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南顺治门内有一座传奇建筑，清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都曾频繁造访于此，恭恭敬敬与外国传教士促膝谈心，寰宇知识改变着彼此世界观。这里就是北京天主教四堂中历史最悠久的“南堂”，正式名称“圣母无染原罪堂”，毋庸置疑，故事的起始一定要追溯到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字西泰，1552年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在罗马学习过法律、哲学、神学、数学和天文学，1571年加入耶稣会，1578年离开里斯本东行，抵印度果阿，1580年晋铎；万历十年（1582）到澳门，次年随罗明坚神父经肇庆进入内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利玛窦带着准备好献给皇帝的礼物，搭乘一位太监的船，沿大运河北上抵京。利玛窦向万历皇帝献上奧特柳斯的Theatrum Orbis Terrae（《世界大观》）以及在澳门购办西洋珍贵玩好之物，计得座钟若干架，佩表若干对，大自鸣钟一架，洋琴一张；尚有他种新奇之物若干箱礼物。
利玛窦万历三十八年（1610）在北京病逝。依照明朝定例，客死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必须移棺澳门圣保禄神学院（Colègio de São Paulo）墓地。在他的传教士同事和他的中国学生、朝廷里挚友的协调下，万历皇帝破天荒地恩准一位洋教士葬在北京，平则门外的二里沟“滕公栅栏”成为利玛窦和他以后归主同伴的长眠之地。
明神宗朱翊钧收到利玛窦礼物的当年，下旨准允传教士在京活动，还在城南顺治门（现宣武门）内赐给来华耶稣会士一处宅子。利玛窦几等最初下榻于此，并买下隔壁荒废的东林党讲学会院旧地作为私人祈祷所，称为“首善书院”。天主教的Immaculée Conception一词汉语通译“圣母无染原罪”或“无玷圣母”，表示天主教对圣母玛利亚圣灵神授的崇高圣洁之信仰。利玛窦在这里把Immaculée Conception 译为“首善”，别有创意和一番长远考虑。
万历三十三年（1605）利玛窦将这所宅院改建为一座小经堂，是为南堂雏形，当时隶属于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澳门教省的澳门教区，1676年梵蒂冈传信部设立中国教省,南堂改隶南京教区和北京教区。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字道未，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到澳门，在中国生活四十七年，历经明清两朝，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重要的来华耶稣会士之一。1634年汤若望与徐光启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共计46种137卷，标志着中国天文学从此汇入世界天文学发展的潮流。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开创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 1623—1688），字敦伯，又字勋卿，比利时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58年受派抵达澳门，后到陕西传教，1660年到北京参与汤若望修订历法工作;康熙三年（1664）因“历法之争”入狱，次年释放。1668年复被起用，掌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后任太常寺卿、通奉大夫。
清顺治七年（1650），汤若望在利玛窦小教堂基础上扩建起一座中式风格的大教堂，奉无染原罪圣母为主保，始称“圣母无染原罪堂”（Cathédrale de L′Immaculée Conception），作为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座堂。清世祖顺治御笔亲书“钦崇天道”“通玄佳境”匾额，汤若望作《都门建堂碑记》保留至今。顺治曾二十四次到微服私访南堂，与汤若望抵足相谈，尊称五十九岁的汤若望神父为“玛法”（满语“老爷爷”）。
康熙三年（1664）汤若望遭鳌拜等人陷害，因“历案”下狱冤死，南堂被毁，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后为“历案”平反，拨银重建南堂，并多次移驾南堂看望汤若望的继任者南怀仁，赐匾额“万有真源”。康熙四十二年（1703）再重修南堂，康熙五十一年完工，建筑风格开始呈现欧式巴洛克风格，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附属建筑约400平方米。
乾隆四十年（1775）南堂遭火灾，画栋雕梁以及宫廷画师郎世宁修士为南堂绘制圣像画俱成灰烬，乾隆赐银一万两以资重修，还特意御笔亲书匾额对联，令悬挂堂中，以复其旧。
义和团运动时南堂是重灾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整个南堂，尤其是建于1652年的老南堂街门和牌楼尽被焚毁，教会1904年利用庚子赔款重建。
南堂除大教堂外，还有司铎院、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司教宿舍以及法文学校。司铎院是首善书院和历局的遗址，礼部尚书徐光启曾在书院旧址修历，名历局，清代改为时宪书局，治理时宪书。原设于南堂的圣味增爵养病院（Hopital Saint Vincent），庚子劫后转至北堂重置。
Pékin.—Collège Français (Nan-t’ang)
《北京南堂法文学校》（明信片）
同治十三年（1874）南堂在隔壁举办私立学校，光绪十七年（1891）法国圣母小昆仲会接管，在南堂东侧，也就是利玛窦曾经的“首善书院”旧址，修建“北京南堂法文学堂”（Collège de L′Immaculée-Conception ou du Nantang），校舍为三面围合建筑，砖木结构，有教室、学生宿舍、实验室、图书馆，庭院为操场。学校只招男生，毕业后授予法国学位。1937年法文学校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改名“私立南堂中学”。
历史文献里提及圣母无染原罪堂、南堂法文学校比较多，更具历史意义的南堂藏书楼却鲜有人知。泛泛讲南堂藏书楼的图书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利玛窦藏书”和“金尼阁藏书”。
利玛窦神父创建南堂，同厝设藏书楼，奠定利玛窦藏书基础。所谓“利玛窦藏书”不是利玛窦一个人的书籍，也算上早期其他“开拓者”的。藏书来源或是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或是来华后向组织和亲朋好友索要的；大部分是天文、地理、星象类书籍，如1593年的《星相学》，1570年的《世界概观》等。
另一部分是赫赫有名的“金尼阁藏书”。金尼阁[1]万历四十一年（1613）离开澳门返回罗马向教廷述职，受命广采西文书籍。在欧洲，他每到一地，不厌其烦地向所见之人诉说自己的一个神圣愿望，要在中国“建立一座与教廷名称相匹配的图书馆，它将是自教廷向这片遥远土地传去的天主教信仰的一座永久文化丰碑”。乐事劝功，他的努力颇有成效，教宗保罗五世从梵蒂冈教皇图书馆为他择选了五百三十四种、四百五十七册图书，并馈赠了一千金币；圣洛朗修道院（St.Laurent）院长捐赠给南京修道院的图书二十三种二十九册。金尼阁和邓玉函等人还在欧洲其他地方募集图书两百种、一百四十三册，募集到捐款又一千金币。这批图书装帧不好，他们收到的捐款主要用于委托书商重新装帧，合订本居多，故而册数少于种数。
金尼阁与其他传教士于1618年携书从里斯本出发，万历四十八年（1620）抵澳门。由于时局变化，内地排教事件频发，这批图书滞留澳门，天启三年（1623）局势平定后，陆续运到南堂。此时南京修道院已经关闭，圣洛朗赠书留在南堂。
“利玛窦藏书”和“金尼阁藏书”多是著名的“摇篮本”。“摇篮本”（Incunabula）是西方目录学家对十五世纪后半叶欧洲活字印刷文献的称呼，自十七世纪中叶开始成为欧洲收藏界追逐的珍品，被称为“纸上财富”。
南堂藏书楼还有主教府藏书和各地教堂藏书。前者是索智能[2]和汤士选[3]在南堂任主教时有留下的书籍。后者是中国各地天主教住院的藏书机构由于教案和禁教，教堂陆续关闭，藏书调至南堂。。
道光十年（1830）遣使会撤离都城，北京主教府厕身西湾子，不得已把南堂藏书委托俄罗斯东正教北京教团的“北馆”代管。鸦片战争后，北京教区移座京城，同时运回西湾子保存的北京教区藏书。因南堂已经彻底荒废，北堂尚有可用房屋，主教府和藏书楼便设于北堂。时至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孟振生主教请法国军方出面交涉，咸丰十二年（1862）俄罗斯教团终将藏书归还北堂，自此天主教在北京的藏书实现“大一统”——新北堂藏书。光绪十三年（1887）北堂藏书楼建了新址，又经义和团运动等坷难，完整保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