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现代穆斯林的身份认同 | 东南亚地区《区域动态》12月期

文摘   社会   2024-12-29 19:00   北京  




本期东南亚区域动态分为“学术动态”及“时事动态”两大板块。“学术动态”推介杰拉德·霍夫施泰特所著的《现代穆斯林身份:马来西亚的宗教和种族谈判》(Modern Muslim Identities: Negotiating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Malaysia)一书,讨论马来西亚人如何协商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身份的议题。“时事动态”汇编了近一月内泰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及地区整体的大事要闻,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


学术动态

马来西亚现代穆斯林的身份认同

编 者 按:

马来西亚的政治中深深嵌入了种族和宗教身份的政治,这种社会现象正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基于对马来穆斯林占多数的马来西亚身份政治的民族志学研究,作者希望“探寻马来西亚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共同生活的方式,特别是马来西亚人如何协商种族、文化、宗教和政治身份的议题”。马来人和伊斯兰教的身份符号,已成为国家与公民社会中的对立符号,不同利益相关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事实上,为了保持对大众尤其是马来社区的文化和政治主导地位,马来精英阶层通过“引领、适应和谈判”与社会各利益相关者互动。


1998年,一位马来穆斯林Azlina binte Jailani受洗成为基督徒。尽管她成功更名为Lina Joy,但马来西亚民事法院拒绝了承认其宗教变更的请求;尽管宪法保障宗教自由,但叛教对穆斯林而言是严重的罪行。这起案件很可能激发了作者的研究热情,促使他探索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马来人身份认同中的地位。


霍夫施泰特将社会理论和民族志结合,深入探讨“人们如何在民族国家、社会、种族和文化的背景中构建并协商身份”。他通过对文化生产、社会动员和国家层面的论述与实践的考察,描绘出马来身份认同的新限制空间。通常,被称为“沉默的马来-穆斯林多数”的沉默,助长了保守派伊斯兰分子在公民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项研究表明,当这些保守派将持不同意见者贴上“反伊斯兰教”或“异教徒”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时,这种主导地位就愈加凸显。通过这些攻击性的标签,他们在伊斯兰话语中占据了战略和控制地位,决定了讨论的框架和界限。在这个空间里,特权精英在马来人群体中建立了越来越严格的“伊斯兰性”规制体系,以维护他们的政治地位。随着时间推移,马来身份越来越多地与伊斯兰信仰紧密绑定。作者认为,国家对马来穆斯林群体的高度关注,常常导致对华人、印度人和原住民等少数民族的相对歧视,他们的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受到了“马来人至上”(第26页)观念的质疑。马来穆斯林社区与非穆斯林社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帮助界定了马来穆斯林的身份特征。此外,马来至上等观念在国家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中因分裂政治的压力而失败。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作者主张,个人应摆脱“种族和宗教政治的束缚,回归个体的权利”,包括赋予所有人特别是马来人选择自己宗教的自由(第227页)。虽然这观点可能会挑战马来西亚现有的宪法定义与反叛教法,作者的评论却提醒我们,伊斯兰教并非固有的种族性,它是普适的,关注的是人对信仰的虔诚。不同族群与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让人们庆祝多样性和人性,这在《古兰经》第49章第13节中也有所体现,强调人类的多元性本是为了彼此了解和尊重,真正的高贵在于对真主的虔诚:


啊,人类啊!我创造你们为男和女,并使你们成为各民族和部落,为的是让你们相互认识(而非彼此轻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的是最虔诚的。真主是全知的,熟悉万物。”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的刊物《东南亚研究》(South East Asia Research)于2015年6月发布北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滨世菊江(Kikue Hamayotsu)关于《现代穆斯林身份》的书评文章。原书作者杰拉德·霍夫施泰(Gerhard Hoffstaedter)系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从事发展研究、难民和移民政策、精神和生存安全以及宗教和国家的研究。书评全文编译如下:


宗教和种族问题,特别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ies),一直是研究马来西亚这个东南亚典型多元社会的核心主题。随着形式主义伊斯兰教(formalistic Islam)在国家和社会中日益增强,这两种不同来源的身份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彼此?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个体身份的形成和转变?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宗教被过度政治化和种族化的国家,同时身为穆斯林和马来人对马来西亚穆斯林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重叠的身份和日益增长的宗教性如何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显现?


毫无疑问,马来西亚是一个探讨身份形成问题的精彩案例,尤其是研究穆斯林群体中宗教的执行和实践方式。这个国家不仅因其典型的多元社会而闻名,该社会在种族和宗教上有着深刻的分裂,而且作为一个现代经济体,它与其他所谓的“亚洲四小虎”一样,在经历了改革派伊斯兰教的兴起浪潮的同时,实现了戏剧性的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最现代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之一。本书探讨了种族和宗教主题,以更好地理解个人和集体层面身份认同和宗教性的形成。文化人类学家霍夫施泰特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城市:雪兰莪州的莎阿南和吉兰丹州的哥打巴鲁,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并采用话语分析方法,叙述了他在田野调查期间,与穆斯林受访者共度了大量时间的日常生活经历。


这本书以作者所说的“空间”来组织内容(原书第13-16页),在这些空间里,种族和宗教身份被构建、协商和角逐。第二章名为“马来性与伊斯兰教”,提供了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空间,阐述宗教(伊斯兰教)和种族(马来人)如何在马来西亚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第三章名为“有序空间:命名地点和界定边界”,提供了与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著名的《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1998年)类似的分析,探讨马来西亚城市如何被政治领导人构想为“伊斯兰城市”。作者以新联邦行政中心布城(Putrajaya)和由在野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S)治理的哥打巴鲁为例,展示了伊斯兰城市的概念。霍夫施泰特认为,这些实体空间是按照种族界限有序排列的,代表了马来西亚国家的缩影。由于伊斯兰教在国家构想中居于首要地位,这个多元文化国家应被理解为以马来人为中心,国家在支持这种构想和空间的建设中扮演了特别积极的角色(原书第66-67页)。他认为,国家不仅在物质上帮助马来人(通过提供经济援助),而且在精神上也如此(通过创造宗教共同体身份和定义伊斯兰教)。他断言,“通过突出和激化种族和宗教这些敏感问题来划分和固化人们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政治策略。”(原书第80页)


第四章“打造穆斯林马来身份”继续讨论穆斯林马来统治精英,特别是当时的首相阿卜杜拉·巴达维(Abdullah Badawi),在构建宗教和种族身份方面的政治项目。在这一章节中,作者对伊斯兰哈达里(Islam Hadhari)(文明伊斯兰)进行解释,这是前任首相巴达维关于意识形态的得意之作。他认为,“在马来西亚,伊斯兰哈达里被构想为将多重身份纳入伊斯兰教的范畴之下,使其成为一种普遍化的身份标识”(原书第98页)。通过这种方式,政府将伊斯兰哈达里塑造成一个包容所有马来西亚人的伊斯兰框架下的共同空间(原书第99页),主要是为了削弱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S)基于其伊斯兰资质所获得的选举支持。


第五章“其他马来人和马来西亚人:抗争与变迁”揭示了民间社会这一“争议空间”,在这里,人们抵抗国家支持的官方项目和变革。在这个空间中,马来性(何为马来人)和伊斯兰教(何为伊斯兰和穆斯林)是争论的焦点。作者认为,这个民间社会空间已经被反应性的“马来和伊斯兰至上主义者”所占据,因为“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站在那些声称捍卫马来权利和伊斯兰的人一边”(原书第111页)。


第六章“伊斯兰性:体验神圣之光”探讨了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宗教性问题。作者发现,在马来西亚,“那些散发出伊斯兰性的人通常是宗教职务人员,比如伊玛目(imams)和穆夫提(muftis),简而言之,就是那些致力于研究和完善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理解和实践的人”。不过,作者认为,“许多被国家宗教机构聘用的人受教育程度并不高”(原书第156页)。另一方面,对于普通穆斯林来说,宗教的表现形式(如戴头巾、斋戒)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作者看来,“信仰日益世俗化”(原书第170页)。政治精英们则赋予国家宗教官员无限的自由来定义、监督和规范穆斯林的宗教性和适当的伊斯兰行为(原书第180页)。


第七章“在世界主义种族与马来人的政治灭绝之间”,聚焦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城市空间”,那里是跨文化交流和身份界定的场所。尽管如此,章节中大部分内容讨论了宗教(伊斯兰教)空间和仪式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加深了种族间的隔离和种族化的关系。根据作者作为一个“非穆斯林”外国访客在布城和吉隆坡的清真寺,以及政府办公室(经济规划单位)的个人经历,他得出结论,这些公共场所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划出了一道种族界限。


作者主要的观点之一是国家,尤其是宗教部门,在构建、资助和监管不同种族/宗教群体之间及内部的界限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对于熟悉马来西亚文献和事件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点或发现。实际上,许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我们对于在21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在多种族联盟和动员前所未有的激增时期,国家,尤其是民间社会的身份形成和宗教间关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读者,尤其是非人类学家,可能期待听到更多关于不同宗教/种族群体之间日常互动的微妙和复杂性,以及他们的官方认可身份和宗教性在社区和个人层面上如何受到挑战并被重新评估。在更城市化的莎阿南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感知和互动是否与更乡村化的哥打巴鲁不同?截然不同的社会、历史和人口条件如何塑造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的身份?穆斯林是否只是遵循并遵守官方和政治认可的身份界限和伊斯兰身份?


总体而言,我们很难不怀疑,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尤其是宗教性,是否真如作者所认为的那样肤浅和世俗。根据他的民族志研究,马来西亚的穆斯林似乎在暗中寻找机会去犯下罪行(根据伊斯兰正统教义)。然而,他们试图通过一些手段来规避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比如要么去泰国,要么借用朋友的房子行事),因为他们担心在雪兰莪或吉兰丹会被宗教警察抓到。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精英因为免于国家监控,所以能够侥幸逃脱宗教违规行为,这导致作者提出了马来西亚穆斯林之间存在“阶级界限”的观点。宗教性和穆斯林身份真的只是关于服从或抵抗马来西亚强大宗教部门认可的规则和定义吗?如果他们的宗教身份和宗教性确实是国家政治项目的主要产物,正如作者似乎所暗示的,我们如何解释普通穆斯林对于叛教或跨宗教婚姻(及离婚)问题的高度情绪化反应和动员?极端保守的马来/伊斯兰至上主义团体(在第五章讨论)是如何产生和动员穆斯林人口的?正如作者在原书第111页所声称的,巫统精英真的别无选择,只能站在他们一边吗?他们支持伊斯兰刑法(hudud)的眼泪只是赚取政治资本的鳄鱼眼泪吗?


此外,作者关于国家宗教意识形态和政府推进的项目(特别是在前首相巴达维时期)对多元文化和/或种族身份影响的论点,缺乏令人信服的实证证据。例如,正如作者在第四章中所争论的,多种族的伊斯兰哈达里是否是巴达维(以及巫统)在2004年胜选及其随后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并不确定。考虑到当时更广泛的政治转型和民间社会的变化,这些在书中几乎未被提及。


无论如何,本书的核心目的似乎在于探究国家意识形态和身份形成、种族关系的概念产生的影响,而非回答选举的成败,尽管伊斯兰哈达里确实是巫统政权为避免疏远非穆斯林社群、确保政治生存而持续做出的真诚努力。最后,本书发人深思的是,在社会政治环境剧烈变化的当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感知和日常互动如何变化,以及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深度分裂的多元社会中,与少数“他者”的关系对于塑造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极端保守种族主义团体的崛起,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英文原文见
Hamayotsu, K., & Hoffstaedter, G. (2015). [Review of Modern Muslim Identities: Negotiating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Malaysia].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23(2), 273–276. 书评仅代表作者观点。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老牌刊物《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于2012年12月刊登廖振杨(Joseph Chinyong Liow)对《现代穆斯林身份》的书评。书评作者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艺术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书评编译如下:


何以为马来?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马来西亚的学者和决策者。大量研究试图揭示马来身份的复杂性:这一身份及其背后的论述是如何构建、强化、解构和延续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学术研究议程的复杂性往往与政治家和官员不太成熟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对他们来说,“马来人”首先是指享有政治和经济权利及特权的土著群体,这些权益是“非马来人”享受不到的。


《现代穆斯林身份》谨慎地涉足这场可能充满争议的辩论。杰拉德·霍夫施泰特采用参与观察和对社会及文化机构及实践(如艺术和消费)的细致分析的民族志方法,试图证明族群身份并非一成不变,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涉及意识形态、论述、虔诚(或如霍夫施泰特所称的“伊斯兰性”)、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之间的复杂互动。霍夫施泰特关注结构因素,这与之前人类学研究中强调人际关系在身份解析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对比。同时,霍夫施泰特也特别关注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官方对马来族群定义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在族群认同和协商过程中的角色。在这里,他感兴趣的是伊斯兰教如何被用来加强马来霸权,但这种方式可能会损害“马来人”的长期利益。在最终分析中,《现代穆斯林身份》认为“马来西亚曾经是一个世界主义和流动的身份,而当前的身份表述是排他的,基于负面容忍,对所有马来西亚人,特别是马来人都有害无利,因为他们遭受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迫害”(原书第27页)。这种将历史背景纳入考量的方法特别有用,因为流行媒体往往倾向于在不考虑情境的情况下解释现实发展。


为了支持他关于马来族群叙事从流动性彻底转变到排他性的历史性微妙论点,霍夫施泰特探讨了几个子主题,涉及在伊斯兰叙事和实践背景下更广泛的身份构建、协商和解构问题。例如,在第三章中,他讨论了伊斯兰性在物理和法律层面的表达,而在第四章中,他剖析了知识和官方话语,如伊斯兰化问题和伊斯兰哈达里这一概念,这是前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Tun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提出的一个理念,旨在构建一个既符合伊斯兰教原则又具有现代化、包容性的社会,但现实中的事件发展已经超出了这个理念所能涵盖的范围。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霍夫施泰特在第五章中拓展到公共叙事和集体行动领域,他介绍了马来西亚活跃的伊斯兰民间社会。在这里,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马来西亚,国家与声势日益浩大的伊斯兰民间社会之间的关系已从控制和收买转变为国家在面对民间社会中日益强烈的排他性权利主张和伊斯兰至高无上的叙时,显得愈发无能为力。实际上,作者注意“在马来西亚,民间社会和国家机构一样,成为了争夺马来身份和伊斯兰教义解释权的另一争议空间。在这种情境下,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支持那些声称在维护马来权益和伊斯兰的人。这种策略已经被保守的民间社会成功采用……原本国家用来拓展社会空间的策略和手段,现在正被这些保守派以比改革派更加激进的方式所采用”(原书第111页)。尽管作者对信仰和身份认同竞争日益激烈的看法并不特别新颖,但他的论点仍然具有说服力,并且得到了充分的实证支持。


仔细阅读《现代穆斯林身份》这本书,会让人产生两个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在书中多处被间接提及,但我认为它们值得更细致和明确的探讨。首先,非马来人的声音在哪里?书中大部分内容缺失了非马来人对不断演变的马来性和马来-穆斯林至上论叙事的贡献。当然,霍夫施泰特在几个地方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比如他在讨论第11条款运动时谈到(原书第136-138页)。然而,为了避免加深书中正在质疑的种族宗教至上的观念,霍夫施泰特的框架可以进一步扩展,来阐明非穆斯林是如何回应和抵抗这种霸权叙事的。其次,在野党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伊党,PAS)所提出的新叙事在书中描述的马来霸权话语结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对马来西亚政治有所观察的人会敏锐地注意到,伊党PAS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它在宗教叙事中试图超越种族,以及拥抱宗教自由和多元主义。伊党在马来西亚政治乃至更深层次的主导政治话语中的这一角色,值得我们多加考量,尤其是在它如何偏离由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最大的马来-穆斯林政党)所持续推动的马来-穆斯林霸权结构性话语,如“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马来人万岁”(Hidup Melayu)、“新马来人”(Melayu Baru)等的背景下,霍夫施泰特已经精确地勾勒出了这些参数。


在其他地方我曾提出,当今马来西亚社会中的伊斯兰化趋势已经出现了令人不安的转变:作为执政国民阵线联盟核心的最大马来-穆斯林政党巫统,以及活跃的穆斯林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领域,涌现出排他性政治叙事,并且还在进一步加强。这些力量主张强化伊斯兰的首要地位和马来利益的至高无上。其结果是,非穆斯林以及支持更大多元主义和少数派权利的穆斯林的空间逐渐缩小。霍夫施泰特扎实的学术研究既加强了这些观点,又通过提请注意他所说的“系统性的排斥模式”进一步推动这一讨论。基于上述原因以及其他已提及的理由,《现代穆斯林身份》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不仅对那些好奇马来西亚的人,而且对那些寻求更好理解种族和宗教之间微妙互动的人,都值得一读。


英文原文见
Liow, J. C. (2012). [Review of Modern Muslim Identities: Negotiating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Malaysia. NIAS Monographs, 119, by G. Hoffstaedter]. Pacific Affairs, 85(4), 855–857. 书评仅代表作者观点。

策划:王晓峰

编译:杜薇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时事动态





泰国

泰国宪法法院驳回针对他信保外就医的起诉

12月18日,泰国宪法法院通过决议,驳回请愿人孔德查对司法部部长塔威、惩教署署长萨哈甘和曼谷特别监狱监狱长纳斯提的指控。孔德查指控以上三人为他信保外就医提供便利。此前,他信回国后,因身体原因曾入住警察医院14楼。宪法法院经讨论认为,请愿书和所附文件中所指控的情况没有足够明确的事实和证据。根据《泰王国宪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不能证明三名被告是在利用行使权力推翻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主政府体制。


孔德查在请愿书中请求宪法法院根据宪法第49条作出裁决,第一被告司法部部长塔威没有按照部长条例,监督惩戒署行使将囚犯送到监狱外治疗的权力。第二被告惩教署署长萨哈甘和第三被告曼谷特别监狱监狱长纳斯提在没有证据证明他信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将其送往警察医院14楼的一个特殊房间接受治疗。这三名被告让他信获得比其他囚犯更好医疗条件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27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第53条“国家应确保法律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的规定。


在此之前,孔德查曾于11月11日向总检察长提交请愿书,要求总检察长请求宪法法院对他信保外就医案做出裁决,但最高检察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孔德查因此才向宪法法院直接提出诉求。

新闻来源:泰国公共电视台/Thai PBS,2024年12月18日


泰国总理佩通坦访问马来西亚

应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邀请,泰国总理佩通坦于12月16日正式访问马来西亚。这是佩通坦上任以来首次访问马来西亚。访问期间,佩通坦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举行双边会晤,并共同主持了第七次马泰领导人磋商会议。双方在会晤中评估了双边关系进展、探讨了两国间潜在合作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会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文化、艺术和遗产合作谅解备忘录》以及关于橡胶工业发展和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新闻来源:马来西亚外交部,2024年12月15日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应对老龄化挑战

联合国老年人享有所有人权问题独立专家克劳迪娅·马勒(Claudia Mahler)近日结束了对马来西亚为期12天的访问。她肯定了马来西亚将应对人口老龄化列为国家优先事项的努力,但强调在具体行动上仍需加强人权保障和政策包容性。马勒指出,马来西亚将在2030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现阶段家庭在老年人照护中仍扮演核心角色,但人口结构变化正在使这种传统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在社会保障方面,马勒特别强调养老金体系改革的重要性。她指出现有养老金体系覆盖率过低,仅有29%的老年人领取养老金,且许多参与公积金计划的劳动者也因缴费不足而在退休后陷入贫困。她呼吁政府通过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所有老年人享有体面的生活标准,特别是关注农村地区、原住民、移民、残疾人和其他脆弱群体的特殊需求,确保他们不被忽视。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也正试图通过多项举措系统性应对老龄化挑战。马来西亚经济部近日回应关于政府应对老龄化社会行动计划的提问时提到,《国家老龄化蓝图》草案将在2025年初提交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MTEN)审议,蓝图涉及宏观经济、财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及终身健康等多个领域。经济部指出,老龄化趋势源于出生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数据显示,马来西亚人均预期寿命从1991年的71.2岁提升至2023年的74.8岁,这一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闻来源:联合国新闻、南洋商报,2024年12月20日


马来西亚政府同意重启搜索MH370

马来西亚政府于12月20日宣布,将与美国海洋机器人公司Ocean Infinity合作,重启对2014年失踪的马航MH370航班的搜寻工作。本次搜寻将采用“无结果无费用”的合作模式,在印度洋南部约1.5万平方公里的海底新区域展开。马来西亚交通部正在同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公司协商搜寻方案协议条款,马来西亚政府原则上同意现有方案,并预计于2025年初敲定搜寻协议。预计本次搜寻活动为期18个月。如搜寻成功,“海洋无限”公司可获报酬7000万美元(约合5.1亿元人民币)。此次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家属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线索解开谜团。

新闻来源:马新社/BERNAMA,2024年12月20日






越南

越南国会通过关于设立顺化中央直辖市的决议

11月30日上午,出席第十五届国会第八次会议的461名国会代表中的456名(占国会代表总数的95.62%)已表决通过关于设立顺化中央直辖市的决议,该决议于2025年1月1日生效。国会责成国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调整、成立顺化市各县级、乡级行政单位,确保在该决议生效之日起投入运行。与承天顺化省有关的机关、组织和单位将被改为顺化市并从决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国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国会审议和决定设立顺化中央直辖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设立顺化中央直辖市将成为中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开展城市发展规划的动力,旨在提升城市建设质量,推动城市经济快速、强劲和可持续发展,逐步提高顺化市人均收入和其他发展指标。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plus,2024年11月30日


越南精简机构改革:政府部门减少5个 正部级机构减少3个

关于政府机构调整、精简工作,12月17日上午,越南内务部部长范氏清茶在接受越通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据部分部门和机构合并方案,政府部门精简至13个,减少5个;正部级机构精简至4个,减少3个;减少12/13个总局和正部级、500个局和正局级,减少177个司、减少190个公立事业单位。


内务部已完成第18号决议实施情况总结工作报告,政府各部、正部级机构、政府直属机构和平调整方案。在对各部、正部级机构精简、调整国家管理职能和任务后,基本解决当前存在交叉的问题。范氏清茶表示,在调整、精简后,牵头机构减少35-40%,内设机构减少至少15%,基本撤销总局和正总局级机构;这不仅是机构精简革命,还是“解放我们思想的一场革命”,尤其是改变思维和认识,改革创新与发展,发挥好人力资源,推动生产力发展,推动国家稳步迈向新纪元。

新闻来源:越南通讯社/Vietnamplus,2024年12月17日


越南与英伟达合作开设AI研究和数据中心

越南政府与全球知名芯片生产商英伟达(Nvidia)达成合作协议,将在越南建立两个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中心(VRDC)和AI数据中心,旨在推动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这一协议源自去年9月越南总理范明政访问英伟达美国总部后的合作谈判,并于今年12月正式签署。范明政表示,这次合作体现了英伟达对越南的高度重视,显示出其将越南视为“第二家园”的承诺与决心。


双方的这一合作符合越南将AI列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愿景,并有望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创新地位。越南拥有众多年轻且充满活力的技术型劳动力,是东南亚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兴力量。对此,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现在是越南发展AI的最佳时机。越南拥有的数据资源是AI发展的重要基础,应在本地进行训练和应用,英伟达将支持越南的AI技术发展、本地人才培养以及创业项目,助力越南在高科技领域加速崛起。

新闻来源:越南快讯/VnExpress,2024年12月25日






东帝汶

东帝汶在国际法院倡导小岛屿国家在气候变化中的权利

12月12日,东帝汶就气候变化问题的国家义务在荷兰海牙向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提交了意见,表明了其作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 SIDS)和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的立场。


东帝汶代表、总理办公室主任兼土地与海洋边界办公室(Officer of the Land and Maritime Boundary Office, LMBO)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埃克斯波斯托(Elizabeth Exposto)强调,尽管所有国家都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义务,但这些责任必须反映各国对这一问题的历史贡献及其各自应对该问题的能力。


埃克斯波斯托女士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剥夺最不发达国家(包括东帝汶)的发展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权利,这些权利必须符合自决权和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


东帝汶气候事务特使阿道·巴尔博萨(Adão Barbosa)在发言中提到,“发展中国家已经为气候危机付出了高昂代价。我们不能继续以牺牲我们的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被‘削减’。我们不能要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利用其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来资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特别是在它们的贡献如此微小的情况下。”

新闻来源:东帝汶政府/Government of Timor-Leste,2024年12月17日






新加坡

娘惹传统服装卡峇雅申遗成功

经新加坡、文莱、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联合申报,传统服饰卡峇雅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负责审核申遗项目的国际评估团表示,卡峇雅是东南亚多元社群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可以促进多元社群间的积极交流

新闻来源:联合早报,2024年12月4日






菲律宾

调查显示菲律宾社会乐观情绪下降

菲律宾社会调查机构社会气象站(SWS)近日发布了其年度调查结果。SWS 发现,90% 的受访者对新年仍然充满希望。虽然这仍然是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这也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当时水平为89% )。相比之下,96% 的菲律宾人对 2023 年的新年充满希望。SWS 指出,“10% 的人将带着恐惧进入新年,比 2023 年的 3% 上升了 7 个百分点。这是自 2009 年 11% 以来的最高水平。调查还显示,与 2023 年相比,所有教育阶段的希望都下降了。在大学毕业生中,有希望的比例从 98% 下降到 96%。对于那些受过一些高中教育的人来说,它从 96% 下降到 93%。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从 96% 下降到 91%,而只完成小学教育的有希望的受访者比例从 97% 下降到 89%。对于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来说,希望从 93% 下降到 83%。

新闻来源:菲律宾星报,2024年12月27日


菲律宾政府赤字继续扩大

菲律宾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由于税收下降且政府支出以两位数的速度激增,该国政府在11月的预算赤字扩大至 2130 亿比索。最新的预算缺口是去年同月记录的 933 亿比索赤字的两倍多,这是由于 11 月的总收入从一年前的 3404 亿比索小幅下降0.6%至3383 亿比索。另一方面,由于道路和国防基础设施项目、社会保护和教育相关计划以及人事服务需求的资本支出增加,当月政府支出从一年前的 4336 亿比索增长 27% 至 11 月的 5513 亿比索。在 11 个月期间,预算赤字从 1.11 万亿比索上升 5.9% 至 1.18 万亿比索,因为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国家支出。年初至今,1 月至 11 月,累计收入增长 15.2%,达到 4.1 万亿比索,而支出增长 13%,达到 5.28 万亿比索。


当公共支出的增长速度超过通过税收和其他来源产生的收入时,就会出现更大的预算赤字。这通常表明政府支出多于收入,需要借款来弥补缺口。

新闻来源:菲律宾星报,2024年12月27日



END


新闻编译:东南亚组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




获取PDF版本,请登陆官网查看


*注意事项:
本公众号所有内容,未经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引用、复制、转载、摘编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非法使用。对于有上述行为者,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