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儒家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程颢指责王安石的学问是“对塔说相轮”，也就是面对着一座塔顶上的装饰圆环（“相轮”）说得头头是道，事实上根本没有亲眼见过与亲手摸过相轮。而他程颢自己则是较为“憨直”，奋力地在塔中登攀“十三级”并希望亲自近距离观察相轮。虽然没有最终实现目的、也做不出如王安石一般包罗万象的议论来，但程颢仍觉得这种“入塔寻相轮”的学术尝试更加有意义。也就是说，“虽然犹未见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
学术公案当然有待方家讨论，这个比喻却着实引发了在菲律宾长期田野调查的我的共鸣。调查所获材料尚在整理，究竟能产出什么样的学术成果确未可知。但是，写下此文时我确实已在这个事实上中国民众颇为陌生的国度生活、工作了十五六个月，可算是确实做了些“入塔寻相轮”的研究工作。这些体验也引发了我对经济学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理论的一点思考。
一、长滩岛：服务业是问题的答案吗？
就像一个在北京居住的人可能不会经常跑去故宫一样，我在菲律宾许久也从未动念去过长滩岛。这个岛是菲律宾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旅游胜地之一，也是众多外国游客来到菲律宾的首要目的地。我总觉得这个岛可能“太不菲律宾”了，也是其他来菲律宾“走马观花”的游客所必去的地方，便总是绕开这里不去。临近离开，才愈加觉得这个地方绕不开了：去北京总不能不去一趟故宫，来菲律宾也总不能不到访一次长滩岛。恰好有朋友帮忙联系了导游，我也拿到了优惠的住房，我便挑了一个周末的空档与朋友飞到长滩岛。
岛屿景色是真的漂亮。细腻与柔软的白色沙滩绵延数公里，碧海澄澈蓝天洁净，真真可算人间奇景。我也喜爱上了落日时在长滩旁海泳，阳光照在身上十分舒服惬意，这一感受是在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更令我欣喜的是，这里是游客区而非菲律宾百姓的生活区，我得以摆脱每周都在吃的菲式“中餐”烧卖炒饭（图1，从这款炒饭也能看出菲律宾人对碳水的巨大热爱），吃到一些较为正宗的中餐菜品。
图1 菲律宾十分流行的“中餐”快餐：烧卖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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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我在海中不仅被水母蛰，而且吃海鲜吃出肠胃炎，这些都是后话。长滩岛之行引起我学术反思的片段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导游的工资。导游是一位当地经济学家朋友请的，他也慷慨地没有让我付费。我在甫下飞机时就被这位导游的服务震撼到了。全程举伞相迎、前后开关车门，在车上还部分撤下副驾驶的靠背，以便坐在那里的他回头用平板电脑向我们介绍路上的风景与人文。从历史讲到现实，从黎刹讲到马科斯，他都信手拈来且妙语迭出。有问必答、周到得体、早来晚走、一切妥当。即便是在菲律宾这个以服务著称的国家，这样的导游仍算是个中翘楚了，一问之下果然发现这位正是当地的金牌导游，英语是在英格兰专门培训（菲律宾人英语一般无碍，只是会有口音）。我很好奇这样的服务费用几何，也担心我那位经济学家朋友颇为破费，便寻到一个机会加以打听。结果却远出我的意料：导游、车子、门票种种，5000比索（600元人民币）一天便全包了。这样的服务在中国，恐怕翻个三倍还不止。我和这位导游熟络起来，也了解到他之前是周边省份的中学教师，他一个月拿到的工资也就是陪我们转两三天的报酬而已，因而只得辞职不干，来做导游工作。他并不附属于哪个旅游公司，但需要与其他众多类似的导游竞争获取生意，而拆卸下椅背的平板讲解就是他独创的方式，那些众多令人捧腹的笑话也都是他的独门秘诀了。
图2 长滩岛上的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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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是岛上的反差感。能迎接世界各国游客络绎前来，岛上的服务当然是世界级的。岛上的酒店和餐饮与我们在北京或上海见到的并无什么区别，置身其中并不能分辨出菲律宾的特殊之处在哪里。一些世界级的品牌酒店也坐落在岛上，相信其品控更是能做到严格。我们所住的虽是颇为经济型的酒店，还是能见到标准的泳池、美味的自助餐与舒适的大床。但是，这些酒店、餐饮、景点之间的道路和设施，则绝对是第三世界标准。道路破落崎岖，不时见到多年未休整的大坑，明显具备上世纪80年代特征的指示牌，岛上居民所住的棚户，未清理的垃圾山、修建到一半的烂尾楼，一切都在提醒我仍在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我专门花了半天的时间探访了所谓“真实的长滩岛”，即离开游客常在的区域，探访岛民所真实居住的乡村或腹地（长滩岛太小，说是“腹地”其实略有些勉强），也更加坐实了这样的一种印象。因此，在酒店内外穿梭时就会有一种不真实的反差感：一瞬间就从第一世界到了第三世界。酒店中有着穿着整齐精致的门童开门，而门前就是衣衫破败索要零钱的孩子。
这些观察引起我对服务业作用的一系列思考。上世纪中后期的菲律宾政治动荡、经济不振，被称为“亚洲病人”（1980至1999 年平均GDP增长率为2.5%），这一局面到了世纪之交才有明显改善（2000至2009 年间为4.5%，2010至2019 年间为6.4%），一些学者甚至谈论菲律宾开辟出了“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指出数字技术赋能的现代服务业能够成为菲律宾这样的国家“绕过制造业”、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凭恃。但是，即便数字技术赋能的服务业真的能够具备诸多优点，数据上所看出的占主要部分的服务业，仍是我在长滩岛感受到的这类传统服务业。这类服务业具备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劳动生产率低，即便是如我们所遇到的金牌导游，所创造的附加值也是相当低的。这使得他个人的收入以及创造的价值都有限。第二是乘数效应小，换言之相关产业对其他经济活动的拉动是很有限的。服务即是服务，对劳动力的培训是否会带来可迁移的技术？一个酒店对周边的社区除了有限的就业，还有什么样的拉动效果或正向促进的功能？第三是就业规模小，非正式就业、金牌导游的低工资，都可以反映出就业岗位有限、劳动力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从跨国比较上看，经济学家们所谈到的那种商务咨询等等的高端服务，也与菲律宾关系不大：菲律宾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新加坡的11%，而后者才是多少有一些“服务业驱动”的味道在了。不过，新加坡第一早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第二制造业曾经是主要增长驱动者，第三至今制造业竞争力还很高，对菲律宾的启示实际上十分有限。因此，服务业驱动的发展对全球南方是否可行，仍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马尼拉：制造业不振的社会影响
雨果曾这样描绘他从未到过的圆明园：“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那就是圆明园”。参照这句话的技巧，我想也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你可以去想象一个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城市治理水平极其糟糕的城市，那就是马尼拉”。我在马尼拉遇到了友善帮忙的同事与朋友，也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留下了颇为难忘的各类回忆。但是坦白讲，在来马尼拉之前，我从未想过一个城市可以脏、乱、差到这个模样。游客到访的大多是“富人区”的马尼拉，或者说“现代化”的马尼拉（图3），而我每日生活与访问的则是“马尼拉人的马尼拉”，与外国游客与访客所能接触到的决然不同。我恐怕难以用千字的篇幅全面描写这个城市的治理问题，这里仅能挑选几个片段，供读者一窥这座城市带给我的震撼。
图3 马尼拉的“超级富人区”：博尼法西奥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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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随处可见的“禁枪”标牌。《老子》中有一句话叫“大道废、有仁义”，指的是先秦社会秩序混乱了，才有提倡仁义的必要。换言之，总在呼吁的可能正是仍不具备的。去马尼拉湾喝一杯咖啡，我都能碰到如图4所示的标志。在我到访的几乎所有娱乐场所、政府机关与学术单位门前，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卫驻守。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震慑潜在的捣乱分子，这些警卫队步枪还常被漆成亮银色，在夜色下闪烁出别样的光芒。初到马尼拉的我并不理解这样级别的安保缘由何在，心想作为“首善之区”的首都能乱到什么样子（相比之下南部的民族纠纷区域可能更为危险）。直到我在学校（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校园中闲逛时，被朋友提醒“你站的那个位置，上个月枪击死了一个人”时，我才真切体会到那些标志是何等必要。在这件事之后不久的某天夜间，住在马尼拉湾一家酒店的我想要步行20分钟到附近的商场时（要穿过一些赌场与娱乐设施），被酒店大堂经理惊恐地再三劝阻住时，我也就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了。再到后来，我还亲身看到持枪分子并多少受了些威胁、又差点被城市绑架团伙绑了去，也就完全承认所有的这些措施都非空穴来风了。
图4 马尼拉湾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禁枪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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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堵到绝望的城市交通。毫不夸张的说，马尼拉比我所有见过的中国城市与外国城市都堵。我所在的马尼拉雅典耀大学距离马尼拉机场大概19公里，每次出行都需要在路上预留2到3个小时的时间，不然是决计要误机的。犹记得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学者与朋友来马尼拉转机，时间紧张便只能邀请我到他下榻的酒店吃个午饭。他可能也未领略过马尼拉的交通，觉得我同城赶来尚属方便。实际上，为了11:30准时出现在酒店门前，我8:30就从学校的办公室出发了（不幸还是耽误了几分钟）。考虑到这样的距离与速度，事实上骑车甚至走路都不能说是不可以考虑的选择了（当然其实摩托车与自行车也堵）。每次坐困车中，看前后车流纹丝不动，被热带阳光炙烤得汗水横流，都有一种颇为绝望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段路放在其他城市都可能很短：圣诞节当天下午（颇为类似中国除夕的下午）驾车赴城中朋友家里的宴会，路上全是坦途，只用了40分钟不到就抵达机场附近，那天我才意识到这条道路本来应该多么地顺畅。
第三是数量惊人的城市贫民。从直观感受上来讲，这个城市好像大多数居民都没有什么正经工作。出门去一趟便利店，门前便有数个贫民等在那里，帮来往顾客开门，顺便等待在顾客出门时接收找零的硬币作为小费（在这个一瓶可乐就要40到50比索的国家，仍然有0.25比索的硬币在流通与使用，那也难怪每次去过便利店后顾客都会有一堆硬币）。这样的职业还有很多：例如在滚滚车流中擦窗索取小费、以及在关键路口处指路或指挥停车索取小费等等，事实上已经算是十分体面的贫民创收方式了。我曾经到访过马尼拉的几个主要贫民聚居区，那种在垃圾桶中捡剩肉、再重新制作售卖的生意，确实给了我更大的震撼。更多的人似乎已经“放弃抵抗”了，不再寻找工作，而是在天桥、路边、树下等等地方“躲进小楼成一统”。我第一次去市中心的黎刹广场（该国的政治中心建筑之一）探访，就被成片由纸箱或破衣服搭起来的棚户震撼到了。确实，在这个城市众多污水横流、垃圾堆满的角落，都住着基本生活尚难保障的贫民。我也早已习惯路边水泥管子中躺着的城市贫民对我一个外国人的异样目光了。不过，随着我在菲律宾晒得越来越黑、进而“泯然众人”，也就不复再有这个烦恼了。
图5 马尼拉湾的海边：无人收拾的成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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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城市治理局面又是孰令致之呢？菲律宾的学者们常常同我一起批评马尼拉的市政，但我总觉得将问题归咎于一二个部门或一二名官员并不合适。如此众多的治安混乱是由何而起？如此差的基础设施为何难以改善？如此众多的城市贫民是哪里来的？问题的关键仍在于经济增长的模式。能够大规模创造正式就业活动的唯有制造业，而制造业不振则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制造业工厂可以收纳中低技能水平的工人，为创造城市中产阶级做出贡献。相比之下，服务业拉动的就业相对有限，且非正式占比较高，难以承担制造业的角色。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沦为城市贫民，继而做起偷盗抢劫之类的事来，也就不难知晓了。而缺乏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菲律宾当然无法获取足够的收益，政府税收也难以得到保证，没有办法具备足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的各类资源。这里并非是说城市治理不重要或者说马尼拉的管理者已经没有地方需要改善了，更好的城市治理水平当然会改变如今这样混乱的局面。例如，70年代末的北京其秩序与整洁程度是要远好于收入水平类似的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但是，从社会矛盾隐患、基础设施缺口、城市贫民众多等现象的源头出发，治本的关键仍然在于寻找一条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路径。
三、苏比克：社会科学需要做田野吗？
我自去年4月与几位马尼拉的人类学者相识，相互之间的交流也逐渐热络起来。他们迫切想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与现状，便多次邀我去讲座、代课与交流。今年5月这些学者计划去苏比克湾开一个有关当代菲律宾的闭门研讨会，也就自然拉上我一起去。对我而言，当然是荣幸之至，欣然同往。既是闭门会议，众多细节不便多谈。不过在场的学者中，老朋友与新相识众多，我与他们之间的日常交流间确实获得了很多新的思考。特别是一段有关田野调查的对话，我觉得值得花篇幅把它记录下来。
一个颇为令我讶异的问题，是很多学者关心我为什么会来菲律宾。从学术中人的个人发展角度来说，他们建议我不要在菲停留太长的时间。其原因有二：第一，经济学的博士生不用出田野也能写出论文来，只要能够获得二手数据与相关资料就可以，如果是为了获取独特的数据或者说资料，也不用待两年时间这么长。在异国他乡这么长时间，会耽误经济学论文写作的进度。第二，菲律宾的问题没有那么重要，单独关注菲律宾未必能够在国际学界崭露头角（当然，他们说关注美菲关系的学者可以除外，但那更像是美国研究的学者了）。更为理性的方式可能是多跑一些国家，做出跨国比较研究出来。坦白讲，我确实应该感谢他们，这也是众多资深学者的经验之谈与好心提醒：他们担心我在菲律宾的长期田野会耽误个人的研究工作与职业发展。
图6 苏比可湾一家餐馆中的美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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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也围绕老师们的提醒展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众多的学者确实以寻找“超越特定地点”的理论为诉求，希望将特定时间与空间（“案例”）所获取的解释推广到更多类似的时间与空间上去。这种研究的取向与路径同自然科学更接近，换言之不同的国家或范围更小的案例都是一个跨国理论的样本，而唯有将一地所得的理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验证才有意义。一些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将这种路径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坦白讲这种路径有其贡献和作用，它督促研究者超越所关注的单一时间与空间，思考其他类似社会现象与其所研究的案例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不仅有助于启发其他我们理解其他社会现象，也同时有助于更加理解案例本身的特性与共性。但是，这种路径并非是唯一的路径，也并非是更为“高级”的路径，“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传统与逻辑。这一路径认为社会现象与其发生的情境（context）密切相关，换言之没有办法脱离开各类与时间及空间密切相关的特有因素而解释社会现象。在这种视角下，单一时间或空间下的社会现象就并非“案例”了，其本身就有价值，仅只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也有存在的必要。
这两种路径并非孰对孰错，而更多地像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来观察社会现象，因而也可以做到互补。例如，跨国的经济学研究指出制造业的重要性，绝大多数成功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赶超的经济体，都是通过制造业驱动的经济增长实现的。但是，菲律宾的制造业因何不振、这里的特定制造业产业面临着什么样的独特瓶颈，则又不是哪个跨国理论可以完全说得清的。我也并不相信这个国家独特的家族政治、选举政体、寡头垄断、地理位置、国际地位是可以找到第二个“样本”或者“案例”出来的。这个国家得以解套的路径，也只有基于该国的情境才能真正寻找得到。那种拿着跨国比较的结果，指责全球南方国家没有做到众多改革，而不考虑其现实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式的建议，也终究早就已经失败了。当然，这倒不是说菲律宾有什么特殊之处：只要考虑到足够多的细节，每个国家都是特殊的。社会科学中的“可比性”都是就某方面特点而言的，也找不到如自然科学实验一般“除了某个变量、其他全都一样”的对照实验。既然社会现象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应当容许不走实证主义路径的研究存在、赋予其合法性。
由此说回到个人。就自身定位而言，我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研究经济问题的区域国别学学生，也觉得弄清一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由来，乃至提出可行的办法出来，就已经是难以达成的任务了。目前可以说用实证主义研究经济问题的众多，而用解释主义来观察经济现象的人少，我也总觉得这是后学应该尝试与努力的方向。此外，由于苏比克湾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此地也随处可见美菲两国国旗共同悬挂的场景（图6）。我和教授们此前去过的薄荷岛，也见到了日菲两国国旗所共同出现的场景（图7）。菲律宾曾被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称为东南亚“与中国交流最浅的国家”，我倒觉得长期的田野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至少在欧美主流报纸之外，菲律宾的学者们还能听我一个来自中国的“内部人”来聊一聊中国的经济。
图7 日本援建的机场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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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创新经济学者十分看重所谓“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换言之不能形诸文字、“难以言传而仅可身教”的知识。这类知识不能通过读书或远距离习得，而仅能通过生产实践而逐渐获得。从这个意义上讲，“直入塔中，上寻相轮”的田野调查，其本意便在于获取尽可能多的在当地实践中才可获得的隐性知识，真正理解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现象。这样的研究路径是解释主义取向的，其出发点并非开展跨国比较或寻找“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而是理清特定社会现象背后的时间与空间特性。认识到这种路径的合法性与独特价值，可能是社会科学学者为菲律宾的发展困境提供解套方案的开始。
责任编辑：高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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