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鹏 撰文
我在上海读书时，周末经常住在阿爷姚耐[1]家。阿爷家在上海万航渡路1575号，就是从前的圣约翰大学。阿爷一直是七号楼的房主，1958年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时政府安排他住在这里，直至1991年去世。这是座浅绿色调带有维多利亚式檐廊的洋楼，北侧是褐红色的“校长楼”，南侧是大草坪。
周末放学我通常从邯郸路乘93路公交车到虹口公园换乘21路无轨电车至中山公园，穿过公园出后门正对着就是万航渡路1575号，进大门踏过左手边的大草坪就可以看到阿爷家人在一层檐廊等着我。这是一栋二层加阁楼的独立住宅，从前是阿爷一家人住。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层被安排另外两家人混住，文革后政府动员其中一户搬走了。
这里有两个东西令我好奇而难忘，一是每个房间都有独立卫生间，有浴盆、脸池，干湿分离；二是坐式马桶，这是我在北京没有见过的。这两个东西成为我后来购房不可或缺的标配。
阿爷阿奶住在楼上二层对着楼梯的朝南大房间，房间正中排放一张大桌子。阿爷坐桌边沙发上下围棋，弈手不乏诸多国家领导人，陈祖德、聂卫平等人的围棋启蒙教育也是在这张桌旁完成的。
华东政法大学为了盖职工宿舍把七号楼周边几栋老别墅拆了，还占用大草坪，太可惜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没文化的。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在华举办高等学府。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力主把本会1865年成立的“培雅书院”和1866年成立的“度恩书院”合并设立“圣约翰书院”。施约瑟把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教产作为抵押物购得曹家渡苏州河以南三百亩土地修建校园，光绪五年（1879）在极司菲尔路1575号落成，陆续开设文、理、医学、神学诸科。1905年学校在美国华盛顿注册，正式称为“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卜舫济[2]牧师从1888年至1941年主持圣约翰大学五十三年，陆续增建“怀施堂”“格致楼”“思颜堂”“思孟堂”“校长楼”“西门堂”“树人堂”“裴蔚堂”等。在他经营下圣约翰大学有了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神学院、商学院、新闻学院、土木工程学院等，他见证了中国大学许多学科的从无到有。
圣约翰大学校长楼原为英籍兆丰洋行大班勤努·霍格建造的“霍格别墅”，1911年由美国圣公会等筹资购得，作为圣约翰大学办公室及校长住宅，大学内部称为四号楼，楼上为校长住宅，楼下是图书馆。
北美殖民时代，英国圣公会（安立甘会）在十六世纪晚期就曾在卡罗来纳州、缅因州有过设立教区的尝试，追随者寥寥，不了了之，尤其在新英格兰六州常常遭冷眼相待。十七世纪局面稍有改观，1607年安立甘会在南部的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吸收到会众，建立了自己的教堂。他们的牧师一再向新教自由派靠拢，但在北美的地位与天主教和新教其他福音派别相比仍处下风。1701年英王威廉三世批准设立高阶组织“海外福音传道会”。托马斯·布雷等人付出非凡努力，成效不尽如人意。
1775年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革命者发起反抗宗主国的独立战争，毋庸多言，强烈拥护英国王室的安立甘会被美利坚人民视为缺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的不爱国行为受到鄙视和攻击。1783年独立战争的硝烟散尽后，美国安立甘宗的领袖们被两个问题深深地困扰，他们意识到要融入自己生活的这个新兴民族国家，自己的教会首先就必须是这个民族的教会。而摆到他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按照安立甘宗现有规则，不发誓效忠英国国王就不能被任命为主教，也就是说无法成立本来意义上的安立甘宗教会组织。塞缪尔·西伯里[3]牧师前往英国，经过多时谈判于1784年达成妥协方案，美国圣公会（American Church Mission, ACM）采取主教制，保持安立甘宗的神学认识和宗教传统。在神学信仰、宗教礼仪以及组织制度方面恪守安立甘宗基本原则，同时美国圣公会领袖可以不用发誓效忠英国国王而获得主教资格。塞缪尔·西伯里把协议带回美国，不出意料遭到自由派的反对，仍被大多数领导人接受。1787年有三个州的主教到英国，从坎特伯雷大主教手里拿到象征任命的圣杖，两个世纪来安立甘宗在美洲新大陆终于按立了自己的主教。在名称上美国安立甘会称为“美国主教制教会”（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安立甘宗在美国发展的坎坷历程，并不说明其在美国影响力不大，毕竟美国精英阶层大多是英格兰移民及其后代，这个相对保守的阶层或多或少有着安立甘宗传统，即便是清教主义和卫斯理主义的追随者大多数并没有彻底脱离安立甘会，若离若即，只是作为会中反对派存在而已。美国历史上四十五位总统中有十一位是安立甘宗教徒，包括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威廉·哈里森、约翰·泰勒、扎卡里·泰勒、富兰克林·皮尔斯、切斯特·阿瑟、富兰克林·罗斯福、杰拉尔德·福特和乔治·赫伯特·布什（老布什）。坐落在华盛顿威斯康辛大道旁、被称为美国国家教堂的“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Cathedral Church of St. Peter and St. Paul）是美国圣公会的座堂。
美国圣公会在上海还有“上海圣彼得堂”“圣保罗堂”“诸圣堂”“救主堂”“天恩堂”“复活堂”“圣约翰堂”“圣灵堂”“忠主堂”等。光绪十三年（1887）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汤蔼礼（Elliott Heber Thomson）在当时上海英租界西部边缘的泥城桥租用民房，设立了“显主堂”，数年后显主堂迁至界外的新闸路长庆里，汤蔼礼1897年回美，继任者在附近的爱文义路梅白格路口、圣公会广仁医院隔壁修建“圣彼得堂”（St. Peter’s Church）。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1913年在这里受洗。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董健吾（1891—1970）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公开身份是圣彼得堂牧师，他以此掩护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中共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包括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都在这里享受过难得的安谧生活，后设法送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
安立甘宗先后有三支遣华传道会，道光二十一年（1841）来华的“美国圣公会差会”（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PEC），道光二十四年（1844）来华的“大英行教会”，同治二年（1863）来华的“大英圣公会”。早期称为“安立甘会”，宣统元年（1909）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安立甘会主教会议上，以古代基督教倡导的“圣而公之教会”的意思，确定中文名称为“圣公会”。
1820年美国圣公会成立传道组织“美国圣公会差会”（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PEC），曾于道光十五年（1835）派人到广州踩点，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式遣派文惠廉[4]到澳门和厦门，道光二十五年到上海出任中国教区主教。而后美国圣公会以上海为基地，沿着长江流域，在汉口、芜湖、宜昌、沙市、安庆、武昌、常熟、长沙、南昌、无锡、苏州、扬州、南京等地开辟传道区。
节自姚鹏《自西徂東——中國近代基督新教明信片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23年出版，当当网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