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认识了G女士。六十六岁的她，眉眼清秀依旧，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她平日打扮也很时尚得体，每天服装不带重样的，搭配不同的鞋子，加上身材也还不错，很有精气神。
工作之余闲聊，我才知道，G女士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G女士年轻时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有过一个孩子，后来遇到她第二段婚姻里的丈夫，对她一见钟情，娶了那时带着一个未成年孩子生活的她。
这一任丈夫在华尔街工作，收入颇丰。婚后，G女士做起了全职主妇，住在曼哈顿的公寓里，照顾四个孩子。在第一段婚姻里受过伤的她，似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她和第一任丈夫夫的孩子慢慢成年、走向社会，她和第二任丈夫的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
后来，他们一家人来纽约上州滑雪度假时看中了一套房子，当即决定买下。
图片摘自网络
由于学区还可以，没有曼哈顿竞争那么激烈，丈夫提出安排孩子转学到上州，由G女士带着孩子们在新房子里生活，他平日继续住在曼哈顿的公寓里，周末坐火车和一家人团聚，周一才返回城里上班。
虽然习惯了曼哈顿的繁华有点不舍得城市生活，G女士还是听信了丈夫“一切为了孩子”的理由，同意了从城里搬到乡下的决定。于是，两人成了周末夫妻。
G女士每天把三个孩子送上校车，就开始了各种琐碎的家务。生活的琐碎和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的生活让她变得有些郁郁寡欢。有时候做完家务后，她会小酌一杯，当借酒消愁。有两次，被提前从城里回来的丈夫看到，非常不满，认为她没有尽职尽责当好一个家庭主妇，并为此有过几次大争吵。
2008年金融危机，第二任丈夫的事业受到严重影响。加上本人性格孤僻不太合群，和上司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后被老板断然解雇，他一下子从光鲜的华尔街精英变成了失业的打工人，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因无力同时承担两边的房贷租金，他把曼哈顿的公寓出租了出去，终于搬到了上州和家人团聚。
G女士倒是没有半点怨言，反而为夫妻能重新团聚更高兴。她一边宽慰丈夫，一边开始找工作。只是当家庭主妇久了，她也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一下子要找到一份可以养一大家子的工作谈何容易。
丈夫却对妻子的体谅没有半点感激，反而把自己的中年失业迁怒于妻子，还总是在孩子们面前指责太太，说因为他们的妈妈在家酗酒，没有用心照顾他们，他分心牵挂孩子耽误了工作才被老板解雇。
事实上，所谓的“酗酒”不过就是G女士在孩子们去上学后，做完家务后的偶尔小酌。她没有想到，偶尔释放压力的自我排解，居然会被丈夫这样借题发挥。
生活的琐碎，经济的压力，丈夫事业受挫后的性格大变，两个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数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并闹上了法庭。
美国离婚诉讼打起来不仅耗时还耗钱。由于G女士长期家庭主妇，没有收入，也一时没找到工作，她的一点点私房钱很快就被律师费耗尽了。倒是丈夫不久后找到工作，虽然不比之前在华尔街的收入，但也不菲。
在美国，离婚相关法律由各州而不是联邦政府制定的，其中子女监护权方面的法律各州都有自己的规定，但基本大同小异。
婚姻纠纷中，夫妻双方有孩子的话，儿童监护权往往是离婚官司中最核心也是最难处理的部分。司法实践中严格遵照“孩子利益最大化”的标准出发（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ld），做出最合适孩子监护的判决。
所谓的“利益最大化”不一定是财务能力，关键是最优于孩子成长的选择，经济条件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尊重孩子个人的意愿。
对于如何保证“尊重孩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Attorney For the Child( “AFC”)，专门用来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在法律诉讼中的利益。
家事法在美国属于州法范畴，我就以纽约州“AFC”为例对这个制度做简单介绍。
所谓“AFC”，是由纽约州政府对未成年人身为案件当事人时专门为其聘请律师，比如离婚案件中的被监护儿童、未成年人犯罪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在离婚诉讼中，政府为未成年人所聘请的律师不代表父亲或者母亲任何一方，仅为待被抚养的未成年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只要当事人未成年，甚至小到刚刚出生的婴儿都会有自己的律师。
律师在被法官指定为未成年人代理后，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决定沟通方式，只要未成年人可以语言表达，哪怕三四岁，律师都必须全程保持和未成年人的有效沟通，必须最大限度地了解并表达未成年人的真实想法，做出最利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在法庭上为法官提供最合适未成年人的参考养育方案。
在多子女家庭里，如果不同未成年人有各自诉求并且诉求有分歧，政府就会根据不同的诉求聘请不同的律师。比如有的孩子表达要求跟父亲，有的孩子表达要求跟母亲，对父亲有不同的评价，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律师代表他们出庭。
我在一次庭审观摩中就看过一个家庭有七个子女，三种不同意见，于是法官就给指定了三个律师，最小的孩子尽管只有三岁，他也有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想法的权利。
AFC案件所有律师的费用全部由政府买单，纽约州目前是150美金/小时的律师费。律师会见小当事人、准备案卷、出庭等都计算在内。
我观摩过一起涉及儿童监护的案子竟然持续七八年之久。那个案子里双方父母争的其实不是孩子，而是彼此的ego，却让孩子八年里生活在父母婚姻失败的阴影里，实在非常悲哀。
尽管法庭实践中，法官把未成年孩子特别是年幼孩子判给母亲一方较多，但也不是必然，都会根据AFC提供的判断作参考，最后做出最有利于孩子的判决。
回到G女士的案子，客观上她因为长期全职家庭主妇，没有经济来源，即使已经开始找工作也一时半会找不到收入太高的，反而是丈夫一方有份稳定工作，她处于经济条件上的劣势。
但真正影响案件判决结果的是，由于丈夫长期给孩子们洗脑，让三个孩子对自己的母亲有极大的误会，真以为是母亲影响了父亲的事业才导致家庭破裂，让自己失去了稳定生活，就和他们的AFC律师表达了想要跟着父亲的愿望。果然，一审法官最终把监护判给了丈夫。
G女士不服想要上诉，可没有钱再请律师了。于是。她自己翻着字典，愣是自己填完了上百页的上诉相关法律文件。她说，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后面就一直找律师楼里秘书的工作。
上诉期间，她看到三个孩子来跟着自己挤在租来的小公寓里生活，远比之前他们住在大房子里生活辛苦，更看到了孩子们在父母之间被迫做出选择的痛苦，她也很清楚自己短期内不可能给到孩子比前夫可提供的更优越条件的生活。
在经过再三的内心挣扎后，G女士主动放弃了上诉，同意了一审判决的监护权归属。她说，我可以把官司打到底，但我不想孩子们因为我的Ego被影响生活，我只希望他们可以继续重新回到往日的生活轨迹，我可以远远地看着他们长大。
不久，G女士找到了一份公立学校校车司机的工作。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到学校按路线接孩子。跑完车上午十点，她又去一家便利店打工。到下午两点又回到学校开车直到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到家下班。
当初因为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而有了主动学习的劲头，她终于应聘到一家律师所秘书的工作。
就这样，最多时候，她一天打三份工，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非常辛苦。
她说自己也不知道那段日子如何熬过来，但当时就想尽可能多挣点钱多付一点抚养费给孩子，以弥补自己内心不能陪伴孩子们身边的歉疚。
几年后，三个孩子都被父亲带离纽约。她从此也和三个孩子咫尺天涯，几乎没有再见面。
她保留了校车司机的工作，她说每次看到那些孩子们，就会想起跟着前夫生活的儿子和女儿，一干就是16年，也因此得到了比较不错的退休养老医疗保障。
60岁那年她从校车司机工作上退休，但继续在之前part time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一年前她应聘上了政府这份工作。她说，她不喜欢闲着在家，如果可以，她打算工作到70岁。
小番茄去办公室时，G女士给她准备了礼物
多年过去，她当初和第二任丈夫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年，并有了下一代，她却从来没见过。据说三个孩子都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所有有关孩子的信息都主要是她通过偷偷去看孩子们Facebook了解到的。三个孩子里只有一个女儿会和她节日短信，但从未通过电话。
我问她，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选择拼尽全力通过法律手段可能让孩子留在自己身边长大。她说，“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这么选。只要他们现在过的好，对我有多深的误会都不那么重要”。
中国人说“父母之爱子，为之计深远”。什么是真正为孩子的利益，也许不只是AFC要考虑的问题，更是那些离婚官司里父母需要考虑的问题。
很多时候，夫妻一方是赢了官司，却付出了孩子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童年却因为父母离异拉锯而失去的代价。
G女士平日里开着奔驰上班，住的房子也没有房贷，有一个男朋友同居但不打算结婚，说相互也不过是一个伴儿。她有终生享受的医保，也没有任何债务，政府这份工作让她以后的退休金更有保障。在辛苦了几十年后，她终于过上了平静而没有压力的日子。她说，因为没有任何责任，她现在特别舍得为自己花钱。
即使子女和她几乎就是陌路人，每次听到我讲小番茄的事儿，她也总是讲起她的三个孩子小时候的事情。那一刻，我听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牵挂。
前几天，我随口问到她感恩节怎么过？感恩节是美国人举家团圆的重要日子，类似中国人的中秋节。她说她不喜欢过感恩节，也很多年从不吃什么火鸡、红薯派之类的传统食物，只想安安静静在家睡觉。
我似乎听出了一份落寞。曾几何时，我在母亲去世后，一度就非常抵触中国的各种团圆佳节，也是我当年选择远离中国躲避节日的 背后原因之一。毕竟原本家庭团圆的日子，冷清是最痛的提醒。
她说，自己越来越明白，如果生活遇到难的人或者事，与其在相互消耗中殆尽，不如早日止损，最重要的是放下并往前走。
我想起来迈克辛格说过一句话，“Everything will be okay as soon as you are okay with everything, and that’s the only time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如果不知道背景，听到某个母亲离异时选择了放弃孩子的监护权，我们一定对这位母亲有油然而生的评判，但当我们了解后面的故事，就会知道，一个选择背后常常都有不为人知的缘由，有时候没有对错，只是一种选择。选择本身，往往就是一种价值观。
我们不能选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事件，但我们可以选择对每一个事件发生的态度，那一刻，也就是老爷子所说的“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衷心祝福G女士有个幸福的晚年，她是个好人，好母亲，她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