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身份认同：城市与历史 | IIAS《田野日誌》第11期
文摘
教育
2024-12-24 19: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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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文，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土耳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土耳其左翼政治。记得初中时，一次历史课上老师提问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是哪里，我举手示意——似乎也是当时班里唯一一个举手的，然后站起来回答道君士坦丁堡。老师随即又问君士坦丁堡现在的名字是什么，我答道伊斯坦布尔。我对这两个名字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读到那一段历史，被这座神秘的城市深深吸引。它的神秘来自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在罗马帝国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承袭自君士坦丁大帝的名号。从那时起，我对土耳其这个国家的感知便与他人有所差异：人们或将这个国度视为“伊斯兰国家”，而我却倾向于从历史中寻找它的罗马基因。而彼时的那种神秘感也一直埋藏在我的心中，孕育着一种渴望，去揭开这座城市和它所在国度的面纱。多年后，命运的安排让我得以如愿，在2012年到2019年的几年间，我去到土耳其这个国家二十余次。每一次到访都会让我对这个国家有新的感受，先前对这个国度的种种臆想有的被印证，大多却被革新。与这个国家千百年来在历史长河中寻求身份认同相呼应的是，我也在一次次造访中不断感知它文化的多样和流变。
在土耳其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大致是将国土分成这样几部分，即马尔马拉地区、黑海沿岸地区、爱琴海沿岸地区、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安纳托利亚地区，而安纳托利亚地区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东、中、东南区域。不同的地区，城市风貌和气候地理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或为地理因素导致，而在地理条件的基础上又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土耳其国土的欧洲部分，又称东色雷斯，其最靠近西方的城市为埃迪尔内。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因系罗马皇帝哈德良修建而得名。我一直认为西文人名和地名的中文音译名存在局限，因为音译的方式一方面由于译者对该名称发音的理解而存在差异，导致不同人译出来的中文名往往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很难从中文译名去追溯名称的历史渊源。比如“哈德良”和“阿德里安堡”，很难从名字上找到共同点，但是若以其西文加以辨识，则前者“Hadrian”与后者“Hadrianopolis”（拉丁文，对应英文为Adrianople，德文为Adrianopel），其间渊源一目了然。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其疆域横跨亚非欧大陆，帝国的欧洲部分地广且人稠。自17世纪末匈牙利从帝国分离出去开始，奥斯曼土耳其经历了两个世纪漫长的衰退和解体，到1923年共和国建立时，其领土的欧洲部分只剩下东色雷斯，而在这片土地上最引人注目的城市，非伊斯坦布尔莫属。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最大的城市，却被许多国人误以为是土耳其的首都。事实上，在1453年到1923年间的五个多世纪中，伊斯坦布尔都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只不过当时这座城市的名字一直沿用了罗马帝国时期君士坦丁堡的旧称，以此彰显奥斯曼帝国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正统继承地位。从中国到土耳其直飞只能到伊斯坦布尔，在2018年前伊斯坦布尔有两座国际机场，一座是位于城市欧洲部分的以国父凯末尔的名号命名的阿塔图尔克机场（Atatürk Havalimanı），另一座是位于亚洲部分的以凯末尔的一名养女的名字命名的萨比哈格克琴机场（Sabiha Gökçen Havalimanı）。阿塔图尔克机场距离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很近，乘坐地铁到达历史老城不过20分钟的时间。然而自2019年起，阿塔图尔克机场所有的旅客航班都转移到位于远郊的新伊斯坦布尔机场，到现在阿塔图尔克机场已经被弃用。虽然新机场的规模更大，对于争夺欧洲航空市场份额的考量是兴建这座新机场的重要原因，然而历史悠久的阿塔图尔克机场的弃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埃尔多安政府“去凯末尔化”的新旨向。在过去数年中，我在伊斯坦布尔机场过边检的一个很大的感受是，近些年来机场边检工作人员开始出现戴头巾的女性，而在过往凯末尔主义世俗化的浪潮中，女性戴头巾被认为是落后的宗教束缚的体现，在共和国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被禁止出现在公职岗位上的。到伊斯坦布尔城中，数量众多的清真寺向世人展示着这座城市的伊斯兰文化底蕴。每到礼拜时刻，城中大小清真寺宣礼声响起，远近层叠，此起彼伏。城中最为著名的清真寺莫过于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Sultan Ahmet Camii），俗称蓝色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有六座宣礼塔，其规格有所“逾矩”，却代表了建造之时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权威。清真寺的对面是Hagia Sophia，土耳其文为Ayasofya，它原是建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大帝时期的一座东正教堂，在1453年奥斯曼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被改为清真寺，1934年凯末尔时期改为博物馆，而在2020年又恢复清真寺的功能——这无疑又是一个当前政治伊斯兰“去凯末尔化”的例证。在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清真寺之间有轨电车的一侧，隐藏着一座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地下水宫，虽然只是一座深埋于地下的蓄水工程，却也流露着温克尔曼（Winckelmann）所谓“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之气质。沿着有轨电车上坡的方向走去，经过同样建于1453年的伊斯坦布尔大学，其身后是一座游客相对较少的清真寺，名曰苏莱曼尼耶清真寺（Süleymaniye Camii）。这座清真寺是伊斯兰建筑师米马尔·希南（土耳其文为Mimar Sinan，其中mimar的意思即为建筑师）的代表作，他也葬身于此。在苏莱曼尼耶清真寺的院内，随处可见眯着眼晒着太阳熟睡的猫咪。有一次我见一只猫爬到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却受困于此下不来了。小猫在宣礼塔上叫喊，不久便赶来四辆消防车，一名消防员爬到宣礼塔上将小猫救下，围观的群众致以热烈的掌声。伊斯坦布尔不愧是一座爱猫之城，有人说这座城市并没有流浪猫，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它们的家园。图1 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教堂和蓝色清真寺之间，一只猫咪在阳光下熟睡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从欧洲老城穿越金角湾，就来到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的新城。欧洲新城的中央，是建于1928年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Meydanı），国父的雕像矗立其中。塔克西姆广场连接着独立大街（İstiklal Caddesi），这是一条长达三四公里的繁华的步行街。然而，这个区域并不太平，曾经发生多次恐怖袭击事件，塔克西姆广场更是民众表达政治诉求的聚集地。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防暴警察围住塔克西姆广场，一名身着传统伊斯兰服饰的妇女在广场中央哭诉，防暴警察试图将其拖离。也是在那一年，伊斯坦布尔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盖齐公园抵抗运动（Gezi Parkı Direnişi），土耳其的反对力量悉数登场，表达对埃尔多安政府的诸多不满。然而对于我们这些过客，这样的运动似乎也不过是隔岸观火，即便身临其境，也未有那种记载于史书的历史厚重感。甚至于当地居民，许多轰动事件也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媒体的渲染和历史的记叙纵然场面宏大，却难以在民众的心中激起波澜。2016年时，土耳其爆发了七一五未遂政变，据媒体报道，坦克出动，政府军与叛军双方激战。我当时不得不推迟了到访土耳其的计划，并向当地友人问候。朋友却声称，其所在的城市并未受到丝毫影响，民众生活照旧。他说，或许整个土耳其也只有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对此事件有感。在确认安全后，我于未遂政变一周后来到土耳其，确实未有感受到什么异样。只是在阿塔图尔克机场免税店购物时店员沮丧地对我说，这次事件对他的生意影响很大，因为外国游客不来了。埃尔多安曾经在演讲中说，长久以来凯末尔主义割裂了精英和普通民众，将土耳其分裂为两个不同阶层的世界。政治精英们的运动，虽波澜壮阔，与民众真实之诉求关系几何？穿越波斯普鲁斯海峡上的欧亚大桥，则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区域，这座城市最高大的现代建筑群大抵都位于海峡的这一侧。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区给人的感受，无论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故事中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快线和佩拉宫，还是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笔下那座血液中流淌着hüzün（土耳其语，忧伤）意蕴的古城，尽管游客如织，却令人难以逃离历史的灰色调，置身其中仿佛徜徉在历史的博物馆之中。来到亚洲区域，如同穿越时空进入现代世界，从一个梦幻中醒来，去寻找当下的延续。沿着马尔马拉美丽的海岸线继续向东，紧邻的是科贾埃利省（Kocaeli），自其省会城市伊兹密特（İzmit）向东驱车20分钟，中途经过一个大型奥特莱斯购物中心，即来到小城格尔居克（Gölcük）。土耳其地处板块交界地带，地震频发。伊斯坦布尔在历史上多次遭受地震影响，许多城市建筑不断重建。这个区域最近的一次大地震，便是1999年的格尔居克地震。对于土耳其人而言，格尔居克系以福特工厂闻名。Ford Otosan（全称Ford Otomotiv Sanayi A.Ş.，福特汽车工业公司）是福特汽车与科奇集团（Koç Holding，土耳其唯一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在格尔居克的合资公司，生产福特商用车型，而其下属模具厂系福特全球三大模具制造基地之一。我曾于格尔居克租住一居民公寓，小城环境优雅，生活安逸，居民和善。当地居民许多为福特工厂员工，但是许多员工却买不起福特品牌汽车。我认识的一位工人，他在当地福特工厂工作二十余年，却只是新近购置了一辆N手老款斯柯达牌汽车，工厂管理层与普通工人薪资待遇差异较大。2012年我初来小城时，在当地工厂看到一份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列出了各国人均收入，土耳其的数据为中国的近四倍。我问工厂工人，如何看待这一数据。工人们均表示，不晓得自己被谁“平均”了，反正自己赚不到那么多钱。车间工人普遍保留着虔诚的宗教仪式传统，每日礼拜时分，必到休息室拿出各自所带凉席跪地祷告。我观办公室管理人员则鲜有如此行为者。下班后，工人们会到附近海边垂钓，他们技术娴熟，往往一杆可以钓上来数条海鱼。我也曾购置钓具随当地人学习，无奈悟性较差，不曾渔获。每到周末，是球迷狂欢的节日。当地人多好踢球，因本地球队水平有限，未能出现在顶级赛事之中，他们转而支持伊斯坦布尔的球队，或支持加拉塔萨雷，或支持费内巴切，双方球迷常常因孰强孰弱争论不休。我亦曾组织工友与当地业务方切磋球技，他们的专业性很强，令人印象深刻。土耳其对酒精饮品持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沿街不难寻见酒类产品售卖商铺，只不过店家会把酒放到黑色塑料袋中交给顾客，或许是为减少公众目光吧。与当地友人聚餐，对方几乎必饮酒。土耳其人酷爱拉克酒（Rakı），这是一种以葡萄蒸馏而成的烈性酒，多辅以茴香为佐料。饮此种酒，需以七成酒兑三成冰水，也可继续加入冰块，菜肴最好有鱼为伴。啤酒以以弗所（Efes）品牌而著名。这个品牌犹如我国之青岛啤酒，也以当地城市命名。以弗所是土耳其爱琴海沿岸城市，靠近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该城是出现在圣经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保留有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希腊罗马建筑遗址。图2 2019年时土耳其萨卡利亚某工业区餐厅的菜单。
现如今，因通货膨胀，土耳其普通餐馆的菜品价格已经上涨10-20倍。
沿格尔居克驱车向南数十公里，便到了土耳其第四大城市布尔萨（Bursa）。事实上，若从伊斯坦布尔直接到布尔萨，陆路驾车则并非最佳选择，因为要沿着海岸线绕一个大弯。从伊斯坦布尔坐船大约只需2个小时即可到达布尔萨，可供选择的有两条路线：一是İDO（İstanbul Deniz Otobüsleri，伊斯坦布尔海上巴士）运营的自伊斯坦布尔Yenikapı港（近欧洲老城）到布尔萨Güzelyalı港，二是BUDO（Bursa Deniz Otobüsleri，布尔萨海上巴士）运营的从伊斯坦布尔Eminönü港（近欧洲新城）到布尔萨Mudanya港。穆丹亚（Mudanya）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海边小城，一百年前，凯末尔和他的战友在这里与西方列强签署了穆丹亚停战协定，为土耳其独立战争的结束奠定了基础。沿穆丹亚港向北，是盖姆利克港（Gemlik），自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海运货物多从此港清关。自2020年起，土耳其政府开始在盖姆利克建造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TOGG的生产工厂，同时在该地与一家来自中国的新能源厂商合作建造电池工厂。土耳其政府对本土新能源汽车品牌TOGG的保护导致了2024年来其对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新能源汽车课以重税，逼迫中国企业知难而退或者在土投资建厂。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军品牌比亚迪率先行动，与土政府签署协议在西南城市马尼萨建造生产工厂。而在2019年时，马尼萨原计划引进的是德国大众汽车的投资，后因土耳其攻击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罗贾瓦（Rojava），加之新冠疫情爆发后市场需求下滑，大众汽车取消了在土建厂计划。事实上，土耳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制造，并不限于汽车领域。到当地超市和商场转一圈，处处可见中国制造，所涉产品几乎涵盖各个行业。图3 布尔萨的中国工商银行网点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自穆丹亚向东沿主干路行驶约二十分钟，即到达布尔萨三大工业区之一“Bursa Organize Sanayi Bölgesi”（布尔萨工业区）。布尔萨是土耳其的汽车工业城，工业区内聚集了雷诺和Kasan（本土卡车品牌）等汽车品牌以及上下游配套生产工厂。雷诺汽车系与土耳其军方基金OYAK（Ordu Yardımlaşma Kurumu，军事援助组织）合资，后者是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成立的军方慈善基金会。布尔萨另一家重要的车企是位于DOSAB（Demirtaş Organize Sanayi Bölgesi，德米尔塔什工业区）的TOFAŞ（Türk Otomobil Fabrikası A.Ş.，土耳其汽车厂股份公司），其合资方为科奇集团和汽车巨头Stellantis集团。我的合作方是当地的一家大型汽车生产配套企业，最早我所居住的酒店位于Osmangazi地铁站旁，每日乘坐地铁到单位上下班。布尔萨地铁只有两条线路，而两条线路在市区重合，到Bursaspor（布尔萨体育场）站后分道扬镳，一条线去往工业区方向，一条去往乌鲁达大学方向。Osmangazi站即以奥斯曼加齐之名号命名。布尔萨是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奥斯曼加齐与其子奥尔汗加齐长眠之地。在有轨电车T3线西边终点站放眼望去，山坡上古城墙内便是古都老城所在。沿山路上行，驾驶约二十分钟即达乌鲁达山顶。乌鲁达（Uludağ）在土语中是“大山”的意思，当地也有以此山命名的大学。布尔萨城中最为著名的建筑，莫过于乌鲁清真寺（Ulu Cami），即大清真寺。我的一位友人，英年早逝，便是在这座清真寺中举行的葬礼，他离去时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布尔萨，我也参加过几场婚礼，土耳其人的婚礼以舞蹈为主要仪式，新郎要与宾客彻夜跳舞。当地也有随“份子钱”的习俗，可以现场赠送金银饰品，也可在仪式环节上台排队将纸钞以图钉固定在新人衣服上。土耳其人热情好客，其礼仪习俗与我中华文化多有相似之处，虽身在异国他乡却并不会感到过于陌生。图4 酒店张灯结彩，迎接新年的到来。
该照片拍摄于2019年12月下旬的布尔萨，岁末的人们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无人可以预见即将来临的一切。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土耳其的城市，随处可见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遗迹。无论是马尔马拉海地区的伊斯坦布尔，爱琴海畔的以弗所，还是地中海北岸的安塔利亚，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均是如此。土耳其曾对融入欧洲充满期待，外国人在土耳其180天内短期停留不得超过90天的规定与申根国类似，只不过它的具体执行比后者更加柔和。土耳其的汽车牌照也仿照欧盟车牌样式设计，但是在车牌的左侧没有欧盟盟旗，似乎向世人暗示其加入欧盟的渴望。土耳其的成功人士多持有欧盟国家和土耳其的双护照，欧洲长期旅居的土耳其裔成为土耳其国内政客们竞相拉拢的对象。不过近些年来土耳其似乎与欧盟渐行渐远，宗教与历史渊源成为推动双方关系向前发展难以跨越的鸿沟。埃尔多安政府转向东方，一方面以宗教为旗号试图重塑土耳其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以种族为噱头，向中亚寻求泛突厥语国家的联盟。土耳其正以更加灵活而多变的外交手段，谋求区域和全球格局中的话语权。这为我国一带一路政策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拓展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区域参与者，抑或是潜在竞争者。然而，理解土耳其多样的历史和文化基因，对于准确把握其在与我竞争与合作中的真实诉求，无疑是基础的一环。责任编辑：刘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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