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鹏 撰文
黄伯禄是第一位被国际汉学界接受的华人汉学家。1899年和1914年他两次获得国际汉学最高奖儒莲奖，1894年度儒莲奖表彰作品也与他有关。
黄伯禄神父学识渊博，曾用中文、英语、法语和拉丁语发表著作，早年许多教外学者以为他是外国人。1915年10月，尚且年轻的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偶见一本署名为“天主教司铎黄伯禄斐默氏”的《集说诠真》，于是在日记中记道：
此书盖为辟多神迷信之俗而作。蒋序曰：“黄君搜集群书，细加抉择，编年释地，将数百年流俗之讹，不经之说，分条摭引，抒己见以申辨之。”是也。所引书籍至二百余种之多，亦不可多得之作。今年余在哥伦比亚大学藏书楼见之。其说处处为耶教说法，其偏执处有可笑者。然搜讨甚勤，又以其出于外人之手也，故记以褒之。[1]
胡适先生这里提到的 “黄伯禄斐默”就是中国籍耶稣会士黄伯禄先生，不过胡先生把他的国籍弄岔了，以为他是洋人。
黄伯禄（Pierre Hoang），名成亿，字志山，号斐默，教名伯禄，道光十年（1830）生于江苏海门，幼年私塾就读；道光二十三年（1843）入张朴桥神学院潜修十七年，研习拉丁文、哲学、神学等；咸丰十年（1860）晋铎，出任小修院院长，兼授拉丁文和哲学，后在上海、苏州、海门等地传教；光绪元年（1875）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小修院；三年后退隐董家渡专心著述。
他还有中文著作《正教奉传》《集说诠真》《圣女斐乐默纳传》《契券汇式》《函牍举隅》《正教奉褒》《詶真辨妄》《圣母院函稿》《函牍举隅碎锦注释》等。
法国汉学家顾赛芬荣获得过三次儒莲奖，其中第三次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康熙中前期，由于天主教传教士们在历法、绘画、音乐方面的成绩，尤其是在与俄国人边境交涉、顺利签署《尼布楚条约》这件事上帮了朝廷很大的忙。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廷曾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这是天主教入华百余年来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旨令形式的正式允准。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宽松日子不到三十年，由于罗马教皇一再坚持禁止在华传教士遵守中国礼仪，惹怒清廷，康熙五十九年（1720）玄烨的态度骤然改变，颁旨禁教。对“康熙容教令”的不同解读，甚至是否存在这段历史，奉教与反天主教两派意见截然对立。黄伯禄编纂《正教奉褒》和《正教奉传》，记载了《康熙容教令》颁布的过程及其内容，以及后来朝廷和各地府衙有关对于天主教传教状况的史料。
《正教奉褒》主要依据中文文献，并参照部分西文资料，精加校雠，按照年代顺序，起自唐太宗贞观年间阿罗本到长安（大秦景教），讫于清宣宗道光年间高守谦回国，详细介绍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该书光绪十年（1884）上海慈母堂出版初版，累年递修，是一部被学界反复引用的天主教史书。《正教奉传》收集许多围绕执行容教令，朝廷的“上谕”，礼部的“题奏”，衙门的“告示”，洋人的“照会”等。黄公在第一版序言里说明此书主旨：
天主教传行中国，越千数百载。虽屡被奸谋，时遭厄难，仍蒙圣主贤臣，詧鉴真主，奉行勿替。兹将所及见闻之朝廷恩旨，及中外大臣奏稿示谕，并道府州县告示，汇辑一卷，颜之曰正教奉传，爰述天主教传行中国之原委。[2]
天主教学者如方豪等人对《正教奉褒》和《正教奉传》非常重视，黄伯禄收集整理的历史文献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史。
顾赛芬光绪二十年（1894）将《正教奉褒》和《正教奉传》编译法文Choix de documents：lettres officielles，proclamations，édits，mémoriaux，inscriptions（《正教褒传》），1895年儒莲奖评选委员会因此著颁发给顾赛芬年度奖。然而这部著作原作者是黄伯禄。一部同时代人的作品，况且黄先生尚且在世，奖励译者而不是原作者无论如何是没有道理的。
黄伯禄为教会编著了《正教奉褒》和《正教奉传》之外，还撰写了影响很大的辨妄著作《圣教理证》《集说诠真》《集说诠真提要》《集说诠真续编》《詶真辨妄》，系统地研究了被西方传教士视为“迷信”中国民间信仰，对后来近百年间西方在此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经武律，以立其身。”天文与地理不仅对中国人是经世之才所必备，黄伯禄的Catalogue d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Signalés en Chine（《中国大地震目录》）使得他1914年第二次获得儒莲奖。
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有观天文治历书的传统，明季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在北京设立过观象台。鸦片战争后耶稣会重返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就携带大量天文器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耶稣会总会在欧洲招募天文学专业人员陆续派往上海，前后有刘德耀[3]、高龙鞶[4]、蔡尚质[5]、能恩斯[6]、卜尔克[7]、龙相齐[8]等人，同治十一年（1872）徐汇天文台正式成立，开始气象观测。主持天文台工作的主要是两位法籍神父刘德耀和高龙鞶。他们来华前都有在法国通赫斯特天文台工作的经历，是较为专业的气象学家。天文台设在肇嘉浜畔，初创时期有平房数间，条件简陋，观测工作只能在会士住所东侧的平台上进行。天文台当时分为三个厅，西厅共有两间为神父的卧室，中厅摆放仪器及进行业务，东厅为图书室。最初这里的天文仪器只有一架气象记录仪，几支寒暑表和气压表，还有高龙鞶自制的测风车。光绪二十五年（1899），耶稣会士们在徐光启墓园东边辟地筹建规模更大的天文台，在第一任台长能恩斯神父主持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建成。
《徐家汇天文台》（明信片）
徐汇天文台在那个时代与国际天文学界是接轨的，研究人员与国际机构和同行往来密切，他们担纲和分享着国际重大课题的研究。徐汇天文台研究水准不逊于国际同行，他们所列出的科研成果在当年是世界领先的，得到国际组织和同行的公认；即便在今日其论文引用率仍是很高的。徐汇天文台的神父和普通科学家在国际上赫赫有名，他们中许多人是法兰西科学院或梵蒂冈科学院院士，他们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专业学会领袖名册上。徐汇天文台对我国本土天文研究起到引领作用，国民政府的天文机构与徐汇天文台保持紧密学术联系，又如高均等人离开徐家汇后在中国人自己的天文机构里发挥重要作用。徐汇天文台的这些论著或发表在国际专业期刊上，但绝大部分首发于徐汇天文台的科研杂志，或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徐家汇的出版机构成就了他们辉煌的事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徐汇天文台的科研工作停止，其鼎盛不过六七十年光景；战后，日本人抢占的天文研究设备大多被国民政府接受。
徐汇天文台工作人员名单里没有黄伯禄，他应该是天文台兼职研究员，《中国大地震目录》和《日月蚀考》是为天文台写的研究报告。
《中国大地震目录》动笔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黄伯禄已经虚岁七十七。当时徐汇天文台刚刚着手系统积累中国地震资料，利用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传教士网络搜集信息。但是天文台自身及其网络没有能力整理中国历史资料，“于是想起在欧洲享誉盛名的汉学家，博学、良知和充满批判精神的黄伯禄神父就在身边。耄耋之年的黄神父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知识，他撰写的《中西历日合璧》已然彰显出他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非凡能力。中国现有的地震资料非常欠缺，整理出来谈何容易。他的岁数也是完成这项工作的直接威胁，时间紧迫，任何耽搁都会剥夺大家最后的希望。在大家一再劝说下，黄神父最终接受了大家的托付。”[9]
黄伯禄编纂目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考据和确认历史文献里记载的地震所发生的年代和地点，这恰恰是之前一些欧洲和日本学者在这个课题上半途而废的原因。他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苦心三年终于在宣统元年（1909）10月7日审阅完最后一页手稿，就在次日，“这位八十岁老学者平静中渐渐地永远阖上双眼，离开这个世界，留下的这部手稿不需他回答任何人提出任何问题了。”[10]
光启社认为黄伯禄虽不是地球物理学家，但他的《中国大地震目录》比《契券汇式》《中国婚姻律》出版价值更大，便说服徐汇天文台把这份报告放在“汉学丛书”出版。
《中国大地震目录》用法文撰写，全书分为两卷，记载了从公元前1767年至公元1895年间中国发生的五千七百九十三次大小地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独立的地震专著。这本书的体例是分省表格，详细记载每次地震发生地点、经度、维度、时间、震级等信息。毋庸赘述，黄伯禄著《中国大地震目录》对于中国地震学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Catalogue des Eclipses de Soleil et de Lùne（《日月蚀考》）也是黄伯禄为徐汇天文台撰写过的研究报告。
黄伯禄还编写过一本《中西历日合璧》，也就是公历与农历对照本，现在看来此书没有什么太多意思，在当时是很实用的工具书。自从徐光启、汤若望等人编纂《崇祯历书》以来，中国历法基本与世界接轨，传教士们每年都要核校修订。光绪三十年（1904）土山湾印书馆出版《中西历日合璧》的英文本A notice of The Chinese Calendar and A concordance With The Ouropean Calendar。黄伯禄逝于光绪元年（1909），次年光启社把他的这部著作的法文本Concordance des Chronologies Néoméniques Chinoise et Européenne 列入“汉学丛书”出版。1912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纂了影响一代人的工具书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华英字典》），其附录“中西历日对照表”就是采用黄伯禄的成果。
这部《中西历日合璧》起始时间是姬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宕至“大清癸卯年”（2023年）[11]，其中仅宣统纪年就排满了一个甲子。由此看来，按照传教士们对大清王朝千年基业之信心，恐怕我们今日还留着辫子吧！
黄伯禄1899年第一次获儒莲奖的作品是《契券汇式》。土山湾印书馆光绪八年（1882）出版了中文的《契券汇式》（De Legali Dominio），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汉学丛书”又把此书改写法文本Notions techniques sur la propriété en Chine，avec un choix d'actes et de documents officiels（《契券汇式》）。黄伯禄的这部研究中国房产和地产契约的法文专著，非常详细地分析和记述了中国契约的格式、条款、签字画押等特殊形式以及出卖人、购买人、居间担保人（中证、保揽、保正、代笔）作用的体现。包括“操作性研究”和“凭证范本和官方文件”，
置产契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不同于世界各国的财产保证法律形式，分为官契和民契两种，内容和形式非常多样丰富，既有含有 “官定民约”的中国法定法律文件，也有体现“乡规民俗”的传统的习惯契约形式。从这些“契书”里，可以了解许许多多中国历史课题，比如，中国的改朝换代对民间财产的处理态度，中国民间的契约精神保障、实现和处罚等，其多为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Exposé du Commerce Public du Sel（《官盐论》）出版于光绪二十四年。在这本信息量很大的小册子里，黄伯禄分三节介绍了中国盐铁官营史、官盐专卖分区、盐政管理体系、买卖私盐的处罚等问题。据黄伯禄研究，西周周公摄政于洛、春秋战国管仲治齐国、秦朝李冰治四川，就说明那时已经开始设立盐官；自汉代正式实行官营制度。详细介绍了清代官盐专卖分十三个区和盐政管理设立十四种衙门。
光绪二十八年土山湾印书馆把黄伯禄的Mélanges sur l′administration（《大清会典》）。作者主要根据《东华录》《嘉庆会典事例》《皇朝文献通考》《学政全书》《大清律例》等当朝典籍，向西方人系统介绍中国行政管理架构和体系。
总体来说，《大清会典》简洁明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庞大的行政管理架构非常实用，与鲍来思的《大清律例便览》一样，在西方思想文献似如潮涌般介绍到中国的年代，也同样把中国典籍译介到西方。国人往往忽略了这种“东西来去”的双向历史过程，倘若站在历史的高地重观这些思想文化流动的脉络，基于事实的研究是有文章可作的。
1910年土山湾印书馆“汉学丛书”编辑部在《中西历日合璧》一书附有“告读者”：
作者从前用拉丁文撰写过序言。我们原原本本将其译为法文，只做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性修改。《中西历日合璧》出版不可再拖延了，它对有志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会很有帮助的。黄伯禄神父在序言里对此书的使用已经做了必要的解释。[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