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壳碗”下的青年力量 | IIAS《田野日誌》第12期
文摘
教育
2025-01-11 19: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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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倩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东南亚，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研究，关注代际政治、家族政治等议题。序言：
椰壳一分为二，就是天然的容器和盛器，即东南亚随处可见的“椰壳碗”。一种宿命论的印象是，作为地方主义视域下“椰壳碗底的青蛙”，我们静静地坐在椰壳下，开始逐渐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片宇宙。
2024年8月17-31日——十五天的时间，得益于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发起，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支持的“研究生暑期国际调研团”项目，笔者有机会来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两个语言和文化相似的东南亚国家，实现一个小小的椰壳碗间的“跨越”。
东南亚在我的生命的方方面面来说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似乎我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次即将踏上这篇热带的土地之际，都会感觉到异常雀跃，用我们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回到了快乐老家”。时隔一年，我再次坐上北京前往雅加达的飞机，与上次的个人旅游不同，此次出行是带着任务的“集体行”，心里不由得生发几分使命感。在出行前我曾苦苦思索过选题，既想跟团队的成员保持大致步调一致，又想有自己的风格，还想兼顾自己之前做过的课题，更想看看能否为之后的博士论文和自己的发展道路“铺路”。但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既要……又要……”的事。灵感有时候就源自一瞬间，焦头烂额之际，视线偶然掠过自己的书架，被一本名为《给青年叛逆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的小册子所吸引——这是去年我的本科挚友赠予我的书，记得当时废寝忘食地读完后还写了摘抄和读后感给他，联想到入学前就做过的“青年公共外交”的课题和正在进行的有关“代际政治”的项目，当即拍板决定做关于青年政治参与的选题。许是因为对这一程冒险的期待，一反常态的我并非一上飞机就睡得天昏地暗。在近七个小时的北京直飞雅加达的航班上，我的思维异常活跃，于是我没有拉下遮光板，而是扑在窗口上盯着下方层层叠叠的云。心里虽然是轻松的，但是座位却异常拥挤。飞机上本就狭窄的经济舱在起飞后三十分钟强制调直座椅靠背的“勒令”下，让我感觉自己像置身于沙丁鱼罐头——尤其是身旁坐着一位“大块头”老爷爷。七个小时的行程实在谈不上轻松，尤其是还忘记了提前下载些电影在手机里，只能寄希望于座椅前方的闭路电视。但是没想到这一程航班的电视并不能触屏控制，而是需要用我和老人之间扶手上的按钮控制。在好不容易调出一个想看的电影却被“大块头”误触退出三次后，我也放弃了继续看电视的念头，开始试图跟他搭话——可能我也没想到这个年近80的老人将是我此行遇见的第一位印尼人。老人的头发已经花白，此行已是他数不清第几次独自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但他却不会说中文，我和他只能用英语交流。他说，他来自雅加达，从事玻璃生意，此行来到北京是要参加一个商业洽谈。我从狭窄的座位间掏出旅行手册指给他看——雅加达市中心的“Hotel Borobudur”。“很好的酒店！那里有全印尼最好喝的牛尾汤，叫bogor Oxtail soup”，他很认真地带上老花镜，用手在空中比划。老人就如同我印象中大部分的印尼人一样热情，即使能够看到他面容的疲惫，但依然愿意面带自豪地介绍印尼的各个景点。“你知道你住的酒店‘Borobudur’名字的意思吗？——它是举世闻名的佛教千年古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建筑之一，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看。”说到这里，老人似乎想到了什么，叹了口气开口，“你这么年轻，还有很多机会多探索这个世界”。
飞机缓缓进入平流层，天色也渐渐暗下来，老人环抱着双臂，似乎为了避免再次误碰座椅扶手上闭路电视的按钮。![]()
图1 在北京飞往雅加达飞机上结识的印尼老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行程过半后，同行的老师和去年一同与我游历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同伴问道，像是小时候亲戚喜欢向孩子提问“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一样。我也向队友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其中的多数选择了马来西亚，他们提出的原因不尽相同——更便捷的生活方式、更现代化的生活条件，随处可见的高楼大厦和中文广告牌……而我的答案——一如我去年第一次结束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行程后写在日记的内容：“遇见的大马人多数同样热情，尤其是当我们尝试同当地人说马来语时，但这种热情似乎掺杂了一些礼貌和疏离——正如我生长的都市环境。我也很珍惜跟这些人真诚连接的时刻，往往只有短短的几个瞬间，几句话，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其中的力量。我喜欢欣赏那些下意识的表情，和眼神中流露出的真挚，那些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接纳这个世界，也让我觉得被信任，这种感觉很美。矛盾的是，更现代化的都市、更规整的交通、快速的节奏，通畅交流的英语甚至是中文，打破藩篱的同时好像又筑起了壁垒。”
良好的比较经常来自陌生感和缺位体验。“你必须对一切保持无限好奇，擦亮你的眼睛，锐化你的耳朵……陌生的经历让你的一切感官比平素敏感得多。”马来西亚无论是环境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与中国相似，很容易在其中感受到熟悉感，甚至一度和队员感觉“回国”了的既视感。“cultural shock”更多发生在印尼，或者说，我从印尼人身上看到了很多当代中国年轻人想有但却最缺的东西。最直观的印象是，在印尼不那么“卷”。或者说，印尼人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松弛感”。他们似乎有自己的一套时间线，身上有一种没有被所谓的“社会钟”规训的原生感。“享乐主义”“提前消费”“满怀笑容”“随地大小躺”“能够找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感”是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羡慕的“美丽的精神状态”。这种“印象”最直接地来自于我们的访谈对象。我们访问的第一站——中国有色的负责人。他是个直性子的大哥，在其描述中，印尼的年轻员工——首先是爱消费，几乎都是“月光族”。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储蓄观念，手头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一般都是“月光族”，甚至是“周光族”（印尼有些岗位薪资按周结算），今朝有酒今朝醉。底层印尼劳动者喜欢预支工资，经常有小工领完工资就告诉老板他不来了，等到钱都“挥霍”完了，就又回到工地找老板求情，希望继续工作。许多印尼人花钱也不会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能力，常常是月初发了工资过得像土豪，到了月中开始节衣缩食过回正常的生活，到了月底就穷得叮当响，过得像个乞丐了。在印尼，年轻人大多喜欢享受生活，因此即使不富裕，也不会在金钱上吝啬，这就造就了印尼人强大的消费能力。在雅加达的大型商场内，即使是工作日也可以看到很多印尼人在消费，而到了周末，这些地方基本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其次是爱跳槽，经常“玩失踪”。他说他的印尼员工，尤其是底层工作者如小工、司机等，经常干着干着，就不干了，有的不打招呼就“失踪”了。请假理由千奇百怪——“家里着火了”“爸妈去世了”，如果有待遇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而且经常不打招呼就走了，更有甚者会在离开前预支薪水或者借钱，然后彻底消失。还有一些印尼员工借口说家里有事情，需要请假回去，而且需要用钱，拿到应得的薪水之后就不再来了。起初以为对方只是旷工几天，时间长了才发现，原来自己是被员工“炒了鱿鱼”，往往措手不及。印尼的开斋节假期是离职、跳槽的高峰期。十几天的超长假期让许多印尼人可以返回家乡，或者外出旅游。而印尼人往往在家待久了就不想回去上班了，或者出去旅游时间太长，心玩“野”了，开始追求“诗和远方”，这时候他们有可能忽然就做出离职或者跳槽的决定。笔者回国后有幸参加了一次东南亚地区产业链会议，厦门大学吴崇伯老师也在会上提到了印尼令多少中国大厂工作人员钦羡的“从来不加班”企业文化，而印尼的劳工法对于印尼员工的保护又是极其严格——不能随便开除他们，不然要赔偿三年的工资。Tokopedia字节跳动的潘总描述也类似，在他的描述中，印尼的穷人，只要他不是特别懒惰，想要找个谋生的方式还是很容易的，比如他可以花很少的钱去买个简易货架或食品柜子，推着上街卖点儿小吃，除了特定街区，在大部分街道旁、马路边，他们随便卖，完全不用担心有人来驱赶他们。当然，他们可能需要给一些地头蛇交一些保护费。虽然位于社会底层，通常也不用担心有人会欺负他们，这个社会氛围不会给他们额外的压迫感。这让我又开始忍不住思考老生常谈的话题：现代性和幸福感到底呈何关系。一个社会的大的风气、价值取向、宗教信仰、社会保障等，都会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从小的方面而言，就是家庭关系、收入状况、健康状况、个人性格和社会地位等等，这种个体化的差异很难拿来对比。一日偶得闲暇，和调研团的伙伴们相约一同漫步老城，随处能够看见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赤脚坐在街边的地上聊天、玩手机，路旁可能就是穿行的公交车——似乎夜晚对于他们来说是用来享受的，时间也是用来“浪费”的。这在中国极其少见，我们称这样的年轻人为“精神小伙”“Gai溜子”或者“社会闲散人员”。但印尼却切实提供了“存在即合理”的慢环境，那里的人也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哲学家罗素在《赞美闲散》里表达的，“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终其一生都在忙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图2 在雅加达路旁摆摊的印尼年轻人和边席地而坐的印尼人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青年人总会有些叛逆，乐于出风头，当一个对抗长辈或领导的显眼包，让他上东，他偏要上西。”让我感到触动的是，印尼的年轻人不仅享受“时间自由”，更热衷于享受“政治自由”，也许是更深层意义上的灵魂自由或者精神自由。8月22日凌晨00：14，调研团在雅加达的第五天，原本以为还是平静的一晚，被团员转在群里的消息打破——“斗法开始”，一篇抗议预告。言简意赅，除了指出“明天会有各路人马到国会大厦前去抗议”，笔者注意到的是呼吁书的开头“致所有愤怒的大学生们”。图3 团员转在调研微信群里的公众号文章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截图
https://mp.weixin.qq.com/s/khA6dmE5rDWSy_XXGj5K5w
当晚虽已至深夜，但笔者却瞬间困意全无，开始在网上查询一切可以获取的资料。但从媒体得到的信息以及深入分析也较少，像《雅加达邮报》这样的报纸也只有国会讨论立法的新闻，没有抗议的信息，中文推送很多内容也都是网民的反应。经由调研团的同学分享，才弄明白事情的始末：印尼宪法于前两日出了裁决，规定地方选举领导人，政党只需要比较低的支持率就可以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参与竞选。由于最大的反对党之前被执政集团孤立，所以宪法裁决对反对党非常有利，他们可以合法的推自己人上台。但是抗议前一日国会出了法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年龄放低，结果就是佐科小儿子也能参与选举；二是说明宪法裁决只针对未能获得席位的党派有效，意思就是反对党没办法利用该规定推选自己人。由于国会相当于直接否了宪法裁决，尤其是让它没办法对反对党生效，很多人开始聚集在国会门口呼吁守护宪法。
有幸的是，对这件事情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在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第一天，我们见到一位在ISEAS工作的印尼女学者Monica，在讨论此事时她双手颤抖，极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她向我们讲述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对于未来印尼政治将走向何方的迷茫。我脑海中千丝万绪，但最后只能叹气道，“屠龙的人最终成为了龙。”让我感到欣喜的是，Monica次日在微信上给我发了很长一段话，是针对我评论的回复：
Has the dragon killer turned into the dragon itself?One morning in May 1998, I received a call from my cousin telling me that my neighborhood in Jakarta was being burned down. I was at my dormitory room at Brown University in Rhode Island,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home. It was not yet a period of private handphones or easily accessible internet. So I couldn’t reach out to my family right away. Wanting to protect me from worrying, my family didn’t tell me what was happening. Only years later did I find out how my dad had to drive my family members, one by one, to the airport to fly to Singapore, on a motorcycle with a fake tattoo on his arms to look like a “preman” (mafia).The scale of the protests taking place across Indonesia last Thursday was nothing like the 1998. But in spirit it was. People felt betrayed by their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leaders. The President they voted with so much hope to reform the country has turned against his people. The dragon killer has become the dragon itself.Similar to the case in Chile, beneath the rosy pictur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jects lies the broken institutions. When institutions collapse, the people themselves will become the institution.I couldn’t sleep last Thursday thinking whether the protests would lead to a regime collapse like in 1998. Just like the country, I felt like breaking apart. But I still believe that Indonesia will come out of this _stronger_. But one more misconduct, denial or deaf ears may lead to a regime collapse.In Sumba, a beautiful island in NTT, a king is symbolized on Sumbanese ikat clothes by a turtle. It represents good quality of a leader: patient and wise. But when the turtle is rolled on his shell by the people, he needs the people to turn it back, just as a king is reliant on his people.1998年5月的一个早晨，我接到堂兄的电话，告诉我我在雅加达住处的邻居区正在被烧毁。当时我在罗德岛布朗大学的宿舍里，离家几千英里。那时还没有私人手机或方便的互联网，所以我无法立刻联系到家人。为了不让我担心，我的家人没有告诉我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直到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父亲不得不一个一个地把家人送到机场，骑着摩托车飞往新加坡，胳膊上还纹了假纹身，以装扮成“地痞”（黑帮）。上周四在印尼各地发生的抗议规模与1998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精神上是一样的。人们感到被政府和政治领导人背叛了。人们曾怀着极大的希望选举出的总统，原本是为了改革国家，但如今却背叛了他的人民。屠龙者已经变成了龙。与智利的情况类似，在经济表现和基础设施发展项目的光鲜外表之下，隐藏着破败的制度。当制度崩溃时，人民自己将成为制度。上周四晚上，我无法入睡，思考着这次抗议是否会像1998年一样导致政权垮台。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我感觉自己也快要崩溃了。但我仍然相信，印尼会从中变得更强大。然而，若再有一次不当行为、否认或充耳不闻，可能会导致政权崩溃。在松巴岛，这个美丽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岛屿上，松巴织物上象征国王的是一只乌龟。它代表着领导者的良好品质：耐心与智慧。但当乌龟被人民翻倒在壳上时，它需要人民帮助它翻过来，正如国王依赖他的人民一样。除了事情本身，更多引发本人观察和思考的，是印尼的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据称，8月22日晚抗议者已经在议会大厦前发生冲突，他们焚烧轮胎并投掷石块，防暴警察则使用催泪瓦斯和水枪驱散抗议者。街头的抗议活动也反映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佐科威及其继任者普拉博沃的政治操纵深感愤怒和指责，普遍认为他们的行为将印尼的年轻民主国家拖回了威权主义道路。在各大媒体沸腾之际，印尼的青年人群体，尤其是学生似乎成为了民主担忧下印尼抗议活动的先锋，他们越来越担心，维多多和普拉博沃组建了超级联盟，然后将他们不支持的候选人排除在即将举行的地区选举之外。从新闻报道来看，两天抗议活动的领导者是大学生——自1998年强人苏哈托被推翻以来，他们经常站在捍卫印尼民主的抗议最前线。8月23日，在大学生的带领下，和平抗议活动还在首都其他地方以及印尼万隆、泗水和三宝垄等其他主要城市举行。可惜的是，基于安全考量我并未亲临现场，但还是尽可能地关注事情的发展动态。从新闻上看，当日聚集在议会大厦前的人群中，有一位是鲁本·本蒂扬 (Ruben Bentiyan)，今年24岁，他是西爪哇省茂物市朱安达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和几名同学一起乘坐火车，经过大约90分钟的车程后抵达议会大厦。他说：“这是我们作为印度尼西亚公民、作为学生，以及为了国家的未来表达愤怒的方式。如果我们保持沉默，世界将只会看到又一个独裁政权的出现。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任由它发生。”另一名来自朱安达大学的学生表示，抗议是为了让立法者表明，人民不会接受政府单方面做出的决定。“我们学生需要站出来，更多地参与国家治理。我选择抗议，因为这不仅事关社会，更关乎我们国家的灵魂。”他说，并补充说他曾参加过2019年和2022年的学生抗议活动，未来还会继续这样做。图4 左图为Ins上印尼大学学生会热血的帖子和呼吁
图片来源：Instagram图片
https://www.instagram.com/p/C-7zj-eS4EO/?igsh=OTQxamEzMWxlbWV0
右图为Facebook上印尼大学生8月22日雅加达抗议图片
图片来源：Facebook图片
https://m.facebook.com/photo.php?fbid=916755093813640）
年轻人无处不在，因此对于此行田野，处处皆是“现场”。在印尼大学的调研安排本是同两位教授座谈——一位来自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来自经济学院。但“意外之喜”却是两位教授邀请了两名自己的学生一同参与会谈，他们前一天才举办完毕业典礼。女孩叫Jessica Christina，是印尼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气候变化方向的本科毕业生；男生叫Albert Julio，来自同样的学院。在与两位同学交流的过程中，除了惊讶于他们的思维缜密性和精湛的语言表达能力，还获取到了一些信息——他们是好几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或是负责某个组织的青年团体。他们作为印尼大学生的不完全“缩影”，关心政治，也在乎他们深爱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并且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什么。从他们的社交帐户上能够看到其经常活跃在各大论坛之上，比如Asia New Zealand Foundation 共同举办的FPCI气候圆桌会议、以及注重青年创业发展的Mien R.Uno Foundation举办的绿色经济会议等。印尼大学也处处弥漫着青年人对于这个世界的关切。在会谈结束之后前往合照的路上，教室两侧的宣传墙上有声援巴勒斯坦的海报。从一位负责讲座安排的名为Friskasav的女性工作人员口中得知，印尼大学的学生非常关注国际动态，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观点，甚至像贴在门口的海报呈现的一样举办一些活动。惊讶之余，笔者已经就对印尼年轻人的“自由感”有了进一步认识，而这种认识也在前往马来西亚后进一步强化。图5 左图为笔者在印尼大学教室与两名大四学生交流
图片来源：调研团成员拍摄
右图为印尼大学教室外的宣传墙上声援巴勒斯坦的海报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X
在吉隆坡的一日，我同老师与中国铁路的一位项目负责人约在茶馆小叙。茶馆就在调研团居住的酒店附近，开在离“茨厂街”相隔一条马路的街边，专门卖福建岩茶。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一位为我们泡茶的女孩，看起来非常年轻。后来才得知她的哥哥也在北京大学就读，我们前一天才刚见过面。女孩虽然才20岁，但是已经是这个门店的副店长了。由于在田野之中总是被自己的“使命”所缠绕，因此也忍不住向她询问关于对政治的了解状况，结果却是——她并不关心政治，对政治人物也一点都不了解。而她也不会主动获取政治新闻或者信息，唯一渠道是社交媒体，她说“《星洲日报》推什么我就看什么咯”。所以一直隐隐围绕在脑海间的问题变成了，“为什么与印尼相比，马来西亚青年好像对政治‘保持相对冷漠’？”![]()
图6 左图为吉隆坡一位在茶馆工作的女孩向笔者呈现的新闻信息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右图为笔者和一位北京大学在读的马来西亚大学生
图片来源：调研团成员拍摄
在吉隆坡的最后一日，调研团受到了马来西亚贸工部副部长的邀请，在酒店前的中式咖啡店晚餐。菜品陆续上齐之际，笔者身旁落座了一位年轻人，据他自己介绍他叫王介宏，是马来西亚人，目前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利用自己假期之余成为了刘副部长的实习生。我惊讶地问他，“你是怎么找到在政府部门实习的机会？”他挠挠头，似乎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部长在他的家乡宣讲，他靠着一股子冲劲加到了部长秘书，并要求在其部门实习。随后我抓住机会询问他对于自己关于“马来西亚青年和印尼青年直观政治参与对比”的不成熟观点，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马来西亚的学生是不会上政治课的，在他看来是当局有意识地把政治限制在“可控的小范围”之内。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马来西亚年轻人不热衷于政治就有一定的“系统性原因”。回到酒店之后，一直想验证这一说法，最终真的在一本名为“Student Activism in Malaysia: Crucible, Mirror, Sideshow”的书中找到了答案。这本书追溯了马来西亚政治上有效的学生活动主义的早期兴起和随后的衰落，解答了缘何马来西亚学生——已经变得“冷漠”的传统观点。在基于多种资料，包括对数十位过去和现在的学生活动家的采访、数十年的校园出版物和其他媒体、印刷和口述历史档案、政府报告、自传以及其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这项研究呈现了一副“系统性遏制”图景。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开始了一项“思想遏制”计划，既压制了大学生的持续动员，也使进一步的行动主义非法化。该计划在遏制学生抗议、抹去过去参与的遗产以及阻止产生潜在的颠覆性新思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曾经被批准甚至欢迎（在一定范围内）的创新学生改革提案现在被禁止并受到阻挠，这不仅反映了马来西亚政治体制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也的确证明了马来西亚的年轻人（相比于印尼）这种明显的冷漠并非不可避免或自然，而是一个适度不自由、雄心勃勃的发展中国家系统性、持续性地安抚和非政治化项目的结果。但诚如刘部长所说，印尼的青年对政治参与度很高这一“直观印象”，可能是正好遇见了突发性事件，有直观成像；马来西亚的青年人也不乏介宏这样“有拼劲”、“敢想”、“敢做”的人，只是还没有遇到所谓的“历史节点”（critical juncture）。青年人是一股力量，或将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印尼还是马来西亚，年轻人的声音来自不同的背景和经历，他们总是寻求变革、创新和进步。凭借敏锐的社会意识——以及他们的前辈所缺乏的互联网连接水平——当前的年轻一代完全有能力在影响政治话语、挑战现状以及最终影响未来选举结果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青年活动和倡导的浪潮凸显了改变国家政治的潜力，但青年也面临着许多他们前辈曾面临的重大挑战。责任编辑：袁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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