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在其发展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不仅推动了岭南文化的转型发展，而且创造了岭南文化发展的高峰，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秦征南越，开启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岭南文化接纳、吸收、整合、认同中原文化的过程，也是岭南文化自我意识不断建构的过程。长时间大规模的北方移民来到岭南，改变了岭南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结构，也逐步改变了岭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落后状况。
到明清时期，岭南各方面发展已经基本赶上中原和江南的水平，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北方。这一转型，肇始于秦定岭南，至唐代基本定型，到明清日益成熟。汉越文化的高度融合，使岭南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逐渐从边缘文化融入主流文化，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并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韶关珠玑古巷
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岭南涌现了一批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们既是岭南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如果说秦汉时期的赵佗等人还是从中原进入岭南的外籍人士，反映了中原人士深刻地影响着岭南的历史趋势，那么到了东汉时期杨孚等人的出现，尤其是到了唐代张九龄等人，宋代崔与之、余靖、李昴英等人的出现，则表明岭南本土人物的崛起并愈来愈得到当朝政治、中原人士的认同和接纳，反映了岭南文化更加自觉主动地汇入中原文化、主流文化的总体趋势。这种趋势，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汇成一股汹涌磅礴的文化思想潮流。明清时期出现的孙蕡、陈白沙、湛若水、黄佐、陈子壮、陈邦彦、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张维屏等一批杰出人物，有力促进了岭南文化与中华文化的融合发展，充分展示了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历史变迁、时代变革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张九龄不仅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在文学上也取得巨大成就，对岭南诗派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岭南第一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更成为千古绝唱。陈白沙开创的“江门学派”，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成为理学史上的关键人物，堪为岭南文化的一座高峰。
清光绪二年(1876)翰墨园刻《杜工部集》
海上交通，开启了岭南文化与佛教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篇章。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也是中国文化第一次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
在长时间的相互融突过程中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一方面，佛教文化与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等融合，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为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元素，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吸纳佛教文化的优秀成分改造自身，在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均有新的创造，出现了新的气象，达到了新的高度。岭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一经陆上丝绸之路，一经海上丝绸之路。岭南凭借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之便较早传入佛教。史籍所载佛教传入岭南的最早记录是三国大月氏沙门支彊梁接（正无畏）由天竺经海路抵达交州（州治番禺，即今广州），于三国吴五凤三年（256）译出《法华三昧经》6卷。南朝时，岭南已成佛教海路传播的中心。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陆续泛海来交州、广州，或在岭南纳徒、译经、建寺，或继续北上传教弘法。东晋隆安中，罽宾国沙门昙摩耶舍在广州建王苑朝延寺（今光孝寺）。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天竺僧智药三藏在韶州（今韶关）曹溪倡建宝林寺（今南华寺）。大通元年（527），南天竺高僧菩提达摩抵广州弘法，后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其登岸处称“西来初地”。
韶关华南寺
岭南的译经活动始萌于三国两晋，发展于南朝，鼎盛于唐，广州与长安（今西安）、洛阳、建业（今南京）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译经中心。唐以前的著名译僧有竺法眷、摩诃乘、僧伽跋陀罗（众贤）等，而梁武帝时的西天竺优禅尼国沙门波罗末他（真谛）是在粤时间最长、译经最多的梵僧。唐代翻译由海路单向东传变为双向互动。大译经家义净曾从广州搭乘船舶到印度求法，回国后又在制止寺（亦作制旨寺，即光孝寺）译经讲道。就佛教中国化而言，岭南文化的贡献尤其显著。《楞严经》是中外人士合作在广州翻译的一部大经，是一部对中国佛教之禅、净、律、密、教都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大乘经典，内容宏富，体系严密，是大乘佛教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有学者认为其与《圆觉经》等一起完成并终结了佛教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唐代禅宗勃兴，六祖慧能融汇空有，进一步发挥《金刚经》的无相思想，并将禅宗的修行实践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唐仪凤元年（676）后在广州法性寺（即光孝寺）、韶州宝林寺宣讲“明心见性”教义，南禅顿教遂成为禅宗主流，并在后世衍化出沩仰、临济、云门、曹洞、法眼五家及黄龙、杨岐两派，《六祖坛经》亦成为唯一称 “经”的中国佛教著作，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佛教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州光孝寺
明清开启了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阶段。15—16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海上航路的开通，西方文化逐渐向全球传播和渗透，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启了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也是中华文化第二次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长期的海外贸易传统以及务实理性、开放包容等文化品格，岭南文化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一方面，西方文化最早在岭南传播，最早对岭南文化产生影响，岭南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也较早较深入。打开传教士来华之门的利玛窦在肇庆、韶州等地通过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传教，使岭南较早接触西方科技文化。
另一方面，岭南也是西方人观察中国文化的主要对象。一些来岭南的商人、医生、牧师，通过游记、书信等向西方社会介绍广州等地的民风民俗和经历，使中华文化得以向西方社会传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西文化交往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文化遭遇西方文化更猛烈、更急速的冲击。在这种文化碰撞、民族矛盾和民族危难面前，一批岭南先进人物基于对中西文化的双向了解和世界发展大势的认识与把握，站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前端，努力探索中华文化的改造之路，在中华文化的近现代转型方面开风气之先，引领历史发展的潮流。
广州粤海关旧址
洪仁玕积极学习西方的政治与经济文明，其《资政新篇》提出了国家建设的新方案，是中国最早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郑观应提出了君主立宪的维新思想及重商主义，否定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重农抑商的思想，赋予岭南文化重商传统的新内涵；康有为不仅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还将公羊三世说与近代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等相结合，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是一位对中国近现代发展具有长期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在众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从国民精神的层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并提出要培育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民；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起共和而终2000多年封建帝制，其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被并称为“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
这些先进的岭南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思想虽然都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方向；他们的思想深受岭南文化的滋养，大大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彰显了岭南文化的务实理性精神，也使岭南文化由非主流文化转变为主流文化。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向现代西方文明学习的同时，也发现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或紧张性。现代西方文明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技术进步等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的欲望的膨胀导致人为物役、心理焦虑、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劳资冲突、民族矛盾等现代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岭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为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作出了积极探索和重要贡献的同时，岭南文化也得以转型、升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以其理性务实、开放包容的一贯精神品格，大胆创新大胆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岭南文化进一步得到现代性阐扬，在中华文化中更加耀眼夺目。
进入新时代，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进行积极地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要求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充满信心，用古代的智慧来启发现代的发展，不断刷新旧观念。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起来，使之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价值观相融合。
《岭南文化辞典》的编纂是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旨在为岭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及其研究提供知识性支撑。我们坚信，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岭南文化将进一步丰富自身内涵，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添砖加瓦，铸就新的辉煌！
作者：《岭南文化辞典》编委会 编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出版单位：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古籍出版社
《岭南文化辞典》是第一部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自远古至2019年（部分内容延至2022年年底）岭南（今广东、海南、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全境以及广西部分地区）文化的综合性大型工具书。全书共分19卷：地理卷、历史卷、民族·民系卷、宗教卷、民俗卷、学术·教育卷、语言文字卷、文学卷、艺术卷、新闻出版卷、科技卷、建筑卷、饮食卷、中医药卷、武术卷、对外贸易卷、华侨·侨乡卷、海洋文化卷、人物卷，书后广东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广东省明清进士录等较集中反映岭南历史文化成绩、成就的附录15种。
《岭南文化辞典》：岭南文化到底是什么文化？
《岭南文化辞典》：丈量岭南，从史书到海洋
晚清岭南生活全景：《杜凤治日记》里的社会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