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欧阳江河如是评价《唐诗的读法（增订版）》：“民间经常说‘招魂’，我觉得西川的读法比‘招魂’还厉害，他让古人从我们认为已经尘埃落定的、冰镇的状态中复活了。”
西川 口述
我只是想站在一个当代人的立场上，对于人们读古典诗歌给出一个我的看法。因为一些对古典诗歌的看法，已经‘伤害’到我了。
大家好，我是西川，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说一说，我最近刚刚出版的《唐诗的读法（增订版）》，原版是在2018年出版的。
我是一个写新诗的人，而且是一个进行各种文字实验的人。从一个大的范围讲，我属于所谓的先锋派，怎么有兴趣要写一本跟唐诗有关的书？
《唐诗的读法（增订版）》不是解读唐诗，我觉得这是专家做的事情。我是一个实操的人，我自己写诗，所以我关心的是唐朝的诗人们是怎么工作的，他们的诗歌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他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社会基础。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也在写作。那么，我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我怎么工作，我的工作和公众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和社会生活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一个对称的问题，它们之间有一种对称的关系。
我是一个有老灵魂的人，我觉得我跟古人，某些时代当中的某些古人，很亲近。就像我的同事，我的邻居一样。我并不把古人当成高不可攀的人物，一旦内心越过了这个坎儿，看古代文化的时候就更自由了。古代文化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对你胃口的，也有不对你胃口的，不是说古人就碰不得、招不得、惹不得，对我来讲从来没有这件事。
当然我觉得李白、杜甫都好，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在杜甫身上看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在今天大家读的不是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很亲近的人，就是韩愈。韩愈身上的那种能量感，在我们同代人当中很少能够看到。这种能量不完全是一个文学的东西，而是一个精神的东西。他有能力一下子把几个不同的时代拉在一起，在这几个不同的时代里游走。
所以我觉得韩愈在今天有点被我们轻视了。白居易的东西让人觉得亲近，让你读起来没有那么困难，所以你觉得容易接受。但是你要是照着白居易的标尺来读韩愈，你读不懂。韩愈有韩愈的标尺，白居易有白居易的标尺。白居易也有他的优点，他是另外的一套优点，他跟韩愈的长处不在一个地方，我的意思是不能够用白居易来衡量韩愈，反过来要用韩愈衡量白居易也有问题。
增订版增加一倍文字量
随书附赠卡片：西川的书法作品
元代赵孟頫《杜甫像》立轴（局部）。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唐诗的读法（增订版）》里，还有一篇与韩愈有关的内容，不是关于韩愈的全部，而是韩愈和石鼓文之间的关系。因为韩愈写过一篇东西叫《石鼓歌》，在这篇文章当中，我谈到了石鼓、石鼓文、石鼓歌，以及韩愈的石鼓歌所开创的一个诗歌小传统。你要加入到古典诗歌的写作队伍当中来，可能多多少少应该了解一下韩愈所开创的石鼓歌的写作传统。在这篇文章里边，我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些韩愈后代的诗人们，他们怎么模仿韩愈、怎么加入到石鼓歌的写作序列当中。
我在《唐诗的读法（增订版）》里，还附了一个访谈。访谈是在老版出版以后，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疑问，甚至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对于这些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疑问给出的一些解答，而我的解答的方式远远超过对于古典诗歌的解读。
我不是一个唐诗研究的专家，但是我是一个真正干活的人，真正写东西的人，真正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所以我的视野是一个世界文学的视野，我的思维能够延伸到的地方，不是仅仅关心中国古典诗歌或者唐诗的人，他们的那种范围。我是跨出这个范围，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走得还比较远。
西川水墨山水4
《唐诗的读法》小引
西川 撰文
南宋辛弃疾《西江月·遣兴》词中句：“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该词句化用的是《孟子·尽心下》中著名的说法：“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表达出一种“今人”面对“当下”时超拔前人，不完全以前人怎么说为标准的实践态度，尽管儒家一般说来是法先王、向回看的。孟子和辛弃疾所言均非写作之事，其意，更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秉道持行，挺出我在，但我们可以将他们的说法引申至写作以及与写作直接相关的阅读上来。不论孟子还是辛弃疾，都是在越过一道很高的生命、经验、文化、政治门槛之后，忽然就呼应了东汉王充在《论衡·问孔》篇中所发出的豪言：“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而对王充更直接的呼应来自唐代的孟郊。韩愈《孟生诗》说孟郊：“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演绎一下王充和孟郊的想法就是：古人并非高不可攀；我们从当下出发，只要能够进入前人的生死场，就会发现前人的政治生活、历史生活、道德麻烦、文化难题、创造的可能性，与今人的状况其实差不了多少；古人也是生活在他们的当代社会、历史逻辑之中；而从古人那里再返回当下，我们在讨论当下问题时便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王充、孟郊等都是要让自己与古人共处同一生存水平，意图活出自己的时代之命来。
古人在各方面都立下了标准和规矩，这就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所必须承负的文化之重。
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统”，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各种定义、习惯、标准、规矩和价值观的总和。但当我们要活出自己的时代之命来时，“传统”的大脸有时就会拉长。为了不让这张大脸拉得太长，并且能够从这张大脸上认出我们自己，理解古人和理解我们自己就得同时进行。“古今问题”一向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大问题，到近代，它与“东西问题”共同构筑起我们的上下四方。
采用何种态度阅读古文学，这个问题我们不面对也得面对：你究竟是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人的同代人来读？这两种态度会导致不同的阅读方法，指向不同的发现。那么今天的写作者会向古人处寻找什么呢？而把古人供起来读，一般说来——仅从文化意义而不是安身立命、道德与政治意义上讲——则是以面对永恒的态度来面对古人作品，希冀自己获得熏陶与滋养。其目的，要么是为了在没有文言文、经史子集、进士文化作为背景的条件下，照样能够与古人游，照样能够依样画葫芦地写两首古体诗以抒或俗或雅之情，要么是为了向别人显摆修养，表现为出口成章，挥洒古诗秀句如家常便饭，在讲话写文章时能够以“古人云”画龙点睛，以确立锦心绣口的形象——这通常叫作“有文采”，事关威信与风度或者文雅的生活品质。不过，为此两种目的模仿或挪用古人者，都离李贺所说的“寻章摘句老雕虫”不远（我当然知道“章句之儒”的本来含义）。往好了说，这些人通过背诵和使用古诗词得以获得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文化身份感，并以所获身份面对民主化、自由、发展、娱乐与生态问题。这当然也是不错的。我本人天生乐于从古诗词获得修养，但实话说，有时又没有那么在乎。我个人寄望自古人处获得的最主要的东西，其实是创造的秘密，即“古人为什么这样做”。
一说到唐诗，一提到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这些诗人，一连串的问题就会自然形成：唐人怎样写诗？是否如我们这样写？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唐代诗人、读者、评论家的诗歌标准与今人相异还是相同？唐代的非主流诗人如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值得讨论的问题太多了，不是仅慨叹一下唐诗伟大，在必要的时候拿唐诗来打人就算完了。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来阅读以中古音写就的唐诗，这本身就有令人不安之处，但撇开音韵问题，自以为是地看出、分析出唐诗的立意之高、用语之妙，依然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唐诗生产的种种好奇。《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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