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如何写文章的

文化   2024-11-06 00:19   山东  


“大匠不示人以璞”,欧公的每一篇文章,从“写完”到“写好”都要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与初稿相比往往面目全非,有的甚至没有保留初稿的只字片语。


作者 | 钟志翔

题图 | 欧阳修塑像


作家是与语言打交道的手艺人。对于作家而言,语言有它亲近可感的面相、体温、色泽、音韵、质地、气息和风神。作家的追求越高、审美意识越强,临文之际就越是矜慎不苟。
他在肥瘠、浓淡、繁简、修短、妍媸、精粗之间反复琢磨剔抉,为之纠结犹疑、寝食不安,为之捻断茎须、呕心沥血、雕肝镂肾而形神损伤,必使日月星辰归其位、动植万物适其性、神采风流跃然纸上而后心安。这何尝不是一种强迫症?
一代文宗欧阳修就患有语言强迫症,且症状不轻。

欧阳修画像。


痴心追求


欧阳修的文学地位是无比崇高的,苏轼称他为“文章百世之师”。但人们夸奖他的文学造诣时,却忽略了他为之承受的折磨。
欧公自述写作经验是“三多”,即看多、做多、商量多,又说“惟勤读书而多为之”,没有具体可供复制的写作技巧,只有不断地学习、积累与探索。一个轻飘飘的“多”字,积压着计算不清的心理曲折。他还说,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写作覆盖生活的广度和密度,与生活纠缠的深度,都一一见于言外。
欧公对语言有特殊的敏感,容易感受文字的“出戏”,并且疾之如仇。他任考官期间,有位考生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意思是说天地初分、万物生长、圣人出世,但用语晦涩——语言给自己“加戏”,却遗忘了表意的本职。这深深刺痛了欧阳修,他从头至尾画一道红线,表示抹杀,并依韵写道:“秀才刺,试官刷。”既幽默,又冷酷。欧公的这种“过激”反应,既出于他变革文风的历史使命感,更来自他对语言美本身的极致追求。
欧公写文章的过程充满琢磨之苦,似乎从来没有冲口而出、一挥而就的快意。他写完一篇文章,就把它张贴在墙壁上,坐时看一看,躺时想一想,心心念念就是如何推敲、如何修改。“大匠不示人以璞”,欧公的每一篇文章,从“写完”到“写好”都要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与初稿相比往往面目全非,有的甚至没有保留初稿的只字片语。
欧公像出自天性、安于天命那样,精心经营他的文章事业,直到声名卓著的晚年,仍然苦心焦思,不改素志。他的夫人劝道:“何必自苦如此呢,难道还怕先生生气吗!”欧公答道:“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
“先生嗔”与“后生笑”,有什么区别?“先生”是一个外部的权威,能够实实在在影响一个人的考试录取、官职升迁,先生不认可,当然可畏;但“后生”绵延于身前死后,是想象中隐含不露的理想读者,代表着对文学事业的纯粹评价,意味着作者的理性反观和自省自律。
欧阳修保持君子之畏,有他的痴心追求,也自有他的安身立命之所在。

欧阳修故里——永丰县沙溪镇。曾健/摄

简洁与风神


当欧公在琢磨语言的时候,他在追求什么?
有人说是简洁。简洁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理想。《老子》说:“悠兮其贵言。”“贵言”,即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深远的意蕴,达到最可观的效果;凡是可有可无的枝词赘语,皆要刬除干净。“言近旨远”“以少总多”,都在呼应这一境界。
的确,有些故事表明欧公追求简洁。如朱熹《朱子语录》记载,有人买得欧公的《醉翁亭记》草稿,只见原文开头用了数十字来写“滁州四面有山”,都被欧公画一大圈删去,定稿只留下“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又如《湘山野录》记载,欧公在洛阳时,由钱惟演命题,他与谢希深、尹师鲁三人同题创作,比赛较量。起初,谢文500字,欧文500多字,尹文仅380多字,“语简事备”又“典重有法”,于是胜出。当时欧公年轻豪俊,不甘人后,他记取文字尚简的教条,重写一篇,结果比尹文还少20字,获得了尹师鲁“一日千里”的赞誉。
但是,如果仅仅是文字以少为贵,就很可能误解了欧公的文学理想。因为,还有故事却告诉我们,欧公行文会适度增多文字。

永叔公园。吴钢/摄


有一次,欧阳修为宰相韩琦写《昼锦堂记》,已经交稿了,但他又有修改,于是派人快马替换旧稿。韩琦两相对读,乍看之下,并无区别;仔细阅读,才发现欧公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两句,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增益了两个虚词“而”字。
所谓虚词,就是不表实意,不影响文意,何必要郑重添加呢?因为尽管不影响文意,却会影响文气,增减一个“而”字,气息就有短促、舒缓之别。短促像鼓点,舒缓如弦乐,本无优劣之分,但是文章要彰显韩琦“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的气度,就适宜采用悠远从容的语调了。
欧公偏爱和平雍容之音、深婉不迫之韵。他作《岘山亭记》,出示给章惇。章惇读到“元凯铭功于二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一句时,提出修改意见,希望改为“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欧公欣然接受。
理由何在?就像饮酒之时,由穿战袍、着正装的壮士来斟酒,或者由翩翩美人来斟酒,似乎都无不可,但前者显得太过突兀严肃,不如后者合宜中节。
由此可见,欧公琢磨语言、考究文字,实则是在追求风神意度:一种飘渺但植根于修养、生成于性情、流露于语言的气息,一种难以言表却可心领神会的趣味。
正因为有“风神”,千百年之下,也能使人超越时空的阻隔,感受欧公凛然如生的精魂。无怪乎王安石予以高度评价:
“如公(欧阳修)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月之光辉……”

欧阳修雕像。

顺理而成章


宋太祖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这个问题凭空而来,不好回答。也许《老子》中有现成的答案,所谓“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归结到“王”上,以颂圣为宗旨,或许还能博得人主的欢心。
但赵普扣住一个“最”字,说:“道理最大”。天下以道理为最大,意味着圣明天子也不能任性随意,而只能顺从天下公理与普遍法则。
欧公倾尽心力写文章,不管如何委曲纡徐,其旨趣无非是顺理而成章,“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这既呼应着时代风气,也塑造着时代精神。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有原因的。
欧公的《朋党论》《正统论》等以理驭气,是宋代论体的典范之作。而说理色彩最为淡薄的记、序、墓志等文体,也写得怡然理顺。即便是《与高司谏书》这种词锋甚锐的文章,尽管说出了“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样动气的话,却因其落在身为谏官、幸遇圣主、可言而不言、不言又不去、不去且责人的事实与逻辑之上,也仍有雄辩而内敛的理性力量。
又如欧公的《峡州至喜亭记》,打破一般的“记”体习惯,注重从心与理的角度追溯“至喜”的由来。最直接的缘由是岷江之险峻、至峡州始为安流,从舟人旅客的心理来说,是为“至喜”。
既然岷江凶险非常,为何游客非走此道不可且络绎不绝呢?欧公再将笔触伸向宏阔的历史与地理,远溯蜀国与中原的商业交通史,文章由大至小、由远而近,好比层层奔涌的江水连绵汇聚于小小的峡口,将“至喜”的背景、成因与质性说得环环相扣、情韵万方。

欧阳文忠公祠。吴钢/摄
小小的一座亭台,竟生发出如此多的曲折与波澜,令人领受多重意蕴?但细细体味,似又不能仅仅归结为欧公心灵生发之妙,因为它贯通了深厚的历史、地理依据,可称得上是“客观”的“境界”。这就是欧公文章的特点,不单是主观想象力在发挥作用,而有其事与理的内容为支撑,故而显得坚实无华、醇厚不虚。
欧公对语言的功能有清醒的认识,他化解了“言不尽意”的焦虑,而将其调适为“言能尽理”。以言尽理时,语言全然融化于事理本身之内,完成于它的“消失感”。而在理得心安之际,欧公得以治愈心疾、复归宁静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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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書房
为振兴强盛国家而读书,为救度利益一切众生而读书;我读,你也读。努力读本科书、努力读课外书,无论任何年龄也不停读书,这是容易取得成功及无负此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为自己而读书是小乘,为国家而读书是中乘,为众生而读书是大乘。#常观世音微语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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