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封城前一个多星期，有两位中国客人到“孔府”餐馆吃饭，其中一人咳嗽得很厉害。第三天，店主王先生觉得喉咙疼痛，浑身乏力，当即关了店门，把自己隔离在里面。
“孔府”是离我家最近的中餐馆，在莫斯科路1号，走路只要4分钟。因为环境优雅清静，每次请客，我都选这里。店主王先生说话温和谦恭，笑容腼腆。服务周到细致，却从不与顾客饶舌，一看就知道是个体面的读书人。与他熟悉是因为一次事故。
我和翻译家郑鹿年还有两位法国人约好在这里见面谈事。其中一个高大的法国人显出中国通的样子，说话之间与郑老师发生了争执。引得七十多岁的郑老先生勃然大怒，突然拍案而起。郑老师法语极好，两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几乎捋起袖子要动手了。我虽然自忖不是这位法国人的对手，还是挡在郑老师面前。这时身材单薄的王先生跑过来，死命地把法国人按在座位上。
事后王先生说，他也好几次遇到法国人与中国人争执，从来没有看到郑老先生这么有血性的人。“他真敢对我们老人动手，不信我们三个人干不过他。”他说，“大不了把店砸了。”自此我和他结为好友，我喊他王兄，他喊我申兄。
王兄到法国已经二十多年。原先是来巴黎学画的，和一个上海来的学生租住在一起。两人一边学油画，一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旁边的广场上给人画像。几年过去，上海同学的画家梦终于破灭，回了中国。王兄也放下画笔，跟几个师傅做装修。先是抬水泥、搬黄沙，后来学会了铺地板、贴墙纸、布电线、装水管，只要是装修的活儿，样样上手。一干三年，生活稍有结余，买了一辆尼桑面包车，开车运货。
2005年10月，两名黑人男孩在躲避警察时不慎被电死，引起了半个多月的法国大骚乱，全法有一万多辆汽车被烧，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王兄停在路边的车也被烧了。第二天早上去一看，只剩下一个空壳和一地碎玻璃。生活一下子又没了着落。思来想去，王兄找亲戚朋友帮忙，凑钱开了“孔府”餐馆。生意虽说一般，十多年下来，债务终于在去年还清。王兄笑着跟我说，现在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
几个月前，“孔府”忽然受了一次重创。我给王兄打电话，想订晚上的餐位。王兄语气急促而仓皇：“厨师出事了。”
当天晚上，客人都走了，厨师到外面抽根烟放松，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王兄赶紧叫救护车，陪着去医院。拍过片子，厨师脑子里长了一个瘤。他什么保险也没有，王先生四处借钱，想着救他的命。
过了一周，我去见王兄。他原本白晳的一张脸，变得蜡黄，头发也是乱糟糟的，眼睛里满是血丝。他说厨师救过来了。医生把他治得暂时没事，今天早上让他出院回家了，瘤还留着。医院没有提钱的事。
店还是要开，一时也找不到新厨师，王兄只好亲自下厨。大堂里由那个老实巴交的孟加拉伙计应付。很快到了中国农历年底，王兄说我和他都是一个人在巴黎，不如一起过一个年三十。他把晚上的生意停了，就我们两个人，炒几个菜，喝一杯。吃饭的时候，一直在谈新冠病毒和武汉封城。王兄叹息说自己没有路子，买不到口罩，只能给法国山东商会捐几百欧，算是表个心意。
就在法国总统宣布封城前的一个多星期，王兄喉咙疼痛，浑身无力，担心自己中招。他害怕传给客人，甚至毁了巴黎中餐馆的声誉，当即关了店门。
我每天散步时都会从他门口经过，每次我都喊他一声。他不开门，只在里面跟我说话。昨天经过他门口，他在里面跟我说，他以为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这些天想了很多。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过一辆面包车吧?有一次出城，迷路了。我把车开到一个森林里，看到一头鹿，就站在我的车前面，一动不动。看着它的眼睛，我忽然想，做一只鹿也很好。”远处突然传来救护车紧急的鸣笛声。往两边看，街上一辆车没有，一个人也没有。
“我那个厨师，脑袋里长瘤的那个，昨天给我打电话，他又出来工作了。他说反正是死，不能在家等死，不如出来做点事。”
“死在路上怎么办?”我说。
“死在哪里不都一样。”王兄说。
“你到底想什么了?”我知道他有话想跟我说。
“我自从开这个店，到现在差不多15年，每天就像驴拉磨，不停地拉。15年，除了客人，我很少与别人往来。我去得最多的就是菜场，巴黎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些天关在家里，什么也不做，我就想，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
“你可以当画家。你会是一个好画家。”“孔府”餐馆的墙壁上挂着他的一幅画，他取名叫《塞纳河》。长长一幅画，横跨了整个墙面，像许多颜料桶被同时打翻在地，无遮无挡地奔涌向前，色彩和线条大胆惊艳，美得令人惊愕。
“我早就不画了。等疫情过去，我就把餐馆卖掉。我买一辆房车，一直开，一直开。我反正没有家，也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一直开。”他大概为了安慰我，又补充说：“我希望遇到好的……遇到了我就停下来画。”
我们不说话，隔着铁栅栏和玻璃门，互相看着，就像从世界的这头，看到那头。从外往里看，他像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子里。从里往外看，他大概也觉得我在另一个笼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