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徐县古董财主王启恩
文摘
2024-11-03 07:13
山西
王启恩（1835—1898），字鈵堂，号瑞臣，晚号五昌。徐沟县（今属清徐县）城西南坊人。王启恩的家庭，是一个延续了五六百年的商业世家。其先世，于明宣宗宣德年间已在北京前门外开设着一个古董店，专营珠宝古玩、碑帖书画，同时在徐沟城内市楼以北路西开设一个杂货铺，字号“茂盛王”。王氏家传的经商之道是“先求不赔，而后谋挣；先为不败，相机取胜。”王家商业，就这样稳扎稳打，缓慢发展了一百多年。到16世纪中期（1550年）左右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据民间传说，当年某日，有两人牵着两头毛驴，每个驴子背上驮着个装满东西的毛口袋来到徐沟“茂盛王”，自言远道而来，受人委托，这将两口袋暂存于“茂盛王”。掌柜的以为是北京老东家的朋友寄存的东西，所以就原封不动地将口袋保存起来。事隔多日，不见有人来取，掌柜无奈，将此事禀告在家的少东家。又过多日，还是无人来取，少东家决定拆开，谁知封口甚严，而且层层包裹，及至彻底开封，却见口袋所装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珍珠玛瑙，两人非常惊诧，只好依旧严封密藏，等老东家回来处理。待几年后，老东家由京回来，经过仔细分析，才得以解开这个谜团。从此从王家传出了财神爷化作客人给“茂盛王”杂货店留下两口袋珠宝的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奸相严嵩被革职前，将一部分家藏珍宝分送自己信得过的亲友家代为保存，而王家作为在北京专营珠宝古玩的买卖人，其老家徐沟就成为严嵩看中的一个比较安全的代存点。之后不久，严嵩被革职处死，子孙群小，有的被诛，有的被拘远戍，家产全部被抄，一败涂地。等王老东家由京回徐之时，已事隔几年，加之王家本就经营古玩，于是茂盛王便入情入理地、安安稳稳地享受了这两袋珠宝。而待穆宗隆庆二年（1568）又下诏广购珠宝，王家抓住商机勾通官府，发了大财。随着买卖的扩大，到明朝后期，不仅皇宫内太监偷出后卖给王家的古董不计其数，且许多老小太监们的私存银两、元宝、古玩，多存于王家在北京西华门北长街南口的古玩店——“茂盛永”商号中。进入清代，王家已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兼古董文物收藏家，而到同治光绪年间，王家达到了高峰时期。民谣有：“徐沟王家天禄堂，古董财主远名扬；各地生意数百处，奇珍异宝宅内藏；自从明朝发了富，中兴要数王五昌；传至后代王仲华，日军侵华破了家。”天禄堂（王启恩家堂号）置身商海而数百年长盛不衰，得益于珠宝买卖店古董文物收藏。民国初年，武敬在《徐沟天禄堂见闻琐记》中写道：“提起天禄堂的古董来，可以说是珊瑚串、玛瑙瓶、琥珀烟缸、翡翠扳指、名人书画、稀世金石、秦砖汉瓦……都有收藏。即以瓷器一项来说，有远自汉唐宋元，近至明清两代的高瓶低缸、大盘小碟、万绽裂、朱砂红；有出自古墓中的陶瓷、彩瓷、陶俑、瓷俑……”还说天禄堂建有暗室、地窖，许多特殊珍宝，人们是无法知道的。据传故宫珍宝馆藏的翡翠葡萄架是当年慈禧太后赴西安路过徐沟时索要走的，而日本入侵时从王家拉走了古董书画几十汽车。晚清时期，古玩市场异常活跃，王公贵族、豪绅富商皆以玩古董为乐，以蓄珍宝为荣。王启恩父子抓住机遇，坐镇北京亲自鉴定并买卖古玩。徐沟老家也相继收售。有目击者曾见一轴长四五米，宽一米多的画卷，名叫“百花川”，卖价2500银元；楠木盒装的香墨每盒200元；一个铜制宣德炉，淳化阁法帖（宋拓本）50套，售价数千数百元不等。后来，太谷孔祥熙也曾从王家购过三件古董：一个虎头耳盖瓶，一个造型奇特的彩色扁瓶，还有一帧大插屏。而这些实在只是管中窥豹。古董交易获取暴利后，王家其他商号也在晋、冀、鲁、豫、关东诸地像雨后春笋般开张。最多时数百处。单河南就有 60多处，每个账期（一般三年）下来，各路白银滚滚，汇入天禄堂，此时的王家，真是富埒王侯。东家到北京或汉口，一路上住的都是自己的商号，不必住旅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在徐沟的银号、典当、绸缎花布、粮油日杂、租赁等行业，包括广和隆、晋源当、晋新隆、晋昌隆、晋裕川、晋顺章、天源盛、同元盛等商号，多达十几个店铺，资金多的达数万元，小的有几千元。当时的小麦，五元一石。以千元计算，就有200多石小麦。要将全国各地的商号都算起来有多少财富，真是难以计算。王家在西南坊的宅院占了半个西南坊，有大庭院、有楼房院、有戏楼院、有祠堂、有家庙、有过街乐厅，有花园两处、祖茔三座。院中奇花异草、亭台楼阁，处处挂满匾额，宅内琴棋书画，深藏奇珍异宝，人称古董财主。有人评价说：“天禄堂于清中叶后在山西的地位，远远超过了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白家，而与介休冀家、平阳亢家相媲美。”李闯王过清徐曾题诗曰：“白石照青州，汾水绕城流。民无三辈富，清官不到头”，“民无三辈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几乎成了规律，其主观原因不外骄奢淫逸。王家是数百年的商业世家，它不同于那些刻薄鄙吝的土财主，也不同于那些为富不仁的暴发户。王启恩在他的新坟地石碑楼上刻上对联：“水源木本承先泽，春露秋霜启后昆”，横批“万世流芳”。其家花园也有类似石刻对联：“囗囗囗囗，直与蒙山永固，绵延世泽，宜同金水长流。”王启恩懂得“亢龙有悔”的道理，他思考着如何保泰持盈使家族立于不败之地，办法之一是重义轻财，舍财市义。清末朝廷财政拮据，“以晋为根本饷源。”经常要富户捐输。王启恩家总是扛大头“出资，不可数计”，以此感动了高层统治者的心。钱能通神，何况人？据传，李鸿章、左宗棠都曾与王启恩结义，慈禧太后也曾认王启恩（一说为其子王莲生，字鸿寿）为义子。传说无考，但耆老确有人亲见左宗棠与王启恩平起平坐，谈笑风生，而徐沟知县王薰祥不敢就座的情景。王启恩对乡党邻里宽厚忍让，“不为世俗龌龊骄侈态。”（民国《徐沟县志》。本文未注出处的引文同此）“自其曾祖至本身，数世皆京外秩，晓大体，以其家富慷慨出资者，不可以数计。”丁丑戊寅（1877年、1878年），晋大饥，朝廷阎敬铭查赈，晋抚曾国荃亦檄查办太汾两属灾状及捐赈事宜。光绪县志记载，饥馑赈灾时，徐沟县富户输银最多者为王家，一次三千两。此外，邻里有特殊困难，他也经常资助米粮或径解囊金助之。“有饥民卖女为婢者，询知为廪生女，给以钱，且代策存活”。赈灾事竣，山西巡抚曾国荃书联赠王启恩曰：“廉孝相承，世载其德，刚柔相济，功加于民”。民国《徐沟县志》载：王启恩“曾祖照临，为部曹。祖余庆，官都司，有战绩。父之翰，道光已亥（1839年）举人，官兵部郎中，喜蓄汉瓦，辑拓印成册。又刻有《槐荫轩丛贴》。启恩幼耽书，从寿阳秦东来游，尝于雪中以帚作寻丈书，秦大奇赏。长为县诸生。家故丰，咸同间迭助军资，得奖员外郎。分户部时，大学士祁隽藻致仕居京，谓‘宜读书以广其材，毋逐为俗吏。‘乃深感之，遂归修学……”家藏书数十万卷，皆为学要籍。明清名书画二百余帧，邃于书学，临摹法帖累累成巨帙。尝东登泰山，大书“峻岭”二字刻于岩壁。兼耽金石文字学。遗著有《芸斋金石考》、《五砚轩笔记》、《泉币集古录》、《茶余闲话）等书若干卷，未刊。光绪丁酉年（1897年）王启恩被保举为知府，赴部谒选。不幸于次年卒于寓所，年62岁。（作者王保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