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漫谈 ｜ 「自己执生」的自由与代价。

Hello大家好呀，又拖延了一周来完成这篇推送。今天这篇算是一次未完全成形思考的产物，更希望抛砖引玉，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讨论和思考。另外，今天这篇也算是学术生活和伦敦漫谈的结合，我也会谈到自己做的一些研究，可能会稍显严肃，但我尽量写的轻松易懂一些。

在上一篇里我们聊了一下英国和亚洲学术生活的异同，英国是「留白」式学术，关键信息给到位剩下的就是学生自由探索空间。而亚洲更多是「写实」式学术，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被各种明确KPI和项目驱动狂奔。上次文章发出后有读者给我留言，说真想去英国读博士，自由自在、恣意生长。那我今天来写写这个事情的B面，自由选择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自己执生」这个词是一个粤语衍生词，意思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错误也自己弥补。这个词汇用来形容英国的大部分政策逻辑再恰当不过。比如读博，入学以后你的事情就得自己盯着，导师带着十个学生，TA能每个月跟你见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更别提具体给你什么指导或者无微不至改论文，想都别想。我个人觉得这是英国博士大部分延毕的主要原因。许多在英国读博的同学也是一年硕士读完无缝链接进入博士生活的，博士也不需要上课，就是提一个idea，努力把这个idea执行出来就可以。怎么过学术伦理、招募被试、处理分析数据、写论文发论文等等，都是「自己执生」。

这一点跟美国香港都很不一样。香港不用说，很多博士跟导师是并肩作战，一起完成项目，这里面能获得的指导和交流肯定多很多。美国也有「散养」型导师，但是美国的学术训练很严格，博士生前两年要进行高强度的上课考试，这至少给了博士生最基本的职业规划和能力培养。

英国的博士生确实很自由，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去公园里思考人生也完全没问题。但是慢慢地压力就会上来，很多人读了三年，课题仍旧一头雾水。这时候导师再来跟学生开会，就会变成大型劝退现场（博士课题通不过也能拿一个研究型硕士的证书）。听说UCL某个专业劝退率在30%上下，这是相当恐怖的。

但谁又能拒绝英国的秋天……

这还不是最艰难的部分。英国有许多非常「官僚」的学术行政流程，如果没有学院导师的及时提醒，你很可能就会在不起眼的小环节上翻船。我身边一个博士朋友就曾经遇到类似的事情，等她发现事情不对劲跑去问导师，导师的答复是:「Well, this is your PhD」...

在英国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解决问题能力，这里面包含的是一系列综合素质：信息检索、行政处理、找人咨询沟通……如果你缺乏任何一种能力，你很可能会面对跟这个博士生同样的窘境——仅仅因为漏掉繁琐的行政流程里细小的一环，而让原先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听完博士朋友的遭遇后感到愤愤不平，这应该是学院的职责啊，如果学生没有照顾到行政上的细节，学院至少要发邮件提醒吧？我的英国朋友们双双摇头，学校不是学生的保姆，这些事情理应由学生自己处理好。学院里该有的信息全是公开透明的，只是你自己没有主动参与其中。

当事情的边界变得异常清晰后，你就很难甩锅了，也就是说个人要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权重增加了。权责分明有其「冷血」的一面，却也不总是带来坏处。

另外一件让我难以理解的事情发生在去年，事件由同组其他同学跟我转述得知。

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的英国导师要举办一个学术会议，她任命了组里的博士后负责这次会议安排。博士后前期尽心尽力，把每个细节都考虑周到，但在活动的前一周，她告诉英国老板自己要在活动开始的那一天去度假。随后转手就把活动筹划期间的所有资料发给了同组的其他人，让大家趁早backup，自己则在短短一天内全身而退……

朋友说起这个故事是在去剑桥的火车上，我跟我导师都在。我导师听完后脸都黑了，她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学院里，任何一个教授都可能会立刻炒掉这个人，因为实在太不负责任了……

接着我的朋友说了让我们更为震惊的事情——即便这个活动后来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也跟博士后毫无关系，而应该是我的英国导师承担一切后果。因为大家的职责在一开始就划分得很明确，博士后只是负责前期筹划（所以她活动期间离开是完全没问题的），而英国导师的职责是统领和把控会议质量。

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巨大的cultural shock。在亚洲语境里，我感觉很多职权边界都是很模糊的，职场所提倡的「专业精神」是给你A，你能同时想到BCD。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常态化的「996」以及对个人时间空间的任意侵占。我在英国和高中朋友见面，她男朋友是英国人，我们聊起他在中国工作的体会。这个英国男孩一提到中国公司因为他请病假而只给当天三分一工资的事情就愤懑不平，他也因为这个不合理对待第二天就主动辞职了。

「他们为什么觉得我们拿公司的工资就要为公司付出全部，为什么我还得为自己的生病埋单？」直到现在，这个英国男生还是没能理解中国的职场逻辑。

这个逻辑在我看来却再简单不过。英国很少提所谓的「shared responsibility」（共担责任），只有「personal responsibility」（个体责任）。我是我，但永远不是我们。

在英国逐渐躺平

但我们在谈论「personal responsibility」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这种自由带来的「shared cost」（共同代价）。这种代价由全社会每个人共担。更残酷的事实是，它往往由社会经济资源欠缺的人来承担。

深受亚当斯密影响，英国社会本质上是高度自我管理的。回看英国的防疫政策，包括2020年时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大胆言论：「放开管控，实现群体免疫」，这里面隐含的政府管理逻辑是：英国政府干预是有限的，它既有边界的限制，也有强度的限制。个人移动信息追踪以及检测技术是新冠疫情早期切断传播路径的主要策略，但这些策略因为带有侵犯个人自由的「风险」而没有被英国政府采纳。

 Credit：BBC Chinese

香港和英国在大社会、小政府这一点上非常相似。我后来写了一篇论文来论证为什么香港在2022年初的Omicron感染中死亡率这么高，一个直接因素是长者的疫苗接种率太低；而被大家忽略的底层原因是，香港的医生们多采取消极策略来对待自己的长者病患。

香港政府无权干涉医护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疫情管控，香港的医生也跟英国医生一样，有非常清晰的权责分界，给病人看病是他们的主要（甚至唯一）职责。至于病患要不要接种疫苗，那是患者自己的权利，医生是无权干涉的。

你也许很好奇，那为什么英国的长者接种率要比香港高那么多？我们的后续分析发现，香港长者的health literacy（健康素养，注意这里不是教育水平，虽然二者高度相关）要普遍比英国低，这导致他们自己不愿也不敢主动跟医生提问疫苗相关的事情。长者们会把医生的「沉默」，解读成「医生不推荐我打疫苗」。这种理解偏差最后形成了群体的决策失误，而Omicron期间医疗系统的几近崩溃则是全社会来承担它所带来的代价。

所以，当选择被交还到个体手上，社会就一定能达成更优决策了吗？我们在最后一节再深入聊聊这个问题。

 Credit：BBC Chinese

我们在剑桥访问了一个做科学传播的团队，我在他们的组会上分享了两个自己的近期研究。我的研究是关于如何用说服性策略实现疫苗接种的。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在风险传播里（risk communication）有两个主流方向，一种是informed communication（知情传播），就是把所有信息，包括好的坏的都呈现给你，让你自主判断要不要采取行动。下面这个风险收益比较表格就是一种典型的informed communication。

Credit：Harding Center for Risk Literacy

另外一种是persuasive communication（说服性沟通），它会通过一些行为心理机制让信息看起来更「诱人」，从而实现让大家采取行动的目的。比如最典型的，我告诉你打疫苗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这个信息里就是选择性强调了疫苗的好。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设计，告诉你不打疫苗你会生病甚至可能重症，这个信息里就是选择性强调不打疫苗的代价。前者叫得到框架（gain framing），后者叫损失框架（loss framing），它们都是为了让你对打疫苗产生更积极的态度。

我在分享完后剑桥的教授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做informed communication？英国这边所有的医疗决策都是个体决策，你的任务是呈现全面的客观的信息，人们能看到这些信息就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

我后来跟几个英国朋友求证了一下在英国医疗系统看病的经历。英国的医生大都很谨慎，凡是涉及风险的医疗决策都需要签知情同意书。医生会告诉你采取某项医疗行动的收益是多少，风险是多少，经历风险的概率是多少，然后让你自己决定行动与否。医生的眼里没有最优解，只有并列选项，病人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就是最优解。

我最近在读Annemarie Mol教授写的《The logic of care》，作者提及她在生产时候的经历。她在怀孕二胎时需要通过羊膜穿刺术来排查胎儿是否患唐氏综合征的。当长长的针头准备刺向她的子宫时，她想到了这个过程有可能带来的流产风险，即便概率很低。于是她忍不住跟护士长求证：「一切都会顺利的吧？」护士长的回复简短而粗暴：「Well,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作者总结道，医疗系统里通常采用的是「patient choice」逻辑，而不是「patient care」逻辑。当把所有医疗决策都推到个体身上，我们看似会达成更知情更自由的医疗环境，但却不一定能达成更尊重更关怀的医患关系。而后者，或许才是医疗系统应该提供的真正价值。

从剑桥访问回来我也对知情沟通和说服性沟通思考了很多。我发现这里存在两个根本问题：第一，更多的信息和思考一定会带来更好的决策吗？第二，社会上的每个个体都能平等地获取所有信息吗？退一步讲，即便大家都获取相同的信息，是否每个个体都拥有同等的理解和决策能力？

我自己的一个研究里发现，父母很容易过度解读疫情中的新闻，他们会夸大疫苗信息的负面性，而这种倾向在经受更大压力的父母人群中尤为明显。一种被论证的解释是，压力下的父母只有有限的认知资源，于是他们会更倾向通过情感信号（emotional cues）做决策。这个研究至少反驳了以上两点，第一，更多的信息对压力下的父母可能是信息过载。第二，人们不总是理性的，一个小小的干扰因素（例如压力）就可以让决策路径出现偏差。

当我们把选择交还到个体手上时，也许我们得多想一步。他们真的需要这些吗？以及他们真的能理解这些吗？

天马行空聊了一大堆，希望从我的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里重新审视自由的个体选择。当我们追求这种自由时，我们需要武装自己的心志与能力，需要随时准备好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当我们的社会追求这种自由时，我们需要思考自由决策能否一定带来社会福祉的最大化。而如果群体决策带来不良后果，我们是否做好了全社会一起为之埋单的准备。

这些问题没有唯一答案，但思考它们是困难却必须的。希望我们可爱的读者们能迎难而上，为更美好的个人生活和社会图景而一起努力。