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领教过几位先生的傲慢。有人眼高于顶，从来不正眼看人。有人慷慨激昂，总是睥睨一切。有的先生倔强高傲，显出一股孤绝之气。对他们我都很尊重，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先生。一位是许志英先生，一位是许结先生，一位是杜骏飞先生，他们一身风骨，在有些人看来，是傲慢，而在我看来，是真正的至情至性。他们身上有一种唤醒的力量。
今天在外面散步时，经过几个曾经在巴黎很热闹的沙龙，我一边走，一边想象着人们在其中高谈阔论的情形。这些沙龙现在当然是大门紧闭。巴黎封城了，所有的聚会都已经取消。还有一周巴黎就要解封，大家对于疫情的恐惧渐渐松懈，跑步、遛狗或者像我这样无所事事地出来走一走的人多起来。病毒在伤害着人们，而孤独也在伤害着人们。大家都想到外面透口气，见见人。不过当彼此相遇时，都自觉地拉开距离。大部分人的脸上都已经戴上了口罩。因为病毒，人们开始害怕同类，人离人更远了。以后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走近。我忽然想起南大那几位离我遥远的傲慢的先生，然后就想起了雨果的那次沙龙。
1829年的7月10日，雨果请了一批作家、诗人和画家，来听他朗读新写的一部戏剧。雨果的家在田园圣母街11号，屋后有一个罗曼风格的花园，里面有一潭碧水和一座简陋的小桥。再往里，有一个小出口，一直通到美丽的卢森堡公园。
当晚受到邀请的有大仲马、巴尔扎克、梅里美、维尼、缪塞、圣勃夫等等。这样的沙龙在巴黎是寻常的，几乎每天都有。沙龙就是巴黎文化的摇篮，也是大师们的舞台。
雨果脸色苍白，表情阴郁而深邃，用一种威严、庄重的声音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朗诵到高潮处，眼睛里放出闪电一样的光芒。听众们仰着脸，听得如痴如狂。朗诵完毕，语言的夸赞已经无法表达他们的激动，漂亮的女士连声说“不行了，我要昏倒了。”年轻听众们又跳又嚷，拉着雨果的手大喊“穹窿”“金字塔”“大教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样的沙龙，你将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些听上去如同黑话的呓语，是小圈子里对雨果别致的惊叹。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雨果显得自信而强大。可是他的一些朋友们，却生出了另外的情绪。
30岁的巴尔扎克坐在一个角落里。他胖乎乎的一张脸上挂着笑容，挺着个大肚子，在这个文质彬彬的场合里显得有些粗野。他好不容易开办了一家印刷厂，可是经营不善，去年倒闭了，欠下一笔巨债，害得他东躲西藏了好长时间。现在终于下定决心好好写作。前不久，请朋友帮忙，出版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说《朱安党人》。报纸也发了几篇报道，几乎都是批评。《费加罗报》说“剧情混乱，段落冗长”。《环球报》说他的语言“错误而且充满矫饰”。《软毡帽报》直接说作者“缺乏写作经验”。书只卖了300本，这让他很受打击。正在沮丧之中，他接到了雨果的邀请。雨果读到了他新出版的小说。
众人对雨果的吹捧，让巴尔扎克很不以为然，同时又因吹捧的不是自己而心如刀绞。于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大仲马先生这一天显得特别激动，雨果刚刚朗诵好，他就一把抱住雨果举了起来，大声喊道：“让我们把你带上荣誉的宝座！”
一年前，大仲马还是奥尔良公爵森林管理处的一个小职员，因为经常躲到管理处放墨水瓶的小屋里写剧本，影响了工作，被开除了。大仲马四处求人，终于在不久前才把这部偷偷写成的剧本搬上了舞台。没想到，《亨利三世及其宫廷》一上演，就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大仲马受此鼓励，打算就此投身写作，好好搏一搏。他与雨果都是27岁，两个同龄人，一见如故。不过很快，他们就将成为戏剧界的竞争对手了。
高傲的维尼比大仲马和雨果年长5岁，已经是有名的大诗人。他和雨果早就是好朋友，还是雨果的证婚人。他刚刚写好了一部浪漫主义戏剧《威尼斯的摩尔人》，很自得。看大家对雨果不可思议的赞美，心里很不乐意。就在参加完这次朗诵会后的第四天，他也举办了一场。他把同一批人请到了家里，读他的剧本。这就有点比试的味道了。据说他家那次的气氛比较庄严。
梅里美比雨果还小一岁，才26岁。虽然人们最熟悉的《卡门》还没有写出来，不过他已经发表了许多小说和诗歌。甚至歌德和普希金都热切地向自己国家的读者介绍他的作品。他和比他年长20岁的司汤达是至交好友。在他参加雨果沙龙的时候，司汤达正埋首在家写《红与黑》。不过即便司汤达不忙，雨果也不会邀请他。两人不和。这在巴黎的沙龙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司汤达的《拉辛和莎士比亚》与雨果的《<克伦威尔>序》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可是人们甚至都不认为司汤达是一个作家，而雨果已经是浪漫主义的领袖。梅里美为了撮合两人，把他们请来家里，还亲自动手做了两个菜。据当时最著名的评论家圣勃夫说，两人见面以后，像屋顶上的两只猫，弓起背，怒目而视，大家不欢而散。司汤达与梅里美慢慢觉得雨果很讨厌。
至于缪塞，这个多年后因为与乔治·桑的爱情轰动巴黎的诗人，才19岁。他刚刚写出了第一本诗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故事》。据大仲马说，当缪塞朗诵这些诗歌之时，沙龙里的姑娘们“激动得眼睛眨动，扇子不停地扇着”。不过在雨果的沙龙里，他现在只有喝彩的份儿。
缪塞是个叛逆的人，他诗歌的风格就是反雨果的。他说他对在沙龙里向雨果喝彩还能忍受，可是雨果每周都要让他们陪着去爬一次巴黎圣母院，他受不了。
当时雨果正在构思《巴黎圣母院》，他喜欢爬到圣母院朝北的平台上去看塞纳河上的夕阳，说在这里能找到灵感。可是缪塞只觉得累，一点诗兴也没有。
事实上，雨果喜欢巴黎圣母院，并不是因为那个可以看夕阳的平台，而是巴黎圣母院的形状像一个“H”。这是雨果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巴黎圣母院就是他的象征。可是他又在《巴黎圣母院》这本书里，预言了这座伟大的建筑将遭受到一场可怕的大火。
缪塞因为雨果的自大而离开。维尼因为与他争名而疏远。大仲马因为戏剧演出的竞争与他失和。梅里美因为朋友的受伤而淡出。巴尔扎克因为记者的偏袒中伤与他分手。
发生的这一切，如果从雨果身上找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傲慢。对此，雨果是这样回答的：“有人指责我傲慢。没错，傲慢就是我的力量。”
而这几位离开他的先生，又正是因为自己更加的傲慢而与雨果决裂。他们希望成为自己，他们也因此成就了自己。傲慢只是表象，骨子里是骄傲。
雨果的沙龙早已散去，如今的巴黎变得死气沉沉。所有的咖啡馆、酒吧和餐馆都大门紧闭。我想，南京大概也有过这样的沙龙吧?有的。我曾参加过一次。聚会是南大中文系的老主任许志英先生召集的。在座的有董健、钱林森等七八位先生，都是南京有名的教授，都有值得自傲的资本。只有我是一个无名小子，当晚几乎没说一句话。多年来，许志英先生视我为弟子，我视他为恩师。
许先生去世时，我大哭一场。有一次深夜聊天时，他曾对我说：“谦恭或者傲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风骨。内心骄傲的人，才是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