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鹏 撰文
在瑞典路德宗來華傳道差會裏，派遣規模最大、覆蓋區域最廣、影響最持久的當屬瑞典神學家王敦昌創建的瑞典行道會。
王敦昌（Paul Petter Waldenström, 1838—1917）生於瑞典北部的呂勒奧（Luleå），1857年至 1863 年就讀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完成博士論文後於 1864 年按立牧師。他一生都在中學和大學任教，講授基督教教義、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王敦昌是瑞典著名神學家，1868 年主編《牧師》（Pietisten）雜誌，鼓吹自由主義教會思想；他兢兢業業十一年，把聖經從希臘文譯為瑞典文。王敦昌還通過撰寫神學著作表述自己的觀點，他在《聖洗與嬰兒洗禮》（Dop och Barndop）一書裏提出，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並不是由於上帝對人類不滿，人類的贖罪的對象應該是自己的“人性”而不是上帝，人類應該向耶穌基督求得寬恕，而不是祈望上帝的救贖。王敦昌早期是瑞典國信義會的領導人，1878 年另起爐灶成立瑞典行道會（Svenska Missionsförbundet, SMF），把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應該看到，瑞典行教會一躍成為瑞典第二大教會組織，並在海外拓展卓有成效，得益於王敦昌這位神學家的領導，組建一個宗教組織並不難，但要有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指導卻難得可貴，此即行易知難。
1890年瑞典行道會派遣韓宗盛等四位牧師來華，總部設在武昌曇華林，在湖北的武昌、宜昌、 沙市、黃州、麻城、監利、荊州、蘄水，河南信陽的雞公山，江西廬山以及洞庭湖一帶佈道，亦稱為 “湖北行道會”或“南行道會”。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為了回應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瑞華行道會把會名改為“基督教中華行道會”，日軍佔領武漢後，為了便於與日本人周旋，時任瑞華行道會主 任牧師的夏定川【1】又將會名改回“瑞典行道會”。夏定川還代理瑞典領事館職責，把館舍從漢口遷至曇華林合署辦公。瑞華行道會在荊州設有神學院，中國本土神學家陳崇桂就曾在這所學院任教。瑞華行道會在沙市建有康生醫院，在黃州建有鄂東醫院和黃州懿範學校。瑞典行道會在華還有一個差會叫作“北行道會”（Svenska Evangeliska Missions Förbundet i Amerika）。1885年瑞典移民美國的後裔在芝加哥 成立“瑞美行道會”（Swedish Evangelical Mission Covenant of America, CovMS），光緒十六年（1890）派遣傳教士馬德盛和其第一任妻子米婭（Mia）來 華，組建“北行道會”（或稱“美國北行道會”）。
馬德盛（Peter Mattson, 1868—1943），生於瑞典達拉納（Dalarna），十一歲隨家人移居美國明尼蘇達州，1889 年畢業於芝加哥瑞典神學院（Risberg’s School），加入瑞美行道會。馬德盛夫婦到達到上 海後在內地會幫助下學習中文。同年底，他們到樊城開拓新的傳道區，1892 年經協商北行道會分管樊城南北區域佈道，馬德盛後來擔任瑞典行道會襄樊教區主任牧師。馬德盛著有 Missionsbilder Fran Kina（《中國傳道紀事》，Minneapolis, 1906）。
瑞典行道會中國傳教士在廬山牯嶺（Svenska Missionsförbuddets Kinamissionäier samlade pa
Kuling）（明信片）
光緒二十一年（1895）英國美以美會傳教道士李德立（Edward Selby Little, 1864—1939，英國人。畢業於劍橋等大學；1886 年受大英循道會派遣來華， 在湖北一帶傳道，1890 年攜妻子常駐九江；1895 年在廬山從中國官府租地開發外僑避暑地“牯嶺”；1898年北上開發北戴河避暑地；1899 年被聘為上海英資卜內門洋行總經理，1904 年當選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辛亥革命時以上海外商代表身份參與清政府與革命黨在上海的南北和談；1929 年離開中國） 在廬山長沖河一帶花費二百兩 白銀租賃四千五百畝土地，開發避暑地，借英文 Cooling（涼爽）之音稱為“牯嶺”。初期牯嶺為華中地區傳道會參與合作開發， 自建自用，一時成為華中基督教傳道中心。後來牯嶺吸引長江下游，尤其是上海的洋人 富商、華人買辦、政界名流蜂擁而至，掀起一幕幕中國政治風雲。廬山共有十六個國家六百三十六幢風格各異的別墅，中式二百五十九幢、美式一百八十五幢、英式一百二十五幢、德式十七幢、瑞典式十二 幢、日式十一幢、法式七幢、芬蘭式三幢、 挪威式三幢以及丹麥、加拿大、俄羅斯、葡萄牙、澳大利亞、瑞士等類型的別墅，最有名的當屬蔣介石夫婦的“美廬”。
女子學校的課堂（Lektion i en flickskola）（明信片）
黃州醫院（Sjukhuset, Hwangchow, Kina）（明信片）
1891年瑞典行道會到黃州開教，在 漢川門清源門一帶設立基督教堂， 先後辦有教會學校、醫院、孤兒院等文化和慈善機構，其中最知名的是黃州醫院和懿範學校。黃州醫院初期僅僅是一家診所，1927年擴建，修建門診大樓和住院部，醫療水平在鄂東首屈一指，正式名稱為 “鄂東醫院”。
北行道會在華六十年陸續建立樊城、襄陽、宜城、荊 州、荊門、南漳等傳道站，通常把北行道會籠統歸為瑞典行道會。就算武漢有九衢通達的譽稱，從曇華林到天山南部的喀什，之間不僅是地理的區隔，彷彿也是時間的跨度，那裏有沙漠、戈壁和綠洲，還有信奉伊斯蘭教的相對保守的民族。
傳教士在護衛下出行（Missionärerna Sköld o. Fredén på resa）
光緒十八年（1892）瑞典行道會決定開闢新疆佈道區，陸續派遣何一業【2】 等六十位男女傳教士到南疆，建立了四個傳道站。瑞典傳教士率先於光緒二十年（1894）設立喀什噶爾傳教站，並將瑞典傳道會南疆辦事處設在喀什， 設有福音堂、畢士大醫院和喀什印刷所等，1901年在喀什噶爾漢城（疏附）修建福音堂和診所，1903年附設學堂。光緒十九年（1893）傳教士進駐葉爾羌（莎車），1896年成立傳道站，前後修建兩所福音堂，1909 年購地十八畝修建學堂、兩所孤院（“男童之家”“女童之家”）、診所和印刷所。光緒二十三年（1897）疏勒福音堂開堂，1908 年正式建站，設立福音學堂。1912年在英吉沙爾建 站，陸續修建福音堂、學堂和診所。瑞典行道會在各個傳道站組織當地人學習紡綫、織布、織襪子、 織絲綢等技術，改善生活，緩解敵意。女傳教士每到一地都設法開辦學校，招收穆斯林家的孩子學習文化知識，有算術、拼寫、地理、音樂、體育、繪 畫、手工等課程，還學習英語、歷史。最受歡迎的 是她們修建的醫院和診所，讓當地人切身體驗到實實在在的“福音”。
南疆傳教士全家福（Missionärerna samlade till Konferens）（明信片）
瑞 典 行 道 會 自 1 8 9 2 年 至1 9 3 8 年的四十六年間向南疆共遣派二十四名男傳教士和三十六名女傳教士。這張早期“全家福”大致拍攝於1906 年。
中文譯“畢士大”，指耶路撒冷舊城的一組水池 ——“畢士大池”。典出《約翰福音》第五章，公元前八世紀和公元前二世紀人們曾經在耶路撒冷修建兩個水池，公元前一世紀被圈進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廟，人們相信池子裏的水可以治癒病患。耶路撒冷屢建屢毀，宗教主人你來我走，這裏大多數時間供奉著藥神。“畢士大” 成為救死扶傷的代名詞。
瑞典行道會在南疆還有一段小插曲，女傳教士洛維薩．恩格瓦爾（Lovisa Engvall, 1865—1935） 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來華，在喀什醫院做護 士，1914 年她愛上一名當地維族男工，在當地維族人中引起軒然大波。她本人矢口否認，瑞典行道 會為避免招致當地維族的麻煩將她除名，她離開新疆後逝於莫斯科。恩格瓦爾的遠方親戚、瑞典當代 作家瑪麗亞．古斯塔夫道特（Maria Gustavsdotter）2005年根據恩格瓦爾當年寄給家人的信件創作紀 實小說 Från Min Syster Lovisa（《洛維薩妹妹的來信》）。時過境遷，真相難辨，恩格瓦爾通過自己 的視角對那個時代南疆各民族的生活場景有著不同常人的記述，對他們的文化多有美譽之辭，作為歷史文獻還是很有價值的。
瑞典行道會的傳教士在南疆付出了比在其他 地區更多的努力，但收效並不如預期，他們來南疆頭十年只有幾十個當地人皈依基督教。1899年喀 什和莎車等地發生排斥西方傳教士的騷亂，道台下令關閉傳道站，傳教士避難於英國和俄國領事館。1900 年義和團運動時期行道會傳道站也被勒令關閉。面對困難，在南疆的傳教士以鍥而不捨的精 神踐行會祖王敦昌牧師的思想，以己奉獻，拯救於民。他們不僅修建立了福音堂，1912年還在喀什 設立印刷所，這是當年新疆設備最精良、技術最先進的印刷機構，印製維吾爾文聖經和其他維文書 籍，最早的當地貨幣“喀票”就是這家印刷所的 產品。他們遭受的最嚴重的打擊是 1933 年南疆發生的穆斯林暴亂，沙比提【3】大毛拉為首的宗教狂熱分子佔領喀什、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今稱和田）等地，封閉教會學校和孤兒院，男孩子被送進 經文學校，女孩子被強迫嫁給士兵或關入監獄。狂熱分子殺死維族基督教徒，驚恐萬分的傳教士躲到英國領事館長達三個月之久，除了醫院仍維持著救 治傷員外，教會工作全部停擺。
1934年叛亂平息後，新疆省政府以瑞典行道會的印刷所為叛亂分子印製偽幣和宣傳資料為由，下令沒收印刷所全部設備，關閉瑞典行道會喀什辦事機構，五十多名傳教 士被驅逐出境。1937年軍閥盛世才在蘇聯支持下武裝統一新疆，仿效蘇聯禁止宗教傳播，下令關閉全境瑞典行道會的傳道站、教堂、學校、孤兒院、醫院，勒令傳教士離境。面對組織化的“排教”，1938 年8 月瑞典行道會無奈地徹底結束在新疆的傳道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