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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人，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我出生于1910年12月29日下午3点25分。我们住在伦敦郊区的威尔斯登一所有两个套间的房子里，我父母住在较低的一层。我父亲是邮局的电报员。我母亲曾在邮局工作，但结婚后就不再工作了。我的父母都在12岁离开了学校，但都能识字。然而，他们对学术研究不感兴趣。他们对体育感兴趣。我母亲打网球一直打到很老。我的父亲年轻时踢足球、打板球和打网球，他一直打保龄球直到去世。他是一名优秀的球员，为他所在地效力，赢得了许多比赛。他为当地报纸和 Bowls News 写了很多文章。我有着一般男孩对体育的兴趣，但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学术。我是家中独子，虽然经常独自一人，但我从不孤独。当我学习国际象棋时，我很高兴轮流扮演每个玩家的角色。由于缺乏指导，我的阅读(从当地公共图书馆借来的书)没有辨别力，而且现在我意识到，我无法区分骗子和严肃的学者。我的母亲教导我要诚实和真实，虽然逃避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是不可能的，但我努力遵循她的戒律，我相信这给我的写作增添了一些力量。我母亲心目中的英雄是奥茨上尉（Captain Oates），他和斯科特一起从南极回来，发现他的病妨碍了其他人，然后告诉他的同伴说他要去散步，走进了一场暴风雪，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一直觉得我不应该成为别人的麻烦，但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总是成功的。11岁时，我父亲带我去见了一位骨相学专家。我确信，骨相学家对我性格的评价，与其说是由我头骨的形状决定的，不如说是由他从我的行为中得到的印象决定的。在他的小册子的各种打印的性格总结中，选择了“罗纳德·科斯大师”（Master Ronald Coase）开头:“你拥有很多智慧，你知道这一点，尽管你可能倾向于低估你的能力。”这份打印出来的总结还包括以下评论:“你不会像一条病怏怏的鱼一样随波逐流……你享有相当大的精神活力，不是别人手中的被动工具。虽然你可以和别人一起工作，也可以为别人工作，只要你认为这对你有利，你会更倾向于为自己思考和工作。然而，多一点决心会对你有利。”在书面意见中，建议的专业是:“科学和商业银行、会计。此外，园艺和家禽饲养也是我的爱好。”补充了一些关于我的角色的评论:“需要更多的希望、信心和专注——不适合商业生活中咄咄逼人的竞争。更积极的雄心将是有益的。”也有人说我太谨慎了。很难想象这个胆小的小男孩有一天会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的发生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的腿就很虚弱，这就需要，或者说被认为需要，在我的腿上戴上固定支架。结果，我去了当地议会开办的身体缺陷学校。出于我不记得什么原因，我错过了通常在11岁时参加当地中学的入学考试。然而，由于父母的努力，我在12岁时被允许参加中学奖学金考试。我现在唯一记得的事情是，在口试时，我把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的一个角色称为麦克沃里奥，这引发了一些笑声。然而，这个失误并不是致命的，我获得了去基尔本文法学校（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那里的教学很好，我接受了扎实的教育。我特别记得我们的地理老师查尔斯·瑟斯顿，在魏格纳关于大陆运动的假说被普遍接受很久以前，他就向我们介绍了这一假说。他还带我们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听讲座，其中一场关于河流弯曲的讲座讨论了地球自转对河流流向的影响。我在1927年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并以历史和化学的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这样，就有可能在基尔本文法学校入学后的两年里，作为外来学生参加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其中包括作为内部学生在大学第一年所做的工作。然后我必须决定拿什么学位。事实上，答案是由那些似乎塑造了我的生活的偶然因素之一决定的。我倾向于获得历史学位，但我发现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懂拉丁语，而且我是12岁而不是11岁来到基尔本文法学校的，所以我不可能学习拉丁语。所以我转向了另一个我已经获得荣誉的学科，开始攻读科学学位，专攻化学。然而，我很快发现理科学位所要求的数学不合我的口味，于是我转到了唯一可以在基尔本文法学校学习的另一个学位——商科。虽然我对考试科目的知识是比较初级的，但我设法通过了中级考试，并于1929年10月去了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继续攻读商业学士学位。我参加了大杂烩课程的期末考试的第一部分，并于1930年通过了考试。对于第二部分，我专门研究了产业组织。然后我有了一些非凡的运气，另一个偶然的因素影响了我后来做的一切。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曾担任南非开普敦大学的教授，1930年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业教授(特别是商业管理)。我参加了他的工商管理讲座，但正是他在他的研讨会上所说的话改变了我对经济体系运行的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给了我启发。我在期末考试前五个月才开始参加研讨会。普兰特所做的是向我介绍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他让我意识到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体系是如何被价格体系所协调的。但是他不仅仅影响了我的想法，也改变了我的生活。1931年，我通过了B. Com第二部分的期末考试，但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参加了第一年的大学工作，并且在授予学位之前必须在伦敦经济学院住校三年，所以我必须决定在第三年做什么。在为第二部分学习的科目中，我发现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Industrial Law），我决定在第三年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产业法是我的专业科目。如果我这样做了，我无疑会继续成为一名律师。但那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由于普兰特的影响，伦敦大学授予我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Sir Ernest Cassel)旅行奖学金，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我已经走上了成为经济学家的道路。1931-1932学年，我用我的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在美国研究美国产业的结构，目的是发现为什么产业以不同的方式组织。我主要通过参观工厂和企业来研究这个项目。我的调查结果并不是用一个完整的理论来回答我开始时提出的问题，而是在经济分析中引入了一个新概念，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以及对为什么会有企业的解释。正如1932年10月在邓迪（Dundee）发表的一篇演讲的内容所表明的那样，所有这些都在1932年夏天实现了。这些观点成为我1937年发表的文章《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的基础，皇家瑞典学院科学奖在授予我1991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引用了这篇文章。推迟发表我的想法，一部分是因为不愿意急于发表，另一部分是因为我忙于其他项目的教学和研究。1932年至1934年，我在邓迪经济和商业学院（Dunde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Commerce）任教，1934年至1935年在利物浦大学任教，1935年起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在伦敦经济学院，我被分配了一门关于英国公共事业经济学的课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我进入政府部门从事统计工作，先是在林业委员会，然后在战时内阁的中央统计局工作。1946年，我回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然后，我开始负责主要的经济学课程“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并继续研究公共事业，特别是邮局和广播。1948年，我利用洛克菲勒奖学金在美国呆了9个月，研究美国的广播业。我的书《英国广播：垄断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 A Study in Monopoly）出版于1950年。1951年，我移居美国。我先去了布法罗大学，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学习一年后，于1959年加入了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我保持了对公共事业的兴趣，特别是对广播的兴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年里，我研究了管理美国广播业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包括无线电频谱的分配。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59年，讨论了委员会遵循的程序，并建议如果频谱的使用由定价系统决定并授予最高出价者会更好。这就提出了中标者将获得什么权利的问题，我接着讨论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理。我的部分论点被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错误的，于是安排我在一个晚上在艾伦主任的家里与他们见面。斯蒂格勒（Stigler）和其他人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我说服了这些经济学家，让他们相信我是对的，并让我在《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我的观点。尽管在联邦通信委员会已经找到了主要观点，我还是写了另一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了更长的篇幅，更精确地阐述了我的观点，并且没有提及我的前一篇文章。这篇发表于1961年初的文章，与我之前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不同，立刻获得了成功。直到现在还一直被广泛讨论。事实上，这可能是整个现代经济学文献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它和《企业的性质》是皇家瑞典学院科学协会引用的两篇文章，作为授予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纪念奖的理由。如果不是因为芝加哥大学的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在关于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文章中犯了一个错误，很可能《社会成本问题》永远不会被写出来。1964年，我去了芝加哥大学，并成为《法律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我继续担任编辑，直到1982年。担任该杂志的编辑让我拥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我鼓励经济学家和律师写一些关于实际市场运作的方式，以及政府在监管或从事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表现的文章。该杂志是创立“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学科的主要因素。我的生活很有趣，关心学术事务，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几乎所有的场合，我的所作所为都是由我无法选择的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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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侯曼迪；责任编辑：侯振锋；审核人：朱鹤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