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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幼儿园老师姓王，教我们的时候正怀着身孕,挺着高高的肚子,走路颤巍巍的,我们都为她捏一把汗,所幸的是她没摔倒,只是经常请假。有数次,我背着书包走到半路,碰到同班同学迎面走来,老远挥手高喊:打道回府吧，老师没来!于是我们便借机疯玩去了。最有趣的是斗鸡。将右腿盘于左腿膝盖以上,跳跃前行,去撞击敌方,谁被击倒就认输。我们的队伍分成两拨。“预备，开始!”队长口令一出，顶上的人便冲将下来，借着惯性，锐不可当;下面的人被冲得七零八落，有人倒地，退出了战斗;剩下的人继续战斗，跳上前去，狠撞对方的身体;对方灵巧躲避，然后伺机跳起反击……不一会儿功夫，所有的人都已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到第一学期末的时候，老师请假更频繁，我们更加自由，开始学习“抽烟”。我们没钱买烟,抽丝瓜的藤蔓。农村里哪家不种丝瓜?瓜藤自然好找，学校操场旁就堆了乱糟糟的一堆。也不知是谁突发奇想，想着把丝瓜藤当烟抽，用小刀削下指头长短一节;嚓地一声划燃一根火柴,将其点燃,叼在嘴里,猛吸一口,再吸一口,徐喷以烟,做出一副陶醉的样子，那味道怪怪的,抽完,就喉咙干涩，而且容易反胃,然而在那时我们却觉得有无穷的趣味!
我们的好日子随着老师生完孩子就结束了。虽说是幼儿园，但也要教文化课，王老师想把落下的课程给补上，每天来得早，走得迟;她要求我们人人都要过关，否则就要被留下来补习。补习的时间一是中午，其次是下午放学后。我与六七位同学都属于此类优待的对象。但被留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同老师磨呗,磨够了时间她总会放我们的,难道她还请我们吃饭不成?一次放学后又被留下了，是背诵一篇什么文章，但我们总是背不会。王老师守着时，我们都规规矩矩，一个个比绵羊还驯服,后来她说:“我有点事，你们先背着，呆会儿我再来检查。”老师走后,我们立刻原形毕露,在教室里疯玩打闹起来。有一两个想学的，也不能够，刚读几句，脑袋早被人敲了栗子;不计较吧，人家更得寸进尺，复来揪你的耳朵，于是暴怒，扔了书去追赶;这正合对方的意，在桌凳间腾挪跳跃着躲避，搅得满教室乌烟瘴气。但你无须担心，老师是逮不住我们的，因为我们都生了第三只眼，老远就能发现老师的行踪。在她未到之前,我们早坐得端端正正,扯破喉咙读起来，声音大得足以震掉头顶的屋瓦。老师见状总是满意地微笑。然而这次却出了意外。我们的课桌是条桌,凳子自然也是条凳,疯累了,我就索性躺在凳子上休息，又顺便抓过课本来哇哇地读——其实是乱吼，哪里知道老师已经向教室走来了。其他同学早发现了“敌情”，于是很快地坐好，装模作样放声读起来。有人用书遮住脸，向我挤眉歪嘴地暗示，我以为他是在戏弄我(学生之间是常开玩笑的)，并不理睬。等我反应过来，那双锃亮的皮鞋已经到了跟前，来不及翻下板凳。
终于混完第二学期，眼看就要念小学了，可是又发生了变故。报名那天，王老师告诉我再读一个幼儿园，理由是:我的数学不及格——按要求是六十分，而我只考了五十八分。考试时,我与同桌对过答案,我记得很清楚,只有一道题不一致。我说这样做,他说那样做,谁也不能说服谁,结果就各按自己的方法做了——他刚好考了六十分，我想多出的两分就是那道题。我很后悔当初没照他的方法做题才有今天的麻烦，花钱是一回事，主要是丢人——连幼儿园也要复读!我母亲自然也不同意我复读:一是我读书时已经比别人大了两岁;二是她觉得复读是花冤枉钱(我们家并不富裕，一学期十元学费都无法一次缴清);三是，她怀疑是老师嫌弃我成绩差,故意为难我，而不是真的必须要复读。但老师不管母亲的诉求，坚持不给我报名，于是她不得不找校长出面调解，结果是虽然给报了名，但我也因此得罪了老师(这是我当时的猜测，也许事情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严重)。总之，我从此更加郁郁寡欢，也更加地小心翼翼，每天只读书，再不敢贪玩:更别说做违纪的事。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期中，学校组织了考试，成绩下来我的语数两门功课都在八十分以上，名列班上第三。从那以后,我的成绩一直很好,直到升入中学、大学,但另一方面我却是个腼腆而呆板的人，除了读书,我没有别的爱好,交际能力也是一塌糊涂，这不能不说是我人生的一大缺憾!
多年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对于王老师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同情(在一切以成绩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要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均衡发展是何其困难!)，而且不管怎么说，我都应该感谢王老师，如果没有她当初的严厉，我这个农村的孩子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更让人欣慰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的教育早已今非昔比——无论教育设施还是教育理念都有了大幅度提升——能够为党和国家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作者 宛建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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