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在撕裂，亲友群在撕裂，家人之间在撕裂，然后，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撕裂。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裂痕像蛛网一样伸向了整个世界。关在巴黎的家中，我每天都能感受到这种撕裂的疼痛。人在病毒的袭击之下，变得脆弱、易怒、盲目甚至仇恨。
暮色四合，路灯还没有亮起，巴黎的街巷突然变得昏暗不明。只有极少的几个行人匆匆而过，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70%的法国人已经考虑在解封之后出行时要佩戴口罩。而口罩，曾经就是一个撕裂的缘由。现在不是了，至少在法国。
我一直往克里希广场走过去。这里有我常去的超市、理发店、意大利餐馆和药房。围着这个广场有七条街，我都熟悉。每条街都仿佛伸向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使得这个广场仿佛像一个随时会转动的魔方。从广场拐进克里希街不多远，就是我今天要去的布鲁塞尔街。在这条街的21A号，是左拉的寓所，也是他去世的地方。巴黎封城之后，我一直想来看看左拉。我想看看，到底是怎样一个男人，造成了法兰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撕裂。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犹太人，叫德雷福斯。1893年1月，德雷福斯上尉进入法国总参谋部工作才几天，就被军方逮捕了。军事法庭指控他向德国出卖法国陆军情报，判处他终身流放。事实上，所有关于他犯罪的材料都是伪造的。甚至在发现了真正的叛徒之后，法国政府仍然不肯为他改判。看到正义受到如此公然的践踏，愤怒的左拉在《极光》报上发表了写给法国总统的信：《我控诉！》。他说：“只是在今天，双方的阵势才清楚了。一方面，罪犯们想遮住真理的光辉。另一方面，伸张正义的人们准备献出他们的生命，让真理放出光芒。我控诉……”
法国军方迅速以“诽谤罪”为名对左拉提出公诉。并且下令，不许答辩的左拉提任何问题。左拉从法庭出来，巴黎市民们对这位文学大师发出“嘘”声，朝他的脸上吐唾沫，狂乱地撕去他身上佩戴的荣誉勋章。
左拉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罚款3000法郎。左拉拒绝入狱，改名为巴斯卡尔，仓皇逃往英国伦敦。出逃时，他的身上只有一柄牙刷、一个钱包、一只墨水瓶。
法国被撕裂成两半。要么支持德雷福斯，要么反对德雷福斯。政府、军队、教会、报界、政党、团体、家庭全都卷入其中。朋友为此反目，夫妻为此离婚，团聚的亲友，也会因此而大打出手，乡下甚至发生了火拼。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
“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荣誉，用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起誓。如果他不是无辜的，就把我所有的作品统统烧掉。”左拉嘶哑着嗓子喊道。
“那个老东西，那个下流胚子左拉，完全叫人唾弃了。”反对他的市民开心地笑着。
1899年，德雷福斯案件被重审。法庭依然判他有罪，然后由总统对他特赦。左拉终于回到了法国。这个折衷方案根本无法愈合法国社会的伤口。然而在这个巨大的疼痛之下，法国又同时诞生了两件影响后世的大事。一位反对德雷福斯的人为了宣传他的观点创办了“环法自行车赛”。而另外支持德雷福斯的一批人在报纸上发起了一场公开签名，他们有左拉、法朗士、普鲁斯特、莫奈、杜尔凯姆等等。这个签名，意谓知识分子的诞生。法国历史学家格朗荣说：“左拉的《我控诉！》之后，知识分子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精神的使者。”
1902年9月29日，左拉死了。因为壁炉堵塞，煤气中毒而死。有人说掏烟囱的工人是反德雷福斯人士，是他故意堵住壁炉通道害死了左拉。而痛恨左拉的人在报纸上说，他是因为发现德雷福斯有罪而自杀。
左拉死了四年之后，德雷福斯才被彻底平反。1908年，左拉的骨灰被移葬到先贤祠，德雷福斯哀伤地护送着他的灵柩。人群中突然有人朝他开了一枪，德雷福斯被打中，幸好只是受伤，没被打死。
偏见与仇恨有时候比病毒更为可怕。可是这个世界上，在此刻，病毒在催生着偏见，偏见又在催生仇恨。而仇恨的触角正在撕裂着整个世界。病毒终将能医治，裂痕又如何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