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8日，“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与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洪子诚老师在会议最后向参会人员表达诚挚感谢并发表感言，他谦称自己迄今为止的整个学术生涯是靠着“三分努力，八分机遇”一步步生成的，是努力做一点为历史“留痕”的工作。洪子诚老师在“感言”中特别提到他与钱理群老师在2017年进行的一次对话。在洪老师看来，虽然他曾与钱老师分属不同的“代”，但在阅读思考过程中，不断辨认与自己相同或不同的理念、感情状态和分析方法，便能创造和“异时代人”沟通、对话的条件。而他们的学术态度、精神风貌以及提供的经验，也日渐成为洪子诚老师“努力”的性质和方向。他说：“钱理群老师的工作，是以‘做好当前的要求’来积极地抵抗软弱，是一种这样的生活、工作方式。”
三分努力，八分机遇
——在2024年6月8日会议上的感言
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的高秀芹组织出版了我的“学术作品集”，之后2010年1月，围绕我的书也开了一次有关当代文学研究的讨论会。那次会议在北大博雅酒店的会议室开，今天在座的许多老师，如谢冕先生、孟繁华、王光明、程光炜、陈晓明、曹文轩、贺桂梅、高秀芹等都参加了。不过，赵祖谟、钱理群、赵园老师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这次不敢再打扰他们，而吴福辉先生2021年1月已经离世。岁月无情，让人感慨。那次会议最后我也有个“感言”，刊在《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上，题目是《致谢，及三点补充意见》。昨天重读，发现今天我要说的，仍然是十多年前的那些老话；可见这些年没有多少长进。总的意思是，像我这样资质平常的人，能写出一些文章，出版一些书，靠的是两条：一是三分努力，二是八分机遇。
先说机遇，俗话就是命好。得到许多朋友、学生的帮助、支持。有些书和文章的题目也是他们起的。可以这样说，2011年《我的阅读史》之前，几乎所有的书的写作、出版都带有偶然性。我的备课确实是费心费力，很长时间对自己的研究、写作，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设计。十多年前的感言，我致谢的人很多。我说到，我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出版在1986年——离50岁只有3年，这部书稿是当时在出版社任职的黄子平写的审读意见；因为他的肯定，书得以顺利出版。1989年岁末，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杨匡汉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要组织出版“新世纪文丛”，询问是否有书稿加盟。我说没有，但也许可以从讲稿中摘出一些段落。于是，在1990年那个寒冷、没有鞭炮声的春节和寒假期间，拼凑了十几万字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的书稿。1991到1993年我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上了两年课，其中专业课是中国当代文学。临回国时，协同我授课的刈间文俊教授让我把讲稿整理，说他们会翻成日文出版。虽说后来没有翻译，但要不是他的提议，回国之前这些凌乱的纸片很可能就处理掉了。这个十几万字的书稿压在抽屉里3年多，觉得水平不高从未想过联系出版社。一天闲谈，来自香港的学生陈顺馨说也许可以拿到香港试试，这才有了在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一生痴迷、献身于中外社科人文书籍的出版传播，2008年年初被倒塌的书架压在书堆之中，不幸猝死。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震惊。1993年秋天从日本回来，谢冕、孟繁华主持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丛书的写作早已启动，谢老师见到我，说你就写《1956：百花时代》吧。没有他的不容分说的命令，也就没有这本书，连书名也是他起的。1996年，教研室打算合作重编当代文学教材，讨论过两次。由于各人提交的提纲分歧太大，集体编写陷入困局。有了钱理群老师的“为什么不自己编一本”的话，我才有了自己编写的念头。书稿交到出版社，相关的负责人并不热心，觉得当代文学没有学问，有了《当代中国文学概观》足够了，设若没有高秀芹不屈不挠的坚持，就不会有这本书。1997年社科院的贺照田找到我，说他们正在做“九十年代文学书系”的选本丛书，各分卷主编都已经确定，让我担任总主编。出版社总编辑对各分卷主编（戴锦华、蔡翔、程光炜、南帆、耿占春）耳熟能详，却从未听到过洪子诚的名字而表示异议，在贺照田苦口婆心的解释、坚持下，我终于保住主编的名分。至于《问题与方法》更纯属偶然机遇。1999年9月6日上午，走进北大一教104上“当代文学专题”第一堂课，看到讲台上放着卡带录音机，疑惑中我得到的解释是：录下来说不定可以整理成书稿。没有当时还是在读博士的贺桂梅的自作主张，没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郑勇先生的积极支持，也不会有《问题与方法》。没有莱顿大学柯雷教授的推荐，和“布里尔中国人文研究丛书”主编张隆溪的接纳，也不会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英文版；连译者戴迈和也是柯雷寻找确定的。2011年8月，原九州大学岩佐昌暲教授来信，说他将从熊本学园大学退休，学生要给他编一本论文集作为纪念。他没有答应，说还不如翻译一本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好，并提到《中国当代文学史》。他和他的朋友、学生组织了翻译小组，历时两年。2013年我在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任教，6月中旬他专程从福冈飞到台湾新竹，带来300多个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跟我商讨。没有岩佐昌暲和他的朋友们，也便没有当代文学史的日译本……![]()
洪子诚书架上翻译成不同语言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图片来源：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这样琐碎啰唆讲这些事情，是要证明八分机遇不是虚言。几十年来，得到许多朋友、学生的帮助、支持，这是幸运，机遇是他们给予的，这里要衷心表示感谢。
但我也不是不努力。“努力”的动力主要来自一种恐惧感，唯恐落伍被抛弃。特别是我在一所水准很高的大学工作，面对许多优秀学生，我不愿意被嫌弃，这是我当教师的持续性焦虑。
2017年11月18日下午，借钱理群的《鲁迅作品细读》和我的《文学的阅读》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凤凰读书会邀请我们在北京单向空间做一次对话。主持人是高远东教授，“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的题目也是他拟定的。这个对话有15000多字，本来打算编进我的《对话与访谈》这本书。可是不明白为什么终审时被删去。所以，借这个机会将对话中我的部分摘要（个别地方有修改）放在下面，说明我的努力的性质——
“文革”的70年代我也读书。不过不是鲁迅，也不是“公共性”阅读。……相比起来，觉得在阅读上和钱理群是两种境界。他是从文学介入社会现实，我是借文学逃避。这让我想起上海吴亮说的，大意是说70年代他的阅读，与其说是求知的饥渴，不如说是逃避的饥渴。“逃避”自然是消极的了，不过如果做点自我辩护，有时候也还有一点点积极的意义。逃避也是对另外的世界，另外的语言方式、情感方式，另外的生活方式的想象、期待。我们不是常说“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吗？但逃避没有付诸行动，因此，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总归还不是同一条路。刚才高远东说，钱理群是积极浪漫主义，我是消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堂吉诃德了。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坚持在晦暗中寻找、发现光亮，始终不懈奋斗、争取。钱老师有一本书叫《丰富的痛苦》，讨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个论题许多作家、思想家都谈过。譬如屠格涅夫19世纪末的一次演说就专门谈这两个典型。钱老师有哈姆雷特的成分，但是性格、精神本质上属于堂吉诃德。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贵的品格。他既“撕裂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也顽强地从晦暗不明中发掘希望和光亮。至于说到我是“消极浪漫主义”，对也不对：我确实比较消极，可是一点也不浪漫。……![]()
对话现场（左起）：高远东、钱理群、洪子诚（来源：凤凰网）今天和钱老师对话，我没有完全遵循高远东拟定的题目。我自拟的题目是“我是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时代人’的？”“同时代人”最近是个热门词，黄子平老师引述阿甘本的观点有精辟的阐述。黄子平说，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的俄国，那时俄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作家、艺术家，“同时代人”是经常使用的词汇。我认识钱理群是1978年之后，那时我是教师，他则从贵州带着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书稿，到北大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那是“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有七八百人报考北大中文系各专业的十几个硕士研究生名额。因为时代不断发生断裂，也因为那个时候个人如果不依附某一代际群体就难以获得讲述历史的资格，代际划分在这几十年，是流行的分析工具。在80年代以至90年代一段时间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名目，我跟钱老师显然分属不同的“代”。在思想和学术上，他属于年轻的、先锋探索的一代。当时这个现当代文学批评“群体”（姑且这么说），有黄子平、陈平原、赵园、季红真、吴福辉、王富仁他们，南方有陈思和、王晓明、南帆、蔡翔、夏中义、吴亮……他们最初的学术成果，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丛”集结推出。“新人文丛”的“新人”，很切合他们当年的位置。那个时候，我属于背负沉重的“十七年”思想精神负累的中年人，虽勉力前行但步履蹒跚。这个定位意识维持了很长时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初，突然感觉我和钱理群好像成为“同时代人”了。带着这个疑惑查查我们的出生年月，才发现都是1939年，他好像还比我大几个月，而且我们都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他是新闻专业，1958年就合并到人民大学了。这个感觉的变化是怎么产生的？一般地说，时间拉长了，原先的差异有可能变得模糊。具体说来，从钱理群方面，是他也难以阻挡岁月的磨损，总有一天也不再年轻，慢慢就变得和我一样老……（钱理群：我没有中年，先是青年学者，后来就变成老教授。所以我在80年代的地位是相当尴尬的。一方面，我当时确实是“文革”后的80年代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似乎属于洪老师所说的所谓“先锋青年群体”；但也只是“似乎”而已，我更是50年代培养的大学生，我在骨子里和洪老师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十七年’思想精神负累”，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被自己的师弟们拖着走的。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公开提出，就是子平、平原他们推动的。我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自己是不敢将其公之于众的，因为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还是有些犹豫的，心是虚的，后来王瑶先生提出批评，我很快就接受了，远没有他们两位坚定。这样的犹豫、不坚定，其实是和洪老师接近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同代人，尽管个性有很大差异。）我不是个不求上进的人，从80年代到90年代还是努力做了很多功课，而创造了和“异时代人”沟通、对话的条件。这二三十年，从前辈、同辈，也从钱理群他们的先锋青年群体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许多著作我都读过，有的读得认真，如《艰难的选择》《论十小说家》《心灵的探寻》《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丰富的痛苦》《先驱者的形象》《所罗门的瓶子》《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在东西方的文化碰撞中》等。在阅读思考过程中，在自己生活、文学经验和艺术感觉的基础上，有重要的调整和吸纳。我从这个“群体”中辨认与我相同或不同的理念、感情状态和分析方法，他们的学术态度和精神风貌在一些方面留给我深刻印象。譬如，学术工作是跟生命，和历史的使命感相联系的。社会问题和自身的精神探求构成他们学术工作的起点和动力。这也是80年代不少学人的共同品格。我在一篇写乐黛云老师的文章——文章收在《我的阅读史》这个集子里——称她的学术是“有生命热度的学术”，也就是将自己的“故事”与时代的问题和痛苦交织。这和将研究作为一种外在于自己生命的职业行为是不同的。钱理群第一本书《心灵的探寻》的扉页上，有这样的手写体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自然，他后来并没有“隐去”，而是锲而不舍，更加积极地“出镜”，面对时代新的问题不断讲述他的故事。这种嵌入“时代”不仅体现在总体的态度、研究的选题，而且体现在具体分析论述中，深化在语言方式的“肌理”层面。还有一点是，他们与“时代”，与现实的关系，既是“嵌入”的，也是一定程度疏离的，就是保持着一种审视、批判的距离，特别是针对权力、财富、时尚，包括学术时尚的诱惑、崇拜上。这几十年来潮起潮落，且变幻莫测，但他们中有的人不认为什么时候都要做“弄潮儿”，有时候岸上的位置也是一种必要的选择。钱老师发挥王瑶先生的观点说，“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也是分子。“分子”意味着某种独立性，某种坚守，不是“精致”地看风使舵、趋炎附势。而且，“批判性”距离不仅针对外在现实，也面向自身。说到“知识分子”的“知识”，也就是专业水准。现在谈到介入、现实关怀等，很容易就归结为立场、道德表达；这当然也重要，却忽略了对从事专业专注的强调。无论是文学写作对语言、技艺的重视，学术研究的材料积累和不断探寻辨识的专业精神，都是写作者和研究者“言说”世界的前提。没有这种执着的专业精神，空谈理想、道德用处是不大的。“技艺”“专业水准”是一种自我的“权力制约”，这种约束很必要，规范你的热情和工作方向，避免朝涣散和脆弱跌落。不过这种“约束”，并不是为了顺应“职场”需要的规则。我和钱老师一样，都经历过一个思想精神“化约”和“清理”的时代，如何从这里面挣脱，光靠热情和想象是不可能的。我读钱理群的书，听他讲述他的研究计划，就会特别感叹他在鲁迅、在当代问题的研究上下的功夫，几十年对相关材料的归集分析，积极寻找相应的理论工具，这方面付出的精力确实让人感叹！他的经验是，立足于从事的专业的精深钻研，文学、学术研究社会空间的开拓才有可能实现。和这个相联系的是，如何建立独特的与历史的联系方式，也是钱老师他们提供的经验。记得王家新曾经引用法国现代诗人勒内·夏尔的话：“我们只借用那些可以加倍归还的东西。”从历史上找到可以“加倍归还”的思想精神资源，在钱理群那里，就是鲁迅。他以鲁迅为核心自觉建立自己的精神家族谱系。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钱老师对鲁迅讲得有点多，也有点重复，但鲁迅在他那里不是现成药方。80年代的“钱理群鲁迅”，和90年代、和现在的“钱理群鲁迅”，既有一以贯之的线索，也有深刻的变化：面对历史现实问题，钱老师是在出色地“加倍归还”。最后，我想到德国哲学家洛维特的《一九三三》（台湾行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一个犹太哲学家的德国回忆”。它细致描写了纳粹时期德国知识界的精神状况，其中贯穿着他对这样的境况的忧虑：“由于人们不断地被迫妥协，这种软弱扩大为一种普遍的人格特质。”我要引述的是其中的另一段话，这段话也写在我的一篇短文《谈文学的焦虑症》里面。洛维特讲到1919年他在大学课堂上听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极其震撼”的演讲，说“在我们这个已经除魅了的世界上，继续等待先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是没有用的，韦伯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我们应该动手去做我们的工作，‘做好当前的要求’——当前的要求总是简单而平实的”。我想，钱理群老师的工作，是以“做好当前的要求”来积极地抵抗软弱，是一种这样的生活、工作方式。上面就是我那次与钱老师对话中我的部分，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到我的“努力”的性质和方向。
钱理群老师曾经说过（临时没能查到出处），人文学术工作从业者的动机、抱负有两种类型：一是战士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使命感；另一种是欢喜型，对研究的对象抱有浓烈的兴趣。几年前讨论我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本书的会上，钱老师说我像是鲁迅笔下打“壕堑战”的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有时唱歌，有时忽然向敌人开它几枪，再埋头打牌、喝酒，边打边玩，说这是一种“后疫情”时代很好的学术方式，也是很好的生命存在方式。得到表扬很高兴，感谢钱老师。我不打牌，也很少喝酒抽烟，但经常发呆虚度时光。不过，无论从实质意义层面，还是一种形容，我跟“战士”这个崇高称号都沾不上边。至于说到欢喜，其实对当代文学也不是那么欢喜。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的徐妍（曹文轩老师的博士）说，洪子诚写文学史，用了半生心血，“据此，我猜想，当代文学界同仁有多喜欢它，洪子诚就有多‘憎恨’它”（这段话的出处也没有找到）。当然，徐妍说的“憎恨”本意也还是在表扬我，肯定我对一项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工作的辛苦。不过说实话，我对从事的研究对象，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一位年轻朋友的说法可能比较符合实际。在谢冕诗集《爱简》的讨论会上，吴丹鸿说，乐黛云、谢冕和洪子诚这些老师，“他们的青春是被剥夺的……他们对那个时代的苦难谈得少，是因为他们多多少少意识到对更不幸的友人跟同伴有着一点感情的债务”，“这些债务让他们没办法夸夸其谈，只能做一点留痕的工作”。她说得对也不大对，需要做些补充。第一，这些话用在我身上比较合适，说乐黛云、谢冕老师就不大准确。他们在责任、承担上有大目标，是高度自觉的。因为这些话不是历史叙述层面的，而是指当事人的感受。如果我们读乐黛云、谢冕老师的书、文章、回忆录，就会明白他们对自己经历的看法；他们的感受是复杂的。既有批判、反省，也有怀念和珍惜；他们认为经受的不仅是错乱、苦难，也有幸福和憧憬。前些年谢冕常说的一句话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一件事”指的是中国新诗批评和研究。这句看来谦逊的话，在讨论《中国新诗史略》的会上，引起求实、较真儿的严家炎先生上台纠正，说谢冕一生不仅做一件事，他做了许多事。严老师当时不明白，一个人敢于说“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意味着目标的高远和责任的重大。第二，“青春是被剥夺”也不能全部概括乐黛云、谢冕和我的当代遭遇。我们知道确实有命运很悲惨的，但是谈起乐、谢老师，他们是有过严重的挫折，有苦难、迷茫和痛苦，但也不是没有幸福和憧憬。这些快乐、幸福和憧憬，在他们看来，并非不真实，也不认为完全是思想蒙昧状态的体现。举一个很小的、无足轻重的例子，1959年1月我们6人在北京和平里的作协宿舍集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几十年后反思这一事件时，谢冕写道，因为放寒假，“同学都回家去了，也没有什么客人，记得倒是有一位女士来访……她的到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温暖”（《回顾一次写作》第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959年那时我懵懂无知，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但这就是幸福。1959年1月编写《新诗发展概况》，在中国作协和平里宿舍楼前。左起：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谢冕、孙玉石、孙绍振我编选谢冕诗集《爱简》的时候，他提议也要选入乐观、歌颂新生活的作品，我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做，主要是考虑到我为这个诗集设定的基调、主题。这说明谢冕看待自己的生活经历并非那么单一。好多年前，戴锦华、贺桂梅和我曾访谈乐黛云老师两个半天，最后谈到一生走过的道路，她再次明确说并不后悔，说如生命可以再次展开，她仍会做这样的选择；犹如她在自传《我就是我》结尾说的：“我似乎还有可能返老还童，从头开始。然而，即使一切再来一次，在所有关键时刻，我会作别的选择吗？我会走相反的方向吗？我会变成另一个人吗？我想不会，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总而言之，我就是我，我还是我！历史无悔！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这里的意思是，20世纪50到70年代，无论是历史的情况还是个人的遭遇、感受，都有相当的复杂性。个人情况也千差万别。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历史没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是说拒绝对那段历史，以及个人思想行为的批判、反思——这种批判、反思其实也是乐黛云、谢冕从事20世纪历史、文学、思想研究承担的责任。不过“留痕”的说法用在我身上比较合适。因为研究对象的错综复杂，也因为个人的性格局限，在这样的情境下，只能选择自己比较能够把握的对象和工作方式，也包括讲述的语言方式。“留痕”是个名词，也是一个短语；既表示一种状态，也是一个动作。它意味着局限性的自觉意识，带有某种消极的意味。“消极”来自长期累积的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力感。“累积”这个词来自香港诗人梁秉钧。他有一首诗叫《百布广场上的问答》，说来自世界不同城市，有着不同世界想象的知识分子，聚集在1933年纳粹党人焚书的柏林百布广场，讨论着诸如“全球化经济有助于民主，还是更巩固了独裁”“在现今的世代里，勇气是什么意思”等重大议题。梁秉钧接着写道：从1950年读初中比较懂事开始，一个深刻的体会是经历无数的转折、断裂。反右运动，“大跃进”，1963年开始的批判修正主义，1964年北大“社教”运动，“文革”和它被宣告结束，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断裂……每一次，都很想能快速跟上潮流，就像戴锦华老师说的，这滴水总想汇入“时代大潮”而不得。总是转身太慢，不仅慢半拍，常常慢好几拍。等终于勉强靠拢潮流时，“历史”又翻开“新的一页”。因此，经常置于被帮助、批评对象的位置。这当然影响、制约了研究对象选择，决定了那种罗列许多材料而缺乏明确判断的尴尬，决定了吞吞吐吐、左顾右盼的那种语言方式……如果说这是一种“隐微叙述”的话，这种方式大抵不过是一种“无力感”的体现。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举例了。我们已经开了一天的会，谢冕先生从早上8点多到现在快下午7点，一直端坐在这里，认真听大家发言，他已经92岁了。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疲劳，他精神却仍然健旺，充满信心。我们要向他学习。感谢会议的辛苦组织，感谢来自北京、上海、海南、广州、福建、南宁、杭州，和来自香港、台湾的朋友。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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