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得古原草送别》
作者：（唐）白居易
诵读：高峰
配乐：杨青青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解读：
唐德宗贞元二年、三年（787）间，白居易14-15岁时，这是准备应试的试帖诗习作。这首诗是白居易的成名作。
赋得：按科考规矩，借古人诗句或成语命题作诗，诗题前一般都冠以“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诗相似。这是古代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科举考试时命题作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
此诗为试帖诗，命题“古原草送别”。草与别情，似从古代的骚人“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中来。此诗写出了“古原草”的特色而兼关送别之意，还写出了新意。
这首诗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它是一曲野草颂，进而是生命的颂歌。
前四句侧重表现野草生命的历时之美，后四句侧重表现其共时之美。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枯：枯萎。荣：昌荣，茂盛。野草每年都会茂盛一次，枯萎一次。古原上长满茂盛的青草，年年岁岁枯萎了又昌荣。首句即破题面“古原草”三字。“离离原上草”，抓住“春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可说是从“春草生兮萋萋”脱化而不着迹，为后文开出很好的思路。野草是一年生植物，春荣秋枯，岁岁循环不已。然而写作“枯——荣”，与作“荣——枯”就大不一样。如作后者，便是秋草，便不能生发出三、四的好句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原野的大火也无法烧尽，春风一吹它又遍地滋生。这句是“枯荣”二字的发展，古原草的特性就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是斩不尽锄不绝的，只要残存一点根须，来年会更青更长，很快蔓延原野。烈火是能把野草连茎带叶统统“烧尽”的，然而诗人偏说它“烧不尽”，大有意味。因为烈火再猛，也无奈那深藏地底的根须，一旦春风化雨，野草的生命便会复苏，以迅猛的长势，重新铺盖大地，回答火的凌虐。
“春风吹又生”，语言朴实有力，“又生”二字，下语三分而含意十分。此二句不但写出“原上草”的性格，而且写出一种从烈火中再生的理想的典型，一句写枯，一句写荣，“烧不尽”与“吹又生”唱叹有味，对仗亦工致天然，故卓绝千古。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远芳：草香远播。芳，指野草那浓郁的香气。侵：侵占，长满。晴翠：草原明丽翠绿。一说阳光照耀下的嫩绿色。远处的春草侵占了古道，阳光下的绿色连着荒城。这两句继续写“古原草”，而将重点落到“古原”，以引出“送别”题意。“远芳”“晴翠”都写草，而比“原上草”意象更具体、生动。芳曰“远”，古原上清香弥漫可嗅；翠曰“晴”，则绿草沐浴着阳光，秀色如见。“侵”“接”二字继“又生”，更写出一种蔓延扩展之势，再一次突出那生存竞争之强者野草的形象。“古道”“荒城”则扣题面“古原”极切。虽然道古城荒，青草的滋生却使古原恢复了青春。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王孙：本指贵族后代，此指远方的友人。萋萋：形容草木长得茂盛的样子。我又在这里送友人远去，萋萋芳草尽是离别之情。诗人并非为写“古原”而写古原，同时又安排一个送别的典型环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别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该是多么令人惆怅，同时又是多么富于诗意呵。“王孙”二字借自《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说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怀思行游未归的人。而这里却变其意而用之，写的是看见萋萋芳草而增送别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叶都饱含别情。诗到此点明“送别”，结清题意，“古原”“草”“送别”打成一片，意境极浑成。全诗章法谨严，用语自然流畅，对仗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融入生活感受，字字含真情，语语有余味，是“赋得体”中的绝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更是传诵千古。
附：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生于河南新郑。唐代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有“诗王”和“诗魔”之称。
白居易“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试”，及第为官以前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动荡不安、颠沛流离之中度过的。在艰难的生活中，他勤学不辍，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以第四名及第。802年，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后授盩庢（今西安周至县）县尉。历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等职。在任期间，除草拟诏书外，经常上书论事，积极参政，直陈时弊。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遭诽谤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
822年，任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白居易晚年好佛，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
846年8月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追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白居易的思想体系是儒、释、道三家杂糅，他奉行“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处世原则，二者的矛盾性与互补性构成了他思想的鲜明特征。其中既有勇敢的一面，也有懦弱的一面；他有时敢于直谏，为民请命，但有时又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一方面，他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封建王朝中食禄奉公的官吏。黑暗腐败的时代环境与穷困的家庭环境限制了诗人的发展，形成了诗人心理上的灰暗色彩与消极因素。早年长期不顺的境遇、艰难的生活使诗人产生了悲哀自怜的情结。儒家的“入世兼济”与佛道的“出世独善”构成了他思想的矛盾性，并导致了他的双重人格。
白居易在文学上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首开中唐文人倚声填词之风；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
他的诗歌题材广泛，语言优美，音调和谐，富有情味，形象鲜明，政治讽喻。其诗通俗易懂，相传其诗作要老妪听懂为止。
他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现存有3000首，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作《琵琶行》《长恨歌》等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流传，“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脍炙人口。他的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
白居易在任职期间，表现出了卓越才干和良好的治国思想，为唐朝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杭州刺史任内，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
在苏州刺史任内，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河岸北侧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现在是苏州著名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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