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鹏 撰文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有一个持久而重要主题：“辨妄”，这也是天主教传教史的一个传统，是传教的一种手段或方式，在欧洲叫作Apologetique（护教）。从明末利玛窦带队来华伊始，延至民国，围绕着这个主题的论辩从未消停过：天主教是真正信仰，中国本土传统崇拜是迷信。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利类思[1]的《不得已辩》、杨廷筠[2]的《代疑编》，三大名著主要是讨论中西儒耶之异同的。在早期，这种论辩是传教必要手段，立己排他；到后期，这个主题演变为一种格式化的的东西文化冲突；甚至有人认为是对中国文化的诋损。
其实“辨妄”对于今天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有价值的是来华传教士们为了说明中国“迷信”状况，搜集、整理了大量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资料流传至今，成为今日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中期出现一本叫作《圣教理证》的书颇为流行。“是书言天地有主宰，将天主之实有性体阐解详明，然后驳斥儒佛道等之种种迷信，而归本于皈依圣教之紧要”[3]。此书采用问答写法，论辩了天主教的基本要理。这本书有黄伯禄光绪十年（1884）写的序言阐明作者的编辑意图：
圣教之道，正大光明，有根有源，愈驳愈明，越究越深，令人笃信实行。然尝见多有教友，书理浅薄，不能回答外教之驳问，卒至辞穷理遁，致玷圣教之英名，惹外教人之耻笑，实属可悲。吾今不避谫陋，博采诸书中最浅近之词，辑成一编，名《圣教理证》，以为对答外教素常之问，以服其心，解其疑，免其毁谤，而或引其奉教也。[4]
全本的《圣教理证》有六十三个论题。这六十三个论题是那个时代天主教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的根本所在，它所回答的问题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纲领性文件。忽视或不理解《圣教理证》就不知道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教士眼里是什么样子。
《圣教理证》介绍了三十种中国民间风俗，当然在天主教作家眼里是为“迷信”。这部著作的基本轮廓，在冯秉正撰写于雍正十一年（1733）的《盛世刍荛》中已经形成，在这本书的第五篇“异端篇”里，冯秉正驳斥了在天主教传教士眼里的中国民俗三十六种迷信现象。《盛世刍荛》这一部分是《圣教理证》和黄伯禄几本著作的雏形。
有关《圣教理证》的作者，在耶稣会的出版机构的版本里做了模糊处理，未提及作者名字，只注明“教宗鉴牧斯德范订校梓”。斯德范，即范若瑟[5]，川东宗座代牧区主教。不过遣使会的北京北堂印书馆、巴黎外方传教修会的香港纳匝肋印书馆、圣言会的兖州天主堂印书馆出版的《圣教理证》都指明其作者是巴黎外方传教修会的白德旺[6]。应该这样理解，《圣教理证》是白德旺的作品，黄伯禄将其整理编排付梓，并作序。此书当年在天主教各教区广泛传播，几乎各家出版机构都翻印过清末慈母堂或土山湾的版本大多有黄伯禄光绪十年（1884）写的序言，故而一些著录误署黄伯禄编。改编本有沈锦标的《圣教理证选要》。新教出版机构也出版过《圣教理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州美华浸信会印书局出版陈乙山改编本《辟邪归正》，论题为六十九个，内容没有什么变化。
光绪六年（1880）黄伯禄完成《集说诠真》和《集说诠真提要》，后又作《集说诠真续编》，黄伯禄在序言里这样说起他撰写《集说诠真》的初衷：
粤稽生人者上主。上主独为宰制之大主。斯祸福人者亦惟上主，上主又独为赏罚之真主。洪荒乍辟之初，人多浑朴，尚知真主，畏之敬之，尊亲昭事之，罔替焉。后世人心不古，虚灵之体，一蔽于私欲，再淆于习尚。遂昧其所自，谖弃真主。以致食德不念旧，饮水不思源。甚至奸诈蜂起，妖妄焰炽。指已死之人曰神曰主，粉饰怪诞，以神臆说，不穷其本，不审其原，人鬼也，而上主之，似祸淫福善之权，惟彼是操，矫妄之祠，几遍环宇，而造化真宗之传，殆将绝矣，余尝痛之……丁丑秋，病余多暇，纵观往籍，旁及搜神志怪之书，因将诸神事实，捃摭成编，逐一诠释，辟妄说以达真理，冀有志者阅之而自悟。[8]
他给自己这部书的定位是“发聋振聩，易俗移风，实是编为之嚆矢焉”。黄伯禄在《集说诠真提要》序言中讲：
《书》有之曰，惟人万物之灵。所谓灵者，非仅备五官四体而已。谓其妙悟识真理耳。理散于万殊，汇于一本，人之生有自，死有归。生自上主，死归上主，所自所归。二者实包涵夫万理……释道之说，皆昧乎生之所自，死之所归者也。儒则传自义轩，道统相承，宜乎彻要理识大原矣。无如古时经籍，历遭灾厄，什无一存，致后儒无由考索……将造物主按理穷源，征其实有。更将儒释道三教，援引书籍，述其源流，又将审辨述事真伪要例，准情酌理，缕析陈明。[9]
由此可见，《集说诠真提要》这一册才是黄伯禄“辨妄”的重头。第一篇“证有造物主”，第二篇“考儒释道三教源流”，第三篇“辨述事真伪”。第二篇的篇幅很大，黄伯禄分七十三节考述了儒家源流、释教源流、道家源流，以及三教统论等，比如“儒家自尊而非释道”“释教自尊而非儒教”“道家自尊而非儒教”“释道两家互相争胜”“儒教创始”“儒教相传”“儒教倾颓”“孔子继统”“儒教分裂”“孟子继统”“儒教绝统”“经典十厄”“宋儒新旨”“释教原始”“汉时释教”“宋时释教”“元时释教”“明时释教”“释教大旨”“道教原始”“秦时道教”……“道教大旨”“释老诞妄”“释经非浮屠氏本书”“道教非创自老子”“释道两家互相剽窃”等等。
黄伯禄光绪三十年（1904）又在慈母堂出版了《詶真辨妄》一书。《詶真辨妄》体例与《圣教理证》一样。有人认为黄伯禄《詶真辨妄》就是《圣教理证》，这个判断不完全对。《詶真辨妄》和《圣教理证》是主题相似的两本书。光绪十年（1884）黄伯禄先是再次整理了《圣教理证》，加上了他写的“序言”，在土山湾出版。之后或同时，他自己又参照《圣教理证》的内容和体例先后撰写了《集说诠真》和《詶真辨妄》。
此书用三分之二篇幅介绍中国的一些民间风俗，并对每一种其视为迷信的中国风俗给出符合天主教的看法。如“叩拜亡人”：
作揖跪叩，俯伏稽颡等礼。行之于亡人，自古已然。原其本意，盖谓凡人一死，灵魂即逝。所遗者，惟此不灵之尸骸。然尸骸虽属不灵，究系人之遗体，亦应敬重。因是礼之义拜。事固寻常，理无稍乖。但今俗叩拜亡人，其会意有大不然者，故天主教特为申禁。盖彼以尸骸尚其神，故尸棺曰灵柩，挽额题灵右，几案称灵座，牌位书灵位。凡亡人，当在生时，人见之，未必即肯下拜。及死后，即系卑幼，而其尊长，莫不自忘其为尊长，向尸跪拜，唯恐不诚。问其意，曰：望其赐福也，畏其降祸也。彼以为亡人秉祸福之权。而仆仆叩拜，谬妄甚矣。虽或有二三达士，每于叩拜亡人，只礼其尸，不望其赐佑免灾。但二三人之卓见，不足破千万人之谬妄。圣教乌得不禁哉？然天主教规，亦令人敬礼祖先遗骸，所禁者，惟违理之俗礼。至于殡殓安葬等事，虽切戒僭越奢靡，然常劝谕各按门第，悉依无乖于理之俗尚，竭力举行，方于孝道无亏。凡事因所常因，革所当革，天主教必先审察情由，始行定夺，俱有至理存焉。[10]
由此可见，天主教对其视为“迷信”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全然排斥。依循利玛窦的规矩，该尊重的，礼下之；有违教义者，陈明之。另外，他们对于根于儒学的民间“迷信”比较宽容，对于“佛”“道”的“迷信”现象抨击有加，不留情面。
“辨妄”的历史就是天主教在中国求生存、谋发展的历史。依《圣教理证》而衍生的作品除了黄伯禄的著述外，还有一些天主教作家偶有涉猎，比如遣使会孟振生[11]的《俗言警教》、方济各会田文都[12]的《真理警世》、圣言会罗赛[13]的《谈论真假》都是如此内容，似曾相熟。不过，除了耶稣会外，其他传教修会在对待中国民间“迷信”现象的态度都是持更为负面的态度，这与明清之际“礼仪之争”天主教内部的对立态度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