互利，否则是做不长的。至于找哪一个学校合作，具体做什么事情，他授权我来决定。所以我全中国跑了一趟，最后找了南京大学。
冬：这是基于什么考虑？跟匡亚明有关吗？
钱：跟匡老有关系，跟南京的地理位置、社会发展状况也有关系。当时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天安门打个喷嚏，北大就要感冒三天。我们要做的事情既然跟两个国家有关系，必然是比较敏感的，在北大恐怕做不成。复旦呢，交通方便，脑子也快，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一旦发展起来，上海就会全面商业化，师生的心态就要变，如果太商业化就做不了三十年见成果的事情。最后就选了南京大学，因为它有这个历史传统。匡老那时候就鼓励我尽量到处看看，这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从乡间田野到中南海，全中国就这么跑下来了。有一点很有意思，最初我来北京的时候都是叫我做报告讲美国的情况，后来到八三、八四年左右，就叫我做报告讲中国的情况。
冬：让您讲中国的情况？
钱：是啊，因为北京人不了解北京以外的情况，他们看到的都是报纸上的报道，跟实际情况根本是两回事。这么一圈跑下来，就发现中国人真是多，中国的文化真是深厚，问题也真是多，真得需要有人把中国的文化好好理清楚，全部烧光不是办法，全部请回来也不是办法。后来我们就决定办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就像一个速成班，专门训练日后可以在中美两边打交道的人。我们定好五十个学生套房，每个套房里住一个中国学生和一个美国学生，目的就是说，二十年之内，在太平洋两岸互相打交道的人，是在一起住过、一起上过课的同学。
冬：您说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南京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
创办香港科技大学
1991年10月2日香港科技大学正式开学上课
钱：1988年的时候，一般人还不太相信97年香港真的要回归。我想假如真是要回归的话，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育人，我是教书匠嘛，首先想到的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
当时的香港，高中毕业念大学的大概是6-7％左右，其中只有2.8%在本地念大学，其它人都到国外去了，到英国去的通常是念比较好的学校，全部自费，到美国的话就是差一些的学校。这些学生多半是不回香港的，即使念完书回香港，我想他们学到的东西也不一定能满足香港的需要。
另外，当时我就觉得香港面临两个转型，一个是经济转型，怎么让经济维持下去，另一个是政治转型，从殖民地变成一个自主国家的一部分，民主运动一定会起来的，被人家殖民的话是讲不了理的，只能乖乖的，可一旦变成自主国家的一部分，一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要起来。香港基本上是5%上层和95%下层，生活在两种世界。这种社会之所以能安定，就是因为这95%的人，人人都可以冒到上面的5%，就像从前的贫寒子弟十年寒窗就有中进士的机会，有这么一个奔头的话，社会就可以安定下来。可是一旦变成自主国家，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一定是要全面平等的。那样一种转型，一定需要一批当地培养的人才才能应付，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冬：当时香港不是已经有好几所大学了吗？
钱：那时候有香港大学，历史比较久，创校有80年左右。中文大学是60年代成立的，因为当时大部分中学都是六年制的中文学校，不能念用英文的香港大学，所以合并四个书院成立中文大学，那四个书院，有很光辉的一个历史。另外有香港理工学院，香港理工对香港经济成长的功劳是非常大的，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香港工商界要求再成立一个香港理工，因为香港理工在香港岛上膨胀不了，所以要求再成立一个。政府就调查：工商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工学院？他们的答案就是“跟香港理工一样”。于是香港政府就把香港理工的董事会变成香港城市理工的筹备委员会，保证有个连续性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有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香港理工，还有一个新的城市理工。
冬：这些全部是政府办的？
钱：都是政府办的，另外政府还支持几个学校，主要是浸会书院。所以我们去的话就算是第三间大学，因为当时的理工学院主要是培养工业界人才，大概三分之一学生是毕业以后不拿学位的，直接进工厂、进公司了，所以他们对香港工业的起飞贡献非常大。
我们去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香港政府中有一批人了解到香港大学也好，中文大学也好，它的模式不能够完全满足需要，所以他们一再强调要成立一个研究型大学，这在香港是第一次。关于研究型大学，我想稍微讲一下，港大和中文大学那时候研究生的数目是5%。
冬：这么少？
钱：对，硕士加博士一共5%，因为硕博士在香港没市场。当时香港政府给所有学校拨的科研经费一共是一年200万美金，而我那时候在美国，我们一个实验组几个教授一年的科研经费差不多就是一两百万万美金，是这么一个程度。当时我访问了一个礼拜，心里大概就有数了。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来找我做这个理学院院长，我猜想我不是第一人选，原因是我这辈子没干过系主任，没干过院长，没搞过行政工作，你们找我做创校院长，这是一个很大的赌博；假如我是你们，刚开始一定要找个当过院长的人，否则风险太大，所以我猜想，你们找过别人，但他们都没来，所以才来找我。他们都大笑。
我说，既然你们找了我，我就说一下我的想法，你们现在要造一个高楼大厦，我所看到的是一片原始森林。我知道怎么造房子，假如你们能帮我砍树、弄建材的话，我们可以把房子造起来，并且我们需要有相当充分的授权，因为学校里面都是三级三审，一路审下来，三年绝对办不成。就是说，你们今天只要答应会帮我去砍树，帮我去把政府的资源动员起来，成立基金会等等，然后我就建议你们怎么个做法，你们能够接受的话，或者有希望三年开学，否则就免谈了。
负责聘任的副董事长张鉴泉就说，这件事我不能代表董事会说，我现在请每个董事自己讲。第一个是中华电力总经理潘国濂，他说我全力支持。我说，你们中华电力是不是支持？他说，我想办法让他们支持。最后是大东电报局的那个英国人，他讲的很简单：我们别无选择，三年就要开学，不能等了。
冬：这是实话。
钱：这一句话后来就是一个亿，大东电报局捐了一亿港币，这是当时香港唯一的一次。就这样我就去了。在香港那三年又是在多面体的另外一个面上，另外一个境界。在大陆的时候认识了一大批人，一个体会就是，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碰到中国知识分子，只要谈到中国的将来，半个小时之内就会一见如故，像几百年的老朋友似的，因为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认同在那儿，价值观是一样的，所以很容易谈得拢。在香港是找到一大批会做梦的人，大家编织一个共同的梦想，然后从中归纳出一些实际的办法，一步步去做。我想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两三百个中国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织出一个梦，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是少有的事。
冬：这个梦的发起人是谁呢？
钱：是香港政府。当初我们去的时候，只是学校名字定了、校址定了、校长聘定了，其它的都需要从头开始，比如设立什么院、什么系。我们听到很多建议，什么生物技术工程系、环境工程系、信息工程系之类。我仔细看了一下，告诉董事会，这些我全都否决。我说这些确实是最红的，但这些不是学科，都是短线作业的研究课题，我们办个大学，目标是三十年后、五十年后。我说我会成立资讯科学研究所、环境科学研究所等等，都成立为研究所而不是院系，我们去找钱，找到钱就成立，找不到钱就不成立。我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三个因素，庙、和尚、做法事，我把和尚放在庙里，今天有谁要做法事，就搭个台子，到各个庙去说，我需要什么样的和尚，什么样的尼姑，你们来参加就有研究经费，法事做完了，台子拆了，就都回庙里、庵里去各自研究经典。
冬：不用养。
钱：不用养，因为科技过时得太快。说实话，当初在规划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心血，比如我访问了几十个中学，不是看看就完了，要跟校长谈，跟老师谈，跟学生谈，然后跟着学生到家里去，看看家里的格局怎么样，比如是600平方英尺，住四口之家，那是很挤的，那意味着一个孩子念大学的话，是要被扫地出门的，要给弟弟妹妹腾地方，也就是说放寒暑假他是回不了家的。按我原来的想法，到寒暑假的时候，所有学生宿舍都拿来办国际会议，结果发现行不通，所以就想了另外一个变通的办法。
我坚持成立了人文社会学院，原本是打算办通识教育中心的；另外很多系都是大系，我想这些回头看都是对的。课程要求基本上是通才教育，这个当初我们去建校的人都同意，我们去的都是一些理工、管理方面的人，可是文科基础都很深，很容易达成共识。
另外一点要说的是，那时候我也意识到自己不宜于长期做行政工作，原因就是有时候早晨起来照镜子，看自己就是不顺眼。
冬：为什么？
钱：就是不顺眼，后来我突然想起一句老话：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就是每天绞尽脑汁，这个省一点，那个怎么争取经费，怎么把这个人挖过来……经常没时间看书。通常我每天上三班，第一班是九点到五点，中午跟教授一起吃饭，晚上多半是陪一些资深教授，特别是他们刚上任时，听他要做什么，有什么需要，把他的梦编织到学校的梦里面去。晚上九点到半夜，美国东岸开始上班了，跟他们一直谈，等到他们去吃午饭了，我又开始上美国西岸的班……一天就睡几个钟头。
这么下来我就发现，生活中都是现实的东西，梦想被压到旁边去了。那不行，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每过一阵子，当自己看不顺眼自己的时候，就到书店去买书，见到什么买什么，通常一次买四五十本，然后堆在床上，礼拜天早晨就不起床了，就在床上翻书看，到礼拜一早晨再照镜子的时候，就觉得顺眼多了。就这么，就熟知了当时在香港办三联书店的董秀玉。（笑）
刚开始觉得在那边任期是三年，待三年大概不是问题，最后谢定裕劝我还多待了一年，主要是为了把典章制度定下来，这个过程中聂华桐帮了很大忙。四年后就回去了。很多人都不理解：你这么辛苦打下江山，怎么不坐江山？我想，坐江山可能不是……
钱致榕教授告别科大，1992年2月21日全校创校教职员四十三人合办一个欢送餐会，邀请当时全校同人参加，感谢钱教授对创办科大的贡献。后来同人纷纷加入，并制成精美中国传统纪念册。他们对科大创校的贡献，值得后人感谢。他们临别的心意，钱教授深铭于心。图为黄苗子带领来宾在纪念册上题名为文留念。
冬：不是您的专长？
钱：不是我的专长，也不是我的兴趣，因为会有争地盘啊之类的。我常常想，一个大学校长必须有两分诗人的气质，要会做梦；两分文科的修养，知道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然后有两分理科气质，就是要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和分析的能力；最后还要有两分工程师的气质，就是目标、计划一旦定下来，就能够穷追猛打，非得把这个事情按期、按预算做成。其实就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相交叉的问题。我想一般人比较吃亏的就是，要么一辈子大而化之，要么一辈子纠缠于细枝末节。
离开香港以后我就又回到研究工作上去了。做了一阵子以后，越来越觉得有一件工作还没有做完，就是通识教育，本科生教育怎么做的问题。当初以为是小事，可以说服别人去做，后来发现不行。
冬：是不是受到一些事情的触动？
钱：一个是大陆这边开始搞“211工程”，又是“985工程”，台湾也开始搞“五年五百亿计划”。这些大的计划，我当初一再警告各个教育部，搞得不好的话，过二十年回头看，将是中国高教界一场空前的灾难，原因就是短期内研究工作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却把本科生教育，把育才这一块整个放掉了。大家都在谈钱，谈科研大平台，谈创造自己的品牌，而把“育人”忽略掉了。大概是四五年前大家开始回头探讨这个问题。
冬：所以您就又从理科跨到文科，推广“文理贯通”？
钱：对，这个可能跟我三十年前搞族谱研究也有关系。
冬：您觉得现在中国的教育，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钱：我想今天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普教。普教是整个教育的根本，我们今天大学碰到的很多问题，比如缺乏独立思考等等，其实根源都在普教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恐怕不能要求太多，第一因为上一代的教育水平不是很高，第二因为现在都是独子。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孩子宠坏了，对孩子保护得太多。
我想到一个例子，1980年的时候，我们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国内，在苏州一个公园里，有一个小孩摔了一跤，就在那儿大哭，小孩的妈妈就“啪啪啪”打地面，说宝宝不哭，这个地不乖，妈妈打它。我那三个孩子在旁边就听呆了，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打地？
老三那时候是五岁多，在公园的水沟上跳来跳去，我说安安小心，她说爸爸我知道。话还没讲完，人就掉下去了。很深的沟啊，里面还有水。陪同见了大吃一惊，要去拉她，我说不要去拉他，陪同就很惊讶。我说，我已经跟她讲了要小心，她说爸爸我知道，表明她完全负责任，我再去拉她，对她是不尊重，她得自己起来。陪同又说，她怎么不哭呢？我说，她自己判断错误，她哭个什么劲？
我想从这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方式。这个小女孩，十岁以后她做任何事情我都没有干预过，全部由她自己决定。当然，我们有我们的文化，不可能全学西方，但我们现在走得太偏了，尤其是独子以后。这些习惯一旦养成，到学校里真是不好应付。
说到中学，普教是最大的问题。比如说西部贫困地区，即使把学费、杂费免掉，还是有问题，没钱买文具、买衣服，上学就不能帮家里干活，这样就有经济损失，这些都是问题。这方面，我想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只担心，钱从中央一路拨下去，到不了基层。
冬：其实学生这一块现在好一点，我觉得关键是老师。农村的老师太辛苦，我们做过西部教师的文章评选，我看了常常掉眼泪呀。他们的责任那么大，“一校一师”，几个班一起上，工资又很低。
钱：社会地位也低。我想成都市政府大厦和汶川的学校是个很好的对比，中国不是没有钱，就是一级级扣下去，到了基层就是没钱。我想普教真是要达到高水平，唯一的办法就是县长、市长要对下面负责，而不是对上面负责。这又牵扯到很多很深的问题，自己揣摩出适合中国需要的办法。
冬：很多体制性的问题。
钱：高教的话，我呼吁大学校长们不要再出国考察了，不要再去学别人了，学不像的。应该从基本的做起，第一要问一下，为什么办大学？很简单，为了培养将来抢救世界前途的人才。第二要问一下，大学是为谁办的？为学生办的。如果是为学生办的，那么一切以学生成才为准，而不是为了管理方便或者其它什么便利。
我举一个例子，现在大部分大学都有分校，分校的校地都是三五千亩，校本部只有几百亩，大部分学校都是把大一、大二甚至大三的学生弄到分校去，把研究生和老师安排在校本部，这么一来，大三的学生都变成“高六生”，整个都是高中的意识形态，都没怎么见过教授。
“拿得起”“放得下”
冬：您毕竟也快70岁了，会不会偶尔有“老了”、“该退休了”这样的想法？
钱：我今年虚岁70，其实心理上并不觉得怎样，倒是身体上确实有一点感觉了，比如开夜车的话，顶多开一天，两天就吃不消了，连开三天的话思维就受到影响了。另外眼睛不太行了，晚上开车就比较难一点。喝酒也是，从前喝个一斤不是问题，现在喝到半斤就晓得差不多了。
冬：要适可而止了。（笑）
钱：另外我想，年龄大了倒也有另一种自由。比如今年一月份，我到盐湖城去看我的老大，突然一个中学同学邀我去滑雪。滑雪我是一直想学的，但也一直没机会学，这次终于就去了。先是一路滚下来，滚也得滚得有技术啊，就是腿不能摔断。滚到后来我真是想爬下去算了，因为你摔倒以后呢，穿着雪鞋是站不起来的，得让人把你拉起来。所以摔得真是想放弃了，后来想不行，为什么呢？我孙女五岁，她说：爷爷，我和你滑雪去！我不好意思告诉她我不会滑雪，因为在孙女的眼睛里，爸爸和爷爷是什么都能的。所以我说，好，明天跟你去！一天下来，真是觉得过瘾，挺得意，第一腿没摔断，第二后面的大半段是一路滑下来的，“哗——”就下来了。所以我后来就打电话给我太太说，明年一月滑雪去！
还有一件事，我从前弄过菜园子嘛，但很久没种了，因为暑假都在外面。今年我估计到八月份都会在家里待着，就又开始种，从西红柿种起。我从前种过一个品种的西红柿，一个能长到一两斤重，真是大；种上以后就很得意地出门了，估计再回去大概它可以长到两三尺，结果回去一看，只有六寸高，再仔细一看，被鹿给吃掉了。我们家园子里大概有八九只鹿，每天要来两次。以前种菜的时候鹿也来，有各式各样的防鹿的方法，比如用铁丝围起来，可我总觉得那是破风水的一件事情。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用很细的钓鱼线，大概每一两尺拴一根线，因为鹿看不见那么细的线，它一下子碰到看不见的东西就会吓跑。结果发现这个办法也不行，它把柱子撞倒照样进来。后来我开始研究鹿的天敌是什么，发现是郊狼，英文叫coyote，我就到卖树、卖花的店里去问有没有郊狼的尿，结果居然买到了，拿回去洒在土上，鹿就不来了。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次我把剩下的郊狼尿弄出来，发现没用了。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放了十年味道没有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在美国人口太多，郊狼已经消失了，现在的鹿已经不知道郊狼是怎么回事了，根本不怕。
冬：敌人已经被消灭了。
钱：对。（笑）我觉得做这些事情真是人生的享受。我还种过一些玉米，那个玉米真是好啊，我们叫“银皇后”， 甜得不得了，是马里兰州发展的，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品种。从前我种玉米时，邻居叫我在田边生个火，上面放一口大锅，水滚了就把玉米捏下来往里面一丢，三分钟后捞起来吃，入口即化。那个玉米放久了会大量淀粉化，口感就不一样。这种乐趣在城里已经享受不到了。
冬：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归田园”呢？
钱：不晓得。（笑）真的哪一天下定决心退休的话，这些都可以做的。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做家具。从前我小孩的家具全是我做的，每生一个小孩，就给他们做一套家具：一个五斗柜，一个书桌，一把椅子。
冬：他们现在还会要吗？
钱：现在可以给孙子做呀。
冬：现在有那么多现代化的东西，他们还会要吗？
钱：比如说，我二儿子小时候一直想要一个tree－house，就是在大树上造一个小房子，小孩就喜欢这个。结果我还没开始造呢，就去忙回中国的事儿了，等到再有空的时候，他都已经念研究所了。现在我发现，他的孩子也很想要这个，所以我想为孙子们做一个，跟儿子一起设计。
冬：但是对您来说，下定决心退休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钱：也有不甘心，也很矛盾，有时候觉得年轻人的世界我就别管了，我自己去享福吧，做点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慢慢发现，最享福的事还是跟教育有关的。比如这个暑假原来我是打算从五月底到八月底全部待在家里的，结果董秀玉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七月初这儿有个通识教育讲习班，请我来讲课，那么说来也就来了。这一来稀里呼噜一大堆事，原来只要三天就够，现在要三个礼拜。不过碰到一些老朋友，做了一些事，还是很过瘾。
说到以后，现实一点的话，不可能教书到八九十岁，大概也不可能立刻退休，多半是掌握一个平衡点的问题。比如通识教育，假如真要做的话，要么在大陆，要么在台湾，得选定一个地方，一待三五年，因为这需要一连串潜移默化的工作，要把一代老师的想法改过来。
冬：这是最难的。
钱：对。所以也有可能我一两年之内就回来了，回大陆也行，回台湾也行，但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这个学校的领导是真正下决心要做通识教育，而不只是做表面文章。我不要找最好的学生，也不需要最好的设备，但得有一些人有这个共同理想，对教育的本质、对办大学的真谛有共识，这是最重要的。
冬：您还想为这个本质奋斗多少年？
钱：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我们这批人努力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有一批新的、有同样理念的人起来了，那时候我们就该靠边站了；另一个可能，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当你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时代也在变，你不一定跟得上，再坚持个人看法就不一定对了。我不觉得一个人应该在一件工作上做很久很久，或者以同一个方式在同一个位置上做很久，差不多就得跳出来，跳到另外一面去看看。
冬：所以您这一生就是学习、调查、实践，再学习、再调查、再实践，不断地突破。
钱：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非常感兴趣，一定要突破，突破以后一定要扩张，否则会再度被困难包围起来。这就像太史公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很丰富的人生，只是我们常常受自己的局限，好可惜。
另外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每过三五年，要交些新的朋友。我想大部分人百分之七八十的朋友都是从前的同学，好像从大学毕业后就没交过新朋友。
冬：生活圈子打不开，事业、知识面都打不开。
钱：现在我才慢慢体会到，每过几年一定要花点时间，把自己的心打开，接受外面的新东西，交一些新的朋友。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交的朋友年龄越来越小，将来老了也不会孤独。
冬：对，年纪大的人一定要交年轻朋友，这个很重要。
钱：否则年纪越大圈子越小，成天就是你痛我痛，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冬：您觉得对老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对年轻人来说又是什么最重要？
钱：其实是同样一句话：拿得起，放得下。年轻人要“拿得起”，老年人要“放得下”。很多人其实放不下，好像打了天下一定就要坐天下，最后逼到退休才走。
冬：恐怕退了休还要给自己留个自留地。
钱：年轻人一定要拿得起，不要犹豫来、犹豫去。我有一个体会，人生当中的小决定是精打细算做出来的，大决定全是出自感性，比如学什么，要不要结婚，跟谁结婚，要不要小孩，要不要改行，这都是大决定。这种大决定很少是算来算去的，结不结婚就是靠一时糊涂，结了婚以后总行的，小两口慢慢活就是了。
现在回头看，我这一生其实没有什么大的计划，碰到一个东西就试一试、做一做，做了可能就发生兴趣。常有年轻人说：我想做这个事，但是做不了；我就跟他说，其实一个人一生做的事情，十之八九是自己决定不了的，可是怎么个做法，十之八九是自己决定的，我是放开手做，还是小小地做，是应付应付，还是干到底，这个完全由自己决定；而且怎么个做法，往往决定了你开不开心。所以干脆就不要挑精选肥了，大致选个方向，能有什么机会就放开手去做。这种想法可能影响了我一生，所以从某个角度看，我这一生杂乱无章。
冬：但是您始终是有一个“主线”的，比如您一直没有放弃研究工作，比如您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中国文化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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