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 | 曼昆：菲利普斯曲线与通胀：真的过时了吗？

Six Beliefs I Have About Inflation

对通胀问题的六点想法

作者 | N. Gregory Mankiw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4, 2024
翻译 | 何不笑

我的经济学学习始于20世纪70年代，恰逢通胀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宏观经济问题之一。为抑制通胀，人们进行了持续的抗争，从而荟聚了人们的智识，并引导我和许多同学投身于宏观经济学的职业生涯。在政策领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 1978年夏季在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实习，当时的任务是测算菲利普斯曲线（The Phillips Curve）的各种可能性，以期更好地理解推动通货膨胀的力量究竟为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通胀的看法也随着新事件和新研究的出现而不断变化。本文将简要探讨我对通胀过程研究的心得。这些信念于我而言是当前持有的，我并不完全确定它们之间是否一致。我之所以选中这些具体的命题来讨论，是因为它们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如果未来的工作能够证明我是错的，或者有人相信我是对的，均不无裨益。

与非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家交谈时，他们总会对将菲利普斯曲线仍然视为一个重要概念感到惊讶。作为教科书的作者 [译注：即国内引进的本科教材《经济学原理》]，我有时会收到建议，让我把课本中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章节全部删除，理由是这一观点显然已经过时了，而我自己的想法则更接近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2002 ），他在诺贝尔奖演讲中称菲利普斯曲线“可能是唯一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

关于这种分歧产生的根源，我有一个猜想。在菲利普斯1958年的原始论文以及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著名的后续论文中，菲利普斯曲线被表述为一种无条件关系（unconditional relationship）——通胀与失业之间的负相关性。在某些时期，尤其是1960年代，二者的散点集合确实呈现出简单的向下倾斜趋势。但如今，这种无条件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过去几十年的数据表明，通胀和失业率的散点图现在是一种团状。

不过，我的观点是，最好将菲利普斯曲线视为一种条件关系（conditional relationship）。如果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这么认为），货币冲击或更普遍的总需求冲击会在短期内推动通胀和失业率沿负相关性方向发展，那将得到一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但这条向下倾斜的曲线取决于经济受到何种冲击。以这种方式定义，很难摆脱菲利普斯曲线。据我所知，唯一的替代方法是商业周期理论及其货币中性假设。但我感觉这种方法已经没有多少拥趸了。这也意味着，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将继续存在。

虽然我坚定地捍卫作为宏观经济理论关键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但对它的实用性并不抱太多期望。1997 年，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写道：“数十年来，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表现一直良好，令人惊叹....我称其为宏观经济计量的'神器'（‘clean little secret’ ）‘’。我通过电子邮件与布林德进行了核实，他今天不会说同样的话了。他告诉我，经验性菲利普斯曲线“已死，或已休眠”。

即使是在 1997 年，菲利普斯曲线的经验性或许也不那么可靠。Staiger, Stock, and Watson（1997 ）的研究报告对我的思考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估计，1990 年的 NAIRU [ 译注：即非加速通胀失业率，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实际失业率低于稳定通胀水平对应的自然失业率时，通胀预期自我实现，经济过热] 为 6.2%，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估计 NAIRU 的 95% 置信区间为 5.1% - 7.7%。这是一个很大的区间。我没有看到他们用最新数据进行的计量研究，但我敢打赌，鉴于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在今天已被多次细化，今天的置信区间只会更大。

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找到比失业率更能拟合菲利普斯曲线方程的指标，包括去趋势 GDP、短期失业率、劳动力的份额、空缺率、辞职率以及失业与职位空缺的比率等。同样，衡量预期通胀和供给冲击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每当现有的菲利普斯曲线与现实偏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时，就会有一大批宏观经济学家跃跃欲试，试图提出新的、更好的模型。寻找出一条可信的菲利普斯曲线就像寻找圣杯一样，吸引了一些最优秀的人。虽然他们从未达到目标，但不知何故，他们仍孜孜以求，从未放弃。

自然利率的置信区间较大，再加上寻找“圣杯”的努力显然徒劳无功，这使我认识到，将菲利普斯曲线作为预测通胀或判断政策立场的指导是不太可行的。

经验菲利普斯曲线拟合度差有一个重要的推论。每当通胀偏离Fed的目标（比如 2022 年大幅偏离）时，观察家们都会将这一变化归因于总供给或总需求受到冲击。这提示我们，这种冲击的变化有多短暂，以及央行为此需要采取多少纠正措施。问题在于，由于我们对自然失业率知之甚少，因此很难将供求关系真正提取出来，即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在数据时效和覆盖不完整的情况下，这项任务尤显困难，而决策者却需要做出实时反应。

预期的关键作用让问题更加棘手。在菲利普斯曲线的标准理论中，通胀预期会导致实际通胀。因此，通过预期产生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而通胀预期对冲击的反应又取决于当时的政策或人们对政策的态度。

美国2022 年的快速通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是现在，我认为我们也无法确定知晓发生了什么。通胀飙升可能是与大流行有关的供应链中断造成的；也可能是需求过剩造成的，因为 3.6% 的失业率可能低于NAIRU，而大流行很可能改变了这一失业率，因为劳动者对他们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有了新的预期；也可能是因为预期对长期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做出了反应。很有可能，那次快速通胀是上述三种力量的结合，而其权重并不确定。

讨论通胀动态和菲利普斯曲线，我就不能不提到长期以来的一个担忧：过度依赖卡尔沃（Calvo，1983 ）模型。可以肯定的是，卡尔沃模型是一个优美的定价理论，我和其他人一样欣赏它的优美。但其隐含的通胀动态与数据不符。该模型对通胀的持续性没有充分的认识 (Mankiw, 2001）。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冲击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有滞后性，而对通胀的影响有更长的滞后性。但卡尔沃模型则认为通胀率会迅速调整。这就是为什么在实证研究中使用该模型的人通常会辅以一些特别的修正措施，比如将某些价格与过去的通胀率挂钩 [译注：比如常见的“经通胀调整”]。(参见 Christiano et al.，2005 ；Smets and Wouters，2007 ）。

其他定价理论由于强调不同的预期，因此意味着不同的、更符合经验的动态。在卡尔沃模型中，相关变量是当前对未来通胀的预期。相比之下，在费雪（1977 ）的契约模型中，相关变量是过去对当前通胀的预期。我与里卡多·雷斯（Ricardo Reis）（2002 ）探讨的信息粘性模型中，情况也是如此。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 ）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主席演讲中提出自然利率假说时，对他理解的通胀预期的时间多少有些语焉不详。在我看来，他的论述似乎与契约理论和信息粘性理论所隐含的时间问题更类似。

此外我也怀疑，正确的菲利普斯曲线变量与通胀预期是否有所不同，它或许更像是通胀的基准。比如，你期望从雇主那里获得的名义工资增长可能取决于预期通胀，但也可能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其他工人的工资增长情况。虽然如何建立标准模型拟合这种情况目前并不明确，但这似乎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

2022年6月，通胀率（以 CPI 与一年前相比的变化来衡量）达到了9%。据我所知，第一个预测通胀会如此飙升的经济学家是杰里米·西格尔（Jeremy Siegel）。2021年5月14日，我看到他在CNBC接受采访。当时，我对通胀前景也多有忧虑，并在NYT上撰文表达了我的担忧 (Mankiw, 2021）。但我从没想过通胀会上升得如此之快。我当时觉得西格尔是危言耸听，但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是通过观察M2来做出预测的，2021年的M2增长率是自1960年以来从未见过的。如今，无视货币总量已成为一种时尚。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这种观念了。人们为忽视这一总量而提出的大多数理由都站不住脚。

有人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复杂的金融体系中，很难测量货币的总量。这确是事实，正如我在前文所说，它的迟滞性也很难测量，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试图通过测量迟滞来判断通胀压力。

还有人指出，近年来（至少在大流行之前），货币总量在预测通胀上的表现乏善可陈。这也是事实。菲利普斯曲线作为预测工具的表现同样也不如人意（Atkeson and Ohanian，2001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关注它。

还有人指出，如今央行行长们在政策公告中已很少谈及货币总量。事实如此，但他们或许应该谈一谈这个货币总量。无论如何，货币经济学家不应以央行行长为榜样，就像研究税收的经济学家不应受制于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言论一样。

我想分享的最后一个观点与Fed的通胀目标有关。有一种合理的观点认为，Fed应将其通胀目标提高到比如说 4%，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利率触及零下限的频率 (Ball，2013）。我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此处不再展开讨论。不过，我强烈认为把通胀目标设定为2%比设定为2.0%更好。

当然，这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小数点后的位数不同。如果你还记得高中时上过的一些科学课，你写报告时小数点后的位数反映的是你估值的精确度。中央银行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课，他们有时说得好像他们的目标是通胀率达到 2.000%。

央行行长们如果能向公众承认他们控制通胀的能力有多么不精确，那就更好了，这样，当通胀率降到1.6，他们也不必担心，而当通胀率回升到 2.5 时，他们就应该准备宣布抗击通胀的胜利了。毕竟，政府工作能做到这一步就算不错了。

或许，Fed甚至应该放弃通胀目标的具体数值，像其他一些央行一样设定一个范围。比如，Fed可以说，它希望将通胀率保持在 1 到 3 之间，这意味着承认Fed的委员会并不像他们假装的那样神通广大。在 2022 年通胀出乎意料地大幅飙升之后，央行行长和货币经济学家似乎应该更加谦逊一些才是。

Ref：

Akerlof, George A. “Behavioral Ma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 Behavio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no. 3 (2002): 411–33.

Atkeson, Andrew, and Lee E. Ohanian. “Are Phillips Curves Useful for Forecasting Infl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25, no. 1 (Winter 2001): 2–11

Ball, Laurence M. “The Case for 4% Inflation.” Central Bank Review 13, no. 2, (2013): 17-31.

Blinder, Alan S. “Is There a Core of Practical Macroeconomics That We Should All Believ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no. 2 (1997): 240–43.

Calvo, Guillermo A. "Staggered Prices in a Utility-Maxim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 no. 3 (1983): 383–398.

Christiano, Lawrence J., Martin Eichenbaum, and Charles L. Evans. “Nominal Rigidities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a Shock to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3, no. 1 (2005): 1–45.

Fischer, Stanley. “Long-Term Contract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no. 1 (1977): 191–205.

Friedman, Milto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no. 1 (1968):1–17.

Mankiw, N. Gregory. “The Inexorable and Mysterious Tradeoff betwee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 no. 471 (2001): C45–61.

Mankiw, N. Gregory. “The Biden Economy Risks a Speeding Ticket,” New York Times, Feb. 28, 2021.

Mankiw, N. Gregory, and Ricardo Reis. “Sticky Information versus Sticky Prices: A Proposal to Replace the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 no. 4 (2002):1295–1328.

Phillips, A. W.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no. 100 (1958): 283–99.

Samuelson, Paul A., and Robert M. Solow. “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no. 2 (1960): 177–94.

Smets, Frank, and Rafael Wouters. “Shocks and Frictions in US Business Cycles: A Bayesian DSGE Approac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no. 3 (2007): 586–606.

Staiger, Douglas O., James H. Stock, and Mark W. Watson, “How Precise Are Estimat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in Reducing Inflation: Motivation and Strategy, C. Romer and D. Ro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95-246.

*封面图：A. W. PHILLIP，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