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田野偶遇
与普遍存在的拉美人热情奔放的刻板印象不同，智利人其实相对内敛，尤其在面对外国人时，反而显得有些保守和拘谨。因此，刚开始在圣地亚哥做田野调查时，为了尽快融入当地并扩大社交圈，我参加了不少各种类型的聚会。智利年轻人的聚会其实相当简单，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喝酒、聊天、烤肉。这些聚会让我结识了不少有趣的本地人，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一个名叫M的男生。
那次聚会是我的朋友A组织的。A是一位研究拉美经济史的青年学者，平时住在市区的小公寓。为了这次聚会，他特意向祖母借用了一间位置优越的大公寓。参加聚会的朋友有A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以及工作中的同事，而我作为隔壁办公室的邻居，是现场唯一的外国人。那时我参加聚会的经验不多，对于充满本地俚语的智利西语（chilenismo）感到非常不适应。幸好A社交能力很强，迅速帮我介绍了在场的朋友。于是，我开始和坐在身边的M随意聊天。他是A在法国学校的中学同学，虽然从小就读法国学校，但M的言谈举止没有那种典型的欧洲学院派气质，反而更像一个目标明确的精明商人。在聊天中，他告诉我自己是一名能源经纪人，负责为客户设计合理的能源消费方案，帮助他们以更低的成本使用能源。他还提到，自己正在筹备创业，计划开设一家能源咨询公司。
我在田野调查中习惯关注细节，并从细微的观察中找话题。这次也不例外。M穿着的黑色短袖让他胸前佩戴的吊坠格外引人注目。传统上，智利是一个天主教占主导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教徒比例有所下降，但天主教依然是本地民众的主要信仰。因此，当地人佩戴的贵金属项链通常是十字架等典型的天主教符号。然而，M胸前的银吊坠显然与天主教无关，也不像当地年轻人常见的夸张流行配饰。出于一名外国研究者的好奇心，我忍不住问他吊坠的含义。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银吊坠瞬间让M兴奋起来，随即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向我讲述吊坠背后的故事。
M告诉我，他是智利的巴勒斯坦移民后裔，这个吊坠呈现的是巴勒斯坦曾经的版图，上面的文字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巴勒斯坦”。在介绍家族背景时，他提到自己是第三代巴勒斯坦裔智利人，他的祖父母当年从阿根廷翻越安第斯山脉来到智利。后来，家族曾经历过一些变迁，有一段时间搬到加勒比地区，直到父辈中年纪最大的叔叔需要上大学时，祖父母决定返回智利，便于子女接受教育。那时正值70年代初阿连德政府时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激进的改革政策使得许多智利富人选择贱价抛售资产，而这为手握美元的智利侨民提供了难得的投资机会。随后，在军政府时期，他们家族继续专注于经商，从纺织业起步，逐步做大，如今已经发展为规模可观的家族企业。M还告诉我，在智利像他们这样的巴勒斯坦后裔大约有50万人，这是中东地区以外最大的巴勒斯坦社群。
图1 M的项链吊坠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历史渊源
智利位于南美洲的西南角，而巴勒斯坦则远在亚欧大陆的地中海沿岸，两者相隔重洋。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背井离乡移民到位于南美大陆尽头的智利？人们认为这既是由于流出地区的政治局势所迫，同时也与智利自身国别历史特点密不可分。
一方面，故土的政治局势迫使基督徒离开故土寻找新的家园。19世纪末，巴勒斯坦地区由奥斯曼帝国统治。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英国、意大利与奥斯曼帝国对抗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曼当局强制征召领土上的基督徒参战，派他们到前线与其他基督教国家作战。奥斯曼帝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动荡，导致大量巴勒斯坦人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逃避战争和压迫，开始向拉丁美洲移民。彼时，拉丁美洲被视为充满机遇的“新世界”，数百万人涌向此地。在这种国内外形势的综合影响下，一些巴勒斯坦人加入了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据说，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今天巴勒斯坦伯利恒省的三个基督徒为主的城镇：贝特亚拉（Beit Yala）、伯利恒（Belén）和贝特萨胡尔（Beit Sahour）。首批巴勒斯坦移民持奥斯曼帝国护照抵达智利，因此智利人长期以带有贬义的“土耳其人（turcos）”称呼他们。20世纪下半叶，中东的局部冲突和动荡引发了新一波巴勒斯坦移民进入智利，使得这一群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智利自身特点也吸引着移民的到来。巴勒斯坦移民最初沿着通往欧洲的路线，经海路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然而，他们并没有留在更富裕、更具欧洲化特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是穿越安第斯山脉，继续前往智利。我在田野时遇到的另一位第三代巴勒斯坦裔朋友R认为，智利的吸引力与当时的政策和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当时的移民政策规定只接收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徒移民。由于智利地理位置偏远，贵重金属储量少，西班牙殖民者人数较少，移民到达智利后，发现竞争不激烈，因此更容易发展。早期巴勒斯坦移民可能分散在各地，随着一部分人发现智利的生存环境较好，通过亲朋好友的相互推荐和帮助，口口相传、互相提携，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生机勃勃的巴勒斯坦移民社群。
三、小社群、大影响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智利的巴勒斯坦社群已经相当庞大。如今，智利拥有超过50万巴勒斯坦裔人口，是中东地区以外最大的巴勒斯坦社群之一。在地理分布上，他们主要集中在圣地亚哥、塔尔卡、比尼亚德尔马、瓦尔帕莱索等城市。在首都圣地亚哥，位于雷科莱塔区（Recoleta）的帕特罗纳托街区（El Patronato）是巴勒斯坦人聚集的重要区域，那里有大量的巴勒斯坦商店，延续着独具特色的文化和商业传统。
巴勒斯坦人融入智利社会的历程充满艰辛。早期，由于仇外心理的影响，他们一度被视为二等移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这些移民只能从事本地上层不屑一顾的街头贩卖生意。尽管与主流社会存在文化差异，他们仍通过努力逐渐融入，并成为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巴勒斯坦裔社群内部分工紧密，社群团结，互助网络广泛。在圣地亚哥区政府从事外事工作的朋友R提到，巴勒斯坦社群内部关系密切、十分团结。例如，大部分巴勒斯坦裔早期从事纺织和零售业，彼此提供帮助和资金支持。比如智利著名的美发产品连锁店比恰拉（Pichara），店主基本都是巴勒斯坦裔。在家庭生活中，许多巴勒斯坦家族依然保留传统习俗，周末家庭聚会时常烹饪阿拉伯食物，虽然第三代移民大多已不讲阿拉伯语，但仍会播放阿拉伯音乐。
此外，社群内部交往频繁，巴勒斯坦人设立了自己的巴勒斯坦社群俱乐部（Club Palenstino），许多侨民通过俱乐部社交，大家互帮互助，共同谋求发展，早期人们不仅在俱乐部里找生意伙伴，也有人通过俱乐部结识人生伴侣。在文体方面智利的巴勒斯坦裔同样十分活跃，今天智利著名的足球俱乐部巴勒斯坦人（Club Deportivo Palestino）就是起源于巴勒斯坦社群俱乐部，由智利的巴勒斯坦移民组建。这家成立于1920年的老牌俱乐部早期成员今天是智利甲级联赛（Chilean Primera División）的劲旅，曾三度赢得智利杯。
图2 智利巴勒斯坦人足球俱乐部图标
图片来源：俱乐部官网https://palestino.cl
今天的巴勒斯坦社群在智利的政商两界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从最初的街头贩卖逐步发展为固定商铺，巴勒斯坦裔商人凭借社群内部的团结互助，蓬勃发展，随后在纺织业和建筑业中崭露头角。本地朋友向我特别强调巴勒斯坦商人在纺织行业的重要地位，例如希尔马斯（Hirmas）、赛义德（Said）、亚鲁尔（Yarur）和苏玛尔（Sumar）等姓氏在智利的纺织业中声名显赫。近年，巴勒斯坦社群已经逐渐将商业版图从纺织业扩展至金融、房地产、农业、葡萄酒、媒体等多个行业。如今，许多巴勒斯坦裔企业家在当地商业界占据重要地位。例如，位居智利富豪榜前列的阿尔瓦罗·赛赫（Álvaro Saieh），他的产业涵盖伊塔乌银行（Itaú CorpBanca）、零售集团SMU（旗下拥有著名连锁超市Unimarc等）、智利文华东方酒店，以及智利最大的传媒集团之一科佩萨（Copesa，该传媒旗下拥有当地著名报纸《三点钟报（La Tercera）》）。此外，智利信贷与投资银行（BCI）的主席路易斯·恩里克·亚鲁尔（Luis Enrique Yarur）和商业地产集团阿劳科公园（Parque Arauco）的创始人何塞·萨义德（José Said）也是著名的巴勒斯坦裔企业家。巴勒斯坦裔银行家们在智利金融界拥有巨大影响力，构成了该国银行业的重要力量。
巴勒斯坦社群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商业领域，他们在政治上的参与度也在逐渐提高。据媒体报道，智利国民议会中约有10%的代表是巴勒斯坦移民后裔，尽管尚无确切数字，但确实有不少巴勒斯坦裔担任政党领导人、参议员、众议员和市长等重要职务。例如，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智利共产党候选人丹尼尔·贾杜（Daniel Jadue）是巴勒斯坦裔，尽管他在联盟内部初选中败给了后来当选总统的加布里埃尔·博里奇（Gabriel Boric），但贾杜成功当选了雷科莱塔区区长。同样，智利民族革新党资深参议员弗朗西斯科·查万（Francisco Chahuán）也是巴勒斯坦裔，其家族最早来自贝特亚拉。查万在巴勒斯坦社群享有声望，曾担任巴勒斯坦学生总联盟领导人、智利巴勒斯坦联合会会长及巴勒斯坦俱乐部负责人。
智利的巴勒斯坦裔社群积极推动政府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并在国内外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困境的关切。例如，2018年智利国会通过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占领区商品的法案。此外，2019年5月，智利议员和部分政界人士组成代表团应巴勒斯坦政府邀请访问了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考察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局势。近年，智利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总体上支持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同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多次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攻击，呼吁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巴勒斯坦社群横跨政治光谱，涵盖了右翼、左翼和中间派政党，对智利的巴以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结语
在殖民时期，智利是西班牙帝国的边缘地区，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移民在智利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较为中文世界熟知的是德国移民。然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了巴勒斯坦社群的存在。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却鲜为人知。这一发现对于从事区域国别研究、关注国内政策制定和政治发展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实例，因为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往往构成了国际外交行为的基础。
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理性选择，而历史则能解释一些看似“反常”的必然性。了解智利巴勒斯坦裔的历史背景后，再来看智利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亲巴立场，就更加容易理解。
责任编辑：王霆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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