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鹏 撰文
白乐日发起的宋代历史研究计划之所以在法国汉学界的影响深远且长久，如同费弗尔的《菲利普二世和弗朗什孔泰》、布洛赫的《法国农村史》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这个计划是年鉴史学一次重要的学术实践。半个世纪后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名载史册的学术历程，致敬这几位伟大学者，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将2004年的儒莲奖授予法国宋史专家蓝克利。
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Salvat）1950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博讷省（Bône），不到二十岁回到祖国，1972年毕业于巴黎万森纳—圣德尼第八大学历史和中文专业，1973年获得奖学金首次到中国留学，1975年回国后考取汉语执业资格证书，就职多个中学和高等教育机构讲授现代汉语。1984年他在巴黎狄德罗第七大学通过论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随后两年在台湾进修。
1987年蓝克利加盟年鉴学派大本营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EHESS），主持宋代历史课程，这个时期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著《北宋淮河流域的水利系统》（Les Contradictions d'un Système Hydraulique: l'exemple du bassin de la Huai sous les Songs du Nord. Leiden: T’oung Pao, LXXV, 1989），指出江淮平原位于黄河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之间，襟江带湖，建于春秋楚庄王时期的芍陂（安丰塘）灌溉工程给广袤沃土带来丰富物产。北宋年间地形、气候、降水等优渥的地理条件促使江淮平原经济崛起，成为这个帝国最具活力的地区。建炎二年（1128）黄河夺淮入海，破坏了淮河水系，农业生产凋敝。赵宋政权不得不依赖大运河维持南北运输，同时征收芍陂区域的地主豪绅的土地，加剧朝廷与地方政府经济冲突，打破了赵宋建国以来尚且有效的权力平衡。“环境地理的变化导致经济和政治衰微，也是大宋与北方辽金势力对峙中总是处于下峰的因素之一。”[1]
1993年蓝克利受聘远东法兰西学院（EFEO）担任《远东法兰西学院集刊》（BEFEO）编辑，次年被派往中国负责筹建远东法兰西学院北京中心。1999年他重回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主持“中国地域研究：前现代国家的形成”（Territoire et savoirs en Chine: la formation de l'État prémoderne）课题，主要研究北宋时期江淮地区的经济地理，如黄河泛滥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作为北宋经济和金融中心的都城汴京的地理位置对宋朝与辽国关系的影响。2003年他担任学院亚洲历史与文明研究室主任。
1996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联袂成立“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2006年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的中日韩研究室并入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蓝克利受学院指派出任新的中国中心主任。
蓝克利学术生涯侧重于中国宋代经济研究，代表作有两部《宋代赋税、会计和财政，<宋史>卷一七九》和《中国通史·宋朝》。2004年儒莲奖表彰的《宋代赋税、会计和财政，<宋史>卷一七九》（Fiscalité, Comptes Cublics et Politiques Financières dans la Chine des Song. Le chapitre 179 du Songshi.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2003）完成于他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北京中心工作期间，写作体例比较陈旧。他翻译了《宋史》卷一七九，即志一二六《食货·会计》，译文前撰写导言交待了文献背景。早期汉学家重点于文献整理，常用这类手段，简单清晰。
《货郎图》 （南宋）李嵩绘纸本 水墨 设色 70.4厘米×25.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赋税、会计和财政》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宋代的财政制度和会计制度。蓝克利指出，“二十五史”中唯有《宋史》把一整卷用于“食货志”，对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据年鉴学派史学理论，他首先提出，宋代各个时期的政治政策和思想观念有着诸多不同，然而《宋史·食货志》的记述从一个方面呈现了历史的连续性。经济活动固然不足以反映整个历史，透过“食货”却可以看到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从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变化可以观察到某个时期的历史过程，“经济思想史的任务就是要揭示与经济运作相关的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演变，对人的管理与对食货的管理、对政治机构与对经济组织的管理之有机联系。”[2]
宋货财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宝以后，天下多事，户口凋耗，租税日削，法既变而用不给，故兴利者进，而征敛名额繁矣。方镇握重兵，皆留财赋自赡，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逼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以临之，输额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务恢远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渐。建隆中，牧守来朝，犹不贡奉以助军实。干德三年，始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毋或占留。时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遣京朝官廷臣监临。于是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宋史·食货下一》）
《蚕织图》（局部） （元）程棨摹绘（宋）楼铸《耕织图》 纸本 册页 美国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北宋统一了支离破碎的中国，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对地方藩镇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开启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富有、最辉煌的朝代，然而北方民族的南下打断了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央政府必须在政治、财政和经济上保持国家正常运营，动员帝国的资源与强大的邻国抗争，包括纳贡和维持常备军队。为达此目的，宋朝在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以科举发现和笼络人才，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变革，货币经济发展又带动人口和物质生产增长，其中公共财政机构在这个中央集权和官僚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纪元后第一千年间，市场经济的崛起，公共信贷的活跃，行业组织的形成，城市化的发展，这个仍为农业社会的帝国摈弃了古老的诸如农奴制类似的依附关系，打击经济上的垄断行为，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全国市场一体化，依靠贸易税和间接税等税赋等措施，中央政权获得了动员财政和金融资源的持久能力。”[3]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言的这个时期蕴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殿试》 佚名绘《帝鉴图说》十八世纪 水彩 绢画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欧洲的会计制度形成于商人、企业家和宗教组织的经营活动中。蓝克利认为，与欧洲不同，《宋史·食货志》记载的宋代会计制度主要是基于对行政体系里国家赋税和财政的监管，有效的会计制度便于行政官员管理国家税收和社会财富。宋代社会经济的进步推动了会计的全面发展，使财政制度和会计方法进一步完善，以标准化程序从基层到县市与中央政府之间流通的信息更为可靠。其主要特点是：北宋设三司，史称为“计相”，其所掌事权与宰相不相上下。太宗淳化四年为健全财计体系，改三司为总计司，总计司设总计使，其下设左、右计使，分掌京东、京西各道的税收、会计和户籍。神宗熙宁七年“诏置三司会计司”，总管国家财政收支，总理会计核算事务，全国自下而上逐级汇总核算上报，由会计司统一进行勾考。南宋时户部统一汇总全国各地的会计报吿，按规定的类别及项目编造上计薄册，于次年正月呈报，然后由宰相指派专人审核，再呈皇帝览阅。这种做法不仅从组织上确定了会计在官厅财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对历代乃至近代的会计制度都有深刻的影响。《宋史·食货志》详细记述这个行政等级制度和会计程序的复杂体系。
《宋朝》（La Dynastie des Song, 960-1279. Paris: Belles Lettres, 2022）是巴黎美文出版社编辑的十卷本《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的第四卷，已经出版的有《秦汉史》《宋史》《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宋朝》出版当年蓝克利经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提名获得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奥马利公爵奖[4]。
蓝克利根据前人研究宋朝的成果编纂这部图文并茂的史作。他告诉法国读者，宋朝是中国最长寿帝国，自公元960年伊始统治中国三百一十九年，创造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最为繁荣的时代。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灿烂辉煌的宋帝国如同其所承继的唐帝国一样，一直摆脱不了草原帝国的纠缠束缚，先后受契丹辽国、女真金国以及西夏国侵扰，割地纳贡，甚至靖康之乱、建炎南渡。十二世纪后宋帝国统治疆域局于中国中部，甚至蜷缩江南。收复疆土的使命感和战乱频仍的现实，也有助于宋帝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的活力，使当时的中国成为连接北亚和南海的陆海十字路口。最重要的是十世纪和十三世纪之间，宋王朝的政治体制、技术创新以及科举兴盛等因素，激发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创造力，奠定了新型官僚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延续到1911年中华帝国灭亡。
节自姚鹏《汉学家与儒莲奖赓续》（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