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南方！毛里求斯收回主权，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时代正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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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吉特·西瓦桑达拉姆  文

在西方的历史中，这个星球有四分之一的面积经常被人遗忘。这里被海洋覆盖，风起浪涌，潮起潮落，海岸蜿蜒，岛屿、沙滩星罗棋布。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是由一系列面积较小的海洋和海湾构成的印度洋与太平洋，而这也许是二者第一次一起出现在一部长篇历史作品之中。面朝幅员辽阔的大陆，这些散布着小块狭长地带的南部水域将占据本书的中心舞台，扮演世界历史与现代环境缔造者的角色。

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数十年被历史学家称为“革命时代”。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该时期包含三组发生在大西洋地区的重大事件，即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系列起义（如海地革命和19 世纪初的拉美独立运动）。在这些变革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中，许多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政治组织形式的变化，平等与权利的概念出现；劳工与奴隶的地位变化；工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意识、自我意识与公众意识的塑造。通过回顾印度洋、太平洋被人遗忘的角落，本书旨在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开端始末一探究竟，这片辽阔海域上的各个地方、各族人民在塑造革命时代、影响当下的进程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在思考人类未来时应该对世界的这一部分加以深思。

革命时代是众多历史作品中最经久不衰的标签之一，一直被用来描述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几十年时光。以印度洋和太平洋为重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期，将挑战我们记忆中西方与欧洲在历史中的主导地位。这一点特别重要，尤其是当我们把革命时代描述为对权利和自我的传承，以及今天的世界来自对冲突和反抗的记忆时。以这种方式回顾过往，就能否定 “世界的灵魂形成于西方，再传入东方”的错误假设，并且拒绝接受政治主体性形成于大西洋文明，其他地方与之接轨的观点。这种令人反感的措辞出自革命时代早期一位十分重要的历史学家R. R. 帕尔默（R.R. Palmer）之口：“自1800年以来，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所有革命都借鉴了18 世纪的西方革命。”后来的历史拒绝将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的西方文明与大西洋文明描绘为革命情绪的圣水坛，伴随革命而来的经济、技术、军事和文化变革也并非只有西方或大西洋文明一种起源。

如果从南方海洋文明的角度对革命时代进行概念重构，一场难以预料的激烈战斗就出现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范围内，一方面革命力量反抗帝国制度，另一方面帝国势力构成了反革命力量，阻碍了革命进程。革命力量与帝国势力谁也没能彻底摧毁对方，但到了19 世纪中叶，随着大英帝国成为这些海域的主要胜利者，二者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等因素驱使着19 世纪的大英帝国，本书的目的之一正是追溯其反革命的起源。5 当时大英帝国镇压众多可能性的方式正反映了邪恶帝国对南部世界的统治策略。

在这两片大洋上，革命时代首先应被视为非欧洲的本土政治思潮，它遭遇了被冲刷上岸的入侵者和殖民者。18 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印度洋、太平洋的居民从外来者那里接纳了（有时是强行灌输）新的目标、思想、信息和组织形式，利用它们悉数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提到这些，你可能会想到君主制观念、武器、政治团体、科学、医药以及媒体间的唇枪舌剑。生活在大洋上的人们也会重新调整传统与信仰、治理方式、战争和外交关系，以适应新的时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起伊斯兰教和佛教改革，抑或原有的远距离移民和贸易往来发生的变化。这些都是构成印度洋与太平洋革命时代的要素。在描述这些海域时，对“原住民”这一术语的定义必须更加宽泛。因为海上居民经常迁徙，也许更适合被形容为“散居者”而非原住民，他们拥有复杂的文化传承。移民和原住民有时也会相互借鉴，令人很难清楚地区分谁才是原住民，又有什么会被排除在这个类别以外。

这些来自海上的声音都能体现原住民的活力：太平洋岛民、毛利人、澳大利亚原住民、阿拉伯人、卡西米人、阿曼人、印度拜火教徒、爪哇人、缅甸人、中国人、印度人、僧伽罗人、泰米尔人、马来人、毛里求斯人、马达加斯加人和克瓦桑族人。6 在几十年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进程中，这些人以水手、配偶、战士、劳工和旅行者的身份一路乘风破浪。其实研读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通过以前不曾被拼凑在一起的地区和土地，发现跨洋过海的联系。

除了非欧洲本土的政治活动的涌现，南方海洋革命时代还经历了政治组织的重组。从阿曼到汤加，从毛里求斯（Mauritius）到斯里兰卡，曾经的帝国、王国和酋长地位都遭遇了调整或重组。针对水域争端的政治角力一触即发，相对较新的力量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行事，反抗殖民主义对国家的定义。雄踞欧亚的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和清朝帝国的海上边境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包括太平洋上的君主国家，在与欧洲各国的交战过程中掌握了先进的海事、军事技术，新的政治形式得以凝聚起来。举例而言，拿破仑战争中的流亡者可以前往正在与英国作战的贡榜王国（Kingdom of Konbaung）担任顾问，也可以去塔斯马尼亚（Tasmania）为高度军事化的英国殖民地服务。在大英帝国需要盟友与合作者的情况下，包括亚洲水手（当时被称为“东印度水手”）在内的海上居民无须深入大英帝国内部，就能建立起一条属于自己的政治路径。那些欧洲轮船上的乘客或是在大型项目中担任劳工、技师的人，都可以利用这一刻的机会，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自身与未来。

考虑到本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印度洋与太平洋，将革命力量与帝国之间的较量描述为“惊涛骇浪”的冲突再合适不过，这样“随波逐流”地去思考，就相当于是在全球化一推一拉的动态变化中沉思。我们沉思的既有跨洋关系的汹涌跃进，也有惊涛骇浪后的不相问闻与暴力相向；既是浪峰的形成，也是巨浪的拍岸。对于革命，对于帝国，皆是如此，因为二者很容易遭到破坏，在这几十年内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成功。

“随波逐流”的思考方式恰如其分地提醒我们，故事的自然环境也很重要。要使全球帝国得以运作，就必须通过研究、制表、绘图、建模、医疗支援、城市防御和规划等方法，来对抗自然规律带来的降水、暴风雨、飓风、旋风、海龙卷、热病与地震。人们还得设法应对地球表面不规则的形状，让船只得以在海面上航行，这在印—中或印—澳间的自由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新的科学学科成形之际，对海洋和海岸线进行勘测是摆在帝国面前的第一要务。这些勘测活动反过来促进了各个海边中转站、海港和定居点的建立，同时对主权的定义也从船只转移到了岸上，并向内陆深入。

海洋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跨越的：书中出现的船只要么失踪，要么遭遇火灾、爆炸，或是被连人带马甩到空中，要么在珊瑚礁上搁浅。世界大战期间，船只在被交战国接管或偷窃后还会重新启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船只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平台，海滨的港口城市就成了对着沉船沉思的地方，岸边排列着一艘艘船只的残骸。为了殖民战争，英国人必须安全地穿过这些水域。靠近海岸、通往内陆的地方海陆交错、小溪纵横，技术和后勤解决不了这种地形问题，一切对英国人来说都是有可能致命的。在海战方面，尽管有人会错误地认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是分别以海洋和陆地为大本营的，但二者对抗时，欧洲人并不是必然会占据优势。《季风中的渔船，孟买海港北部》（1826 年） 描绘的画面发生在本书讲述的这个时代中期，绘于印度，以孟买工程集团（Bombay Engineers）的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上校的速写手稿为基础，描绘了两艘印度小船在与惊涛骇浪做斗争。

会使用印度小船的并不仅仅是图中描绘的这些渔民，以另一幅名为《欧洲乘客乘坐冲浪艇登陆马德拉斯》创作于1800年前后的画作为例。图中最显著的位置只有两个欧洲人， 后面那艘船上主要是身穿红色制服的英国人， 费力披波斩浪的是印度人， 而正是印度人的劳动令大英帝国的崛起成为可能。

欧洲乘客乘坐冲浪艇登陆马德拉斯（1800年前后）

能与这幅画相提并论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马匹登陆，马德拉斯的双体船和马苏拉船》（1834 年前后）。这幅画的题材正好符合本书提到的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那些未曾被记录下来的联系。虽然水中站着一名头戴礼帽、蓄着胡子、身穿西装外套格格不入的欧洲人，但让那些可怜的马匹漂洋过海而来的还是船上的印度人。

马德拉斯路上的双体船

这些图画将印度人与欧洲人进行了对比，也表现出了对印度和欧洲船只的兴趣， 比如奥古斯塔斯·厄尔（Augustus Earle） 的《马德拉斯路上的双体船》。正是这些绘画作品展现出的印度洋、太平洋水手的特点，激发了我创作《海洋、岛屿和革命》一书的灵感。从18世纪90年代激动人心的远航，到19世纪40年代新兴港口城市的媒体和民间协会展开的激烈论战，本书将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穿越这至关重要的数十年。在此过程中，我将回顾革命时代南方海域不得其所的历史，并叙述大英帝国的崛起。从革命到帝国，我们将一路看尽各种文化的交融、原住民的起义与殖民者的反扑、帝国的侵吞、种族与性别的概念出现、跨海域的冲突、全球知识的发展，以及公众对自由改革的高涨情绪。在这个革命的时代，每一片海洋都拥有自己的故事，大英帝国的扩张则让这些遥远的区域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虽然横跨了近70年的光阴，但这数十年的时间只是太平洋与印度洋漫长辉煌的历史长卷的一部分。欧洲人的入侵似乎只是其中新近的一个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